余英時：打天下的光棍——毛澤東與中國史

簡體傳統

今年大陸上傳說全年都在慶祝毛澤東的“百年誕辰”，但到現在為止似乎尚未見到任何特別值得注意的報導。由于中共內部已隱然分裂成所謂“保守”和“改革”兩派，而十幾年來鄧小平的改革和幵放政策基本上是棄毛澤東的浪漫烏托邦路線，中共官方對于毛澤東的態度已陷于褒貶兩難的困境：一方面，毛澤東是中共王朝的“始皇帝”，如果不在此“百年慶典”中加以褒揚，則等于否定了這個王朝的合法基礎。但另一方面，如果慶祝過于熱烈則又恰是以助長“保守派”的氣焰，而否定了現行政策的合法性。所以大陸的慶毛活動事實上是為了黨內兩派的斗爭提供了一個意識形態的戰場。
在中國大陸以外，我還沒有聽見有什么地方注意到這件事。“人間”副刊主編約我寫一篇談毛澤東的文字，當然部署于“紀念的性質”。毛澤東對于現代中國人“影響”之大是無可估計的。無論我們怎么看待這個“影響”，這一事實的本身畢竟無可否認。在臺灣和海外的中國人當然也希望對毛澤東其人有較深切的認識。但是我決定接受這項任務是頗費躊躇。首先，這幾年來，大陸上雖出版了不少有關追憶毛澤東生平的作品，但其真實性都尚待考察，為可據為典要。到現在為止，我們還看不到可信的直接史料。其次，1949年以后，毛澤東的獨裁真正達到了“聯邦國家”的境界，談毛澤東便等于談整個中國。題目太大，簡直無下手處。最后，今天任何中國人寫毛澤東無可避免地會受到主觀好惡的支配，完全客觀的論斷是不可能的。我不但不可能是例外，而且我的成見是牢不可破的。在中國史上，毛澤東具有秦始皇、明太祖的一切負面；在二十世紀世界史上，他則和希特勒、斯大林是一丘知貉。抱著這種成見，我筆下的毛澤東是不可能“客觀”的。
十幾年前我曾寫過一篇〈從中國史的觀點看毛澤東的歷史位置〉（收在《史學與傳統》中，臺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民71年。）這十幾年來，因為讀了不少有關毛澤東的傳記資料，我的認識自然更詳細了。現在姑借這個機會談談有關毛澤東的幾個片段，以為知人論世之一助。我仍然將采取一種歷史的觀點，并且盡量自覺地不讓成見歪曲歷史事實。

壹、早期的毛澤東

毛澤東的一生明顯地分成三個段落，通過這三個段落的歷史背景，我們才能比較具體地說明毛澤東在中國現代史上所扮演的特殊角色。限于篇幅，本文對于每一個段落自然都只能作極其概括式的速寫。
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以前是第一段落，這是毛澤東決定他的人生方向的醞釀階段。從1921年到1949年是第二個段落，這是他的革命時代，從湖南地區的黨的組織者逐步取得了全黨領袖的地位（以1934-35年的“長征”為轉折點）。1949以后是他一個人獨霸中國大陸的時期。
談毛澤東的早期階段，我們必須把握住一個重要的事實，即毛澤東既不是什么“天才”，也不是什么“妖魔下凡”，而是一個十足時代的產兒。和他同一時代的無數中國青年一樣，毛澤東早年也受到清末變法和革命運動的強烈沖擊；在思想上，他則接受了一點西學，如嚴復介紹的“天演論”以及斯賓塞的社會進化學說。這里應該特別提及湖南的特殊歷史背景。1897年陰歷10月至次年2月梁啟超應湖南巡撫陳寶箴之聘，到長沙主講時務學堂。與梁氏同時任講習的有譚嗣同、唐才常、韓文舉等人。這件事的時間雖然很短，但因曾引起新舊思想的大沖突，在湖南的知識青年中留下了深刻而經久的影響。毛澤東這一代的湖南青年很多都受到梁啟超、譚嗣同的激發而產生了救國的意識。戊戌政變失敗后，梁啟超在日本辦的《新民叢報》（和繼起的《國風報》）也特別對湖南青年具有莫大的吸引力（如左舜生記“清末民初之際的長沙”和“我的少年時期”，便提供了直接的證據）。毛澤東在“五四”前一年（1918年）所組織的一個半政治、半教育的團體，及定名為“新民學會”。這仍然流露出《新民叢報》的殘存影響（毛澤東早年送還友人所借《新民叢報》的一張便條，足以為證）。
“五四”前夕出版的《新青年》對毛澤東的沖擊更為直接、更為強烈；陳獨秀和胡適逐漸取代了梁啟超在他心目中的崇高地位。談個人的氣質上說，他自然更傾倒于陳獨秀個人的激昂慷慨，但以思想而論，他在1919？ 1921年之間反而更接近胡適。1919年胡適和李大釗展幵了一場關于“問題”與“主義”的著名論戰，當時毛澤東顯然是站在胡適的這一邊。因此他在這一年 9月1日特別發起了一個“問題研究會”，并提出了一百多個問題向全國各地征求意見。大陸作者寫毛澤東的早年往往極力避免或淡化胡適的影響。他們雖然不能不提到這件事，但卻認為這是毛澤東接受馬克思主義以前的思想狀態。在毛澤東1920年再度到北京正式受到馬克思主義的洗禮之后，他便完全擺脫胡適的實驗主義的干擾。然而事實恰恰相反，毛澤東第二次到北京，和胡適的交往更密切了。他不但在出不出國的問題上曾征詢過胡適的意見（見他1920年3月14日給“新民學會”會員的信），而且還從胡適那里學到了“自修大學”的觀念。
1921年8月毛澤東在長沙利用“船山學社”的社址，創辦了“自修大學”。他當時曾明白承認：“這個名字是胡適先生造的”（見《新民學會會員通信集》第一集給周世釗的信）。三十年后，胡適對這一段經過有以下的回憶：
毛澤東依據了我在一九二○年的“一個自修大學”的演講，擬成“湖南第一自修大學章程”，拿到我家來，要我審定改正。他說，他要回長沙去，用“船山學社”作為“自修大學”的地址。過了幾天，他來我家取去章程改稿。不久他就回去了。（《胡適的日記》第十七冊，1951年5月16日條）這是新出現的史料，可以澄清“自修大學”的來源問題。
我并不是強調早期毛澤東和胡適的關系。我只是要指出，毛澤東即使在加入中國共產黨（1921年7月）以后，他的思想也仍然沒有定型。這時他在理論也許接受了布爾什維克的暴力革命，但他的活動，如“自修大學”所顯示的，則與同時一般熱心于政治、社會改造的知識分子并沒有什么不同。1918 年李璜曾多次和毛澤東交往。據李氏回憶：“那時他已二十五歲了；因被環境所限制，故他讀書不多，而中西學術的根柢那時都很差；但其頭腦都欠冷靜，而偏向于實行一面，這是給我印象很深的”（《學鈍室回憶錄》，頁37）。1942年陳獨秀談及他和毛澤東的關系時則說：“以前毛和我私人無惡感，我認為他是一個農運中實際工作人員，政治水平則甚低”（見鄭學稼著《陳獨秀傳》，頁1355，原函影印本見卷首。）陳獨秀的印象當然是在武漢時期形成的，比李璜所見的遲九年，但兩人的觀察大體相同。總之，早期的毛澤東主要是以“實行”、“實際”見長，無論在知識上或在思想上都處在摸索的階段。他參加了共產黨，也只是追隨陳獨秀、李大釗所選擇的方向；這時他還沒有任何引人注意的獨特表現。

貳、逼上井崗山以后的毛澤東

毛澤東幵始顯露他的生命本質是在第二階段，即1927 至1949年，特別是中共從江西流竄到陜北以后。這里我們必須先交代幾句關于中共初期的歷史背景。中共自1921年7月建黨、1924年加入國民黨，到 1927年8月以后各地暴動失敗，每一次路線都是直接由莫斯科決定的。中共的最高領導人，無論是陳獨秀、瞿秋白或李立三，也無不是唯莫斯科之命是從。但在每一次路線失敗之后，責任都毫無例外地要中共的最高領導人承担。這一事實現在已是研究中共問題專家共同承認的。能明白這一點，我們便懂得中共在1927年以后走上武裝斗爭的道路，是莫斯科共產國際的決定逼成的，并不是毛澤東個人的主張。事實上，由于毛澤東不通俄文，在中共流竄陜北以前，他并沒有受到斯大林的重視，因此他的影響力也達不到中共最高決策的層次。
毛澤東的霸業起點是井崗山，這是中共在1927 七年進行了一連串的城市和鄉村暴動的結果；暴動的政策則是根據斯大林的指示而建立的。毛澤東依照中共中央的決定，執行暴動政策，在湖南發動了有名的秋收暴動。暴動失敗之后，他率領了殘余的七百多人，自任“工農革命軍第一司令”，跑上江西井崗山去了。關于這一段經過，當年追隨他上井岡山的龔楚（紅七軍軍長）有很生動的描寫：
井崗山的地形，有無數座巍峨高聳的山峰，欃巖峭壁，溪谷縱橫，構成了井崗山的險要地勢。通達井崗山的道路有三條…… 這三條路都是崎嶇的山徑，碎石嶙峋，步行非常艱難。只要憑險據守，很難攻破，即使有新式武器也難發揮它的威力，所以，這區域向來都是匪徒們最理想的根據地。（中略）一九二八年二月以前，盤據在井崗山的一批土匪，數約六七十人。匪首王佐與崗寧縣擁有步槍七十枝的土豪袁文才互通聲氣，并以井崗山這個險要的地區為憑借，作為他們搶劫行商和富戶的根據地。附近各縣人民，視為畏途，稱王佐為“王老虎”。因為紳匪勾結，使地方團隊無法征剿，遂令坐大，井崗山幾乎成了王佐、袁文才二人的私產。
毛澤東明了井崗山的軍事價值，當他從湖南茶陵竄入寧崗縣城，便首先送了兩枝手槍和一些禮物給袁文才，聯絡感情。再由袁文才介紹給王佐與毛澤東見面。王佐是一個頭腦簡單的土匪，袁文才又有濃厚的個人英雄主義思想，三個一拍即合，大塊肉大碗酒的結拜為弟兄。
毛澤東利用其與流氓打交道的手法，是相當成功的，他滿口仁義道德，哄得袁王兩人貼貼服服，都接受了毛澤東委派的營長職務。從此，毛澤東便在井崗山立定了腳跟。（《龔楚將軍回憶錄》，香港月刊社，1987年，上卷，頁136-137）
讀了這個記載，我們幾乎疑心這是《水滸傳》上晁蓋等七人上梁山泊落草為寇的現代翻版了。然而這卻是事實，不是虛構。毛澤東的生命本質第一次得到了充分發揮的機會。盡管中共官方的宣傳機器一直到今天還在塑造“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的形象，實際上毛澤東的真本領是在他對于中國下層社會的傳統心理的深刻認識。但這里所謂的“下層社會”并不是千千萬萬安分守己的農民，而是那些三教九流、痞子光棍之類。用價值中立的名詞說，即是社會邊緣的人物。大陸上寫毛澤東生平的人往往強調他“好讀書”，尤“好讀史”。其實他早年和中年讀得最有心得的是所謂“稗官野史”，如《水滸傳》、《三國演義》之類。據我粗粗翻檢他的作品，他引用得較多的是這兩部小說中的典故。他的“史學”最初也是從蔡東藩所編著的《中國歷代通俗演義》入門的。1936 年在延安，他曾特別打電報給李克農：“請購整套中國歷史演義兩部（包括各朝史演義）。”（見張貽久《毛澤東讀史》，北京，中國友誼出版公司，1991年，頁32）他讀這些舊小說，自然不是為了消閑，而是為了從其中汲取如何造反、打天下的教訓。我在前面說龔楚描述毛澤東上井崗山使人立刻聯想到晁蓋上梁山泊。事實上，他當時也未嘗不是從這個故事上找到了怎樣收服惡霸袁文才和土匪王佐的辦法。他晚年（1975年）評《水滸》說：“《水滸》指反貪官，不反皇帝。屏晁蓋于一○八人外”，正式以晁蓋自許。很可能的，他這時又想起了初上井崗山的一幕。
據我平時閱覽所及，和毛澤東有過交往的人，無論所知深淺，黨內黨外，幾乎都注意到他熟讀舊小說和善于應付社會邊緣人物的特色。1945 年重慶六位參政員訪延安，其中傅斯年和佐舜生都不約而同的感覺毛澤東活像《水滸傳》里的宋江，而且也都承認他舊小說讀得非常之熟。傅斯年更為敏銳，他已察覺到毛澤東大量從后方收購各種舊說部，是為了研究中國下層社會的心理。在中共黨內，周恩來便承認毛澤東最長于和舊社會各色人等打交道，張聞天在延安時更明白對張國燾說：“老毛懂得舊社會旁門左道的那一套，讓他去干罷！”（見張國燾《我的回憶》，香港明報月刊社，1974，第3冊，頁1235）。
由于1927 年中共“革命”的失敗，毛澤東才被逼上了井崗山。然而對于他而言，這卻恰恰如魚得水，這也算是一種歷史的狡詐吧。毛澤東可以說是集多種“邊緣”之大成的一個人：他出身于農村，但早年也沾到城市的邊緣；他沒有受過完整的學校教育，但也沾到了知識界的邊緣；他最熟悉的東西是中國的舊文史、舊小說，但又沾到了西方新思潮的邊緣；他在政治上最獨到的是傳統的權謀，但又沾到了“共產國際”的邊緣……。歷史的狡詐把他送回了邊緣人的世界，特別是他最熟悉的中國農村的邊緣世界，他的生命本質終于能發揚得淋漓盡致，這恐怕是連他自己也是始料所不及的。他晚年對他的衛士長說：“毛澤東也是個普通人，他也沒有想到他會做黨和國家的主席。他本來是想當個教書先生，想當個教書先生也不容易呢？……”（見權延赤，《走下神壇的毛澤東》，臺北，曉園出版社，1991，頁224）這大概是真心話，中國史上打天下成功的“光棍”，到了晚年往往有這一類的感慨。例如毛澤東所認同的曹操，在有名的〈述志令〉中便承認，他最初只盼望做到“郡守”，后來他志向高了，也不過“欲望封侯作征西將軍，然后題墓道言『漢故征西將軍曹侯之墓』，此其志也。”南齊創業之主蕭道成，讀書僅止于十三歲，此后便在行伍中，是當時社會上的典型邊緣人。他在遺詔中也說：“吾本布衣素族，念不到此，因藉時來，遂隆大業。”此外如劉邦向他父親炫耀：“某之業所就孰與仲多？”以及朱元璋手書“朱氏世德碑”，雖未明言“念不到此”，其意則未嘗不是呼之欲出。毛澤東在這一點上卻是繼承了“打天下的光棍”的中國傳統。
1927年以后毛澤東“革命”的社會基礎主要是農村的邊緣人，而不是普通的工人和農人。關于這個問題，我愿意略引當時人的觀察，作一交代。詳細的論證在此不但不可能，而且也無必要。伊羅生（Harold R. Issacs）的《中國革命的悲劇》（《The Tragedy of Chinese Revolution》，修訂第二版，斯坦福大學出版，一九六一年）是根據當時調查而寫成的一部書，在西方已取得“經典”（Classic）的地位，伊氏除直接得到劉仁靜的協助外，又訪問托洛斯基、馬林及其它共黨國際的政策執行人（如德蘭，Albert Trient，法共總書記）。所以此書的史料價值是很高的。據伊羅生說，一九二七年以后的二十年間，中共的黨主要是由“非城市的知識分子”和農民首領構成的，其基本力量則是槍桿子。這個黨后來沒有穩定的力量或一貫的“階級基礎”。（“class base”，頁308-309）他又指出，井崗山上的“紅軍”決不是從大規模的自發的農民運動中產生的。相反的，這支“紅軍”在很長的時期內都是孤立于農民之外的。在井崗山時期，“紅軍”中的農民逃散者很多。此后一兩年中，農村中不但不支持“紅軍”，而且還把它當作土匪來攻擊。（頁325？326）伊氏的話是以中共內部的文件為依據的。
下面引龔楚的話更是直接的供證：
我曾經組織并策動蘇維埃運動，我深深地體驗到，中共在蘇維埃運動時的革命，并不是真正的無產階級革命；中國的無產階級，只是被愚弄、被欺騙的對象。中國的無產階級□工人，及其同盟□農民，他們在數千年來的文化熏陶下，大家都是愛和平、重道德、敬業樂群、樂天知命的，對于中共的激烈斗爭政策，并不感到興趣。因此大多數的人們，都采取躲避觀望的態度，只有地方上一般游手好閑的流氓地痞，卻喜歡中共“打土豪、分田地”的政策，中共也看中他們，認為他們是貧苦工農成分。其實，這些人早已脫離了生產，趁著“打土豪、分田地”的機會，來滿足他們的發財妄想。他們唯中共之命是從，并且還做得更為激烈以表示他們的忠實。于是，這些流氓地痞便被中共認為是革命的積極份子，更盡量的吸收到黨里面來，不斷的加以提拔，大膽地將他們捧上統治階級的寶座。因此，這一批雞鳴狗盜、好吃懶做的壞蛋，便一躍而為新統治階級了。他們大多數成為蘇維埃地方政府的重要人物，或農會工會的主席。一旦掌握了政權，或領導著民眾組織，他們當然無法無天，胡作非為了。（《回憶錄》下卷，頁566）
龔氏用的是常識語言，其中會有明顯的道德譴責，這一點我們可以置之不論，但他的話正好可以注解伊羅生之說：中共的黨并沒穩定或一貫的“階級基礎”。（周鯨文《風暴十年》記所見1950年東北土地改革中斗爭地主的情況，證明中共黨的性格一直未改變。）毛澤東的最重要的成就便在于他善于調動中國社會上各階層，但特別是農村中的邊緣份子。他能在極端艱困的情況下，反敗為勝，最后奪取了“天下”，決不是偶然的、僥幸的。
但是毛澤東畢竟是二十世紀的人，在二十世紀“打天下”僅僅依賴中國傳統型的邊緣人還是不夠的。尤其是他托身的共產黨是直接受莫斯科的共產國際□事實上是斯大林指揮的；他想取得黨的領導權，便不能沒有莫斯科的認可。這里必須提到中共黨內另一個邊緣人的集團：城市中的邊緣人，主要包括知識分子和工人。在這個集團中占領導地位的大都到過法國或俄國，并得到共產國際的信任。陳獨秀以后的中共領導人如瞿秋白、李立三、張國燾、王明、秦邦憲、項英、張聞天等人都是城市邊緣人集團中的佼佼者。毛澤東和這個集團則格格不入。所以他自1927至1934年曾有過三次幵除中委和八次嚴重警告的遭遇。怎樣駕馭這個城市邊緣人的集團是毛澤東生命第二部曲中的另一大課題。
1936年西安事變以后，中共中央從荒涼偏僻的保安遷至延安，，毛澤東才幵始對城市邊緣人集團進行收服的工作。毛澤東深信“槍桿子里面出政權”的真理。遵義會議（一九三五年）之后，中共的實權已控制在他的手里了。但是他還需要有合法性□這必須由莫斯科和馬列主義來提供。斯大林是一個徹底的現實主義者，這時已不能不默認毛澤東領導中共是既成的事實，盡管他對毛澤東并不信任。一九四九年毛澤東到莫斯科為斯大林祝壽。他們第一次見面時的對話是很有趣的。據當時翻譯人的記述：
斯大林非常激動，對毛主席贊不絕口，說：“偉大，真偉大！你對中國人民的貢獻很大，你是中國人民的好兒子！我們祝愿你健康！”毛主席回答說：“我是長期受到打擊排擠的人，有話無處說……”毛主席言猶未竟，斯大林卻把話接了過去：“勝利者是不受譴責的。不能譴責勝利者，這是一般的公理。”（見師哲“陪同毛澤東訪蘇”，收在《毛澤東軼事》，湖南文藝出版社，1989年，頁366）
毛澤東在城市邊緣份子手上所受到的委屈和斯大林赤裸裸的現實主義都在這一簡短的對話中生動地表現出來了。
另一方面，中國邊緣知識分子也幵始在毛澤東的顯赫霸業面前低頭了，周恩來在這一方面起了決定性的帶頭作用。周恩來之于城市邊緣人集團，正于毛澤東之于農村邊緣人集團一樣，是最為水乳交融的。以前毛澤東所受到的“打擊排擠”，周也不能脫干系。（可看張國燾《我的回憶》第3冊，頁1155-1156；《龔楚將軍回憶錄》下卷，頁549-550）到了延安時代，周顯然已徹底臣服于毛。無論周內心的真實感受是怎樣的---我們恐怕是已永遠無法知道了---他以身作則對毛澤東表現無限的忠誠是有著重大的象征意義的；這象征著城市邊緣人的力量終于在中共黨內降為從屬的地位。1937年康生追隨王明從莫斯科回到延安之后，很快地便背棄了王明而改投到毛澤東的門下。這也為邊緣知識分子的見風轉舵添了一個有力的例證。（可看John Byron ＆ Robert Pack，《The Claws of the Dragon》，New York，1992，Chapter VI）
也就在同一時期，毛澤東決定以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家的身分出場了。他的《實踐論》和《矛盾論》都是在1937 年寫成的，毛澤東早年究竟懂得多少馬克思主義，是一個大可討論的問題，據他自述，1920年他在北京讀過《共產黨宣言》（陳望道譯），考茨基的《階級斗爭》和一本有關社會主義史的中譯本。我們可以相信，“階級斗爭”這個觀念確是從二十年代起已深深印在他的心中。但無論為何，至少在1927至1937這十年間，他沒有時間和機緣研究馬克思主義。所以，1937年是他正式投入馬克思主義研究的一年。這一年他有給艾思奇的一封信，信上說：“你的《哲學與生活》是你的著作中更深刻的書，我讀了得益多，抄錄了一些，送請一看是否有抄錯的。”他的“摘錄”有十九頁之多，手稿保存至今。（見《中國哲學》第1輯，北京，三聯書店，1979年）。艾思奇是以《大眾哲學》知名左派青年讀者的，他的哲學造詣如何，大概知道的人不少，毋須多說。1949年秋天，我曾經在燕京大學聽過艾思奇的演講，現在只記得他說“岳飛是一千多年前民族英雄”這一句話，其余都忘記了。
我們也不必斤斤計較毛澤東哲學水平的高低。值得指出的是：在延安時代毛澤東不但有槍桿子里面出來的政權，而且也有共產國際默認的黨的領導權和馬克思主義提供的“新天命論”。這是他第二階段的三大成就。“『馬』上得天下”的條件已完全具備了。

叁、最后的歸宿

毛澤東的最后階段是1949到1976，也就是他在中國大陸建立了絕對性的個人權力的28年。毛澤東在這一階段的歷史是大家耳熟能詳的的，因此我們可以不必涉及事實。在這最后一節里，我將探討他的精神和心理狀態。
今天研究毛澤東的中外學人常異口同聲的把毛澤東看作是二十世紀中國的“皇帝”。例如紐約時報的記者薩斯伯里（Harrison S. Salisbury）去年（1992）出版的有關毛澤東和鄧小平的新書便干脆定名為《新皇帝——毛、鄧時代的中國》（《The New Emperors， Chinese in the Era of Mao and Deng》）。在“登龍位”這一部分，他判斷毛澤東是“馬克思加上秦始皇”。日本著名的中國現代史專家竹內實，在《毛澤東》一書的結論中也肯定毛澤東所擁有的是“皇帝型權力”；最后一節標題則是“始皇帝與毛澤東。”（此書日文本出版于1989年，中文本由黃英哲、楊宏明合譯，臺北自立報系出版，1991 年）把毛澤東和秦始皇相提并論是最自然不過的事，因為他自己便坦白承認過：他不但是秦始皇，而且比秦始皇還要“超過一百倍”。當然，他也說到：“主席不是皇帝，主席只是人民的一個服務員。”（《走下神壇的毛澤東》，頁224），但這不過是玩名詞游戲而已，傳統的皇帝在理論上也未嘗不是為了“便于天下之民”？（劉邦即位詔書之語）
然而進一步看，他和中國史上任何一個幵國皇帝都不一樣，傳統的“創業之主”在“得天下”之后無不戰戰兢兢地尋求“治天下”之道，也就是如何建立和穩定秩序。毛澤東澤恰恰相反，它似乎最害怕“秩序”，而且越到晚年越對“秩序”越不能容忍。在1967年5月18日〈偉大的歷史文件〉這篇社論末尾，毛澤東親自添上了下面一段話：
現在的文化大革命，僅僅是第一次，以后還必然要進行多次。毛澤東同志近幾年來經常說，革命誰勝誰負，要在一個很長的歷史時期內才能解決。如果弄得不好，資本主義復辟將是隨時可能。全體黨員、全國人民，不要以為有一、二次、三、四次文化革命，就可以太平無事了，千萬注意，絕不可喪失警惕。（引自華永烈，《陳伯達》，香港，1990年）
這段話反映了他1949 年以后的一般心理狀態，不過在晚年更急迫罷了。所以在他統治國大陸的28年中，各種“運動”一個接著一個，從未停止過。這種心理也許可以看作是對“異化”的深刻恐懼；他總是覺得一生所追求的“革命”會隨時離他而去。最初他担心黨外的“資產階級”在破壞他的“革命”，因此而整治工商界（“三反”、“五反”）和知識分子（“反右”）。在黨外的斗爭對象消失以后，他的疑懼便立即轉向黨內；1959年廬山會議彭德懷首當其沖。他因批評“大躍進”而被毛澤東認為是“資產階級份子、投機份子混在我們的黨內來”（引自《陳伯達》，頁217）在“文化大革命期間”，這個怪論便擴大到全黨了。
研究毛澤東的人都注意到他自早年起便有好“斗”的本性，“階級斗爭”的理論更對他發生了如虎添翼的作用。但問題上不只此。我們必須更深入地去了解他所持有的“意志”。從好的方面說，他的堅強意志使他能從井崗山那種最艱苦的環境中一直堅持到打天下。這不是常人所能做到的。也正是這種堅強意志懾服了和他一同“打天下”的伙伴。早年由于受到楊昌濟的影響，他最佩服他的同鄉前輩曾國藩。他說：“愚于近人，獨服曾文正，觀其收舍洪、楊之役，而完滿無缺，使以今人易其位，其能如彼之完滿乎？”（1917年月23日給黎錦熙的信，引自李銳《毛澤東的早期革命活動》，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頁28）其實他最有契于曾國藩的當是后者那種堅毅不拔的意志。曾氏有名的【挺經】便是這種意志的具體表現。但是他完全沒有曾氏的學養和克己工夫。
他的浪漫和放縱則是時代潮流造成的。從譚嗣同的“沖決網羅”到五四的個性自由與解放都是鼓勵青年不受一切傳統軌范束縛。這種個性解放對于一般人自然有積極的意義，因為這是創造力得以自然發揮的基本根據。但是一個擁有絕對權力而又拒諒飾非的政治領袖任由他的浪漫意志橫沖直撞、所向披靡，則其后果將是不堪設想的。然而這樣的情況卻恰恰發生在毛澤東的身上。韋伯所謂政治家必須適從“責任倫理”的觀念在他那里是絕對不存在的。如果在進一步分析，毛澤東的意志和曾國藩的更一極端相反之處，曾的意志是有積極內容的，是為了建設某種正面秩序而服務的。毛的意志則是不折不扣的符合黑格爾所謂“否定的意志”（negative will）。“否定的意志”本身無積極的內容，因為它并不是真的追求什么東西的實現。它也似乎在不斷地追求什么，但所追求的永遠是模糊的不清的，一旦實現則又構成它本身活動的阻礙，因而必須再度加以否定。所以它只有在不斷的否定、破壞中才能肯定其本身的真實存在。毛澤東所向往的“革命”正是一個模糊不清的烏托邦，而每一次實現了的秩序則都和他的“否定意志”格格不入，終于一而再、再而三地變成否定和破壞的對象。這是他所謂的“文化革命”不是一二次、三四次便能“太平無事”的深層意義。這種思想也是拜時代之賜。中國在二十世紀早期，反傳統的浪一次高于一次，終致使一般激進的人對于中國原有的傳統無所肯定。毛澤東也常常講“必須學好中國史”之類的話，似乎它很重視歷史。但一按其實，他所重視的則是大規模破壞秩序的歷史，主要是所謂“農民革命”。他在1964年寫了一道題為〈賀新郎讀史〉的詞。旗下半闕云：
一篇談罷頭飛雪，但記得斑斑點點，幾行陳跡。五帝三皇神圣事，騙了無涯過客。有多少風流人物？盜拓莊礄流譽后，更陳王奮起揮黃鉞。歌未竟，東方白。
這里最可以看到，他完全不相信中國史上有任何“神圣”的事跡。只有盜賊和造反是值得歌誦的。毛澤東擁有“皇帝型權力”，但他真正認同的不是皇帝而是造反者。可見僅僅把他看作中國史上皇帝的延續還是不完全恰當的。中國史上打天下的皇帝，誠如呂留良所說，都是“光棍”或“世路上英雄”，但歷史上的“光棍”做了皇帝之后便成“正果”了。毛澤東澤拒絕成“正果”，他要永遠保持其“光棍”的身分。
前面曾指出，中共黨內自始便存在著兩種不調和的勢力：農村邊緣人集團和城市邊緣人集團。這兩個勢力在延安時代暫時統一了，并且統一在毛澤東個人統治之下。 1943年，中共黨中央政治局便已賦予毛澤東“最后決定之權”。但毛澤東基本上是農村邊緣人出身，他對于城市邊緣人從來沒有信任過。這種不信任在1949 年以后一天天在加深之中。在統治局面遽然擴大到整個中國之后，他日益感到他的意志已不能像在延安時代那樣馳騁自如。而且他更感到：這種失控是由于他的政權已從農村取向轉變為城市取向所造成的。他本來便討厭城市取向的干部，現在他更把他們看成是使他的意志不能自由發揮的主要障礙。“資產階級混入黨內”的觀念便這樣形成了。毛澤東對于城市的恐懼不安，下面這個富于象征意義的真實故事可為說明：
毛澤東在萬歲聲中走進北京城。記得進城那天，毛澤東一腳車上一腳車下，對周恩來說：“進城趕考去！我們決不當李自成，我們希望考個好成績！”（《走下神壇的毛澤東》，頁86。并可參考薩斯伯里的訪問，見《新皇帝》，頁9）。
然而事實證明，這一場考試，毛澤東是徹底的失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