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期，中國知識分子的整體命運迎來了一個大拐點，雖然個體有程度的不同，但社會地位的全面改觀卻是實在不過的。這當然首先要歸功于政策指導下的宣傳導向，其時推介的典型，大都除了學識豐贍、行止有節，還操守良好甚至人格高尚。中國人有這樣的習慣，凡正面宣傳的事物，如果涉及負面的內容，一般予以屏蔽，或者含糊其辭，所以，那些年里，還真是很少有人議論知識分子長期以來遭到質疑、批駁和嘲罵的諸多弱點和不足，對于其中的代表人物尤其如此。偶爾有人提起在荒謬的年代里一些人所共知的尷尬往事，竟演變成臨危不懼、大義凜然的壯舉——這也難怪，不如此不足以喚起知識分子的自信，也更無從贏得社會對知識、對人才的尊重。

　　九十年代以來，由于當事人和親歷其事者提供了越來越多的回憶資料，社會的變化又使這些資料具有越來越多的真實性。人們的注意力自然地向更深的層次轉移，許多學者在研究了那個時代知識分子的整體表現后，認識到令人氣餒的事實，即知識分子不僅是“受害者”，而且是“明白的或潛在的加害者”，幾乎每一個人都無法回避這一點，除了那不到萬分之一的用血肉之軀進行過正面抗爭的勇士，因為依照雅斯貝爾斯提出的原則，目睹了、容忍了迫害無辜行為的“旁觀者”，也要為迫害者承担責任。于是幸存的”受害者”成了”加害者”的合謀，他們都“參與了構建壓迫自己的環境”，為每一步迫害的升級鋪平道路。

　　最早認識到這一點的大概是巴金。他在《隨想錄》的《解剖自己》一文里有如下這樣一段發人深省的話：

　　在那個時期我不曾登臺批判別人，只是因為我沒有得到機會，倘使我能夠登臺亮相，我會看作莫大的幸運。我常常這樣想，也常常這樣說，萬一“早請示、晚匯報”搞得最起勁的時期，我得到了解放和重用，那么我也會做出不少的蠢事，甚至不少的壞事。當時大家都以緊跟為榮，我因為沒有“效忠”的資格，參加運動不久，就被勒令靠邊站，才容易保持了個人的清白，使我感到害怕的是，那個時候自己的精神狀態和思想狀況，沒有掉進深淵，確實是萬幸，清夜捫心自問，還有點毛骨悚然。

　　現在讀這些文字，也許會覺得巴老解剖自己還是有些下不了狠手——其實所謂“蠢事”與“壞事”，先前便已經做過了，在“反胡風”、“反右”中的態度以及當年在《人民日報》全文發表的致法斯特的公開信之類，難道還不是“效忠”的表現嗎？“文革”并不是什么突發性的社會災害，沒有許多人、許多年的努力營造，不會有這樣一個舞臺，也不會有這樣一場鬧劇。然而當時能像巴老一樣把問題認識到這種程度，還是很不容易的，所以《隨想錄》才能觸動那么多人的良知，也才能讓某些人切齒怒罵。巴金一生著作等身，能讓他在文學史上垂于不朽的，當首推這部真實記載著生命血淚的書。

　　在文學成就上和巴金相埒的，如老舍、沈從文、曹禺等人，那時的“精神狀態和思想狀況”也和他相去無多，總之都是以“緊跟為榮”。只要是需要表態的時候，都很堅決，力圖以此作為新的起點，雖然下一次“來了”（魯迅語），發現自己仍在原處，但并不氣餒，繼續不懈地配合。老舍死的前一天，并沒有人要求他去單位接受批斗，可是他自己一定要去接受革命群眾的教育，那意思當然是希望得到諒解，讓自己投入革命洪流。誰知這些革命群眾并不想讓他革命，只想從毆打老人的過程中滿足獸性的快感，這太令他傷心，傷心得連“千古艱難惟一死”也變得從容輕易。

　　對于數不勝數的像老舍這樣選擇了自戕之路的人們，有學者認為他們是用生命作代價來證實自己的清醒和維護自己的清白，這話很勉強，實際上，其中除了極小部分懷著忠而見疑的委屈，絕大多數都是實在不堪再忍受那看不到盡頭的精神和肉體上的極度折磨，但凡還能活下去，誰會選擇死！這種自殺，實際上和被殺沒有什么兩樣，所以那時人們發明了一個很得體的說法，叫做“被迫害致死”。所有不堪忍受的折磨往往正是和自己的社會地位基本相似的人群所施加，而這些人中，除了少數挖空心思殘害他人的罪不可逭的惡棍，多數附和者的行為本質上只是為了劃清界限——把犧牲品劃出線外去，也許能換來自身的安全，或者至少能延緩危險的到來。

　　一種看似可恥的可悲，才最能體現悲劇的深刻真諦。阿倫特在她的《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一書里舉了一個實例：華沙原有猶太人五十余萬，根據德國占領軍的要求，猶太的“自治性組織”（叫什么“委員會”之類）一批又一批地篩選出各類“分子”提交當局送往集中營（或工廠礦山）勞動，然后很快地在那里死去，最后在只剩下五萬人時，才爆發了那場“鬼神泣壯烈”的起義。悲劇就是這樣實現了它的完整性。

　　至于沈從文，因為一開始處境就比他們艱難，故而對后來的挫折便多了一份麻木，但“緊跟”的愿望卻并不由此稍減。他性格馴良，做人處事總是“走小邊”，怕給自己帶來麻煩。“反右”斗爭，他選了一個政治背景和自己差不多的蕭乾開火，指責蕭乾早年就和帝國主義分子相勾結。蕭乾是個極聰明的人，解放后一直“跟得很緊”，參加“土改”的思想總結，曾受到最高方面的肯定——可以視為殊榮，或許就此忘乎所以了，終于在“陽謀”中翻身落水。其時“勾結帝國主義”一類大帽子，純屬《四進士》里宋世杰所說的“賴詞”，數不勝數，看似嚇人，全無實據，并未構成為蕭乾定讞的主要依據。蕭乾當然不會為此記恨老友。“文革”后期，蕭乾得知從干校回來的沈從文住房逼仄，便托人向有關領導反映，希望給予關照。沈從文得知此事，十分不悅。不日兩人在街頭相遇，沈劈頭便問：“你知不知道我正在申請入黨！”那意思據蕭乾回憶，完全是為了顯示自己在政治上的優越感——我并沒有像你一樣淪為賤民，怎么能接受你的同情？這種曾被魯迅批判過的奴性意識在當時可說隨處可見——即使自己處在極度的貧困和艱難中，一看到狀況更可怕的賤民一族，馬上就會豪情四溢，至少給對方一個鄙視的眼神。

　　同為大師一級的曹禺，歷次運動中算是跟得最緊的，除了一篇又一篇的聲討他人的文章不斷推出，對自己也能認真清算。幾本已經成為新文學經典的早年之作，這個領導說點看法，他修改一遍；那個文件提出幾點精神，他又修改一遍；翻來覆去，最后改得非驢非馬，慘不忍睹。就這樣，到了“文革”也未能免卻被揪出打倒的劫運。他不理解自己怎么會是“反動文人”、“帝修反的走卒”、“地主資產階級的孝子賢孫”，他渴望像以前一樣地投入運動，“批判壞人”，可是，像阿Ｑ一樣，“投”不進去，只招來一頓打。他痛苦極了，整天在家里喃喃自語，要妻子方瑞幫他結束生命，方瑞沒有結束他，卻用安眠藥把自己結束了。

　　上面這幾位無疑都是處于知識分子最上層的人物，以他們的“精神狀態和思想狀況”衡諸等而下之者，則可以想見那時廣大知識分子的可憐、可悲和可恥。凡從那個時代過來的人，要認識這一點并不困難。可是有種人總是有意識地回避，故意把一部有來龍去脈的完整悲劇切割成一出突兀的鬧劇，仿佛就是幾個跳梁小丑倒行逆施制造的一場橫禍，于是，眾多的“合謀者”被解脫了應該承担的責任，而被片面地認定為“受害者”，有的甚至被美化為抵制和對抗的英雄。這樣的結果，自然使對于一個歷史時代的認識和表述與它的本質距離越來越遠，難免有朝一日也會作為一代人的懦弱和膚淺的證明，受到后世的指責和嘲笑。

　　二

　　以《鐵皮鼓》等著作而名滿天下的諾貝爾獎得主格拉斯，年近八十時出版了《剝洋蔥》一書，為自己青少年時期的惡行自領罪責。他說：

　　回憶像孩子一樣，也愛玩捉迷藏的游戲。他會躲藏起來。它會獻媚奉承，會梳妝打扮，而且常常并非迫不得已。它與記憶相悖，與舉止迂腐，老愛爭個是非曲直的記憶相悖。你若是追問它，向它提問，回憶就像一顆要剝皮的洋蔥。

　　格拉斯勇敢地剝去了自己和自己民族歷史的“洋蔥皮”，這可不是一件輕松的事。開始他并不想坦陳一切，可是心靈的負担無法減輕，后來他慢慢理解并且承認自己在不知情或者不想知情的情況下參與了犯罪。他說：

　　這種罪行不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減輕，宏觀世界不會失去時效，我依然負有罪責。

　　不能不說這是令人肅然起敬的自省和贖罪精神，我想它大約和基督教文化傳統有關。想當初，格拉斯自曝歷史事件，在我們的部分媒體和知識分子中，是作為文化新聞報道和傳播的（簡直類似娛樂八卦）。許多國人竟能恬然自若地面對這類反省并且充當一名興趣盎然的看客，這或許便是兩個民族之間的差別所在。

　　由這里，我想起了去年一度炒得十分紅火的“告密”話題。章詒和把兩個（或不止兩個）老知識分子推上了大眾輿論的審判臺，引起臺下觀眾嘖嘖連聲：“原來他們竟是這樣的人！”由于“趣味性和可讀性”強，發表文章的報紙想必銷量大增——可見觀眾和魯迅當年分析過的“看客”并無太大的區別，然而，審判這樣兩個老人，對于真實剖析那個荒謬的歲月實在意義不大。甚至可以說，由于脫離當時的具體背景，還可能產生某種誤導。當然，他們的做法已經構成了“加害者”的行為要件，但他們卻并非主要的“加害者”，把他們和“受害者”的關系突出為中心矛盾，不僅不能顯示正面人物的高大，相反會導致消解批判意識（如果有這種意識）的聯想。作為一個過來人，我想對章先生文章里介紹的兩起個案提出一點看法——僅僅是看法，絕沒有任何為誰做辯解的意思。

　　先說聶紺弩和黃苗子那點事。聶先生我沒見過，和他夫人周穎卻稍有接觸——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期，她任“民革”中央組織部副部長，曾以領導身份和我們一眾人等開過一次座談會，還吃過一頓飯。她個頭較大，大嗓門，一口中州腔，不太像文人，倒給人武工隊長出身的感覺。當時我便聽到有人說起她和聶先生鬧矛盾的趣聞，有時弄得陣仗挺大，意思是雙方都不是善茬。黃苗子還從中做過調解。黃也是“民革”中的名人、要人，好像在六全大會選上了中委。其時，“民革”中一班大老（曾授銜上將以上的如李濟深、程潛、龍云、張治中）已凋零殆盡。配合時代背景的需要，被推到頭面人物一線的多是前財經文教系統的人。主席是工會出身的朱學范（人大副委員長），副主席中任政協副主席的也是前財經、技術方面的高官，如孫越崎、錢昌照都出自“資源委員會”系統。黃苗子，除早年在中央黨部當差，到重慶以后，便一直任財政部秘書主任之類職務，戰后還在南京、上海主管過金融業務方面的工作，因此算是重要的財政官員，而且在文化圈交游甚廣，頗有名氣，那時在“民革”中很受人矚目。

　　黃和聶是老友記，重慶、香港、上海、北京，處了幾十年。除了解放前一心向左、解放后一齊劃右這點共同政治表現外，兩個人的出身、性格其實差異頗大。聶紺弩出身貧寒，而且一輩子大半在顛沛流離中，即使短期順境，也不過小康的工薪一族。他自恃文采風流，何肯甘居人下？無奈時不我與，于是憤世嫉俗，文風潑辣，言辭犀利，一直被人目為狂狷。狂也未必就是缺點，解放前他的身份是左翼文人，越狂越能贏來掌聲一片，然而解放后，繼續狂，那就早晚必然要出事。１９５７年劃了“右”，仍不肯韜光養晦，繼續散播流言蜚語，直指中樞上層，以致被羅瑞卿怒斥為“王八蛋”。如果１９７１年“一打三反”時羅長子不是關在監獄里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恐怕聶的性命難保。黃苗子家道殷實，而且幾乎可說是富貴一以貫之（當然要扣除“反右”后的二十年，但對于一個百歲老人，二十年并不算長，何況這二十年間，他的處境比一般右派要好）。環境優越，便往往宅心仁厚，他性格圓通大度，又出手闊綽，無論是對組織或是對朋友，據說都在經濟上做過不少貢獻，和聶紺弩這一干朋友在外面吃吃喝喝，大約也主要是靠他埋單。

　　寓真先生在文章里提到的聶案中朋友的揭發材料，當然是確有其事。但我認為，黃苗子作為一個主動揭發者的可能性不大。這里首先涉及的是主觀動機問題。所謂揭發動機，如果不是挾嫌報復，假手權力而泄憤，就必是見利忘義，中傷他人以邀寵。衡諸黃氏，都難以成立。他兩人并無任何嫌隙，而黃從中不僅無利可圖，只怕還遭遇到不小的麻煩。事情的發展邏輯可能是這樣的：聶紺弩屢放厥詞，早已為人側目，專政機關在下手之前，自然要從他周圍關系密切者身上搜集材料，黃苗子不免被有關方面找去，紅臉黑臉如此這般，不需幾個來回，所有情況不由你不全盤托出。與此同時，針對聶紺弩也進行了方針大體相同而程度各有深淺的工作，聶也必須交代出所有日常交談和詩詞唱和的情節，幾方面材料對上號了，才能結案處理。現在，材料雖然都在檔案里，但據此認為聶氏是“被幾位朋友送進去的”，很難成立。從辦案到落案的過程，他們自己是清楚不過的，所以，撥亂反正之后友誼依舊，甚至全無芥蒂，這和舒蕪交信對比起來，是不可同日而語的。

　　聶和黃都可算那個時代知識分子中的代表人物，說不上什么高風亮節，當然也絕不是什么巨惡大憝，對于那個時代他們自己和其他人所經受的苦難而言，他們雖然都有責任，但卻不能承担主要的甚至重要的責任。知識分子作為一個整體，其地位是規定了的，個人的人品、遭遇、表現和責任雖然有些差別，本質卻并無不同。那些幾十年間被描摹得入木三分的“原罪”，根本是洗不掉的，何況更有這個階層自身令人齒冷的先天的軟弱和后天的無恥，使他們只能永遠淪為歷史的笑柄。除了那些“不在現場者”，從中去美化一個，貶低一個，根本是背離實際且毫無意義的。而且，即便是“不在現場者”，像錢賓四、毛子水、殷海光、郭衣洞這些人，又怎么樣呢？這樣一個偉大民族的重要歷史階段，他們缺席，僥幸而已，難道還有資格充當什么“天下士人”的代表嗎？

　　再說說臥底那篇文章吧！網上不少人批評章詒和不厚道，其實作者是在書寫一段歷史，只要真實，與厚道與否無關。馮亦代的行為當然可以列入臥底一類，問題是，這樣的現象當時是一種社會常態，接受領導上布置的任務，監視某人或想方設法從被監視對象身上摸取情況，這種人何止千萬？馮亦代是那個時代“左”傾文化人的一個代表，他雖然被劃了右派，但并未因此動搖以往的信仰和追求，一心向往的是爭取早日摘帽，重獲組織的信任。“某部”要他主動接觸章伯鈞，及時匯報章的有關情況，這種信任使他深受感動，執行任務很賣力。這一切不是很正常嗎？我不明白章詒和何以要表示出那樣的驚訝，好像她來自另外一個世界、另外一個時代。這顯得矯情嘛！

　　而且，馮亦代也根本算不上什么“臥底”——記得南方一家境外注冊的電視臺，專門為此事做了一期《三人行》的節目，邀請了前部長作家出席。這位前部長說，好像是有作家專門從事過情報臥底工作，比如黃秋耘。這話不是糊涂，就是有點不懷好意，黃秋耘是共產黨員，當時如果是受命于黨組織的情治部門，那形象可能比戲里的余則成還高大，怎么能類比于在文章和輿論里被弄得猥瑣不堪的馮亦代呢？效命于情治部門，馮亦代政治上根本不合格。從“臥底”文中可以推斷，當時和馮聯系的（最高如某部的張部長，即張執一）都是統戰部的人。根據“敵我矛盾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的政策，黨外右派頭面人物仍然由統戰部負責管理，雖然免職降薪，但“養起來”這條還是一如既往的（非頭面人物則大量開除送勞改又當別論）。也就是說，并未想將他們置于死地，所謂布置眼線搜集材料云云，不過是為了掌握情況便于約束——用官面上的話說，叫“有利于對他們的教育改造”。

　　馮亦代是個老實人，一方面要積極爭取早日解脫，不斷追求進步；一方面又在良心的重負下從事蠅營狗茍的勾當；個中苦惱，人所難堪。其實，他所能提供的“材料”不過就是些雞零狗碎的日常言行，何曾有什么內容對章伯鈞的命運產生過根本性的影響！這些事實和過程，章詒和作為過來人，應該很明白。可是從文章里看，卻有些揣著明白裝糊涂的意思。選擇“臥底”這樣一個字眼做標題，主觀用意上，是否就是取其夸張而能產生嘩眾的效果呢？馮亦代死前出版那本日記，不失為高尚之舉。我寧愿相信他握著李健生的手說“李大姐，你們對我真好”時，流出的是真誠的眼淚。上世紀八十年代，我曾經經手過一段某省政協直屬學習組的檔案清理工作。直屬組人數最多時約百余之眾，都是各界頭面人物。檔案經“文革”破壞，已經殘亂不堪，內容有會議記錄、個人檢查及“背靠背”的檢舉揭發之類。對這些東西，我的第一觀感是滑稽、荒謬，繼而便不免悲哀：人都被改造成什么東西了？這些人現在都已經作古，面對他們的亡魂，該說什么呢？還是出言慎重為好吧。

　　順便也還應該提一提章伯鈞前輩。近年來，章詒和在著作里不斷努力提高父親的精神形象，作為女兒，自在情理之中。但恐怕蔽于親情，難免不夠客觀，因而出現不準確、不全面的遺憾。章伯老在中國現代史中誠然是一個人物，但遺憾的是縱然才情出眾卻未能一展抱負。抱負，換個角度，換個說法，就是野心，對于成功者，是成功的動力；對于失敗者，便是失敗的隱憂——抱負與實力不相稱而又不識韜晦，難免被其他競爭者視為大患，必欲去之而后快。伯老在脫離共產黨以后，自許為鄧演達的接班人，但卻未能接受鄧的全部政治遺產。粵軍里鄧的舊部并不服膺于章，在“福建人民政府”里，他也不是靈魂人物。“兩廣事變”之后，粵軍系統悉數被中央瓦解，他的第三黨從此成為游離于國共之間的文人議政團體（有軍人，但已脫離軍隊，如黃琪翔等；也有過小型武裝，但都不成氣候，解放后被作為地下武裝收編了）。重慶時期，左有共產黨日益壯大的軍事力量，右有國民黨不得不做出的開明姿態，第三黨置身其中的民主同盟十分活躍，曾被國內外寄予極大希望。內戰的形勢變化之快出人意料，到了1948年五一節，曾經政壇上的平等地位不得不變，所有民主黨派宣布從此接受中共的領導。新中國成立后，共產黨人很大度地安排了相當數量的民主黨派頭面人物担任國家副主席以下的各級官員，當然，一般并無實權（只有一個章乃器，說自己“有職有權”，具體情況不得其詳）。那時章伯鈞在政治上表現很積極（如批斗梁漱溟之類），應該說是想樹立一種新形象，可惜并無收效，1957年便成了全國掛頭牌的右派。當時說伯老是“馬路政客”，倒也不算怎樣離譜——在人家看來，你既無軍隊，又無地盤，可不就是只能在馬路上混么？何況政客上馬路，也并非離崗失職，比那些“沙龍政客”、“書房政客”所起的作用還是大得多，不過是時不我與，每況愈下罷了。

　　除了“文革”中那幾年，共產黨對于民主黨派頭面人物，一直堅持了“養起來”的政策，這要算是一項德政，至少比蘇共文明得多了。不過，“被養”也要付出代價，那就是謹言慎行，循規蹈矩，絕不可以對著干，尤其不允許自擬為什么不同政見的旗幟之類。章伯鈞晚年就是這么一位“養起來”的典型。超出了這個框架，就會違背歷史的真實。有些讀者對章詒和的著作不滿意，這可能是其中一個原因。《往事并不如煙》在香港出版還改名叫《最后的貴族》，伯老地下有知，對自己被劃為貴族，恐怕也會反感，甚至欲哭無淚。

　　三

　　二十世紀中國知識分子的命運和表現，情況也許可以說是大體上清楚了，至于研究，當然還有待繼續展開。現在有人在總結悲劇的主觀原因時，將之歸結為“人性的卑微”，意即保全自我的動物本能帶來的懦弱和無恥。這個結論是過于簡單化了。通過思考，我也總結了三條，當然不全面，說出來，希望能成為引玉之磚。

　　一，近、現代意義上的知識分子群體，在中國并未發育成熟。所謂近、現代，在歐洲長達三百年以上，伴隨著工業文明的發展、封建經濟的衰落、人身依附的解體、人本主義的覺醒、人權意識的確立的全過程。而在中國，這一切的引進都在二十世紀的數十年間，特別是各種新潮思想的涌入往往前后顛倒雜亂無章。受過完備西方教育的人很少，就是他們也都留下了中國傳統思想的深刻烙印，其中還包括一些頑固的守舊派。至于一般知識分子就更無足論矣，從小所受教育，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那一套深入骨髓，對權力的崇拜和服從千年一貫。新文化運動導致傳統教育體系的徹底破產，知識階層中應運而生的激進分子急功近利，有的甚至寡廉鮮恥，一茬又一茬，知識萎縮不說，道德日趨沉淪——既然藩籬盡拆，何來是非標準？不過凡此種種表面上的無君無父卻并不能改變骨子里的奴性意識，所以，把自己盡早地納入權力的體系，做一枚或大或小的螺釘或“馴服工具”，是絕大多數人追求的目標。所謂“人作為個體的尊嚴與價值”、“以人為本”云云，是二十一世紀才提出的新觀念。在“極左”路線統治下，不要說客觀上不允許表現任何抗拒和疑問，就是知識階層主觀上也根本不具有質疑的能力和水平，所以在一個特殊的歷史時代，他們中的大多數就構成了一個可悲的群體，淪入了一種可恥的命運。、

　　蓋拉特萊曾分析過所謂分子化的社會群體和極權主義的關系。“分子化”的含義大致是沒有經濟基礎、沒有緊密聯系、沒有共同組織，甚至沒有是非標準等等，這樣的社會或者群體，最容易和極權主義結合，因為權力的掌握者是他們的唯一依靠，圍繞著權杖歡呼舞蹈是他們自覺的選擇（用蓋拉特萊的話說，這是一個不能停頓的運動過程）。除了極少數游民，知識分子是中國“分子化”程度最高的群體，這點是無需多加證明的。

　　二，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初的大蕭條和此后法西斯主義的猖獗，導致了知識界全球性的向左轉。中國的知識分子這一時期是和歐美同步的。這股風一直吹到蘇共二十大，西方知識界轉向了，但中國知識界卻并未（也不可能）跟著跑。這并非完全由于他們被綁在權力的戰車上，欲罷不能，而是他們心中有一種只有中國人才能理解的自豪感。一百年來中國的積貧積弱，在共產黨領導下才看到了轉機，而且從來沒有一種政治哲學像馬克思主義一樣描摹過那么美好的人類目標，他們大多發自由衷地改造舊思想，建立新觀念，靠拢組織，服從領導。不以為然的當然也有，但只能說是針對個別和局部問題，十分清醒的百不一二吧，其中還有些屬于渣滓者流，如周作人，罵別人是“四大無恥”云云，而自己卻不停地向當局伸手要這要那，還打著哥哥的招牌，其顏可謂厚矣！而今日之學界，又還有人打著他的招牌沽名斂財，孰為無恥，當事者豈不自知？而竟毫無顧忌——視其蒼髯皓首，直令人太息王朗之無辜！

　　“反右”以后，懷疑的情緒有所滋長，但強大的現實所形成的慣性仍是不容抗拒的主流，帶動著他們走過了“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的史無前例的歲月，緊接著又進入了一場“史無前例”的“大革命”。這時，在全新教育體制下成長的新一代知識分子走上了前臺，這一代人可真是史無前例，其中竟不乏將自己的老師活活毆打致死的勇者。他們的前輩不少選擇了自戕，不過死前多數不忘表白自己對領袖和組織的一片忠誠。這種忠誠大約只能是植根于他們所受的傳統教育——匍匐在權力的腳下，至死也無二志。

　　三，從章詒和的書里，抄到了章伯鈞先生的如下一段話：

　　中國知識分子中的大多數就被注定了要與使用雙手的勞動者一樣忍受屈辱和饑寒，安于卑屈的地位，以誠實勤奮的精神勞動來維持一個緊窄狹小家庭的生存。在生命價值與知識價值日趨低廉的國度，自然很少有發揮才力的場合，秀木卻又極易被外力摧折。不是中國人，不是知識分子，就很難估量中國知識分子在現代史上承受過的壓力及分量。

　　章伯鈞真不愧是二十世紀中國政治史上的一個重要符號，他對于中國知識分子生存困境的分析，可謂深刻而又準確。確實，“不是中國人，不是知識分子”，而且對現代中國沒有親身體驗，你還真是難以想象，簡單的生存對知識分子曾經是多么嚴峻的考驗。為了自己和妻兒的生存，面對權力的要求，他們沒有選擇的余地。特別是中小知識分子，與其指責他們在特殊的歷史年代所表現的“人性的卑微”，還不如多了解一點他們生存的悲慘。總要衣食足而后才能知榮辱，這話是絕對不錯的。當然，也有些存心作惡的壞蛋，但那就只好歸咎于個人品質的惡劣，不宜用于做群體分析的依據。章伯老當然看到了中國知識分子作為一個整體令人不齒的表現，但他卻要特別指出他們生存境況的悲慘，這便是仁者的胸懷，不像有些人，處心積慮千方百計打擊知識分子，踹他們的軟肋，逼著他們喪失恥感，不斷墮落，表現出人性最卑微的一面——自己則從中收獲一點說不清原因的快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