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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進入了傳媒時代，借助于媒體以操縱文化，也因之而成為一大時髦。

為此，我們不得不被迫生活在一個"炒作"、"策劃"、"主持"、"包裝"……的文化氛圍之中。美麗動人、八面玲瓏的主持人，縱橫天下、頤指氣使的制作人，文韜武略、高深莫測的策劃人，指點江山、激揚文字的撰稿人，翻手為云、覆手為雨的娛樂記者……一夜之間，紛紛從潘多拉魔瓶中破"瓶"而出，爭相粉墨登場。當然，在媒體時代，這些角色的存在是不可或缺的。其原因在于：在媒體時代，知識分子、專家、學者關于當代文化的思考與當代社會之間存在著某種明顯的不相對應、某種深刻的內在緊張。這種不相對應與內在緊張必須通過種種中介去加以轉換。那些主持人、制作人、策劃人、撰稿人、娛樂記者……的作用恰恰就在這里。他們類似于一個文化輸送過程中必不可少的變壓器。然而，我們也必須看到，盡管媒體并非洪水猛獸，但是卻具備了成為洪水猛獸的一切可能，因此，那些主持人、制作人、策劃人、撰稿人、娛樂記者……一旦肆無忌憚地隨意越位，甚至時時以人類文化的代言人自居，就難免會"挾媒體以令大眾"，充當"媒體的幫忙與幫閑"，上演一出出文化的鬧劇。

這，無疑是文化的末路。回首人類文化的歷程，曾經出現過魯迅所總結的"官的幫忙與幫閑"、"商的幫忙與幫閑"、"大眾的幫忙與幫閑"三種畸變，并且引發了人類的長期而深刻的反省，然而，"媒體的幫忙與幫閑"，應該說，卻是２０世紀所出現的文化的最新畸變。它腐蝕著人類社會、人類文化的根基，亟待予以深刻的反省。

借助于媒體以操縱文化，換言之，"挾媒體以令大眾"，充當"媒體的幫忙與幫閑"，與人類文化自身的畸變密切相關。２０世紀，商品化、技術化征服了人類生活的每一個角落，人類社會的兩個最后的堡壘--大自然與文化生活，也不攻而自破。資本邏輯、市場邏輯、商品邏輯、技術邏輯，侵吞著人類的文化生活。這，就是法蘭克福學派所謂的"文化工業"的誕生。而在這當中，最為集中的表現，就是消費邏輯。消費邏輯是當代消費社會的產物。它意味著：一方面，商品的交換價值從商品的使用價值中分離出來，另一方面，商品的消費價值也從商品的使用價值中分離出來。最終，商品的消費不再是為了使用的需要，而是為了消費的需要。這就是我所經常強調的"商品制造需要"（傳統社會是"需要制造商品"）。而消費邏輯一旦滲透進入人類文化，就不能不導致人類文化從其實質內容中抽離出來，成為一種滿足消費需要的、與所指無關的一種能指。這樣，文化產品的制造者竟然成為一個表演者、旁觀者，自己不再真實地參與其中，制造的目的也只是為了出賣，只是為了獲得最大的交換價值。于是，值此之際，就人類文化自身而言，人們所關心的已經不再是文化產品的質量、文化產品與人類生存的關系、文化產品在人類精神生活中的重大意義之類的問題，而是文化產品的制造怎樣才能做到制造、批發、銷售、消費一條龍，文化產品是否可以批量生產，文化產品是否可以有效地加以控制、文化產品是否可以成功地加以銷售之類的問題。因此，遵循資本邏輯、市場邏輯、商品邏輯、技術邏輯，尋求大量制造、銷售文化產品的可能性，并且以文化產品的最大流通為目標，就成為當代"文化工業"的根本抉擇。

顯而易見，在這個方面，２０世紀炙手可熱的寧馨兒--媒體恰恰起著重大的作用，占據著關鍵地位。假如說，在世紀之初，當人類的一切尤其是精神生活尚且沒有被商品邏輯徹底滲透，媒體還能夠或多或少地自覺去發揮讓公民參與公共生活的公共論壇作用，那么，現在情況就完全改變了。既然媒體的受眾同時就是文化的消費者，而且是一個單方向的消費者、被動的消費者，既然媒體的制作者同時也不再是文化生活的參與者，而是文化生活的旁觀者，那么，利用媒體所提供的這一機遇去誘惑大眾的文化消費，豈非順理成章，又豈非文化人大發橫財的千古難逢的"良機"？

我們在傳媒時代所看到的，正是這樣的一幕。在媒體中被不斷"翻新"、"炒作"、"策劃"、"包裝"的，正是上述那沒有所指的能指。它們的最大特點，就是根據消費邏輯的需要，借助于媒體而予以批量生產。或標新立異，或嘩眾取寵，或指鹿為馬，或發號施令，或高談闊論，或巧言善辯，或故做高深，或道貌岸然，總之是唯恐天下寧靜，唯恐天下不亂。但是究其實質，卻全無固定的立場，而是完全出之于某種實用主義、功利主義、機會主義的考慮，意在為消費者提供某種普遍需要的小點心，鮮甜、可口、綿軟、易于消化。而對于那些可以使得胃口變得堅強起來的東西，則通通被不屑一顧地予以拒絕。這樣，從表面上看，它對任何問題都能夠搶答、發言，甚至隨時都可以大做翻案文章、大肆炒賣熱點，然而，充其量卻只是犧牲種種問題的內涵的種種復雜性，滿足于制造一些毫無意義，但是卻容易被接受、并且附有簡單答案的文化產品。因此，形形色色的文化問題不但沒有隨著它的回答而解決，而且反而更加復雜了。

至于媒體從業者本身，問題就更其嚴重了。他們的文化身份的從參與者轉變為旁觀者，導致了人類文化的某種難言的尷尬。我們知道，運用知識進行思想，是知識分子的全部追求。也因此，所謂知識一旦離開了思想，就成為一種知識操作，從此毫無價值可言。赫爾岑說得何其精辟：這些進行知識操作者處于反芻動物的第二胃的位置，咀嚼著早已被反復咀嚼過的食物，充其量只是愛好咀嚼而已。進而言之，我們也可以說，他們只是一只雄視闊步的火雞，而絕不可能是一只雄鷹。而媒體從業者身上所存在的重大偏頗也正是如此。在橫行天下的媒體之中，他們中的相當一部分人干脆搖身一變，不再是為人類文化的發展而借助于媒體，而就是為媒體而媒體，竭盡全力為媒體服務、辯護，甚至以媒體之心為己心，以媒體之意為己意，不惜"挾媒體以令大眾"，成為其中的一個不可或缺的演員、一個招搖過世的明星。可以預期，只要有媒體的存在，就會有這類人的存在，而且，他們的地位還會不斷上升，大紅大紫。然而，盡管這些人大量泛濫成災，但是除了一身奴顏媚骨之外，對于人類文化的發展卻根本就于事無補，更不要說，在他們身上，還缺乏一種最最起碼的自我反省之心。戴安娜事故現場的一位攝影記者說："我們完全沒有責任，因為這只是生活游戲的一部分。"請看，這，就是他們！

結果，在媒體的時代，人類的文化盡管確實可以稱得上高度繁榮，甚至足以使我們夜夜笙歌，日日酒醉，享盡榮華，然而，也必須看到，正是在媒體的時代，人類的文化又日益淪入一種極度的淺薄。為人們所熟知的具有深度之文化世界消失了，文化的超越性消失了。一切都成為平面。文化停止敘述，文化成為娛樂。文化成為茶余飯后的獵奇消遣，風花雪月中的無聊閑適。文化不再創造世界，而是消費自身，結果，大眾文化成為大眾操作，文化作品成為文化用品。而且，由于它的目的無非是設法刺激、操縱消費者的消費需要，從而促成文化產品的批量消費，貫徹其中的只是一種美妙的虛擬，一種美夢的編織，其奧秘在于誘惑大眾夢中望梅止渴（甚至連夢都不是自己的），而實際上大眾在其中滿足的只是意淫，而且不幸而"淫"的是自己，因此，倘若任其"橫行"下去，無異于對未來的犯罪，世界會轉而成為"小國"，大眾也會轉而成為"寡民"，最終也就只是一種對于大眾的全息撫摸，不但破壞了文化生態，成為毫無意義的文化垃圾、文化泡沫和虛偽做作的社會噪音，而且會導致"精神的蒼白"、"精神的墮落"、"精神的蛻變"、"精神的崩潰"。唯一的結局必然是：精神的虐殺與自戕。

韋伯曾經聳人聽聞地追問：何人才有資格把手放在歷史舵輪的握柄之上？置身媒體時代，我不能不強調指出：這實在是一個亟待回答的追問。當然，我們不能因為在那些主持人、制作人、策劃人、撰稿人、娛樂記者……身上出現了重大失誤就轉而根本否認他們的存在。事實上，那些主持人、制作人、策劃人、撰稿人、娛樂記者……只要不肆無忌憚地隨意越位，還是有其積極的意義在的。不過，實事求是地說，那些主持人、制作人、策劃人、撰稿人、娛樂記者……確實又并非有資格把手放在歷史舵輪的握柄之上者。因此，在媒體的時代，時時刻刻對他們的所作所為保持高度的警覺，并且在必要的時候，對他們的所作所為予以必要的限制與批判，就不能不是媒體時代的必然。

然而，現在的問題是，我們是否還有足夠的力量去做到這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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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南園愛思想 潘知常 2015-08-23 08:49: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