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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權的實質是回到政治

大陸目前體制，久有“形左實右”之說。僅是抑制工會勢力一項，經濟上已是極右翼立場無疑。但又與政治上陰魂不散的左翼極權主義暗相呼應。有人因為看好市場體制的不可逆，也看穿中共政權與市場的利益糾纏，因而忽略了極權主義的回潮能力。以為事情就像哈維爾筆下那個懸掛“全世界無產階級者聯合起來”標語的捷克雜貨店，店主固然不相信，政府也不再當真。所謂后極權時代，就是一個雙方都在默契中秉持敷衍態度的時代。如江澤民的“三個代表”就是典型的敷衍運動，意識形態上持守勢，而非攻勢。但是自2004年下半年始，一系列跡象表明，胡錦濤一派借助民間強烈的維權浪潮和倒江心態，在政權上站穩腳跟之后，立即在意識形態上高調地打破了這一敷衍的默契。歲末，意識形態的調子越唱越高，終發生捉放“三君子”事件和一系列頻繁的政治案件，令輿論開始關注兩個問題。一是胡的極權主義回潮到底想走多遠，又能走多遠？二是這種局勢下民間何為？自由主義何為？中國又何為？

在港臺政治評論的傳統中，第一個問題最吊胃口。對各類政治內幕與前景的預測，也如對股市或緋聞的猜度一樣，歷來都是最惹眼球、引無數英雄口吐蓮花、競相折腰的事業。而對第二個問題往往倒是故妄觀之。這是港臺的某種旁觀者立場使然。但對大陸觀察家而言，這種姿態卻應反過來，因為第一類問題只能猜想，不好反駁。最好的姿態是故妄觀之，拭目以待。不因無謂的猜測和筋疲力盡的自我調整，而傷害自身能力，傷害民間社會的自主性。

第二類問題才是論政的要害。也是我們私人生活中的要害。因為知識分子也好，小老百姓也罷，為什么非要關心政治呢？是因為眼前的政治危害著我們每個人的生活，因為共產黨的每一次動作都發生在自己家門口。因為不關心政治，我們就不知道除了移民以外，這輩子剩下來的日子到底該怎么活？我們的整個生活方式，從選擇信仰、選擇戀人到選擇住房，都將取決于我們對共產黨政權及其未來的評估。但這種評估卻沒有K線圖，沒有一個自由的信息交換和觀點溝通的平臺。于是每一個人，甚至包括共產政權內部的高級官員，都在私下的、非理性的作判斷，作出生命中每一個重要的抉擇。我們買一張股票，會作詳細的分析，甚至買一雙皮鞋，也會了解時尚和咨詢同事的意見。可我們在決定自己如何面對頭上的獨裁者，如何在一種危險的政治制度下度過漫長的一生時。我們幾乎是自力更生的，就像傳統的中國人在性知識上自力更生一樣，忌諱向他人談及。可以這樣說，我們與他人分享著食物、情感、血緣、文化和時尚，分享著公共領域內的幾乎一切。但在政治上，我們都是與世隔絕的。今天的中國人之所以是無權利的中國人。因為今天的中國人，沒有能力和機會活在一個真實的政治共同體之中。

所謂權利，從來只存在于群體生活中。權利只存在于對于政治的分享中。所以自由主義的實質就是政治，是對于現實政治的關注和抗爭。從這個角度講，民間維權的實質就是回歸政治，回歸一個真實的共同體。或者反過來說，在今天的大陸，回到政治的唯一方式就是民權運動。也只有民權運動，才能帶來我們一種厘清界限、而不是混淆界限的公共政治生活。才能使我們不再徘徊于“泛政治化”的恐懼和獨善其身的犬儒之間，進退失據。

民間何為，個人何為

民間何為，個人何為。我的回答是讓民間自行其是，回歸政治。極權主義的回潮等于是極權政治的存量。民間的維權運動等于是民主政治的增量。這就是說大陸的民主化前景，可能并不是想當然的那種你死我活的斗爭模型，而是一種你追我趕的賽跑模型。抬起頭來觀察和避讓對手固然需要，但要緊的是一有機會埋頭就跑，撒腿就跑。用盡法治的手段，積累人頭和輿論，積累“力”和“勢”。

基于市場右翼的牽制，極權主義的回潮總體上也極其有限，最大可能是死守住一兩個意識形態堡壘，余下領域再次退回后極權的敷衍狀態。如果我們可預測一個長時間的敷衍時期，那么賽跑模式就是最重要的思路。論語說，“仁者無敵”，我的理解不是仁者可以打敗任何人，而是仁者眼里沒有敵人。因此也可以說“自由主義無敵”。共產黨不是一個假想的、用無數人頭壘出來的敵人，更不是刻意宣揚的所謂“惡魔”。這種觀點是對它的抬舉，和對自身自主性的不確信。共產黨不是敵人，甚至根本就不是人。它只是一系列的問題，一個接一個的臭蟲。民權運動和歷史上那些“公車上書”或伏闕請愿的最大區別，就是民權運動把自己當作主體，把我們自己當作中國這個政治共同體的內容。所以維權的實質是建設我們自己。等待金蟬脫殼或異形出竅的時候。而“公車上書”或伏闕請愿則相反，它把高高在上的統治者當作主體，把自己下降為依附者。

我在參與知識界的公開信簽名運動時，就非常在意和反感那些把自己弄得很端莊的、對于在位者不厭其煩的抬頭稱呼。因為我的每一句話都是對公共空間說的，我要讓統治者聽見（在布滿竊聽器的時代，這一點不用你操心），但我的臉偏不對著它。就是說你不能讓民眾作為一封信的旁觀者，而要讓政府作為這封信的旁觀者。因為你自己才是主體，你的目的是讓自己豐滿。讓政府不得不聽見，讓政府不能不注意和表態。公開信的實質是爭奪舞臺，是發行新股，是不跟你玩，是對統治者權威的一種禠奪和羞辱，而不是強調。這就是作為民權運動的公開信簽名，與某些呆在監獄里還要給總書記寫萬言書的傳統之間的畛域。可惜后者在維權人士中也是一種根深蒂固的傳統，甚至以與黨國領袖進行假想中的直接對話為沾沾自喜、自抬身價的榮耀。這是一種放棄自主性的、渴望進入政治存量而非開拓政治增量的策略。我的朋友滕彪曾因他參與的廢除收容遣送的違憲審查建議，被媒體稱之為“三博士上書”而感到憤怒。而我也曾因這個原因，拒絕在許多類似的公開信上簽名。甚至不惜得罪友人。

要回歸政治，只有一種姿勢，就是以主人的身份，而不是以臣民的身份。就是在一黨的政治現實中，像一個真正的公民那樣自行其是。

民權運動就是自我訓政

孫文提出的“訓政”說，被共產主義攔腰截斷。成為一個迄今永不結束的夢魘。所謂訓政，是政府訓導人民，共產黨訓導群眾。但統治者一無訓導的資格，也絕無訓導的心愿。有種觀點針對中共借口人民民主素質低、民主條件不成熟，反過來認為根本不需要“訓政”，實行民主也不需要什么“素質”。我并不贊成這種見識。其實憲政、法治與民主都需要一種積累和訓練，公共政治空間更需要一個孕育的平臺和方式。絕不是一投票或一上街就立等可取。因此如何“訓政”，仍然是中國行憲政之前的一個題目。或者說中國的自由民主既然繞了這么一大圈。不能白白的繞。總要在民主化到來時有一些訓政的成就，才不冤枉。從這個角度講，中國的失敗不僅在于一黨專制至今強橫，也在于中國用了一百年的時候，也沒能找到一種真正的訓政之途。

而近年民權運動的慢慢興起，其意義之一就是終于找到訓政的方式。不是政府訓導人民，而是人民自我訓導，并且進而訓導政府。訓導的方式不是暴力，而是維權。不是對抗而是談判。不是武器而是言論。通過民權運動的訓政與自我訓政，一可以推動法治化的技術積累，二可以強化政務系統的“非黨化”（王思睿）趨勢。三可以降低直接政治沖突的危險，四可以增強官民兩方面的政治承受力，五可以緩釋民眾對于社會不公的怨恨，疏導公眾的民主熱情，六可以涵養民間領袖、輿論領袖和地方領袖的素質、資源與聲望，七可以分化政府內部的情勢，爭取體制內溫和派的同情，八可以為各種海外民主力量和資源找到非政治化的回歸和注入渠道。九也可以為黨治的退出提供風險最小的路線圖，在未來最大化的降低當政者的阻力。

公民維權就是公民結盟

當前大陸民權運動的一個要害，就是組織化。組織化是分析2003年維權運動和2004年維權運動的一個隱性的關鍵詞。2003年基于一系列特定事件，而在人同此心的默契中，得到一度輝煌的成就，并被“胡溫新政”利用和吸納。當時，特殊的情勢使一種非組織化的、一些完全以個別知識分子為支點的維權行動獲得了輿論不謀而同的傳播和廣泛支持。但在2004年這些特殊的天時地利都不復存在，于是公民維權的瓶頸——結社問題，就成了影響2004年維權運動的一個陰影。

其一，在缺乏公民結盟、結社的情形下，2004年民間維權的發展明顯受到打擊。在一些更重要、更需要溝通與合作的事件上（如十五周年），因為知識分子們欠缺某種組織化的、進行溝通與妥協的基本的經驗和能力，未能取得較大的反響和成效。在一些個案的維權上更是如此。淺層次的借助于新聞媒體和互聯網，這一發韌于2003年的初級模式無法得到更多的成功擴散和復制。

其二，在2004年，也有一些結盟和組織化的維權嘗試。但卻引來官方的激烈打擊。一個非常明顯的特征，是官方在這一年的政治打壓集中于知識分子的組織化維權和一些受此懷疑的對象，尤其是知識分子維權與底層民眾維權的結合趨勢。而不是主要針對像焦國標、盧躍剛這樣的單獨的大膽發言者。受到此類打壓的如丁子霖及其背后的“天安門母親”運動，一系列基督教家庭教會，李健的公民維權網，趙巖、李柏光、杜兆勇等介入農民維權活動的知識界人士，成都的“野草”文學社，及維護寫作自由的作家組織——獨立中文作家筆會等。

正如權利是人群中的權利，公民維權的實質就是公民結盟。2004年的經驗與惡夢，顯示出一條真理，即沒有結盟就沒有維權。沒有結社，一篇單獨的文章無論再漂亮，也不可能發揮制度演變的推動力。沒有一個民權組織，甚至連一場維權官司都無法幫助它打下去。

言論、結社、訴訟和街頭政治，是民權運動的四種主要方式。其中結社是提綱挈領的一環。共產黨錯誤的恐懼民間組織，但2004年的維權案件以及數萬起所謂“群發性事件”，其間有兩個值得注意的走向，其一是有組織就有理性，無組織就無理性。那些最危險的顛覆性的沖突，都是無組織的產物。其二，不允許人們組織化的危險，一是非理性的爆發，二就是被黑社會性質的組織替代。去年某城市有幫會性質的三輪車夫打贏行政官司，而另一城市無黑社會背景的三輪車夫們卻輸掉了類似的官司。似乎顯示著在尖銳的權利沖突和官方嚴格的社禁管制下，有可能使底層民眾的維權運動走向黑社會化。

當前大陸民權運動的方向，應是言論、訴訟和結社的三頭并進。一個時期內，爭取各種工會、錢會、公益組織、人權組織、民間報刊的合法性，發展各種非政黨的公民結盟，是比組黨更務實、更理性的一種道路。可惜大部分大陸維權人士基于放大的恐懼或必要的謹慎,在言論和結社之間，僅選擇言論。在單獨的言論和集體的言論之間，僅選擇單獨的言論。這就放棄了做大政治增量的可能。而另一部分更加激進的人士，則在傳統的革命模式下始終把目標放在對組黨的渴望之上。這又是對于分享政治存量過于急迫。

大陸民主化的希望，只能立于民權運動之上，不能立于秘密會黨之上。世上沒有哪一個憲政國家是靠秘密會黨建成的，因為政黨是結社自由的一個頂點，是公民社會和民權運動的產物，而不是催生婆。但反過來，世上也沒有哪一個國家是只靠一篇檄文、不靠公民的結社而能實行民主化的。沒有哈維爾，就沒有陳水扁。但沒有七七憲章派，就沒有哈維爾。沒有《自由中國》，也沒有雷震等人。

        2005-2-16修訂

王怡 2011-02-22 20:05: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