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消費熱點”問題到消費經濟學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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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消費經濟》雜志社召開“消費熱點”問題的討論會是很有意義的。粗略地說,消費熱點問題的提出與其意義是和市場經濟體制相聯系的。這是由于市場經濟有其波動性、周期性,或者說動態性、不確定性,因此反映在消費市場領域必然出現消費熱點、冷點、蕭條、疲軟、飽和點等現象。我們再深入一步加以探討,則可以從客觀上和主觀上來論證消費熱點問題,就客觀方面來說,消費品(主要是講生活消費品)的種類、性能、效用、包裝,乃至于美觀,總是日新月異、花樣翻新,何況還有使用期,因為生產廠家為了競爭必須不斷創新。這就不得不引進美國著名經濟學家張伯倫(1899~1967)在其名著《壟斷競爭理論》中提出的商品的“同質性”和“異質性”概念,因為兩者是影響消費者的自主選擇的。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任何一種產品,總是從設計——試制——批量生產——銷售——壟斷市場,有上述周期性過程。當消費者對這類商品的需求達到飽和點在市場上失去優勢地位時,就會變成消費冷點,只有經過再創新另外生產新產品,制造新的消費熱點。另外,從消費者的主觀來說,由于消費者的年齡、性別、地域、民族、習俗乃至于文化水平、職業以及對同一消費品(同質性的)的主觀評價和價格、廣告的引誘是千差萬別的,何況消費者的主觀欲望本身也是變動的,這就更加劇了消費熱點的形成與持續時間。應該特別注意,消費者既是經濟人,又是理性人,他(她)必須把有限的購置力去求得消費品效用和主觀欲望滿足的雙重最大化。上述兩者對不同的消費群體來說,有時是同步的,有時又是異步的。這在西方主觀經濟學派的著作中是研究頗多,甚至時間因素即“現在”與“將來”的主觀評價,以及象馬歇爾這樣的經濟學家,還說“同一先令所衡量的動力對窮人比對富人為大”的觀點。在我國,有“財大氣粗,揮金如土”的富人,而窮人則不能不精打細算,珍惜每一分錢的使用。這就是說,“價格衡量”是有相對性的。上述情況,從理論上來說,就是客觀的物(商品)和主觀的人的矛盾與統一。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這種統一反映了商品供求關系與其價值的生產和價值實現的全過程,和商品價值的最終實現,這一價值的實現產生了另一個再生產過程,這就是所謂消費是終點又是起點的雙重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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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在黨的十五大前后已從“賣方市場”轉變為“買方市場”,這是一個大轉變大飛躍,是市場經濟的一個新階段。在理論上打破了從蘇聯早期經濟學家和政治活動家列夫·納·克里茨曼(Lev.N.Keritsman 1890~1938)到匈牙利著名經濟學家亞·科爾奈困惑于社會主義必然貧困與短缺的難題,而使社會主義越來越富裕。我國市場中出現的這種買方市場,形象地說是從憑票供應的計劃經濟進入消費者憑貨幣自主自由自選的真正意義的市場經濟,標志著我國國民經濟在健康、快速、持續地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但是這種轉變也給我們國家、政府、社會、市場、生產廠家、商品經營者、消費者、尤其是消費經濟學帶來迫切而又重要的研究課題。
  首先,在理論上對消費經濟學研究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及其在經濟學科群體中的地位應予高度重視,萬萬不能認為消費經濟學是可有可無或附屬性的學科,甚至根本否認它是一門獨立存在的學科。我認為這門學科無論從宏觀(再生產的四個環節)來看,這是從微觀來看,消費者是商品效用與價值的最終裁決者以及主觀欲望滿足程度的最后認可者。由于科學技術的發展與人們生活水平提高,人們的消費需求愈來愈多樣化和逐步高檔化。從“開門七件事,柴、米、油、鹽、醬、醋、茶”到“衣、食、住、行、吃、喝、玩、樂”再到“衣、食、住、行、用、醫、保、教、娛、禮、特、雜”等12大類,都是極重要而復雜的。我們對這些微——宏觀研究得愈深入和愈完整,則經濟工作尤其是宏觀調節與市場調節則愈穩定而可靠。我們可以這樣肯定地說:市場經濟愈向前發展,消費者的最終裁決力度與地位就愈大,以至我國把它譯成“消費者是上帝”,而這種宏觀調控的微觀基礎就愈需要建立在科學研究的牢固基礎之上。自然科學在不斷發展,經濟科學也同樣在發展并增加其門類。“科教興國”是既包括自然科學,也包括人文科學的。我們總不能把今天的醫藥科學回歸到華佗時代,僅只內外兼而有之,那就會到頭來成為“華佗無奈小蟲何?”
  其次,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消費者的欲望是無窮無盡、沒有完全滿足的時候,而只能有當時當地的相對滿足。市場經濟愈是向前發展,消費者的欲望就會愈多樣化、多檔次化,前者是由于欲望的多樣性所決定的,后者則是由于可支配收入所決定的,所謂馬斯洛的需求層次論就反映這種規律。因此,消費者的欲望、愛好、嗜好、偏好就在微觀消費中加以區別了。我們可以說:市場經濟愈發展,對微觀消費即消費者的各個方面的研究就愈透徹,因為“可支配收入”是在消費者口袋里,而對消費品的選擇又由消費者自由自主確定,不深入研究它們就形成不了“消費者均衡”。最近中央有關部門對全國大中城市的消費者心態及其對消費品選擇的調查發現,對經濟實用選擇的比例大于追求品牌——新潮的選擇比例,可見我國市場經濟尚處于初級階段,“可支配收入”還是有限的,消費者不能不作理性人的周密考慮。但是應該看到,隨著我國獨生子女國策的貫徹、家庭小型化的加劇,“爺爺奶奶再見”的普遍、消費偏好的“代溝”以及我國“老齡國”的到來,微觀消費會出現新的趨勢與特點。這些都應該由微觀消費經濟學加以研究。
  再次,買方市場意味著消費者在消費品的選擇上具有更大更多的自由與自主,超級市場就應運而生。這種自由與自主達到了偏好甚至于排他性的程度,即“非此不買”。這類問題在西方消費經濟學中有專門而獨特的研究,而且恰恰是創建宏觀經濟學的凱恩斯所特別注意的,創立了消費傾向、消費偏好理論。同時在效用理論上,西方經濟學家為了讓消費者的主觀欲望滿足與客觀效用相一致,他們費盡了近一個世紀的努力創立了很多復雜而且可以用數學去量化的理論和數學模式。我國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消費者的消費行為與消費心理應該“買得滿意,用得高興”。我國著名經濟學家、發展經濟學的創建人之一張培剛教授和北京大學厲以寧教授最近分別出版了《微觀經濟學的產生和發展》、《宏觀經濟學的產生和發展》,對微觀消費理論與宏觀消費理論作了較詳盡的介紹與評述,都是有權威的著作(兩書均由湖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10月出版),值得學習和推薦。
  最后,根據黨的十五大“科教興國”戰略指導,將把7500億美元的巨額投資用之于基礎設施建設,而把投資重點由沿海地區轉向中西部地區,這樣的投資方針是有中國特色的。國外發達國家實現工業化——現代化的發展歷史,有的是先輕后重,有的是先重后輕;從地區發展順序來說,美國是先東后西,前蘇聯是先中西部然后開發遠東地區;有的是先建設工業大城市然后逐步梯度推移。我國根據自己的國情走有特色的現代化道路,建國后的近半個世紀,隨著經濟體制的變化基本上是重(計劃經濟體制時期)——輕(市場經濟體制時期)——再重(宏觀調控與市場調節階段)。從地區來看,先沿海后中西部地區。這里的關鍵是7500億美元的巨額投資如何又順暢地轉化為消費基金問題,實際上就是生產性基礎設施建設又如何轉化(分裂)為微觀的個人消費基金問題,這就要求既保證宏觀的生產性投資,又刺激微觀的國內消費需求,使兩者能動地互動或者說互利的良性循環,其中需要研究的學問很多、很復雜,而又很重要。
  國外的輿論認為我們拿不出這么多錢即7500億美元,同時又把我們中西部巨額投資比喻為美國二戰前即30年代大蕭條時期羅斯福總統的“新政”以及美國田納西流域管理局即T.V.A工程(Tennessee Valley Authority),用“新政”的“公共工程”去刺激國內需求。這些看法都牽強附會,不了解我國當前的國情和社會主義市場與社會主義宏觀調控,以及滾動式建設投資及可持續性發展戰略的巨大作用,我們不是已經在進行比T.V.A工程更大、更宏偉、更有綜合效益的長江三峽工程嗎?19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說明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優越地位,何況作為世界金融、旅游、外貿、商業、航運中心的香港已經順利回歸祖國,香港與大陸內地一國兩制兩種力量的結合與互補是經得起考驗的。
  在7500億美元巨額投資如何轉化為消費基金問題上,西方經濟學對我們會有所啟發與借鑒。隨著我國統計數據準確性的提高和宏觀調控能力的增強,這種借鑒意義與力度更能洋為中用。在西方經濟學中的國民收入可以分解為消費與儲蓄兩部分(即Y=C+S),而消費又可以區分為生產性消費與非生產消費、儲蓄又可以轉化為投資。投資通過“消費傾向”、“邊際消費傾向”又產生“乘數理論”,這樣投資會最終轉化為消費的。在西方的市場經濟理論中,乘數已經不僅僅是一個“投資乘數”了,還有“就業乘數”、“政府支出乘數”、“賦稅乘數”、“預算乘數”、“外留乘數”、“經濟基礎乘數”、“區域乘數”等,只要我們結合國情、審時度勢,是多少可以“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我們從7,500億美元的投資中可以找到刺激國內需求的動力和來源,這些都值得我們科學地加以研究的。
      (二)
  近年來,我國經濟學界在熱烈討論中國理論經濟學的內容與框架諸問題,以便取代過去計劃經濟時期編著的政治經濟學南方版與北方版。這是理論建設的一件大事,也是改革開放近20年來的經濟理論的總結和鄧小平經濟理論的概括與進一步深化。作為一個發展中的大國,又實行有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本理論經濟學著作的理論意義與實踐意義都是重大而不能低估的。《經濟學動態》雜志(北京)已連續發表了不少這方面的討論文章,其他報刊也有類似探討性論文。最近,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21世紀經濟學前瞻》一書中,各個學者從不同角度去探討了21世紀經濟學,所以實際上是一本論文集。其中第一篇論文就是以專攻消費經濟學著稱的尹世杰教授的論文:《21世紀經濟學——研究經濟、文化一體化,以人為中心的科學》。此前尹世杰教授曾在《經濟學動態》上發表過《當代經濟學應當加強對人的研究》(該刊1996年第8期),此文后又由《全國高校文科學報文摘》(1996年第6期)摘要刊出,這兩篇文章都帶有一些倡導性,這里我想多寫幾句話以求教于專家學者。
  世界著名文豪高爾基曾經說過:文學就是人學。這是最概括的界定。同樣,經濟學是研究以人為本、為主體,把人作為理性的經濟人、培養其有教養、有文化、身心健康、全國發展的人(當然這一工作不能僅僅靠經濟學,這是不言而喻的),因為把經濟學界定在“人文科學”(Human Studies)之內是有深刻涵義的。如果進一步把經濟學界定為以人為中心并聚集經濟——文化一體化的學科,也是有理由的。按照當代社會科學乃至于自然科學發展的趨勢,學科之間總是在相互交叉、滲透、融合、互補……過程中發展與演變的。賀來先生在《當代社會科學發展的趨勢》(《光明日報》1998年4月24日)一文中說:“當代社會科學發展的趨勢之一,便表現為超越學科間的硬性壁壘而走向它們的綜合和融匯。……例如,經濟學家們越來越認為,‘經濟’本身依存政治、社會制度、國際社會甚至個人的行為與心理,因為經濟學必須與其它學科相結合才能真正把握經濟現象。”因此,把經濟學定義為以人為中心、進行經濟文化一體化的研究,實即把基礎與上層建筑的文化相溝通的研究,是具有前瞻性與融合性的。
  如果我們從經濟學的歷史來加以考察,最早的經濟學著作如A.斯密的《國富論》,是一部綜合性的著作,它包括當時經濟學的核心——價值論,也包括經濟史、經濟思想史、外貿史、財政學等,但它主要研究“物”即“國民財富”也就是商品的增加及其原因的研究,至于對“人”的研究,則是把“人”看成是“利己”的,從人人利己最后到也有利于人,人人為己也等于我為人人,這種邏輯,對A.斯密的時代和他本人從倫理道德學者轉為經濟學者是符合當時的歷史背景的。其后的李加圖,是典型的“為生產而生產”,可以說是見物不見人的經濟學家,但是正如馬克思所說:“為生產而生產無非就是發展人類的生產力,也就是發展人類天性的財富這種目的本身。……”(《剩余價值理論》,中文版第2冊第124~125頁)這種為生產而生產是人的天性,也是目的本身。當然李加圖已經認識到了分配關系和三大階級的矛盾性。我們是否可以說:英國古典經濟學所研究的“人”是“孤立的個人”、“政治經濟學喜歡魯濱遜的故事”《資本論》第一卷,漢譯本第93頁)。到了19世紀70年代,歷史地出現了三大主觀學派,即奧地利學派、數量學派和英-美學派。這幾個主觀學派的共同特點,一是價值論上的主觀效用價值論,二是人的主觀化和主觀化了的人,這是他們研究中的人。這種“人”我看是動物化了的,所以接近于“人為財死,鳥為食亡”的境界。劍橋學派的A.馬歇爾在其代表作《經濟學原理》中要研究有血有肉的人,即不是抽象的人,很明顯是帶有動物化傾向的人。但是在他的經濟學理論中,也還是“經濟人”與“理性人”的一身二任,否則他的主觀價值論、剪刀價格的供求決定論就無法詭辯了。自從馬克思主義建立以來,“人”成為社會的主人,“人是世間最可寶貴的。”(毛澤東語)人是歷史的主人,是人類文明的創造者與享受者,這時候的經濟學,是見物又見人,見樹又見林。物質財富是人所創造的,又回過頭來為人所享受,使人得到全面發展,并進一步推動歷史的前進。
  尹世杰教授在上述論文中所提出的經濟學,我想就是把“人”作為社會經濟文化一體化的人,既是生產者(生產物質財富或精神財富)又必然是消費者,因為沒有消費也就沒有生產,這樣“人”的含義與消費的含義就擴大了,經濟學的研究對象與范圍也跳出了過去狹隘的圈子,從而溝通了更多的學科,豐富與開拓了更廣泛的視野。因此,在這種視野中,消費經濟學所研究的也就愈來愈復雜、面廣而又高檔化。它不僅僅是一個溫飽問題,而要開發腦筋為人類做出更大的貢獻。因此,消費經濟學的研究,無論從物質上、健康上、精神上、政治上、社會上、文化上,都要得到綜合滿足。二戰后的西德(實行社會市場經濟理論)與北歐的福利國家“從搖籃到墳墓”的福利政策,已經遠遠不夠了,因為人作為消費者在母體中和死后還要靠別人進行間接消費,當然有些消費是消極的、不健康的,但“中消協”是我國最大最富群眾性的協會,它的政策措施真正涉及到千家萬戶,深入尋常百姓家,而其理論與政策依據則是“消費經濟學”。因而,我們認為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消費需求愈來愈多樣化、消費者的各種欲望——物質文化精神的各種需要也更多樣化,而這種滿足又是通過自由、自主、自愿去實現的,這樣一個由傳統計劃經濟向更成熟的市場經濟體制的過渡,必然給消費經濟學帶來新的內容,從而把消費文化提高到更高階段。
  
  
  
科技信息長沙8~11F51商業經濟、物資經濟彭明朗19981998(彭明朗 作者系湖南財經學院教授) 作者:科技信息長沙8~11F51商業經濟、物資經濟彭明朗19981998

網載 2013-09-10 21:5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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