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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何一種理論體系都是由經驗要素、理論要素和結構要素所構成的統一體，社會學作為一種理論體系無疑也具有這三大要素。從文藝學的角度說，所謂經驗要素乃是人們在文藝實踐中獲得的經驗材料和感性認識，理論要素則是從感知的經驗事實中經過抽象思維而概括出的文藝理性范疇和邏輯框架，至于結構要素卻是組織經驗要素和理論要素的文藝科學方法。文藝社會學作為一門帶有交叉性質的新興學科，由于相互依存的文藝學和社會學兩個學科隨著文藝實踐和社會實踐的迅速發展提供了成倍的經驗要素，急待從理論上予以新的概括新的闡釋，因此迫切需要從原有文藝學與社會學的研究范疇蛻變出一套新的理論范疇和邏輯框架，而研究內容的迅速增長和日益擴大就必然要求與之相適應的涵蓋面更廣、穿透力更強的研究方法。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說，研究方法的不斷更新往往是文藝社會學突破的關鍵（注：花建、于沛：《文藝社會學》，上海文藝出版1989年版，第88頁。），也是文藝社會學方法永遠充滿活力的根由所在。跟隨著多樣化方法引進社會學的建構，形成了以特定研究方法為區分度的眾多文藝社會學流派，如經驗主義文藝社會學方法、實證主義文藝社會學方法、馬克思主義文藝社會學方法等；而這些產生于西方的文藝社會學方法則在80余年的魯迅研究史上都演示過、運用過，是諸多研究魯迅的思維方法中使用時間最長、效果最佳的基本研究方法。雖然社會學方法在相當長的時段被庸俗社會學冒充過、混淆過甚至傷害過，但它在魯迅研究中發揮的功能效用并沒有完全被否定，在人們清算了庸俗社會學之后仍感到它在深化魯迅研究中不是過時之法失靈之具，而是不可取代的依然具有強勁威力的研究方法；即使那些熱衷于以新模式替換老模式的魯迅研究先鋒派也在演練新法時有意無意地襲用社會學方法，或給新法以支撐或新法以補充。
　　文藝社會學方法之所以在魯迅研究過程中具有持久不衰的功能和活力，粗看其原因似乎極為簡單明了，但實究起來卻也相當復雜而深奧。
　　　　　　一、社會學研究框架具有無窮威力
　　將魯迅其人其文置于文藝社會學的文學與社會這兩大范疇構成的互動交叉的研究框架中，不論是作為特定社會關系總和的獨特文學家的魯迅，或者是作為特定社會創造的富有獨特個性的魯迅文學精品，都可以最大程度地從人的社會根源與文學本源上作出富有科學性和真理性的闡釋。“只要文學保持著與社會的關系”，“社會批評無論具有特定的理論與否，都將是文藝批評中的一支活躍的力量”。（注：魏伯·司各脫：《文學批評的五種模式》，重慶出版社1983年版，第66頁。）魯迅既不是那種提著自己的頭發離開中國特定時代的現實社會想成仙的文學家，又不是那種超凡脫俗以“圣人”自詡的思想家，他本人及其文學創作總是執著于現實、扎根于現實、直面血淋淋的現實，雖然視魯迅及其“文學與社會之間的聯系是相輔相成的，文學既是社會之果，也是社會之因”（注：魏伯·司各脫：《文學批評的五種模式》，重慶出版社1983年版，第65頁。）似有直線思維之嫌，然而它卻揭示出魯迅其人其文與特定社會的最本質的聯系。正因如此，文學社會學研究方法應是推進魯迅研究的最根本的方法。新時期的魯迅研究，當不少學者在“文學→社會”這個總體框架制導下以不同的社會學的具體研究模式把魯迅及其作品作為中國特定社會變革運動或文化思想啟蒙的產物進行卓有成效的研究時，而一批銳意創新的青年學者則試圖擺脫魯迅研究的各種社會學研究模式，即拒斥魯迅作品是主觀反映客觀社會現實的理論框架而視魯迅作品是魯迅精神主體的產物，于是將魯迅作品研究納入“文學→精神”的理論框架，首先從存在主義哲學的高度研究魯迅精神結構的獨特性，然后再探討魯迅作品的獨特性。這種研究模式較之社會學研究思路是著力突出魯迅的精神結構，主要從西方的理性與非理性的文化沖突中論述精神結構的復雜性和矛盾性，認定“魯迅的主觀精神結構也是一種宛如蛛網的意境，它是由許多無法避免的矛盾言行，各不相容的思想交織而成的”（注：汪暉：《反抗絕望》，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頁。）；正是魯迅這種充滿矛盾與悖論的主體意識決定了魯迅文學作品的矛盾性和復雜性，完全把魯迅的精神主體與作品的思想意蘊等同起來，作品不是主客觀的統一體而是作家主體精神的載體，否定魯迅作品的客觀現實性。這種研究模式對魯迅精神結構的研究有所突破有所拓展，但其局限性也是顯而易見的：一是魯迅的精神主體與其作品思想意蘊并非完全同構，文學創作也不是由精神主體完全決定的，文學作品雖然是魯迅以主體意識為導向創造的，但精神主體面對文學再現或表現的客觀對象是要受到社會現實本身的規律制約的，甚至這種制約是不可抗拒的，并非只靠作者的主觀意志所能轉移的，特別魯迅創作的直面現實人生、直面殘酷現實、直刺社會痼疾的現實主義小說和雜文，其思想意蘊和價值內涵與魯迅的復雜精神結構更不是完全同質同構的。因此，誠然從魯迅精神主體切入魯迅作品研究是個有深度的思維模式，然而完全舍棄社會學研究模式，至少對魯迅作品深刻復雜的內涵不能從社會角度進行勘探，作出更有說服力的闡釋。二是魯迅的精神結構的復雜性與矛盾性僅僅從西方文化傳統或中國文化傳統來尋找文化思想根源還是不夠的，只有緊密聯系半個世紀魯迅所經歷的社會實踐和人生經驗才能從根本上開掘出魯迅精神結構之所以具有這樣的獨特性而不具有那樣的特異性，之所以選取了西方這種思潮而不是那種思潮、之所以繼承了這種文化傳統而不是那種文化傳統的社會根源，離開了中國特定的社會實踐或現實人生只在中外古今文化意識層面來探究魯迅獨特而復雜的精神結構，將會給人以無根之木的空中樓閣的浮游之感；況且魯迅創造文學既是為了改造人生為了思想啟蒙更是為了超越現實中的自我由必然王國進入自由王國，并不單單是定型的主體精神的外射。因此從邏輯程序來看，不是先驗性地把握了魯迅獨立的精神結構然后方決定其作品的獨特性；恰恰相反，正是研究了魯迅大量作品才從中發現并概括出魯迅精神結構，如果不以作品為魯迅精神主體作實證，那魯迅的精神結構的確立就失去了堅實的依據。“因為作為思想家和文學家的魯迅是由他的作品所規定的，而他的作品不是他對自我現狀的描摹和復制，不是自我一切現實行為的辯詞，而是他對現實和現實自我的超越方式。現實的魯迅是沒有也不可能擺脫傳統倫理道德束縛的，但他并不因此而承認傳統倫理道德的永恒性和合理性，而這也正是他作為一個思想家和文學家的本質所在。”（注：王富仁：《中國魯迅研究的歷史與現狀》，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14頁。）三是雖然我們承認魯迅的文學創作算是那個特定時代完全個人化的精神生產和藝術生產，即使“遵命文學”的表白也沒有約束他以自由心態進行寫作，使其精神主體得以盡情的揮發；但是必須指出這種個人性的精神生產和藝術生產以及魯迅的精神主體和創作心態總是同特定歷史環境下的社會生產和特定文化語境下的社會心理或隱或顯地聯系著，致使魯迅文學作品所蘊含的深邃豐厚的思想情感與審美意識既滲透著個性主體意識又含有群體意識和人類相通的情感因素乃至帶有普泛性的宇宙意識；并不僅僅如此，其作品還是現實的或歷史的社會生活、人生境況各種因素相互作用相互激蕩相互融合的客觀意識的結晶。魯迅作品之所以偉大，就在于從總體上展示出現實中國人乃至全人類內外宇宙的生動豐富而又深不可測的全面形象，將歷史的深邃感、邏輯的深度感、哲學的高度感和審美的悲劇感熔為一爐。研究方法既是解讀文學作品的技巧又是理解文學研究對象的策略，但這種技巧和策略是以一定的原則原理作為理論根據，文藝社會學發展到今天已創建出種種理論范疇和研究模式以及價值標準。面對著魯迅文學創作這個博大精深的審美實體，研究者以不同的研究模式和原則原理為準繩進行解讀，出現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學術景觀值得慶幸；但是我堅信開放的社會學研究方法及其思維方式將是不可忽視的永遠充滿穿透力和沖擊力的有效的研究范式。
　　文藝社會學方法對魯迅其人其文的研究具有最大的適應性，不論文學作品中所反映的經濟、政治、倫理、道德、宗教、風俗、心理、人化的地理和氣候或者描寫的家庭、婚姻、戀愛等，甚至個體的和群體的生活無不屬于社會范疇，無不在社會學的視野之內，無不可以用社會學的原則原理來衡量文學的深廣度。社會學研究框架的巨大功能與不可估量的潛力在于“文學與社會”之間是深不可測的錯綜復雜的彈性極大的地帶，作為中介的創作主體可以用任何情感或審美方式凝成多種紐帶或搭起異彩紛呈的橋梁把兩者或緊或松或疏或密地聯系起來，尤其像魯迅這位藝術巨匠的經典之作與社會的關系更是多維的、深奧的。研究者運用社會學方法勢所必然地要尋求魯迅作品與現實的對應性，即魯迅的作品在哪些層面哪些維度上與特定社會結構相輝映，是在表層結構上相對應還是在深層結構上相對應，是直接相對應還是間接相對應，哪些作品與社會是同質同構，哪些作品與社會是部分的同質同構，還是所有文學作品在整體上與社會同質同構；而在魯迅文學作品與社會對應同構關系的探測追詢過程中，尤其重要的是創作主體魯迅以什么樣思想意識、審美旨趣和文化立場去感受、體驗、認知、評判和把握社會現實或人生命運的，體驗得深不深，評判得準不準，達到了何種程度的深度、廣度和高度。作為魯迅研究者堅持社會學思維框架對其文學作品進行解讀能否從作品與社會之間的復雜而深微的關系中潛下去，全方位地開掘并發現作品與社會的對應性和同構性，從而領悟魯迅蘊藏其間的獨特的社會意識、思想意識和審美意識，關鍵在于研究主體的藝術感悟能力、理論思維能力、思想認識能力和知識結構是否能夠適應或滿足這種研究模式和研究對象的需要，能夠適應需要就會取得卓越的研究成果，否則就會淺嘗輒止難以有新的突破。魯迅研究實踐一再證明，社會學研究方法在文化素質學術涵養不同的研究者的手中，不只是產生了不同的研究成果，其優劣粗淺之分是顯見的，而且出現了形態各異的社會學的具體研究模式，主要有：一是人生社會學研究模式。從魯迅作品與社會關系中，發現魯迅前期小說是一面社會人生的真實鏡子，所反映的不是一家一戶的人生相而是世紀初的整個社會人生相，表現了魯迅深摯的人道主義關懷。這種對應性的探析具有真切的歷史感，但卻停留在直覺的感性或經驗層面，缺乏理性的論辯深度。二是政治社會學研究模式。由于魯迅作品具有百科全書的宏偉和含量，為研究者提供了比任何現代文學作家的作品在與現實社會結構系統或假定社會圖景探尋其對應性或同構性更為自由開放的多維空間，所以致力于魯迅其人其文的社會學研究是大有用武之地，你既可以從人生的角度體察魯迅作品與社會現實達到了何等的真實程度和開掘深度，也可以從社會的其他構成因素探索魯迅作品內涵與之相應的關系，魯迅作品能夠成為社會人生的鏡子，還能夠成為社會結構多維因素或其他一維因素的鏡子。然而自從馬克思主義文藝社會學進入魯迅研究領域之后，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則成為解釋魯迅最有權威最有成效的方法論，它主要從以民族斗爭、階級斗爭、思想斗爭乃至路線斗爭所構成的政治視野來考察論析魯迅其人其文，把魯迅研究推上一個新階段。早在三四十年代以馬克思主義文藝社會學研究魯迅所建構的理論框架主宰了半個多世紀的魯迅研究：以馮雪峰為代表的從魯迅與共產黨領導的政治革命關系研究魯迅其人其文的理論框架，以瞿秋白為代表的從魯迅與中國現代思想斗爭關系中研究魯迅雜文基本特征的理論模式及“從個性主義進到集體主義、從進化論進到階級論”的研究魯迅思想轉變的理論框架，以胡風為代表的從魯迅與精神思想啟蒙關系中研究魯迅潛在思想特征與現實主義創作的理論框架，特別是毛澤東以實踐的革命政治家的姿態從魯迅與新民主主義革命和中華民族解放的整體關系中高度評價、宏觀把握魯迅其人其文的理論框架，以及解放后以陳涌為代表的從魯迅與新民主主義政治革命關系中視魯迅小說為政治革命一面鏡子的研究框架等等，不一而足。盡管上述的具體研究模式存在不少局限，甚至有誤導之處，但是它們卻左右了魯迅研究半個多世紀，掀起一次次魯迅研究熱潮，可以說魯迅研究的“成”在這些框架，“敗”也在這些框架；在不正常的政治氣氛下“研究”魯迅，將所謂“圣人”的魯迅推入悲哀的陷井，科學的社會學被庸俗的社會學所取代，馬克思主義文藝社會學方法被假馬克思主義所篡改。
　　不過經過“撥亂反正”，到了新的歷史時期，馬克思主義文藝社會學在魯迅研究上煥發了新的活力，進一步拓展了魯迅研究，這主要體現于以王富仁為代表的中年魯迅研究者身上。通過深刻反思以前各種形態馬克思主義文藝社會學具體研究模式對魯迅研究帶來的得與失和利與弊，他們以開放的馬克思主義文藝社會學方式深入探討了魯迅與中國思想革命的真實關系，由此特別調整了《吶喊》和《彷徨》的研究系統，以一個較為完備的研究框架取代了已有的研究系統：“這個研究系統不應當以毛澤東同志對中國新民主主義政治革命具體規律的理論結論為綱，而應當首先以魯迅當時的實際思想追求和藝術追求為綱；它應當在魯迅主觀創作意圖和《吶喊》、《彷徨》客觀社會意義的統一把握中，以前者為出發點，以后者為前者的自然延伸和必然歸宿，既要改變那種隨意在魯迅那里尋找各種不同思想理論的依據、隨著團揉魯迅及魯迅小說的‘純客觀意義’的分析法，又要充分發掘魯迅小說所可能具有的、為魯迅當時所沒有直接意識到的客觀思想意義，從而做到客觀意義的分析不脫離魯迅主觀創作意圖的基礎，魯迅主觀創作意圖的闡釋不妨礙對它們的客觀思想意義的進一步探討，從而較正確地描摹出《吶喊》和《彷徨》自身所獨具的基本思想圖式”。為此“我們將論證《吶喊》、《彷徨》不是從中國社會政治革命的角度，而是從中國反封建思想革命的角度來反映現實和描寫生活的，它們首先是中國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鏡子，中國社會政治革命的一系列問題是在這個反封建思想革命的鏡子中被折射出來的”。（注：王富仁：《中國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鏡子》，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86年版，第5—7頁。）這種研究框架雖然主要集中于“從文學與文化思想”的關系中深刻揭示了魯迅前期小說思想意蘊而尚未把雜文、散文、散文詩、《故事新編》等納入到自設的理論模式，然而較之各種樣式的“政治——文學”研究框架更貼近魯迅其人其文，具有歷史與邏輯、客觀與主觀的辯證統一性，應是魯迅研究史上的思想理論框架的重大突破。有些政治社會學具體研究模式不如上述研究框架更科學、與研究對象具有更相似的對應性，就在于從政治角度考察魯迅前期小說缺乏對應的同構性，尤其“政治”在現代中國革命運動中就是階級斗爭、奪取政權、鞏固政權、實施專政的表現，這就使“政治”具有強烈的階級性、功利性、實用性和實踐性，往往誰掌握政權誰就是政治的化身，誰就是政治的解釋者或代言人，因而這就不可避免地隨著政治運動的風云變幻對“政治”范疇的闡釋出現了隨意性和主觀性，使“政治”失去了質的規定性，成為被人任意揮舞的魔棒；反映在魯迅研究上就呈現出政治東風吹來就有東風的魯迅研究，政治西風吹來就有西風的魯迅研究，這種隨著政治風向轉的魯迅研究是對魯迅研究的褻瀆和誤導。這并非說所有堅持以政治社會學模式研究魯迅的學人都是“風派”式的研究，而是說這種政治研究框架很容易被篡改被盜用，喪失其應有的科學性和真理性。那些嚴肅正派的魯迅研究者至今仍堅持馬克思主義文藝社會學研究方法，不僅從文學與社會政治的關系也從文學與社會倫理、社會道德、社會宗教、社會心理等關系來構成具體可行的社會學研究思路，多層面多角度地對魯迅其人其文進行探究，獲得了令人注目的研究成果，足以證明文藝社會學方法只要理解準確、運用得當、堅持發展，在深化魯迅研究上依然是有著無窮威力的研究框架。
　　　　　　二、深化魯迅研究的構想與蠡測
　　文藝社會學理論框架是研究魯迅其人其文的行之有效的極為重要的研究方法，但卻不是說它是完美無缺的唯一的研究模式，即使你正確地理解、科學地運用社會學方法研究魯迅也難以克服其自身的局限。誠然，在魯迅及其創作的各種錯綜復雜的聯系中，與社會各層面的聯系是最根本的聯系，甚至魯迅本人也是社會關系的總和；但是有些聯系如人的非社會性領域、人的潛在意識，文本的審美語言層面、審美形式層面、審美技藝層面、審美意象層面、隱意識層面等，社會學方法就不能直接介入，即使間接地進行探析也是達不到堂奧。值此世紀之交，關心魯迅研究的人們都在思考：如何將21世紀的魯迅研究推上新的高峰？我認為研究框架、思維方式的調整或更新是至關重要的。這里僅就怎樣深化文藝社會學方法的魯迅研究談點想法。
　　只固守一些馬克思主義的文學教條，算不上真正意義地運用馬克思主義來豐富、發展和調整文藝社會學方法；馬克思主義是發展的科學，站在當今的思想制高點，我們不僅要敢于以發展了的馬克思主義原理來充實并改造文藝社會學方法，也要善于以世界最先進的人文社會科學及其方法論與自然科學及其方法論來補充并豐富文藝社會學方法，增進符合現代化要求的新觀念、新范疇、新方式，這是深化文藝社會學方法的關鍵。
　　文藝社會學研究模式與現代心理學相結合能夠形成優勢互補的較完備的研究魯迅其人其文的理論框架。人們公認魯迅是中國現代社會獨一無二的文化巨人，他的偉大人格的構成既有復雜的外部的社會根源又有中西文化交互作用的文化根源，但這諸多的外在因素之所以能夠轉化為構成魯迅獨特偉大人格的素質，重要在于魯迅獨特而深邃的心理機制或心理功能起著決定性的作用；而魯迅的人格并非保守古典型的乃是開放現代型的，這意味著他的人格形成過程始終以現代化為主導傾向。對于這樣一個獨特而復雜的現代人格結構或精神結構進行解讀并作出令人誠服的科學闡釋，只憑文藝社會學方法難能奏效，只靠心理學方法也難以求全，惟有把兩者的優長發揮出來方可得到較為滿意的解釋。魯迅的文學創作尤其前期小說大都是以主動反映方式創造的社會人生——文化心理小說，既重視對舊生活方式的深切評判和對新生活方式的獨特尋找，又注意對感情的含蓄抒寫和對某種生活意義的闡釋，更重視對現代國人靈魂的嚴峻拷問，而這些被編入一些特殊的符號系統，凝成一篇篇具有深層結構的作品；有意味的是由于作者的自覺理性意識常常壓抑或遮蔽了一些非理性的潛在意識，使小說的深層結構的意蘊并非完全呈現于文學敘事的表層，這就增加了解讀的難度。特別是《野草》重在抒寫帶有朦朧神秘色彩的現代文人的一種情緒、一種哲思、一種精神、一種詩魂。對于這些小說、散文詩的解讀，只有將文藝社會學方法和現代心理學方法融為一體交互使用，也許才能取得較好的闡釋效果。研究實踐一再證明，一些有巨大成就的文學評論家或文學史家在運用文藝社會學方法時總是與心理學方法相結合。如丹麥的文學之父喬治·勃蘭兌斯的社會學方法就強調文學就是心理學，他說：“文學史，就其深刻的意義來說，是一種心理學，研究人的靈魂，是靈魂的歷史。一個國家的文學作品，不管是小說、戲劇還是歷史作品，都是許多人物的描繪，表現了種種情感和思想。感情越是高尚，思想越是崇高、清晰、廣闊，人物越是杰出而富有代表性，這本書的歷史價值就越大，它也就越清楚地向我們揭示出某一特定國家在某一特定時期人們內心的真實情況。”（注：勃蘭兌斯：《十九世紀文學主流·引言》，人民文學出版社1980年版。）這種把文學與外部社會聯系的考察同內部潛隱心理因素探析相結合的研究框架，不僅擴大豐富了文藝社會學方法的內涵，增強了它的研究深度，而且更符合文學的本體與特質。俄國著名文學家、美學家車爾尼雪夫斯基認為，堅持文藝社會學評論時應重視作家的“心靈的辯證法”，這比勃蘭兌斯的社會學方法又深了一層，不僅溝通了社會學方法與心理學方法的渠道，而且要求從辯證法的思維高度來透析作家的矛盾復雜的心靈，他對列甫、托爾斯泰心靈辯證法的闡釋就是一個范例，可以借鑒過來用于對魯迅心靈辯證法的研究。新時期以來的我國魯迅研究者越來越重視借用各種心理學理論及其方法來剖析魯迅的精神結構、心靈演變、人格范式以及魯迅作品生成的心理動因、人物形象的心理刻畫等；從見到的專著與論文可以斷言心理學方法的魯迅研究取得了可喜收獲，在一定程度上深化了魯迅研究，特別運用精神分析心理學、變態心理學對阿Q等人物的心理透析有新的發現。但總體上看，以心理學方法研究魯迅其人其文獲得的成就不能作過高估價，尚待進一步深化。
　　在我看來，至少應在這幾點上下深功夫：一是在魯迅研究上怎樣把社會學方法與心理學方法結合好并將其各自的優長發揮出來。魯迅在近百年中國文學史上是位名副其實的心理剖析與靈魂拷問大師，對中國各類人物心理體察的深微程度、意識活動把握的精確程度、思想靈魂刻畫的到位程度，似乎還沒有哪個作家能夠超越。所以運用社會學與心理學方法相結合的綜合功能對魯迅深入研究應該收到最佳效果；但是在實際運作過程中往往出現兩種方法脫節或配合不力的現象，或只重心理學分析而放棄社會學考察，似乎作家主體心理或人物主體精神與特定的社會文化關系不大，或只突出社會學闡釋而漠視心理學透析作用，好像作家主體或人物主體只有社會性，深不到心靈底層，即使有些研究者也試圖把兩種方法結合起來使用，卻又找不準二者的張力場和銜接點，影響了這種研究框架的綜合作用的充分發揮。其實探析魯迅的社會心理或文化心理及其文學作品的創作主體的審美心理和人物對象的社會文化心理，社會學方法與心理學方法相結合的雙向互動互補作用是極為顯著的，而且也比較容易操作；難度最大的是開掘作家主體和人物主體的潛意識或無意識，往往精神分析方法容易見效而社會學方法難以找出切入點，這不僅因為人的潛意識不完全是社會存在決定的，即使與社會文化有關連也是極為隱蔽極為微妙的，特別是由于作家主體的心理機制與社會環境的關系是渺茫的，這都使社會學方法在與心理學方法相互為用時受到了限制。如果我們想法突破或超越了這個難點，那無疑能增強魯迅研究的深度和力度。
　　二是進一步提高魯迅研究者的素質。首先是知識結構既要充實又要更新。中國古代沒有系統的心理學，明代的王派心學是哲學而非純粹心理學，我們所獲取的心理學知識大都來自西方，而西方的心理學雖然產生于不同于中國的文化傳統和社會背景下，但由于人類共同生長在一個地球上，心理機制或大腦功能并沒有多大差異，所以他們所建構的諸多心理學派的理論范疇、心理規律和研究方法是具有全人類的普遍意義，當然也可以“為我所用”。現在的問題，是我們研究者對心理學知識及其方法知之甚少。所謂心理學方法是一種科際整合，若不具有完備的心理學知識即理論層面的知識和經驗層面的知識，那就不能運用好心理學方法；況且心理學的流派也多，就是把那些代表性心理學派的知識掌握起來也要下深功和苦功。如康德溝通了心理學與美學的橋梁，直接影響了文藝方法論；詹姆士的意志心理學提供了一個“意識流”文藝心理學研究方法；格式塔心理學通過視覺思維研究架構起具體與抽象的橋梁，對文學創作更具啟迪作用；尤其以弗洛伊德為代表的精神分析心理學派的學說，不論弗氏的人類意識好比三層樓說、潛意識學說，或者榮格的集體無意識學說，拉岡整合弗氏無意識理論的語言學，都有助于深化魯迅研究；對當代馬斯洛、弗洛姆等的心理學，以及變態心理學、情緒心理學和各種文藝心理學、創造心理學等，都應該有所了解或通曉，這樣才能使各種樣態的心理學知識構成研究主體的不同心理學研究模式，既可以適應魯迅心理研究的需求又可以為社會學方法與之相結合提供更多的心理學具體方法。既然文藝社會學方法要與心理學方法相融合，作為魯迅研究主體除通曉各種心理學知識外，更要增進并更新社會學的知識，這不僅因為社會學發展得快、新范疇新觀念層出不窮，也因為社會學方法在與心理學方法相結合中居于主導地位，所以我們必須廣納博采各種社會學的新知識新概念新范式，既要重視發展了的馬克思主義文藝社會學的新范疇又要重視20世紀西方（包括西方馬克思主義學派）各派文藝社會學的新理論。
　　這里我特別要提一下呂西安·戈德曼的發生論結構主義文藝社會學方法。辯證唯物主義歷來是聯系文學與社會的最精妙的方法，戈德曼正是繼承了這種最精妙的傳統創立了允許人們在文學與社會這兩種互不相同層次之間左右馳騁的典型范疇，并以此鑄成了一個系統的辯證的結構主義文藝社會學研究模式。他認為目前人文科學中最重要的爭論之一就在于究竟是人還是結構促成了歷史的轉換，而發生結構主義則明確指出“結構”作為所有人們的思想意識、感覺特性和行為模式的一個普遍方面，沒有任何理由可以取代人而作為歷史的主體；被看成一種結構的文學作品必須與歷史主體相聯系而不是同一些外在于歷史主體的方面相聯系，否則將會把文學文本從它的社會——審美統一體中拋入一種忽視文本的唯心主義觀念之中，亦將給文本披上一層非理性的、神秘化的外衣，從而把文學創造擲入一種超歷史的和外在于文化特征的主觀真空之中。戈德曼對文藝社會學方法論作出的不朽貢獻在于將一些有不同來源的概念統統融入了發生結構主義模式，為人們探究文學與社會之間深微奇妙的關系提供了典型范疇，主要有：（1）有意義的結構。 他把文化創造超個人主體的特征都描述為有意義的結構，并在其精神范疇的層次上和歷史實踐的層次上對它們進行分析，以此來闡釋一部文學作品有意義的結構對于文藝社會學來說是至關重要的方法；（2）超個人主體。 他認為有意義結構只有在超個人主體的層次上方是可能的，而所謂超個人主體就是復數主體之總體性即集體主體，文學歷史或文學作品只有通過集體主體才成為可能，并指出沒有任何主體或文學創造是純社會的，而且把各種文學作品與某個文化符號系統（或集體意識的諸精神范疇）聯系起來就能把它們作為一個更大的文化結構中的具體東西，故超個人主體在諸個體精神范疇和那些構成文化的創造物之間提供了一種統一的功能；（3）總體性。 它是在兩種主要形式“宇宙與人類群體”之中既組成了重要的哲學范疇也構成了重要的美學范疇，如果說有意義結構概念奠定了戈德曼文藝社會研究模式的基礎，那么總體性概念又為此模式提供了一個宏觀分析的視野；（4）世界觀。戈德曼的世界觀概念是極為具體、實際和辯證的，它解釋了文學作品的記實層次，因為“世界觀的超個體性說明了文本或文本系統以及它的諸范疇和價值標準體系”，也就是說“被看作心理性的基礎或觀念形態或某個哲學體系的世界觀，不僅存在于把它作為其表現某種事物的藝術作品之外，而且還成為這些作品藝術結構過程的規則，并作用于作品的組成成分和藝術符號的宏觀意義的交互作用”，這就使戈德曼的文藝社會學模式將對文本的微觀分析延伸到世界觀的層次，易于與心理學方法溝通；（5）同構。 借助于同構概念戈德曼試圖把文學與社會關系納入一種范式之中，按照同構觀念他無意把文學作品還原到摹仿層次，因為范疇的任何運用都必須處于可能的意識的范圍內，所以在他看來文學與社會這兩大不同層次是結構性的，它并非文學作品內容與內容以外的社會歷史事實的機械對應而是某階級或各社會階級的集體意識與某部文學作品的想象結構的有機聯系，同構不僅屬于意識的觀念層次也屬于作品的想象世界和總體中某一集團之集體意識的無意識層次，而且同構關系也能表現一種對給定現實的超越，即一種常常僅當作它們的缺席而被再現出來的超歷史價值觀的聯系；此外，他還提出“可能意識——客觀可能性”范疇。（注：參見《文學社會學方法論》的“引論”部分，工人出版社1989年版。）我這里之所以簡述戈德曼發生結構主義文藝社會學的重要范疇，旨在選擇恰切而新穎的知識理論范疇與心理學方法論建構起具有辯證性、開放性、兼容性、功能性的文藝社會學與文藝心理學相融合的研究框架，以便更好地深化魯迅其人其文的研究。
　　其次是強化藝術感悟能力和理性思維能力。我們僅僅掌握了深化魯迅研究的完備方法論和必需的知識結構只是提供了良好的利器，而進一步強化研究主體的藝術感悟力與理性思維力則更為急迫和必要，這既因為魯迅其人其文的研究歷史已有80多年，所達到的深度、廣度和高度是中國現代文學的任何作家作品所取得的研究成果都無法比肩的，再開拓再深化是極為艱難的；又因為魯迅并非一般性的現代作家而是文學大師文化巨人，他的作品也不是一般性的現代作品而是文學精品文學經典，他站在中國現代文學的最高峰，至今尚未發現哪個作家能超越他；更因為魯迅的作品博大精深，尤其他的小說是人的文學的典范、是人情人性的凝煉載體，是現代藝術美的結晶。沃爾芙在《現代小說》中說：“生活并不是一連串左右對稱的馬車車燈，生活是一圈光暈，一個始終包圍著我們意識的半透明層。傳達這變化多端的，這尚欠認識尚欠探討的根本精神，不管它的表現會多么脫離常軌、錯綜復雜，而且如實傳達，盡可能不羼入它本身之外的、非其固有的東西，難道不正是小說家的任務嗎？”魯迅的小說往往顯出與生活實體無法相稱的疏離化和與常軌思維格格不入的陌生化，這正是展示了人的心靈的深層結構；不過魯迅作品表現社會中人的本質力量和深層意識是以情感作為通道和媒介的，情感的強化過程也就是深層意識升華的過程；特別是魯迅小說不是按照古典和諧美的規律而是遵循現代崇高美或辯證美的規律營造的審美實體。至于他的雜文、散文、散文詩也是現代各種品類文學的最高范型。所以對魯迅這位大師的經典之作的研究時至今日，作為一個魯迅研究者必須具有超常的極為敏銳極為深細的藝術感悟力和審美辨賞力以及理性思維的穿透力和發現力，這樣才有可能從前人反復搜尋、反復探求、反復耕耘的魯迅研究領域中，感受到他們沒有感受出的東西，體悟到他們尚未體悟出的東西，發現到他們還沒有發現出的東西，然后通過理性思維的從具體到抽象由抽象到具體的往返運作，升華到社會學方法論和心理學方法論及其二者相融合所形成的典型范疇或原則原理，從而獲得一些突破性的有深度、有力度、有高度的嶄新的邏輯結論與審美判斷。華茲華斯在《抒情歌謠集·1815年版序言》中談及寫詩應具備觀察和描寫能力、感受力、耽于沉思、想象、虛構、判斷等6種能力， 而其中判斷“這種能力就是決定應該以什么方式、在什么地方，并且在什么程度上把上述幾種能力中間的每一種能力都加以運用”，“每種寫作的規律和相當優點也是由判斷力所決定”。（注：《西方文藝理論名著選編》中卷，北京大學出版社1986年版，第56—57頁。）其實思維判斷力對于文學研究更是至關重要，如果在魯迅研究上欲獲得帶有整體性的突破，對其作品與社會人生或社會心理之間的復雜關系所體現出的規律性東西獲得新的認識，則務必提高自身的判斷力。郭沫若曾深有體會地說：“文藝批評的可能性本依據于我們對藝術作品的理解力，藝術作品由它的形式、內容和資料等等，給予我們以種種印象，而我們以這種種印象依作品所暗示的一個方向復合而構成一個完整的世界。”（注：郭沫若：《文藝論集》，人民文學出版社1979年版，第274—275頁。）可見，優化魯迅研究主體的知識結構和各種思維能力，是更好地運用文藝社會學研究模式全面提高魯迅研究水平的極為重要的素質和主觀條件。
　　既然文藝社會學研究模式的生成是基于文學與社會聯系的客觀必然性，那么以社會學方法深化魯迅研究，一方面要加深對魯迅所處的社會的認識，一方面要加深對魯迅及其作品的理解，只要從這兩方面獲得新的理解與認識，從它們相互對應或非對應、同構或非同構的微妙、復雜關系所形成的張力場發現新的哲學意識、文化意識和美學意識，方有可能把魯迅研究提升到一個新的學術層次。魯迅對文藝社會學方法的真蒂就有深切的理解：“我總以為倘若論文，最好是顧及全篇，并且顧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處的社會狀態，這才較為確鑿。”（注：《且介亭雜文二集·“題未定”草（六至九）》。）魯迅經歷的大半個世紀正是中國社會在內外交困的危機中的激烈轉型期，“社會狀態”極為復雜，作為研究者既要深刻理解社會結構各種因素及其功能性質的變化又要切實體察人們社會心理、行為模式及其生活方式的細微變化，更要深入探索魯迅對所處“社會狀態”是怎樣認知的、感悟的、體驗的、把握的以及升華到何種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予以評判的；而魯迅又是通過什么樣的信息媒介或心理機制將客觀外界的種種人生相及感悟評判轉化為審美的物化世界，這千姿百態的藝術世界與現實的或歷史的客觀外界的相互對應達到了何種程度的真實和深度。特別是時至今日魯迅其人其文通過幾代學人的各種具體社會學模式的探究，在魯迅及其文學創作與社會蛛網般的聯系中尚有哪些聯系未被發現或者發現有誤或者分析不到位或者評判沒達到應有的高度或者發掘未達到應有的深度或者把復雜關系簡單化機械化了，從而找出我們研究的突破點和價值增長點。當我們對魯迅其人其文與社會歷史的雙向關系進行了重新考察重新勘探而獲得了新的感受、新的認知和新的發現時，究竟以什么性質的理論思維和價值標準進行判斷、評估和論辯，這是能否對魯迅研究有所創新的關鍵，也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關鍵。“解決問題的關鍵在于把歷史過程同某種價值或標準聯系起來”；而“發展的系列可依據價值或標準的系統建構起來，但是，這些價值本身只能產生于這一發展過程的觀照之中”，因此可以說，“歷史的過程得由價值來判斷，而價值本身卻又是從歷史中取得的”（注：韋勒克、沃倫：《文學理論》，三聯書店1984年11月版，第296頁。）。魯迅是中國現代史上的文化巨人，魯迅作品是現代史上的文學經典，以社會學方法深化魯迅研究就是對歷史的重新發現重新書寫，故評估論析魯迅其人其文的價值標準應該來自與之相關的歷史過程。魯迅所置身的歷史過程是中國社會由古代向現代轉型的過程，也就是中國進入現代化的過程。魯迅以歷史主動精神與非凡的天才參與了社會現代化的建構，正是在這一歷史過程中魯迅成了知識分子現代化的典范，魯迅的作品成為現代文學的經典。所以在我看來，以現代化的理論思維和現代化的價值標準來評述并解讀魯迅及其作品是歷史的選擇，也是我們研究者的最佳選擇。這不僅因為它富有科學性和真理性的品格，更因為以現代化的視野自覺地集中地研究魯迅是個薄弱環節，正是我們深化魯迅研究有所突破有所前進的邏輯基點和價值準則。
山東師大學報：社科版濟南3～11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朱德發20002000以文藝社會學方法深化魯迅研究仍是最有效的方法，80年魯迅研究史有力證明社會學研究框架具有無窮威力。不過時至今日應以最先進的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的新觀念、新范疇、新思維、新方式來充實補正文藝社會學方法，既要以文藝社會學與現代心理學相結合形成優勢互補的研究模式，又要從知識結構、感悟能力、理論思維、創新機制上優化研究主體，這是以社會學方法深化魯迅研究的關鍵所在。 作者：山東師大學報：社科版濟南3～11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朱德發20002000以文藝社會學方法深化魯迅研究仍是最有效的方法，80年魯迅研究史有力證明社會學研究框架具有無窮威力。不過時至今日應以最先進的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的新觀念、新范疇、新思維、新方式來充實補正文藝社會學方法，既要以文藝社會學與現代心理學相結合形成優勢互補的研究模式，又要從知識結構、感悟能力、理論思維、創新機制上優化研究主體，這是以社會學方法深化魯迅研究的關鍵所在。

網載 2013-09-10 21:5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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