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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科技革命的推動下，人類創造了令人驚嘆的物質文明，但與此同時，人類也面臨著日益嚴重的社會危機和精神文化危機。對此，國際有識之士予以高度關注。1988年1月，全世界當代諾貝爾獎獲得者云集巴黎舉行會議，會上發表宣言的第一句話便是：“如果人類社會要在21世紀繼續生存下去，必須回首2500年前，到孔子哪里去尋找智慧。”以孔子為先驅的儒家文化，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主體，不僅具有高度世俗化性質的倫理道德內涵，而且擁有豐厚的古典人文教育資源。儒家人文教育思想在社會發展的今天對中國的倫理教育現代化仍具有積極意義。
　　一、倡導“仁者愛人”，有助于高尚道德品質的培養
　　“仁”，是孔子學說的核心范疇，也是孔子思想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它包含豐富多樣的內容。通觀孔子的思想，“仁”既是他政治倫理學說的核心，也是最高的道德標準，它為孔子所首創，為孟子所發展。《論語》通篇講的是做人的道理，在對“仁”的諸多解釋中，“仁者，愛人”是最簡括的解釋，表明古代中國思想家孔子不僅重視人，而且提倡人與人之間的“愛”。《論語·學而》有所謂“泛愛眾而親仁”的說法。在儒家那里，仁義道德是人類社會得以存在和發展的根本原則，是人類生活的最高原則；失掉了仁義道德，人類社會必將陷于混亂，人類生活就無法正常進行。儒家勸誡人們奉行“忠恕之道”，強調通過外在的社會規范（禮）展現仁愛精神，以尊重、友愛、寬容、恭敬的人道原則和平共處；倡導“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論語·雍也》）的立達精神，在復雜的社會環境中，以開放同情的胸懷求得和諧發展與共同進步。郭沫若等學者從人道主義的高度評價和研究孔子的仁學，他說：“仁的含義是克己而為人的一種利他行為。簡單一句話，就是‘仁者愛人’。……這是相當高度的人道主義”。仁者愛人就是指博愛，任何社會都需要博愛，雖然資產階級的博愛是虛偽的，但我們不可因為資產階級博愛的虛偽性就片面地否定博愛精神。我們仍然必須承認，普遍的人類之愛不僅是存在的，而且也是必須提倡的。在當前，博愛就是愛人民，愛一切善良的人。但現在有些人缺少這種愛，他們精神空虛，感情冷漠，漠視人倫道德，缺乏互助友愛與吃苦耐勞的精神。很難設想，不懂得愛的人，可以出色地完成本職工作？再者，在我們這個時代，還有很多人生活在貧困線以下，他們缺乏最起碼的生活衛生保障，沒在受教育的機會，渴望社會的關懷和幫助，這就需要我們本著“仁者愛人”、“博施濟眾”的精神，伸出援助之手幫助他們擺脫困境，而尊重別人關愛他人正是孔子“仁”之精神所在，提醒我們學校教育在傳授給學生專業知識的同時，還應該教會學生“學會關心”、“學會做人”，以“仁愛”的情懷關愛他人，關懷社會和人類。
　　二、倡導“義以生利”，有助于正確價值導向的確立
　　儒家義利論不是一般的倫理學說，而是中國古代哲學的價值論，也是中華民族的價值導向。“義以生利”，是孔子提出來的命題，也是孔子乃至整個經典儒家義利觀的核心。在中國傳統思想中，義利論以其深刻的內涵與積極的貢獻，哺育了偉大的中華民族，澆灌了燦爛的華夏文明，至今仍有深刻而多方面的影響。
　　“義利之辨”在整個傳統思想中貫穿了幾千年，爭論了幾千年，儒家主張“見得思義”、“觀得思義”，反對唯利是圖、見利忘義。朱熹說它是“儒者第一義”。（《朱子文集》卷二十四）“見得思義”、“義以為上”、“舍生取義”的精神，一直是人們崇尚和追求的，在整個社會生活中形成了深沉博大的民族精神，涌現出一代代為國為民英勇奮斗直至流血犧牲的民族精神，甚至在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都崇尚道德、弘揚仁義，形成了淳樸厚道的民風。這些都從社會實踐中折射出傳統義利的光輝，表現著義利問題的地位和作用。孔子說：“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論語·里仁》）一方面承認對于物質利益的追求為人之常情，另一方面強調這一追求必須符合社會公認的道德準則，做到“取之有道”，既合情又合理。孔子主張，物質利益的得失取舍，應該以“義”為準則。“不義而富且貴，于我如浮云。”（《論語·述而》）所謂“義”也就是“仁”，準確地說，是“仁義之道”，它是物質利益取舍的唯一依據；荀子更充分肯定“饑而欲食，寒而欲暖，勞而欲息，好利而惡勞，是人之所生而有之”。（《荀子·榮辱》）儒家認為問題不在于人是否應該具有“求富”、“惡勞”欲望，而在于以何種態度和方式來取得，即應該與不應該的問題。在處理公與私關系上，儒家主張個人利益服從于社會的整體利益。這是儒家義利觀的另一個方面內容，即整體利益與個人利益的關系，張載說：“義、公天下之利”，（《正蒙·大易》）把義利歸為公利，在儒家看來，“義”是“公利”，“利”是“私利”，義和利的區別，不在于要不要利，而在于公與私的區別，這也是“小我”與“大我”關系的延伸。
　　今天，在改革開放現代化建設中，義利問題仍然是一個大問題。當然，“義”和“利”的內涵卻不同于傳統社會，但是，義利關系依舊存在，義利問題仍然突出。社會主義的集體主義，整體觀念和大局意識，個人利益、局部利益要服從國家利益、整體利益的原則，仍然應當是我們國家的價值導向。個人的正當利益應該得到保護，但是我們必須抵制資產階級拜金主義、享樂主義、個人主義等腐朽思想對廣大人民群眾，特別是對青年的腐蝕。因此，要進行現代化建設，正確的價值導向就顯得更加重要和迫切。我們應在加強社會主義道德，弘揚社會主義、集體主義和愛國主義的同時，有必要對傳統義利論進行分析整理，借鑒吸收，特別是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背景下，隨著改革的深化、開放的擴大和現代化建設的進展，我們必須堅持自己的價值導向，建立當代中華民族的現代義利論。
　　三、倡導“孝弟”，有助于中國傳統美德的發揚
　　中國傳統倫理中確實把“善待父母”作為衡量一個人道德水平的最根本前提。在孔子那里，“仁”的根本在于“孝弟”。他強調“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論語·學而》）“孝弟”就是對父母盡孝，對兄長敬愛，不孝不悌，雖愛他人，亦不得仁，這就是“仁”的根本。他還認為仁自孝始，在《禮記·祭義》說：“立愛自親始”。這種為仁方法和原則，把心理與倫理結合起來，是孔子及其后學的一個得意之作。在我國傳統道德的“五倫關系中，尤其重視父母與子女的人倫關系，“孝”被看作為一切美德的根本。孝為仁義之本，是“人倫之公理”，梁啟超甚至將“孝”看成“人格最要之件”。新加坡政府在1991年通過的《共同價值觀念白皮書》中，明確指出儒家學說中的重視家庭結構、人際關系、群體利益等等思想觀念，都可以“通過共同的價值觀加以發揚”。盡管中國傳統文化強調對父母盡孝，認為敬愛父母、瞻養父母是天經地義、理所當然的，但在現實社會中，由于社會普遍競爭的功利性觀念和工業化的大發展，在很大程度上粉碎了傳統小農社會中家庭成員間的融融親情，淡化了人際情義；大家庭的解體（為核心家庭所取代），削弱了東方傳統中最根本的孝道精神，人們或多或少都陷入了“心為形役，神為物累”之境而不可自拔，親子之間的關系遠沒有傳統社會那樣牽系緊密。再者，當今中國，老齡社會的提早來臨和社會保障事業的滯后所帶來的一系列問題，更促使人們對傳統的“孝”觀念有強烈的呼喚。在我們的實際生活中，贍養老人在一些人那里已經成為一個有待于解決的家庭問題。由此可見，中國傳統倫理中確有合理因素，中國重視人倫關系和人倫價值的傳統道德觀念，強調每個人在特定的人倫關系中的責任意識，有利于社會的穩定和良性運行，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今天還會起到協調人際關系的積極作用。當然，我們提倡現代的“孝悌”，有別于傳統的“孝悌”，那種“君為臣死，父為子綱，夫為妻綱”，抹殺了臣、子、妻的獨立人格，是一種封建糟粕，對今天已不適應。
　　四、倡導“內圣外王”，有助于當代理想人格的塑造
　　塑造理想人格作為現實人生的道德理想追求和道德行為內在規范是十分必要的。儒家“內圣外王之道”在其長期發展演變過程中形成了豐富的思想內涵，對中華民族的文化心理結構產生了積極的影響。首先，儒家“內圣外王”的人格體現了自強不息的入世精神，它有助于克服現代人消極悲觀情緒。由于現代工業和經濟的發展給人類生存的環境不斷帶來嚴重破壞，使人類對自己的未來深表憂慮，而儒家自強不息、樂觀自信的精神正要以激發人們的工作熱情，提高人們生活的勇氣和信心。其次，儒家“內圣外王”人格體現了成己成物的價值取向，可以克服現代人的精神危機。在“工具理性”的張狂支配下，現代人價值失落，人際關系冷漠，利己心膨脹，社會風氣每況愈下，從而導致人們精神生活日益貧困。針對這些弊端更需要通過儒家的“內修”來進行調整與制約。再次，儒家“內圣外王”人格體現了自我滿足與滿足社會的統一，儒家主張“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立己、達己是起點，立人、達人是終點。只有在滿足自身需要的同時，也能滿足別人的需要，才是仁者胸懷；突出了人的自我價值與社會價值的高度統一，且把人的社會價值看得尤為重要，這一價值取向可以矯正現代人過于自私自利的心理，提高人們的道德意識和社會責任感。
　　儒家“內圣外王”也體現了道德與政治的直接統一，這種統一首先表現為“圣人最宜于作王”。先秦儒家普遍認為，只有道德高尚的人才能做統治者，大德者必得其位，天下至大，非圣人莫能王。儒家認為，要管理好國家，必須是“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孟子》）儒家主張“修己治人”，特別強調統治者的“修己”對于“治人”的重要性，也就是由“內圣”直接升“外王”，“內圣”先于“外圣”，“內圣”之后，還要“外圣”，這是儒家道德修養的傳統。要求為政者，不僅要具備仁、義、禮、誠等道德品質，同時還要具備管理才能，道德和才能缺一不可，尤其以前者為重，也就是把“德”擺在第一位。如果一個人有內圣，也就是有良好的道德品質，但能力和知識比較欠缺，也就是達不到“外王”；但若一個人能力很強、知識很廣博，但是品德很差，甚至站在人民的對立面，不僅于事業無補，甚至有礙事業的發展。因此，必須做到內圣和外王的統一。當然，現實生活中，德才兼備的完人很難找，可見，必須加強干部隊伍建設，要重視學習、善于學習，使他們提高能力，具備遠大的政治理想和為國為民鞠躬盡瘁的強烈使命感與責任感。正確行使人民賦予的權力，決不能以權謀私。因此，儒家人文教育注重理想人格的塑造和追求，以及儒家的德治思想對于當今我國的廉政建設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儒家的“修己治人”思想對于抑制腐敗、端正政府官員的品行具有積極的影響作用。“內圣外王”作為儒家的人格理想，雖然帶有封建色彩，但通過現代詮釋和轉化去掉其封建成分以后，仍可顯示出它的現代意義和普遍價值。
　　五、倡導“過猶不及”，有助于現代化的管理實踐
　　在孔子的儒學思想中，中庸思想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是他處事和行為的重要準則，他說：“中庸之為德也，甚至矣乎，民鮮久矣”。（《論語·雍也》）他又說：“過猶不及”。（《論語·先進》）就是說，任何事物都有一個“度”，超過了“度”，事物就要走向反面。要正確解決問題，就要善于把握事物的“度”；強調立身處事要時時合乎中道，但并不意味著在搞調和、和稀泥。
　　孔子從思想到行為處處體現著“過猶不及”的中庸思想。在對弟子說：“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為政》）在這里的“罔”和“殆”，都是不符中庸之理，正確的做法是學和思結合，兩者并重。在處理人際關系上，孔子說：“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在這里，孔子認識到人的感情是容易沖動的，所以，在處理人際關系時，需要抑制感情，掌握分寸，不可意氣用事或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這種思想雖有一定的保守性，但另一方面也的確包含著一定的真理，因為在社會實踐中，一般來說，更多的情況是難以適度掌握，不是過就是不及，因此往往事與愿違，走向反面。這方面的教訓是很多的，過“左”過右其結果都不好。毛澤東也說過：“孔子的中庸觀念是孔子的一大發現，一大功績，是哲學的重大范疇，值得很好解釋一番”。
　　孔子說：“中庸之為德也，甚至民矣乎！民鮮久矣。”（《論語·雍也》）在現代化的管理實踐中，依管理條件的不同，隨時選取適當的標準，充分調動人的積極性，歷來是一個十分重要而又十分困難的課題。在這個問題上，有兩個對立的傾向：一是強調物質刺激，利益激勵；二是強調思想教育，道德教化，精神激勵。這兩者傾向各自都有明顯的局限性。用中庸思想來分析“物質刺激”也好，“精神激勵”也好，都是“過”和“不及”，是極端而不是“中”，這對矛盾的“中”，應該是精神激勵和物質激勵的有機結合。又如，在計劃管理中，同樣存在著中庸的問題，這就是計劃要適中，否則，如果計劃指標脫離了“適中”這個度，就會“過猶不及”，在企業規模上，要追求“適度”規模，這就是“中”，如果規模過大，成本回升，內聚力下降，最終會導致企業失去競爭力，相反，如果達不到適度規模，成本必然就偏高，在競爭中必然處于劣勢，又是“過猶不及”。由此可見，“過猶不及”的中庸思想在今天的管理實踐中仍具有重要的實踐指導意義。
《中共福建省委黨校學報》福州65～68B8倫理學何曉清20012001儒家所主張的人生觀、價值觀及所提出的理論范疇，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對現代中國的倫理觀仍有著全面而深刻的影響；儒家所倡導的仁者愛人、內圣外王、中庸之道等，都可以為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現代新文化所借鑒和吸收，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決定了精神文明建設要保持中國特色。因此，繼承祖國優秀文化遺產，發揚民族傳統文化精神，在今天就顯得尤為迫切和重要。儒家/人文教育思想/倫理教育何曉清 福州醫學高等專科學校 作者：《中共福建省委黨校學報》福州65～68B8倫理學何曉清20012001儒家所主張的人生觀、價值觀及所提出的理論范疇，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對現代中國的倫理觀仍有著全面而深刻的影響；儒家所倡導的仁者愛人、內圣外王、中庸之道等，都可以為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現代新文化所借鑒和吸收，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決定了精神文明建設要保持中國特色。因此，繼承祖國優秀文化遺產，發揚民族傳統文化精神，在今天就顯得尤為迫切和重要。儒家/人文教育思想/倫理教育

網載 2013-09-10 21:5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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