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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孫中山是中國偉大的資產階級政治家、思想家，被列寧評價為“充滿著崇高精神和英雄氣概的革命的民主主義者”和“在主觀上是社會主義者”，被毛澤東評價為“偉大的革命先行者”；江澤民把他與毛澤東、鄧小平相提并論，稱他是一個世紀以來在中國“三次歷史性的巨大變化”中所產生的“三位站在時代前列的偉大人物”之一。孫中山的偉大不僅在于他領導辛亥革命，推翻統治中國幾千年的封建專制，還在于他創立了對中國歷史的發展產生深遠影響的、博大精深的三民主義，尤其是其中的“社會主義”經濟思想，內容豐富、集中，占有十分突出的地位，為后世留下了寶貴的精神財富。
　　一、“社會主義”經濟思想是三民主義的主要內容
　　孫中山首先喊出“振興中華”的口號，開創了完全意義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他羨慕西方國家的文明、民主和富強，把他們看作中國仿效的榜樣，但是，他“站在時代的前列”，高瞻遠矚，敏銳地觀察到資本主義的種種弊端和陰暗面，堅決反對步西方的后塵，照搬西方的模式，主張中國“舉政治革命、社會革命畢其功于一役”。所謂“政治革命”，即推翻封建專制統治，學習西方的民主制度，實行民族主義和民權主義；“所謂社會革命”，即把發展經濟作為解決社會問題和“振興中華”的中心問題，主張中國“適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實行“社會主義”，即民生主義。
　　孫中山從青年時代起即以洪秀全第二自居，強烈地憎恨壓迫者和剝削者。他對資本主義社會的貧富懸殊深惡痛絕，批判“各大公司聯合而實行托拉斯”的資本主義世界是“怪霧妖霾，慘雨腥風”。1905年，孫中山在《民報》發刊詞中說：“歐美強矣，其民實困”，并斷言：“歐美社會之禍”已經“積重難返”，“社會革命其將不遠”。一年之后，孫中山在《民報》創刊周年慶祝大會上說：“文明有善果，也有惡果，需要取那善果，避那惡果。歐美各國，善果被那富人享盡，貧民反食惡果，總有少數人把持文明幸福，故成此不平等的世界。”他指出：“凡有識見的人，皆知道，社會革命，歐美是決不能免的。這真是前車之鑒。”（注：《孫中山全集》，中華書局，1986年，第一卷，第327-328頁。）俄國1917年“十月革命”、德國1918年“十一月革命”等，證明了孫中山的英明預見。孫中山高瞻遠矚地指出，中國只有“睹其禍害于未萌，誠可舉政治革命、社會革命畢其功于一役”，才能“突飛雄步”、“后來居上”。
　　孫中山十分關注社會問題，向往中國古代所倡導的大同社會，為振興中華一生振臂倡導“天下為公”，親筆書寫《禮運·大同》的全文以激勵全黨：“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惡其不出于身也不必為己，是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注：《孫中山選集》，手跡之一。）
　　孫中山常常把以“天下為公”為主要內容的“大同主義”與“社會主義”等同起來，并一生多次強調自己是“社會主義者”和“共產主義者”。早在1903年12月17日，他在復友人函中就說：“所謂社會主義者，乃弟所極思所不能須臾忘者。”（注：《孫中山全集》，中華書局，1986年，第一卷，第228頁。）在同盟會的機關刊物《民報》發刊詞（1905年10月）孫中山第一次提出了三民主義，即民族主義、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并把民生主義解釋為“平均地權”，以后又陸續補充上“土地國有”、“耕者有其田”、“均貧富”、“節制資本”等內容。按照孫中山的說法，民生主義就是社會主義，是"Socialism"一詞的不同譯法。孫中山在他的演講和著作中，不止一次地強調要把中國建設成為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并聲稱：“民生主義就是共產主義，就是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是民生的理想，民生主義是共產主義的實行，兩種主義沒有什么區別。”（注：《孫中山全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836頁、第830頁。）
　　1905年5月，孫中山曾以“中國的社會主義者”的身份前往布魯塞爾訪問國際社會黨執行局，要求接納他領導的革命組織為第二國際成員。據是年5月20日比利時《人民報》報道，孫中山在會見第二國際執行局主席王德威爾德和書記處書記胡斯曼時說：“中國的社會主義者要采取歐洲的生產方式，使用機器，但要避免其弊病”，以便“在將來建立沒有任何過渡的新社會”，即不經過資本主義社會階段，由封建社會直接進入社會主義社會。他說：“中世紀的生產方式將直接過渡到社會主義的生產方式，而工人不必經受被資本家剝削的痛苦。”孫中山在同比利時《前進報》的一位記者談話時宣布：“中國社會黨將派代表參加下一屆斯圖加特大會。”（注：參見韓佳辰主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大事記》（1866-1948年），上海知識出版社，1986年，第一卷，第134頁。）是年7月，孫中山離歐前往日本，8月20日，中國同盟會在日本正式成立。10月30日，《民報》創刊號的發刊詞中提出民生主義的主張，嗣后連載有關俄國革命的報道和評論，號召中國人民“聞風而起，效法俄國人民起來革命”。（注：轉引自B·普拉薩德：《奴役和自由》，英文版，新德里，1979年，第182頁。）
　　二、“均貧富”、“節制資本”是孫中山“社會主義”經濟思想的主要內容
　　在孫中山看來，“社會主義”的首要任務就是發展經濟，解決社會問題，尤其是解決人民的生存問題。辛亥革命剛剛勝利之后，孫中山就樂觀地認為，民族主義和民權主義已經完成，革命所面臨的緊迫任務是完成民生主義，即“解決人民的生活……社會的生存、國民的生計、群眾的生命”。他強調說，中國的“最大問題，就是社會經濟問題，這個問題就是一般人的生活問題”，即人民的“吃、穿、用、住、行”，其中“吃飯是民生的第一個重要問題，穿衣是民生的第二個重要問題”，民生主義“不但是最高的理想，并且是社會的原動力，是一切歷史活動的重心”。（注：《孫中山選集》，第802頁、825頁、807頁。）
　　發展工商業、“均貧富”、“節制資本”是孫中山“社會主義”思想的重要內容。他曾對民生主義解釋說，“民生主義，即均貧富等，不能富者壓制貧者是也。但民生主義在數十年，已有人行之，其人為何，即洪秀全是也。洪秀全建設太平天國，所謂制度，即工人管理國家，貨物為國家所有，即完全經濟革命主義，亦即俄國今日之均產主義”。孫中山一生倡導“均貧富”，他所設想的“均貧富”的主要辦法是“土地國有”、“社會所有”、“平均地權”和“耕者有其田”。
　　孫中山從中國的具體國情出發，非常重視農民的土地問題。同盟會的《軍政府宣言》中提出的平均地權的辦法是：“核定天下地價，其現有之地價，仍屬原主所有，其革命后社會改良進步之增價，則歸于國家，為國民所共享。”（注：《孫中山選集》，第78頁。）孫中山曾給予詳細解釋說：“比方地主有地價一千元，可定價為一千，或多至兩千；就算那地因將來交通發達，價漲至一萬，地主應得兩千，以屬有益無損；贏利八千，當歸國有，這與國計民生，皆有大益。”（注：《孫中山全集》，第一卷，第329頁。）孫中山的實際意圖是，在地價上漲時，國家按較低的價格把私人所有的土地收買下來，實現“土地國有”，但不立即收回土地使用權，國家只是收取地租。到那時，“私人將永遠不用納稅，但收地租一項，已成地球上最富的國”，“肇造社會的國家，俾家給人足，四海之內無一夫不得其所”。（注：《孫中山選集》，第78頁。）孫中山設想的“耕者有其田”的辦法是，革命者到農村去，對農民進行教育，提高他們的覺悟，使其增長本領。待時機成熟后，在農民與地主之間，慢慢協商，“讓農民可以得到利益，地主也不受損失，這種辦法可以說是和平解決。”（注：《孫中山選集》，第939頁。）
　　關于發展工商業問題，同盟會內部有兩種不同觀點。一種觀點以章太炎為代表，他把發展工商業與資本主義聯系在一起，認為發展工商業必然導致貧富分化。在1907年寫的《討滿洲檄》中他寫道：“新學諸彥，震于泰西文明之名，勸工商，汗漫無制，乃使豪強兼并，細民無食，以成他日之社會革命。”（注：《民報增刊·天討》，《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時論選集》，三聯書店，1963年，第二卷（下）第712-713頁。）他的意見是，為了避免將來的革命，最好不要步西方的后塵，發展工商業。孫中山把發展工商業作為“振興中華”的根本途徑，以他為代表的多數同盟會會員堅持認為，發展工商業與實行“社會主義”并不矛盾。孫中山把資本主義的罪惡歸之于分配不均，而不認為是發展工商業的必然結果，只要“節制資本”就能避其禍。
　　當孫中山在國外獲悉辛亥革命勝利的消息時，在巴黎向國內拍發的電報中寫到：“此后社會當以發展工商業為競點，為中國開一新局面。至于政權，皆以服務視之為要領。”（注：《國父全集》，第三冊，第163頁。）他強調：“實業主義為中國所必須，文明進步，必賴于此，非人力所能阻遏”，“發展中國工商業無論如何必須進行。”（注：《總理全集》，第一集，第674頁。）孫中山在長期革命斗爭生涯中，一直為振興實業、建設中國為己任。尤其是1917-1919年間，他集中研究和策劃中國的建設問題，嘔心瀝血，親手制定了規模宏偉而又十分具體的《實業計劃》，作為他的《建設方略之二》。
　　孫中山反對西方資本主義制度，但他并不反對繼承和吸收世界上一切先進文明成果。孫中山強調，中國搞“社會主義”必須學習西方的先進科學技術，在西方已有科學成就的基礎上才能“突飛雄步，后來踞上”，即“使外國之資本主義造就中國之社會主義”。
　　孫中山對“節制資本”解釋說：“凡本國人及外國人之企業，或有獨占的性質，或規模過大為私人之力所不能辦者，如銀行、鐵路、航路之屬，由國家經營管理之，使私有資本不能操縱國民之生計，此則節制資本之要旨也。”（注：《孫中山選集》，第593頁，第895頁。）他還說：“要革命成功以后，不受英國美國現在的毛病，多數人都有錢，把全國的財富分得很均勻，便要實行民生主義，把全國大工礦業、大工業、大商業、大交通都由國家經營。國家辦理那些大實業，發了財以后，所得利益讓全國人都可以均分。”“則失業小民，務使各得其所，自食其力，既可補天演之缺憾，又深合真理之平允，斯社會主義之精神。”（注：《孫中山叢書》，上海廣益書局，第三卷，第4頁。）
　　孫中山認識到，人的政治權利和經濟權利是密不可分的，認為在資本主義社會里，由于“貧者愈貧，富者愈富”，所以不可能有真正的自由、平等，只有實行“社會主義”才會有真正的自由、平等。他說：“社會主義為人類謀幸福，普遍普及，地盡五洲，時歷萬世，蒸蒸蕓蕓，莫不被其澤惠。”“社會主義國家，一真自由、平等、博愛之境域也。”人人平等，無貴賤之差，無貧富之別，無種族之分，輕重厚薄，無有不均。“人人皆為生產分子”，“豐衣足食，家給人足”，（注：《孫中山叢書》，上海廣益書局，第三卷，第59頁。）官吏都是人民的公仆，政府的權利只能用來“為人民謀福利”，而不應當成為“少數人得而私的工具”。
　　為了實現真正的自由、平等、博愛，孫中山做到了“鞠躬盡瘁，死而后已”。青年時期起就立志“改良祖國、拯救同群”，以洪秀全自命，以“大寇”而聞名。他為實現“國家自由”和“吾民真正之幸福”，不惜“失謀生之地位”，去“固有之資產”，長期亡命海外。其家事遺囑中所言“盡瘁國事，不治家產”八個字，是對自己高尚人格的公正評價。辛亥革命勝利后，孫中山決心把自己的理想付諸實踐。他和大批革命黨人不僅以身作則，以公仆精神為社會服務，并且在短短時間里制定并頒布了一系列符合自由、平等、博愛精神原則的政策和法令，但可惜的是，由于袁世凱篡權和后來的軍閥混戰，孫中山的理想并未能在自己的生前實現。
　　孫中山的等貴賤、均貧富的“社會主義”的思想也影響到他的國家觀。孫中山承認國家是暴力機器，認為國家就是“霸道”的產物，與“王道”背道而馳。他說：“用中國的政治歷史來證明，中國人說王道順乎自然，換句話說，自然力就是王道，武力就是霸道，用霸道造就的團體，便是國家。”“自古至今，造就國家沒有不是用霸道的。”孫中山認為，“社會主義”的最終目標是消滅國家：“各盡其生利之能，各取其衣食所需，不相妨害，不相競爭，致治之極，政府遂處于無為之地位，而歸之于消滅之一途。”（注：《孫中山全集》，第九卷，第186頁；第四卷，第419頁。）孫中山主張盡量縮小中央的權利，實行最大限度的權利分散，即實行“群眾自治”或“地方自治”，以至最后消滅國家。孫中山晚年還主張實行“人民獨裁”政體，認為俄國的“人民獨裁”政體“當然比較代議制政體改良得多”。
　　雖然孫中山主張最終消滅國家，但他認為消滅國家是在遙遠的未來。他承認國家是霸道的產物，但也肯定它是“互助之體”，“人人生死所在的地方”。辛亥革命勝利后，他不僅不主張消滅國家權力，還竭力主張“軍法之治”，“以達到革命建設之目的”。可見孫中山的國家觀具有現實性。
　　三、孫中山“社會主義”經濟思想與時代潮流
　　英雄造時勢，時勢也造英雄。正如馬克思所說：“每一個社會時代都需要自己的偉大人物，如果沒有這樣的偉大人物，它就要創造出這樣的偉大人物來。”（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人民出版社，第一卷，第450頁。）孫中山也不例外，他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這一特殊時代所產生的偉大人物，他的社會主義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征。
　　19世紀末20世紀初正是自由資本主義向帝國主義過渡時期。在這個時期里，一方面是科學技術日新月異，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飛速發展，東西方的距離迅速拉開；另一方面是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生產和資本已達到很高的程度，各種形式的壟斷組織已在經濟中占居支配地位。銀行資本和工業資本相互融合，形成金融資本和金融寡頭勢力。各種金融寡頭勢力憑借雄厚的資本力量，實際上成為這些國家的統治者。貧富懸殊、階級分化加劇、周期性的經濟危機等現象，使各資本主義國家的各種矛盾日益激化，政局動蕩。隨著科學技術的進步和工業經濟的發展，科學技術和物質財富似乎成為衡量社會進步的唯一標志，人文學科和人文精神日益被人忽視。當經濟日益繁榮和物質生活極大豐富時，各種各樣的社會問題也隨之增長。戊戌變法失敗后流亡日本、歐美各國的康有為目睹了蓬勃發展的工人運動，他在《大同書》中曾作過如下描述：“近年工人聯黨之爭，挾制業主，騰躍于歐美，今不過萌孽耳。又工黨之聯結，后此必愈甚，恐或釀成鐵血之禍，其爭不在強弱之國，而在貧富之群矣。從此百年，全球注目者，必在于此。故此者人群之說愈昌，均產之說愈盛，乃為此后之大論題也。”（注：康有為：《大同書》，古籍出版社，1956年，第396頁。）
　　19世紀末20世紀初，一方面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思想廣泛傳播，國際共產主義運動蓬勃興起，成為世界一大潮流；另一方面歐美各國形形色色的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思潮也泛濫一時，并在亞洲一些國家產生一定影響。
　　最早向中國介紹社會主義思想的是英國傳教士威廉士1887年在上海創辦的《萬國公報》。該報很早就登載過巴黎公社和第一國際日內瓦大會消息。隨后，它又介紹歐美各派社會主義學說，把它統稱為“大同學”或“安民新學”。1899年2月，該報第一次提到馬克思及其學說。在中國人自己的報刊上最早出現社會主義一詞是在1901年1月。中國留日學生主辦的《譯書匯編》中寫到：“西國學者，憫貧富之不等，而為傭工者，往往受資本家之壓制，隨有倡均貧富，制恒產之說者，謂之社會主義。”中國人在自己的著作中最早介紹馬克思學說的當推梁啟超。1902年10月14日，他在《新民叢報》第18號上發表了《進化論革命者頡德之學說》一文，其中寫到：“麥喀士（即馬克思——引者）日爾曼人，社會主義之泰斗也。”但梁啟超并不理解社會主義，他說：“社會主義，近百年來世界之特產物也，概括其最要之意，不過曰：‘土地歸公、資本歸公、專以勞力為百物價值之源泉’。中國古代井田制正與今世之社會主義同一立腳點。”（注：梁啟超：《中國之社會主義》，《新民叢報》，46-48號。）
　　20世紀初，資產階級革命派馬君武、朱執信、廖仲愷等也開始介紹社會主義學說，稱之為“最新之公理”。但是，究竟什么是社會主義，在他們的心目中是極為混亂的。《民報》上雖然有人提到馬克思，片段地介紹了《共產黨宣言》的內容，但他們并不了解馬克思主義，他們至多把馬克思主義看作可以并存的各種社會主義學說中的一種。他們把無政府主義、社會改良主義、西方資產階級政府實行的社會改良政策等等，甚至把帝國主義在殖民地實行的某些土地政策都看作是社會主義。中國的無政府主義者從開始起，就一直標榜自己是主張“社會主義”以至“共產主義”的，早期的無政府主義者劉師培、張繼1907年起組織“社會主義講習所”時，在廣告中說：“近歲以來，社會主義盛行于西歐，蔓延于日本，而中國學者則鮮聞其說，雖有志之士漸知民族主義，然僅辯種族之異同，不復計民生之休戚。……同人有鑒于此，又慨社會主義之不明，擬搜集東西方前哲各學術，參考互驗，發揮光大，以餉吾民。”（注：《社會主義講習會廣告》，《天義》第三卷，1907年，7月10日。）無政府主義者宣傳“勞動神圣”、主張“財產公有”、“人人勞動”，認為工人、農民才是社會的主人。早期無政府主義刊物曾片段地刊載過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直到五四運動前夕，不少無政府主義者還同馬克思主義者合作，而不是象后來那樣尖銳對立。
　　孫中山為振興中華一生倡導“適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他的“社會主義”思想深深地打上了時代的烙印。1895年廣州起義失敗后，孫中山開始了海外的流亡生活，長期旅居日本。當時日本的社會主義者已有相當的影響，孫中山通過與日本著名的社會主義者幸得秋水等人交往，深受影響。對孫中山影響較大的是美國人亨利·喬治的思想。亨利·喬治于1878年寫的《進步與貧困》一書把土地看作是醫治資本主義一切罪惡的“萬靈膏”，并主張用征收高額土地稅的辦法實行土地國有。亨利·喬治的思想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一度被大多數社會主義者認為是“走向社會主義的中途站”，而掀起了土地改革運動。亨利·喬治的思想是孫中山土地國有思想的直接來源。
　　由于時代和階級的局限性，孫中山的“社會主義”思想難免具有很大的空想性，不可能改變中國的社會性質和人民的悲慘境遇，更不可能實現人民共同富裕，但它有力地推動了中國的進步。1912年7月15日，列寧曾在《涅瓦明星報》上發表《中國的民生主義和民粹主義》一文，對孫中山的“社會主義”進行了經典的評價。列寧稱孫中山的“社會主義”思想是“真正人民的偉大的思想”，是“戰斗的、真誠的民主主義”。列寧指出：“沒有真誠的民主主義的高漲，中國人民就不能擺脫歷來的奴隸地位而求得真正的解放，只有這種高漲才能激發勞動群眾，使他們創造奇跡。”同時，列寧也指出，孫中山戰斗的民主主義思想體系帶有民粹主義的特色，因為它“首先是同社會主義空想，同中國避免走資本主義道路，即防止資本主義的愿望結合在一起的，其次是同宣傳和實行激進的土地改革的計劃結合在一起的。”（注：《列寧選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二卷，第425頁。）
　　由資產階級實行土地國有，不可能實現社會主義，而只能為資本主義的迅速發展開辟道路。但是，孫中山“在主觀上是社會主義者”，“充滿著崇高的精神和英雄氣概”。辛亥革命后，他繼續為“適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而探索，為“振興中華”而奮斗，使自己的思想不斷升華。1924年，“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的提出，標志著孫中山從舊三民主義向新三民主義階段轉變的完成，從而使中國的民族民主革命和群眾運動結合起來，為無產階級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開辟了道路，他所設想的“社會主義”為我們留下了寶貴的精神財富，也為我們留下了深刻的啟示。
　　收稿日期：1999年6月11日
《華東師范大學學報》：哲社版滬67～72F11理論經濟學李平民20012001孫中山倡導“舉政治革命、社會革命畢其功于一役”以振興中華，主張學習西方先進文明，但堅決反對全盤西化；主張通過發展工商業以富國強兵，但設想通過實行“社會主義”以避免資本主義弊端而后來居上。由于時代的局限性，孫中山的“社會主義經濟”思想雖然具有很大的空想性，但不乏真知灼見，為后世留下了寶貴的精神財富。均貧富/三民主義/社會主義/資本主義/政治革命/振興中華李平民 上海財經大學人文學院，上海 200433 作者：《華東師范大學學報》：哲社版滬67～72F11理論經濟學李平民20012001孫中山倡導“舉政治革命、社會革命畢其功于一役”以振興中華，主張學習西方先進文明，但堅決反對全盤西化；主張通過發展工商業以富國強兵，但設想通過實行“社會主義”以避免資本主義弊端而后來居上。由于時代的局限性，孫中山的“社會主義經濟”思想雖然具有很大的空想性，但不乏真知灼見，為后世留下了寶貴的精神財富。均貧富/三民主義/社會主義/資本主義/政治革命/振興中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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