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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1949年新中國成立到現在，我國的社會主義道德建設經歷了一個曲折前進的過程。我們可以把這50多年分為從建國初期到1966年、文革時期、改革開放以來到上個世紀末和2001年開始的新時期等四個時期。在建設社會主義物質文明的同時，始終不渝地加強社會主義的思想道德建設，這是新中國建立后黨和國家所面臨的一個重要問題。根據我黨在革命戰爭中所長期堅持的重視政治思想工作的優良傳統，在解放初期黨和政府就強調要以社會主義的精神，滌蕩一切舊社會所遺留下來的污泥濁水，大力改善社會風氣，提高廣大人民群眾的思想道德水平。在文化大革命時期，我國優良的社會風氣遭到了破壞，使人們在道德問題上處于一種困惑的狀態。改革開放以來，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上，我黨提出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基本路線，把全黨和全國人民的注意力集中到發展生產力和經濟建設上來。正是在這種情況下，黨中央和鄧小平同志多次提出、強調，在加強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建設的同時一定要大力加強社會主義的精神文明建設，使我國的社會主義道德建設在物質文明不斷發展的同時也得到了相應的發展。從2001年開始，我國提出了“以德治國”的治國方略，就是要在加強“依法治國”的同時，加強道德建設和道德教育，實行“以德治國”，把道德建設提高到一個新的高度。2001年10月，中共中央印發了《公民道德建設實施綱要》，從而開始了新中國道德建設的一個新的時期。以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正確地回顧和總結這50多年道德建設的歷史，展望我國道德建設的未來發展，這對我們更好地進行社會主義的道德建設，無疑有著重要的意義。
　　 一、社會主義道德建設的形成和發展
　　新中國成立以后，在繼承新民主主義革命以來道德建設成就的基礎上，我國的社會主義道德得到了不斷地發展。從新中國成立到文化大革命以前的近20年的時間里，特別是在1959年以前的10年中，應當說，是我國道德建設的一段光輝的時期。革命的激情，蕩滌著舊社會的污泥濁水；建設社會主義的熱情，鼓舞著人們奔向光明。最能代表這段時期精神面貌的是“三大精神”，這就是人們常說的“雷鋒精神”、“鐵人精神”和“焦裕祿精神”。這些精神，是新中國社會主義道德精神的重要體現，是推動社會前進的重要力量。這些精神，以雷霆萬鈞之勢，改變著舊社會的不良風氣，它猶如清新的空氣，滋潤著人們的靈魂。這些精神，是革命時期的道德精神的繼承和發揚，是建設時期我們克服一切艱難困苦的精神動力。就其實質來說，這些精神，也就是社會主義精神和共產主義精神。
　　正是在這些精神的影響下，我國社會出現了一個正直、廉潔、健康、向上的社會風氣。這種正直、廉潔、健康、向上的社會風氣，在人和人之間形成了一種團結友愛的新型的人際關系，對我國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設，都產生了極大的推動作用。正如鄧小平所說的：“我們建國以后的十多年中，由于黨和政府的正確領導，社會風氣是健康的。在黨的教育下成長起來的青少年，絕大多數抱有崇高理想，熱愛社會主義祖國，積極響應黨和政府的號召，捍衛人民的利益，維護社會秩序，處處表現良好的獻身精神和守紀律精神。青少年的這種風氣和整個社會的風氣互相影響，互相促進，受到全國人民和各國人民的贊許”[1](P177)，又說：“我們有解放初期的前十年的經驗，那十年我們的風氣相當正”、“這種好風氣，要把它恢復起來”[2](P290)等等。
　　 二、道德建設在曲折中前進
　　60年代后期到70年代中期，是我國道德建設的一個曲折前進的時期。在“左”的思想的干擾下，特別是“四人幫”的極左路線的影響下，他們打著紅旗反紅旗，口頭上高喊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和大公無私，而實際上盡干著自私自利的可恥勾當；他們打著集體主義的旗幟，而暗地里則一心為自己的小幫派謀利，他們所說的集體，是一種虛假的集體、不真實的集體，也就是說，他們所謂的“集體”，是不能代表人民利益的一個狹隘的小團體，是一個只知道為極少數人謀私利的小幫派。他們高喊要“無私奉獻”和“為人民服務”，其實質就是要廣大人民群眾來奉獻，而他們這一小撮人則在暗地里坐享其成，以達到他們壓迫人民和剝削人民的目的。
　　“四人幫”對道德建設的最嚴重破壞，就在于他們把社會主義的道德原則和道德規范變成了一種空洞的說教，變成了一小撮人掛在口頭上而根本不愿實行的空頭支票，變成了一種只讓別人去做而自己不做的騙人的“鬼話”和“假話”。他們打者“集體主義”幌子，不給個人以任何的正當利益，以達到實現自己的無窮貪欲的目的。他們無恥地破壞了“集體主義”的聲譽，使人們對“集體主義”產生了種種懷疑。正是在“四人幫”及其一小撮人的影響下，一些意志薄弱經不起這種思想引誘的人，一些本來就私心很重的人，在派性和個人主義的影響下，也就隨波逐流，把自私自利當作自己的道德原則，從而極大地破壞了社會主義社會的人際關系，造成了一部分人的道德失范。這種把社會主義的道德原則和道德規范變成口頭上的“假話”和“大話”，是對社會主義道德的重大破壞。直到今天，在一些人的身上，我們還能夠看到它們的影響。但是，我們應當看到，“四人幫”及其一小撮對社會主義的道德原則和道德規范的破壞，決不能誤解為這些道德原則和道德規范有什么錯誤，而只能說明他們是一些道德敗壞的人，他們褻瀆了社會主義的道德原則和道德規范。他們在從事卑鄙可恥的陰謀時，也還要打著社會主義道德的旗幟，這只能說明社會主義道德原則和道德規范的正確，而絲毫也不能證明社會主義道德原則和道德規范的錯誤。
　　盡管“四人幫”及其一小撮對社會主義道德和社會主義的人際關系造成了極大的破壞，但是我們還應當看到，在廣大人民群眾中，特別是在勞動人民和革命知識分子中，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道德思想，仍然在繼續不斷地得到發展。他們仍然在身體力行地踐履和實行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道德原則和道德規范。他們在“派性”所造成的極大混亂中，仍然堅持在生產崗位上無私奉獻，為我國的經濟保持了一定速度的發展。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字，在1967年到1976年的10年間，工農業總產值年平均增長率為7.1%[3](P57)。也就是說，這一時期的經濟，仍然取得了一定的增長。應當特別指出的是，正是在這段時期，中華人民共和國成了世界上一個主要的核強國，完成了洲際彈道導彈的發射。1964年中國第一枚原子彈發射成功，1967年生產了第一枚氫彈，1970年把一顆衛星發射進了軌道。偉大的事業，孕育和產生了偉大的道德精神。在為“兩彈一星”事業進行的艱苦卓絕的奮斗中，廣大研制工作者，培育和發揚了一種崇高的精神，這就是“熱愛祖國、無私奉獻、自力更生、艱苦奮斗、大力協同、勇于攀登”的“兩彈一星”精神。這一精神，就是在社會主義道德原則和道德規范的導向下所凝聚起來的崇高的社會主義精神，是愛國主義、集體主義和社會主義精神以及科學精神的活生生的體現，是中國人民在二十世紀為中華民族創造的新的寶貴的精神財富。
　　 三、社會主義道德建設的發展和完善
　　自從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進入了一個前所未有的新時期。我國糾正了在文革時期的“左”的干擾，恢復了“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提出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基本方針。為了大力發展我國的社會主義經濟，我國采取了建立和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來代替過去所長期實行的計劃經濟，把市場經濟同社會主義創造性地加以結合。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實施的過程中，我們在道德建設上，針對市場經濟條件下所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和新矛盾，相應地形成了道德建設的新思路。這就是，正確地認識到市場經濟對道德建設的積極方面和消極方面的影響，充分肯定并極力促使它的積極方面對道德建設的推動作用，也注意從各個方面來限制它的消極方面，進一步地加強了社會主義的道德建設，形成了更加完整的社會主義道德建設的指導思想、方針和原則。
　　市場經濟的建立和實施，對我國的道德建設既是一個極大的促進，也存在著一些不容忽視的負面影響。市場經濟，從一定意義上看，它可以說是以個人的利益作為動力的一種經濟體制。市場經濟的等價交換原則、追求經濟效益的原則，都是同個人利益緊密聯系在一起的。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個人利益成為推動人們積極性的最重要的動力。市場經濟要求有公平的競爭、有創新的意識、有開拓的精神、有效益的觀念等等。這一切，對于提高人們的思想水平和道德水平，都有極其重要的意義。也正是在這種精神的激勵下，在社會上進一步樹立起了許多的新觀念，恢復了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破壞了的好思想和好作風。
　　另外，我們也要看到，“市場”有它的缺陷和消極方面，這就是它在實行“等價交換”和強化個人利益時，又容易誘發個人主義、拜金主義和享樂主義的思想，腐蝕人們的思想和道德觀念，使一些人陷入自私自利和極端利己主義的泥坑，使一些人為了自己的私利而淡化國家利益和集體利益，以至損害社會和國家的利益。也正是在“市場”的這種消極方面的影響下，在經濟活動中也容易產生假冒偽劣和坑蒙拐騙的行為，給經濟行為帶來危害。從思想道德方面來看，它的最大的危害，就在于它腐蝕人們的思想，把“人心”引向“邪路”，使“人心”由“好”變“壞”、由認同“道德”到“不講道德”，以致進而影響到整個的社會風氣。正如黨的十四屆六中全會的決議所指出的，在我國的社會上，“一些領域道德失范，拜金主義、享樂主義、個人主義滋長；封建迷信活動和黃、毒、賭等丑惡現象沉渣泛起；假冒偽劣、欺詐活動成為社會公害；文化事業受到消極因素的嚴重沖擊，危害青少年身心健康的東西屢禁不止；腐敗現象在一些地方蔓延，黨風政風受到很大損害，一部分人國家觀念淡漠，對社會主義前途發生困惑和動搖”。對于“市場”的這些消極方面，我們應當加以正視，以求把這些消極作用減少到最低的限度。
　　應當說，對于“市場”的缺陷和消極方面，我們黨和國家從一開始就十分注意。我們的黨和國家領導人，從改革開放以來，一而再、再而三地強調要反對個人主義、拜金主義和享樂主義，要抵御一切資產階級腐朽思想的侵蝕，強調要加強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的教育，強調要弘揚愛國主義、集體主義和社會主義的三個主旋律，也都是針對這種實際情況出發的。我們看到，在黨和國家的正確引導下，在廣大人民群眾的自覺努力下，我國人民的道德面貌和社會風氣有了顯著的變化。為人民服務的思想和集體主義的原則，已經成為社會道德生活的實際導向，成為激勵和鞭策人們發揚社會主義道德風尚的一個重要力量。在這種思想的導向下，在廣大人民群眾中先后出現了像孔繁森、李國安、徐虎、李素麗等無私奉獻的模范人物，產生了具有偉大歷史意義的“萬眾一心、眾志成城、不怕困難、頑強拼搏、堅忍不拔、敢于勝利”的抗洪精神。
　　在道德建設的實踐過程中，我國的道德理論也隨著實踐的發展而不斷地得到發展。早在建國以前的《共同綱領》中就明確規定，把《五愛》作為全體公民的社會公德。隨著社會主義文化建設和道德建設的發展，“集體主義”作為社會主義道德的原則，逐步地為我國理論界所認同。正如毛澤東同志1956年在有關農業合作化的問題中所說的，要把個人利益與集體利益相結合的集體主義原則，作為我們人和人之間關系的一個重要原則。社會主義的集體主義原則，是從新中國的政治制度和經濟體制中所必然得出的唯一正確的原則。作為黨的宗旨的“為人民服務”的思想，在新中國的道德建設中，始終都起著正確導向的作用，它如一根紅線，貫穿在全部社會主義道德建設各個方面和各個層次，直到成為社會主義道德建設的核心，在社會主義道德建設中發揮著特殊的重要作用。應當說，正是在這些正確的道德核心、道德原則和道德規范的導向下，在黨和政府的提倡和教育下，在廣大人民群眾的努力下，我國的社會風氣和道德面貌才有了上述的巨大變化。在肯定我國建國以來的道德面貌和社會風氣的巨大成就的同時，就必然應當肯定我們黨和國家提出的這些正確的道德核心、道德原則和道德規范。
　　應當指出的是，改革開放以來，在道德建設上，一些人曾提出“道德重建”，我們認為對這一提法要進行分析。如果說，我們應當根據時代發展的需要，結合市場經濟的新情況和新問題，使我們的道德建設能夠“與時俱進”，體現時代的精神，這當然是正確的。值得注意的是，他們所說的“道德重建”是要拋棄社會主義的集體主義道德原則，重建他們所主張的利己主義、自私自利、個人主義的道德原則。為什么要拋棄社會主義的“集體主義”原則而“重建”一種新的原則呢？據說是因為我們的集體主義原則是計劃經濟的產物，現在是市場經濟了，所以要以新的原則來代替過去的舊原則，以適應他們所說的“市場經濟發展的需要”。這種看法，當然是不正確的。我們的社會主義的“集體主義”道德原則，是從社會主義制度和社會主義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的要求出發的，是同我們的“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的社會主義”的根本目的緊密聯系在一起的。從更根本的意義上來看，社會主義道德的集體主義原則是社會主義本質在道德建設上的內在要求，是同我們的社會主義制度共存亡的。有了社會主義制度，就必然要有社會主義道德；有社會主義道德，就必然有社會主義的集體主義原則。集體主義原則并不是同計劃經濟聯系在一起的。同樣，如果我們錯誤地把50年代所形成的“雷鋒精神”、“鐵人精神”和“焦裕祿精神”都當作是同計劃經濟相聯系的，那么這也就是說，在市場經濟的今天，我們也應當把這些精神都統統拋棄，這不是非常荒唐嗎？如果說我們五十年代那種良好社會風氣也是同計劃經濟相聯系的，這是不是說，在實行市場經濟的今天，我們也應當把這些良好的社會風氣也統統不要呢？當然，在實行市場經濟的今天，我們必須要根據已經變化了的新情況、特別是實行市場經濟以來所出現的新問題，來不斷發展和完善我們的社會主義道德，但是，我們必須堅持那些在實踐中已經證明是正確的道德核心、道德原則和道德規范。從道德理論的建設上來看，經過廣大倫理學工作者的努力，我們基本上形成了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新的倫理學體系，在許多重大理論問題上都得到了共識。在倫理學原理、中國倫理學史、外國倫理學史、應用倫理學等學科建設上，也都取得了顯著的成績。
　　總之，改革開放以來到2000年，我國的道德建設，不論在實踐上還是在理論上，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進展。這主要表現在：社會主義道德核心、道德原則和道德規范的確立和深入人心；在精神文明建設中道德的重要作用不斷提高；對集體主義的道德原則的實質和解釋，不論是在理論上和實踐上，都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
　　 四、以德治國和道德體系建設的新時期
　　2001年開始，我國提出了“以德治國”的治國方略，把道德建設、特別是把提高道德素質、加強道德教育、開展道德實踐提高到一個新的高度。把“德治”和“法治”、“以德治國”和“依法治國”放到同等重要的地位，作為治國方略的兩個重要方面，使道德建設面臨一個前所未有的好機遇，為道德建設創造了建國以來的最好的新時期。
　　2001年，我國提出了建立社會主義道德體系的系統工程。為了更好地加強道德建設，我們還必須在建立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的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同時，建立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的社會主義的道德體系。這是一個更加艱巨、復雜、長期的任務。社會主義的道德體系，是我們進行以德治國的依據，是提高全體公民道德素質的基礎和前提。這個道德體系必然是包括各個群體、各個階層、各種職業、各個系統的道德規范的總和；體現著道德核心、道德原則和道德規范的各種不同層次的要求；顯示出政治導向、法律支持和政策引導的力量；發揮著整個大眾傳媒、公眾輿論、社會氛圍對道德的制約作用，等等。
　　2001年7月，江澤民同志在中國共產黨80周年的講話中，提出“加強社會主義思想道德建設，是發展先進文化的重要內容和中心環節。必須認識到，如果只講物質利益，只講金錢，不講理想，不講道德，人們就會失去共同的奮斗目標，失去行為的正確規范。要把依法治國同以德治國結合起來，為社會保持良好的秩序和風尚營造高尚的思想道德基礎。要在全社會倡導愛國主義、集體主義、社會主義思想，反對和抵制拜金主義、享樂主義、極端個人主義等腐朽思想，增強全國人民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自豪感，激勵他們為振興中華而不懈奮斗”，把道德建設提高到發展先進文化的中心環節的地位。
　　2001年10月，中共中央印發了《公民道德建設實施綱要》，在全國實行貫徹。應該說，《公民道德建設實施綱要》是新中國建國以來所確定的一個道德建設的綱領性文件，它不但提出了我國道德建設的重大意義、指導思想、方針原則和重要內容，而且還提出了加強道德教育、開展道德實踐、重視法律支持、強調政策導向、創造輿論氛圍等一系列有關道德建設的根本問題，并提出了解決這些問題的途徑。這對推動今后我國的道德建設，必將產生巨大的作用。以貫徹和實施《公民道德建設實施綱要》為契機，通過公民道德實施的不斷深化和拓展，有利于規范人們的思想行為，形成良好的社會風尚，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質，逐步形成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的思想道德體系，促進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的協調發展。由此我們可以說，2001年，是我國道德建設大發展的一年，是中國加強道德建設的偉大系統工程的總動員的一年，是道德建設的新時期的重要的一年。
　　中國在經濟上取得舉世矚目成就的同時，必然而且應當使道德建設同樣取得舉世矚目的成績。中國作為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一切經濟發展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實現“人的全面發展”，不但要使廣大人民群眾在物質生活上不斷提高，而且要使他們在精神生活上日趨充實。正如江澤民同志所說的：“物質貧困不是社會主義，精神空虛也不是社會主義。”社會主義的新的全面發展的人，決不是也不可能是只追求物質生活的人，相反，他們在物質生活上只求適當的滿足，而在精神生活上卻有著永無止境的要求。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新人”，決不是也不可能是庸俗的享樂主義者和物質利益的追求者，他們在物質利益得到必要的滿足之后，必將是力求成為一個充滿理想、勇于獻身、關心他人、道德高尚的人。物質利益的滿足，并不能使人純潔和高尚，只有道德才能提高人的境界，升華人的靈魂。社會主義社會的經濟愈加發展，它對道德的要求也愈來愈高。道德即是“治國”的“方略”，又是立國的根基。在重視經濟發展的同時，我們決不可忽視道德的重要性。展望今后的發展可以預計，從2001年始，我國的道德建設必將以更大的規模和更快的速度向前邁進。
齊魯學刊曲阜5～10B8倫理學羅國杰20022002自1949年新中國成立到現在，我國的社會主義道德建設經歷了一個曲折前進的過程。我們把這50多年分為從建國初期到1966年、文革時期、改革開放以來到上個世紀末和2001年開始的新時期等四個時期。展望今后的發展可以預計，從2001年始，我國的道德建設必將以更大的規模和更快的速度向前邁進。以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回顧和總結這50多年道德建設的歷史，展望我國道德建設的未來發展，對我們更好地進行社會主義的道德建設，有著重要的意義。新中國/社會主義道德建設/發展歷史/未來發展羅國杰(1928-)，男，河南內鄉人，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北京 100732） 作者：齊魯學刊曲阜5～10B8倫理學羅國杰20022002自1949年新中國成立到現在，我國的社會主義道德建設經歷了一個曲折前進的過程。我們把這50多年分為從建國初期到1966年、文革時期、改革開放以來到上個世紀末和2001年開始的新時期等四個時期。展望今后的發展可以預計，從2001年始，我國的道德建設必將以更大的規模和更快的速度向前邁進。以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回顧和總結這50多年道德建設的歷史，展望我國道德建設的未來發展，對我們更好地進行社會主義的道德建設，有著重要的意義。新中國/社會主義道德建設/發展歷史/未來發展

網載 2013-09-10 21:5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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