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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俄〕A.W.科瓦廖夫）
　　近十年來，俄羅斯發表了討論研究歷史過程的文明論方法和形態論方法相互關系的大量著作，但問題遠沒有解決。局部文明的理論可以幫助揭示歷史發展的某些機制，弄清楚歷史發展的道路和特點，但它對各種文明之間的聯系和繼承性沒有予以應有的考慮，也沒有解釋重復性的現象。馬克思恩格斯以勞動工具的變化為基礎提出了社會經濟形態的理論，這一理論強調歷史發展的前進性質、歷史發展階段的重復性。還有一種觀點認為，形態論的方法已經過時，文明論的方法在方法論方面未提供過任何實質性的內容。
　　不能否認，勞動工具的變化遲早會產生社會的經濟、社會和精神變化，即社會經濟形態結構變化。但也不要拒絕文明論范疇，有必要找到“文明”范疇的唯物主義標準。
　　為了弄清楚人類共同體發展的重復性，不應該只把勞動工具當作發展的基礎，因為在不同的自然人口條件下，勞動工具可以產生不同的效果；也不應該把一種人口因素或地理因素作為發展的基礎，而應當把更基礎的因素——社會生活的生產方式——作為發展的基礎。
　　社會生活的生產方式是人的潛力、社會條件和自然環境的某種總和。這一范疇的運用可以建立歷史進步的統一概念。因為社會生活是包括人、人生活的社會條件和自然條件的統一和完整的整體。
　　把社會看作是統一的自然社會機體，社會生活的生產以這一機體為基礎，可以給歷史下如下定義：歷史是人的潛力在改造自然、完善勞動工具過程中的自我發展，是各種成就在個人、世界和民族共同體更替過程中的不斷傳播，是綜合所有這些過程的社會制度（社會形態）的更替。歷史中的進步不只是由一種社會形態過渡到另一種（更高的）社會形態，而且也是歷史過程多元統一的發展，其途徑是通過不同文明的確立和更替。如果在形態變動過程中一些社會結構被推翻，而另一些社會結構被確立，那么在文明變動過程中人的群體和文明主體也不斷變換。因此有必要研究作為“歷史火車頭”的社會變革和一般文明革命。
　　社會結構的文明變化與形態變化具有同樣重要的意義。文明結構的更替涉及人民的民族特點和種族特點，涉及人民的國家制度、社會的物質技術生活、經濟生活、社會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與地區特點有關的文明結構展示出世界發展的不同路線和不同形態結構。因此不能片面地把歷史過程歸結為由于勞動工具的完善而產生的社會經濟形態的更替，人類共同體之間的在自然人口基礎上產生的差別是具有更重大意義的差別。假如形態差別與物質財富生產中的變動有關，那么文明差別則與整個社會生活生產方式中的變動有關。地球上的文明多樣性決定于三種基本因素：文明主體的民族特性、民族主體在其中活動的自然環境的特點和由這些特點而產生的民族主體適應生存條件的性格、某一文明產生的歷史條件的特點。
　　社會的文明變化和形態變化是社會自然機體適應環境條件的形式。不同的文明是社會生活生產方式在水平方面的變體；形態差別是社會生活生產方式在垂直方面的變體。文明的獨特性影響社會的形態結構；形態特點也使社會的文明結構變形。
　　社會生活生產方式的每個組成部分都可以成為建立形態理論、人口理論、地理理論等的基礎。但它們只有總括起來才能提供自然社會機體發展的完整圖景。
　　歷史經驗證明，在同一文明的范圍內可以有一種社會形態，也可以有幾種社會形態。文明適應過程和形態適應過程的獨特性不僅體現在社會改造和自然人口改造的性質中，而且也體現在這些改造的規模中。文明也受人類共同體的自然人口特點的制約，同一種族也可以包含有不同的文明更替。
　　　　 （文 華摘自俄《社會科學與現時代》雜志1996年第1期）＊
　　
　　
　　
國外社會科學京92-93B6外國哲學與哲學史Ａ·Ｗ·科瓦廖夫19961996 作者：國外社會科學京92-93B6外國哲學與哲學史Ａ·Ｗ·科瓦廖夫19961996

網載 2013-09-10 21:4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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