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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問題的提出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廢墟上建立起來的新中國，已昂然行進了40多年光輝而不平凡的歷程。對新中國的歷史發展進行科學的分期，不僅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研究領域中的重要課題，而且也是理論和史學工作者應盡的責任和義務。
　　近年來，黨史工作者們經過辛勤的努力，對于社會主義時期中共黨史的分期，基本上取得了較為一致的意見。但對于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的分期（即新中國的歷史分期），尚未展開較為深入的探討和研究。因此，近幾年出版的一些中華人民共和國史專著，一般都借用了社會主義時期中共黨史的分期。這就向我們提出了這樣的一個問題：社會主義時期中共黨史的分期是否完全等同于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的分期？筆者認為，兩者是不完全相同的。
　　中國共產黨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執政黨，是國家建設事業的領導核心。執政黨的路線、方針和政策，決定和直接影響著國家建設事業的發展，這是毫無疑義的。但這是黨的領導和國家建設事業的關系，而不是中共黨史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的關系。社會主義時期中共黨史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史是兩個各不相同的研究范疇。這就決定了兩者的歷史分期也不可能完全相同。因此，以建國后中共黨史的歷史分期，取代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的分期是不妥當的。
　　　　　　二、新中國歷史分期的基本依據
　　建國后中共黨史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史是兩個不完全相同的研究范疇。那么，兩者的主要區別是什么呢？搞清兩者的主要區別，對于正確地確定新中國歷史分期的依據是極其重要的。
　　建國后的中共黨史，著重研究中國共產黨在成為執政黨后，如何在進行自身建設的同時，通過其路線、方針、政策領導與指導國家建設。而中華人民共和國史則是著重研究政府等有關機構如何實施黨的路線、方針和政策，具體地組織和調動各方面力量進行國家建設。筆者以此認為，國家建設事業的發展變化脈絡是新中國歷史分期的基本依據。
　　國家建設事業的發展，從宏觀上看是一個整體。但在40多年建設事業的發展中，不同的時期建設工作的著重點又有所區別。這種區別在主觀上是由黨和國家在不同的時期所確定的不同的中心任務所決定的。在客觀上則是由各種條件的限制和主觀脫離客觀實際等因素所導致某一時期實現中心任務時限的縮短或延長。在40多年建設的發展中，各個時期必然呈現出不同的發展特點。依據這些特點，便可以區分出新中國歷史發展的各個不同時期。
　　　　　　三、新中國的歷史分期
　　依前所論，筆者認為將新中國40多年的歷史劃分為三個發展時期較為合適。
　　第一個時期：從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的過渡。時間是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至1956年12月社會主義改造的基本完成。
　　這是新中國的創立和建設新國家的奠基時期。這個時期在完成新民主主義革命遺留下來的任務和恢復國民經濟的基礎上，大規模開展以三大改造為中心的社會主義革命，消滅剝削制度和剝削階級，確立新中國政治體制和經濟體制的基本規模，實現由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轉變。
　　這個時期分為兩個發展階段：
　　第一階段：完成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遺留任務和恢復國民經濟。時間是自1949年10月1日新中國的建立至1952年12月土地改革的基本完成。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標志著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取得了偉大的勝利，但尚未徹底勝利。因為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任務尚未徹底完成：國民黨的殘余武裝尚在華南、西南等地負隅頑抗，祖國大陸尚未完全統一；廣大新解放區農村的土地改革尚未進行；國民經濟面臨著極其嚴重的困難。這就決定了該階段的主要內容是：（一）繼續完成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遺留任務。徹底消滅國民黨的殘余軍隊，統一全國大陸；鎮壓各類反革命分子的破壞活動，鞏固人民民主政權；在新解放區的廣大農村實行土地制度的改革，徹底消滅封建剝削制度。（二）實現由各級軍事管制委員會到各級人民政府的過渡，為實現從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轉變奠定政治基礎。（三）沒收官僚資本，建立國營經濟，奠定實現從新民主主義轉變到社會主義的主要經濟基礎。（四）全力恢復國民經濟。到1952年年底，全國工農業生產都達到了歷史的最高水平，從而為實現從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轉變，奠定了必要的物質基礎。
　　第二階段：社會主義公有制的確立。時間是自1953年1 月第一個五年計劃開始實施至1956年12月三大改造的基本完成。
　　在完成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遺留任務、恢復了國民經濟的基礎上，國家開始轉入有計劃的發展國民經濟，同時開始進行大規模的以三大改造為中心的社會主義革命。根據我國的特點，黨和國家采取和平的方式，對個體農業、個體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消滅了剝削階級和剝削制度，確立了社會主義公有制度，為新中國進入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奠定了基礎。這個階段的主要內容有：（一）制訂并實施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一個五年計劃，集中主要力量進行以蘇聯幫助我國設計的156個重點項目為中心的、由限額以上的694個大中型建設項目組成的工業建設，建立我國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初步基礎。（二）召開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組織法》等重要法律文件，奠定社會主義法制的基礎。（三）對個體農業、個體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展開全面的社會主義改造，在中國歷史上第一次把生產資料私有制改變成為集體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確立了以生產資料公有制為基礎的社會主義制度，從而使我國實現了從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偉大轉變。（四）對社會主義建設道路進行初步探索。毛澤東《論十大關系》的發表和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召開，對建國以來的建設進行了科學的總結，對社會主義建設道路進行了初步的理論探索，從理論上揭開了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的序幕。
　　第二個時期：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探索與曲折。時間是自1957 年1月開始進入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至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之前。
　　這是新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由良好開端經過曲折發展到遭受嚴重挫折又出現短期徘徊的時期。從1957年開始進行全面建設社會主義至“文化大革命”前，黨和國家工作的主導方面是進行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奠定了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物質技術基礎，培養了大批的建設人才，并積累了社會主義建設的重要經驗。但由于理論準備不足、缺乏經驗和主觀上急于求成，在處理階級斗爭問題上犯了擴大化的錯誤，在生產關系變革方面犯了急于變革和急于過渡的錯誤，使社會主義建設事業遭到了挫折。在這10年中，雖然在經濟等方面的實際工作中對“左”的錯誤進行了一些糾正，但在政治思想領域中“左”的錯誤仍然繼續發展并逐步升級，終于導致了10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將前10年中政治思想領域內的“左”傾錯誤推向了峰巔，使國家建設事業在10年內亂中遭到了極其嚴重的破壞。“文化大革命”結束以后，由于一些主客觀因素的作用，使黨和國家的工作徘徊前進了兩年。
　　這個時期分為五個發展階段：
　　第一階段：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的良好開端及其初步挫折。時間是自1957年1月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的開始至1960年12 月第一次國民經濟調整之前。
　　這是新中國進入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后，進行社會主義全面建設的最初實踐。這個階段在政治與經濟上出現了良好的開端，隨后便產生了一定的失誤。這個階段的主要內容有：（一）1957年在經濟上勝利完成了第一個五年計劃，在政治上提出了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理論，社會主義建設出現了令人歡欣鼓舞的良好開端。（二）反右派斗爭的擴大化和錯誤地開展反右傾斗爭，背離了中共八大對于社會主要矛盾的分析和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理論原則，并使階級斗爭理論上的錯誤有所升級。（三）在“大躍進”的口號下，掀起了轟轟烈烈的社會主義建設熱潮，但由于脫離國情和違背客觀經濟規律，急于求成，出現了高指標、瞎指揮、浮夸風和共產風，造成了國民經濟比例的嚴重失調。生產關系方面急于變革、急于過渡所導致的人民公社化，超越了生產力發展的實際水平，影響了生產力的正常發展。（四）黨和國家雖然在實際工作中糾正了一些“左”的錯誤，但并未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第二階段：國民經濟的第一次大調整。時間是自1961年1 月開始調整國民經濟至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發動之前。
　　由于“大躍進”和反右傾錯誤等因素造成了國民經濟的嚴重困難，黨中央和國務院決定從1961年起實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對國民經濟實行大幅度的調整，在實際工作中克服了一些“左”的錯誤，但由于未從根本上糾正“大躍進”以來“左”的錯誤指導思想，因而在形勢稍有好轉之中又潛伏著新的危機。這個階段的主要內容有：（一）全面貫徹以調整為中心的八字方針，國民經濟得到恢復并有所發展。（二）教育、科技、國防、外交等方面開始復蘇并出現新的轉機。（三）政治思想領域中“左”的錯誤仍在繼續發展，成為“文化大革命”發生的前奏。
　　第三階段：“文化大革命”的全面發動和全國的大動亂。時間是自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的開始至1974年12 月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之前。
　　前10年中政治思想領域“左”傾錯誤的發展，導致了“文化大革命”的發生。1957年以來，毛澤東在關于社會主義社會階級斗爭的理論和實踐上的錯誤發展得越來越嚴重，并形成為“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左”傾理論體系，再加上他逐漸驕傲起來，逐步脫離實際和脫離群眾，主觀主義和個人專斷作風日益嚴重，使黨和國家政治生活中的集體領導原則和民主集中制不斷受到削弱以至破壞，這就使“文化大革命”的發生成為不可避免。這個階段的主要內容有：（一）“文化大革命”錯誤地發動后，立即帶來了全國范圍的大動亂，各級黨政機構普遍受到沖擊，處于癱瘓或半癱瘓狀態，大批干部被打倒，工廠停產，學校停課，國家建設事業遭到空前破壞。（二）廣大干部和群眾以不同方式對“文化大革命”的錯誤進行了抵制和斗爭，但由于“左”傾錯誤占據主導地位，這些抵制和斗爭所發揮的作用是極為有限的。（三）林彪反革命集團被粉碎后，周恩來提出批判極“左”思潮的正確意見，但被毛澤東所否定，從而使“左”傾錯誤繼續惡性循環。
　　第四階段：各條戰線的整頓和全國的再度混亂。 時間是自1974 年12月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召開至1976年10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團之前。
　　“文化大革命”持續了8年之后，已經造成了積重難返的局面， 國民經濟繼續下滑，各個方面處于混亂狀態。四屆人大后，由鄧小平主持中央和國務院的日常工作，著手對各條戰線進行整頓，從實際上糾正“文化大革命”的錯誤，但毛澤東不能容忍，發動了“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使“文化大革命”繼續惡性發展。這個階段的主要內容有：（一）鄧小平在1975年主持中央和國務院日常工作期間，召開了一系列會議，對黨政軍和工業、交通、農業、科技、文教等各條戰線進行整頓，取得了很大的成績，使形勢有了明顯的好轉。鄧小平對各方面的整頓，實際上是對“文化大革命”錯誤的系統糾正，代表了黨的正確領導。（二）毛澤東錯誤地發動了“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打斷了各條戰線的整頓，使形勢再度惡化。（三）1976年4 月在天安門廣場發生的悼念周恩來、聲討“四人幫”的群眾抗議運動，實質上是擁護以鄧小平為代表的黨的正確領導，為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團奠定了重要的基礎。
　　第五階段：黨和國家工作的徘徊與改革開放的準備。時間是自1976年10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團至1978年12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之前。
　　1976年10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團，結束了為時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為糾正黨內長期存在的“左”傾思潮，撥亂反正，端正黨的正確路線，實現國家的長治久安，創造了重要的前提和條件。但是，由于10年“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政治上思想上的混亂不容易在短期內消除，也由于當時担任黨中央主席的華國鋒同志在指導思想上繼續犯了“左”的錯誤，使“文化大革命”結束得不夠徹底，黨和國家在徘徊中前進了兩年。在這個階段中，全國自上而下清查江青反革命集團的幫派體系，清理冤假錯案，落實干部政策，撥亂反正已部分地開始；國民經濟開始得到恢復，其他各方面亦開始復蘇；關于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空前地解放了人們的思想。這些均在客觀上為工作重心轉移和實行改革開放作了必要的準備。
　　第三個時期：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振興。時間是自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之后至今。
　　這個時期最鮮明的特點是改革開放。在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指導下，經歷了從農村改革到城市改革，從經濟體制的改革到各方面體制的改革，從對內搞活到對外開放的波瀾壯闊的歷史進程。中國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全面振興，健康發展，整個國家煥發出前所未有的勃勃生機，中華大地發生了歷史性的偉大變化。社會生產力獲得新的解放；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不斷鞏固；全國人民的溫飽問題基本解決，正在向小康邁進。國家經濟建設上了一個大臺階，人民生活上了一個大臺階，綜合國力上了一個大臺階。這是新中國40多年中發展最快、最好的時期。
　　這個時期分為三個發展階段：
　　第一階段：以農村為重點的改革和具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開辟。時間是自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至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召開之前。
　　1978年12月召開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從根本上沖破了長期“左”傾錯誤的嚴重束縛，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組織上全面地恢復和確立了馬克思主義的路線，結束了黨和國家的工作在徘徊中前進的局面，開始把黨和國家工作的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軌道，我國的社會主義事業從此走上了健康發展的道路。十一屆三中全會是新中國歷史發展中具有深遠意義的偉大轉折，是社會主義發展道路上的一個新的里程碑，也是“文化大革命”結束以后全面撥亂反正和改革開放的起點。這個階段的主要內容有：（一）指導思想和實際工作的撥亂反正取得了偉大的勝利。重新確立了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路線、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制訂了開創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局面的綱領和一系列方針政策；實際工作的撥亂反正全面展開并取得了偉大的成就。（二）在對國民經濟實行第二次大幅度調整的同時，將改革的重點放在農村，打破了人民公社“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管理體制，實行以家庭聯產承包為主的責任制，逐步建立和完善分散經營和統一經營相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賦予廣大農民充分的經營自主權，加上基本取消農產品的統購派購，放開大部分農產品價格，使農業生產擺脫長期停滯的困境，農村經濟向著專業化、商品化、社會化迅速發展，帶動了整個改革和建設事業，為農村致富和逐步實現現代化，為促進工業和整個經濟的改革與發展，開辟了一條新路。與此同時，在城市也相應地推進發展多種經濟成分、擴大企業自主權、改進財政體制和城鄉流通體制等方面的初步改革。（三）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建設有了重要進展。黨和國家的領導制度開始進行初步改革，干部隊伍的“四化”建設邁出了重要的一步；民主與法制建設有了新的進展；愛國統一戰線進一步鞏固和加強。（四）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受到重視并進一步加強。（五）國防建設和對外關系有了新的發展。
　　第二階段：改革開放的全面展開。時間是自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的召開至1992年黨的十四大召開之前。
　　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作出《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提出我國社會主義經濟是公有制基礎上的有計劃商品經濟，突破了把計劃經濟同商品經濟對立起來的傳統觀念，為進行全面的經濟體制改革提供了新的理論指導。這個決定的通過，標志著我國改革的重點由農村開始轉到城市。這個階段的主要內容有：（一）城市經濟體制改革在前一階段進行初步嘗試的基礎上，全面起步，逐步展開。以增強企業活力特別是搞活國有大中型企業為中心，相應地進行了價格、計劃、投資、物資、財稅、金融和對外經貿等方面管理體制的改革。農村改變了“政社合一”的體制，改善農村的產業結構，農村改革又邁出了新的步伐。全國初步形成了以城市為重點、城鄉聯動的全面改革的局面。（二）在興辦深圳、珠海、汕頭、廈門4個經濟特區之后， 又相繼開放沿海十幾個城市，在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閩東南地區、環渤海地區開辟經濟開放區，批準海南建省并成為經濟特區。對外開放的不斷擴大，有力地推動了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三）科技、教育、文化等領域實施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四）政治體制改革開始起步，社會主義民主與法制建設進一步加強。
　　第三階段：改革開放的深入發展。時間是自1992年10月黨的十四大的召開至今。
　　1992年10月召開的黨的十四大，對黨在實踐中形成的基本理論、基本路線和一系列戰略決策作出了科學的結論，尤其是對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作了更全面、更系統地概括和闡述，明確提出了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為加快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步伐，打下了堅實的基礎。以黨的十四大召開為標志，我國的改革開放開始進入向縱深發展的階段。這幾年，我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正在逐步建立，國民經濟的市場化、社會化程度明顯提高，對外開放進一步擴大，國民經濟繼續迅速發展，各項社會事業又取得顯著成績。這個階段現在尚未結束，但已在各方面呈現出良好的發展勢頭。＊
　　　　 〔作者葛仁鈞，1952年生，遼寧大學馬列教研部副教授。〕
　　
　　
　　
當代中國史研究京11-16K4中國現代史葛仁鈞19961996 作者：當代中國史研究京11-16K4中國現代史葛仁鈞19961996

網載 2013-09-10 22:0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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