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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K82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2456(2001)04-0033-07
　　孫中山晚年的政體思想與同盟會時期相比較有了重大的轉折與飛躍，從狂熱地追求美式民主共和制轉而推崇德國俾斯麥式開明專制政體，從激進的飛躍論轉而主張漸進論。這種轉折與飛躍，是從他坦誠地總結革命失敗的經驗教訓中得出來的，是對中國國情認識深化的結果，非常難能可貴。本文試就孫中山對辛亥革命的總結與反思中，從他總結革命的經驗教訓中，從他尋找中國如何實現現代化道路中，討論孫中山政體思想的轉折、飛躍及其巨大意義。
　　一、急進與失敗
　　中國在甲午戰爭中慘敗以后，掀起了反對封建專制政體建立民主政體的高潮，以拯救民族危亡和實現政治經濟的現代化。實現中國的現代化，是時代賦予的緊迫任務，但是，如何實現中國的現代化，即通過何種道路及何種速度實現現代化，人們根據自己的認識和經驗，提出不同的政治主張，有人提出以二元制君主立憲政體或以開明專制為過渡，有人主張立即實行議會制君主立憲政體，更有人主張立即實行美式民主共和政體。有主張漸進也有人主張急進。孫中山是堅決主張立即實行美式民主共和的急進派首領，堅決反對民主政治建設必須循序漸進的原則。
　　1905年8月，孫中山《在東京中國留學生歡迎大會的演說》中說，中國革命要學習西方，總要擇地球上最文明的政治法律來救我們中國，將中國“造起一個二十世紀頭等的共和國來”。為什么要采取當時最先進的民主制度呢？他舉例說，正如火車頭，“始極粗惡繼漸改良”，今已采用蒸汽車頭，今“中國而修鐵路也，將用其最初粗惡之汽車乎？抑用最近改良之汽車乎”？他還指出，有人說中國人民的程度不高，“此時不能共和。殊不知又不然，我們人民程度比各國還要高些”。他又認為，民主政體的建設與普通人民的民主知識和能力沒有多大關系，關鍵在先知先覺“志士的經營。百姓無所知，要在志士的提倡，志士思想高，則百姓的程度高”。今日學習西方民主政體，其指導思想應“取法乎上”，否則，“不過徒救一時，是萬不能永久太平的”[1](p280-281)。這是典型的國家政體機械論和社會民主進程飛躍論。
　　孫中山的這些理論，正符合一部分知識青年急欲拯救民族危亡和狂熱羨慕美國民主、自由、平等及富強的愿望，從而掀起了革命共和的高潮。這種高潮與反滿高潮、國會請愿高潮相呼應，共同對準清政府專制統治。武昌起義一聲炮響，全國響應，推翻了長期統治中國的封建專制政體，成立了以孫中山為臨時大總統的中華民國，從而取得劃時代的偉大勝利。但是，以孫中山為首的南京臨時政府面臨內政外交一系列難以解決的棘手問題，困難重重。新政權無法鞏固，孫中山不得不將新成立的政權拱手讓與封建專制政體的代表袁世凱。從此以后，共和國的成果一一被扼殺在搖籃里，“共和”名存實亡。從這個意義上講，辛亥革命又失敗了。
　　二、坦誠的反思
　　辛亥革命失敗的原因，學術界及教科書里一致認為是由于封建勢力的阻撓和帝國主義的破壞，強調辛亥革命失敗的外部原因，對其內部的深層次的原因很少論及。孫中山晚年從總結革命失敗的經驗教訓入手，對革命失敗的內部原因進行了深層的多角度的剖析和坦誠的反思。
　　馬克思談革命“暴力是孕育著新社會的舊社會的助產婆”。這就是說，革命的產生是有條件的，正如十月懷胎，新社會這個胎兒必須在母腹中發育成熟或基本成熟時，舊社會的母腹不能再容納新生胎兒時，分娩、陣痛、革命就是不可避免的。革命就成為新社會誕生的助產婆。辛亥革命迎來的“共和國”這個胎兒，從理論上講她應具有如下幾個條件：其一，人民群眾應有地方自治的基本能力；其二，各級行政長官由人民群眾選舉產生；其三，有比較健全的政黨、強有力的領袖和軍隊。如果這些條件基本具備，則共和國新社會的胎兒在舊社會的母腹中可稱發育成熟，只有在這個時候，革命暴力才成為“共和國”誕生的助產婆。很顯然，孫中山在倡導共和革命時并沒有認識到這一點，以為只要先知先覺的經營、提倡就行了。在痛苦的實踐檢驗中，他的一切設想都落空了，沉重的經驗教訓和反思，從中、美國情對比中逐漸悟出辛亥革命失敗的內部原因。
　　第一，辛亥革命的思潮來源于歐美。
　　革命發生的內因應該是變化的基礎，應該是生產力的發展突破生產關系，經濟基礎的發展突破上層建筑，這是革命發生的深刻的社會根源。只有植根于國內深刻社會根源的革命，才有成功的可能。否則，根基不穩，革命定將處于風雨飄搖之中。孫中山晚年承認，自己發動革命的思潮來源于歐美。他說：甲午戰爭后，“當時革命黨外面見到外國富強，中國衰弱，被人凌辱；內面又受滿清專制，做人奴隸，幾幾乎乎有亡國滅種之憂，一時發于天良，要想救國保種，只知道非革命不可”[2](p316)。他又說，義和團運動后，“中國人便知道從前的弓箭、刀戟不能夠和外國的洋槍大炮相抵抗，便明白歐美的新文明的確比中國的舊文明好得多”[2](p316)，處處學習外國，革命思潮日益高漲。總之，“中國的革命思潮是發源于歐美”[2](p293)，因為看到歐美的文明，“比中國進步，我們羨慕他們的新文明，才主張革命”[2](p345)。
　　第二，沒有堅強的黨和明確的革命目的。
　　近現代意義上的民主革命，特別是共和革命，需要一個強有力的政黨和符合社會大多數人擁護的綱領。可是孫中山領導的同盟會——國民黨的狀況又如何呢？當時中國國內社會的主要矛盾是封建專制主義和人民大眾民主自由的矛盾，封閉的自然經濟和發展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矛盾。但是，孫中山同盟會時期的三民主義強調反對滿人皇帝，不提反對封建專制，不主張發展資本而強調“節制資本”，這是與時代要求相違背的，也是造成辛亥革命失敗的重要原因。孫中山經過沉痛反思后認識到“曾幾何時，已為形勢所迫，不得已而與反革命的專制階級謀妥協。此種妥協，實間接與帝國主義相調和，遂為第一次革命失敗之根源”[2](p114)。
　　孫中山的革命綱領，在同盟會時期即沒有反應時代所提出的主要矛盾，強調革命的主要目標是反對滿人皇帝，以為只有推翻滿人皇帝才是革命成功。因此，推倒滿清皇帝以后，“人人皆以為辛亥推翻滿清便是革命成功”，從此革命黨人的熱心消滅、革命事業不肯繼續做去，此其最大原因也[4](p432-433)。
　　孫中山沉痛反思，指出他的革命黨人，“只知道非革命不可，但不知道革命何時可以成功，并不想到成功以后究竟用一個什么通盤計劃去建設國家”，“各自為戰，沒有集合，沒有紀律”，革命黨沒有鞏固團結“完全是由于我們自己破壞自己”。“這十三年來，政治上社會上種種黑暗比前清更甚，人民困苦日甚一日，故多數反革命派即以此為口實，而攻擊革命黨，謂只有破壞能力，而無建設能力。”這種話我們雖不肯承認，然而事實上卻是如此，我們“革命黨不能不負責任”[2](p96-100)。
　　第三，缺乏共和政治的社會基礎。
　　孫中山晚年頗為深刻地認識到，共和政治首要的條件應植根于人民群眾地方自治的基礎上，但是中國則根本不具備這個條件。孫中山說建立共和，“民權何由而發達？則從團結人心，糾合群力始”[3](p413)。可是，“十年以前，非特一般人不知共和為何物，即知識階級亦鮮解共和真理”[3](p531)，中國革命后“以一盤散沙之民眾，忽而登彼于民國主人之位，宜乎其手足無措，不知所從，所謂集鳥合之眾而已”[3](p413)。更有甚者，許多人“不但不知共和的好處，反而希望真命天子出現，或者滿清復辟，把民國再變成帝國的心理”，“如果四萬萬人都抱這種舊思想，那么，共和的基礎，怎么能夠鞏固呢？”[3](p1-2)
　　三、不能照搬美式共和
　　武昌起義后建立的共和政體，只是少數幾個人從美國照搬進來的，廣大的人民群眾和知識階層不知共和為何物，革命黨人也無能將共和政治推行下去，封建軍閥乘機破壞，共和國名存實亡。孫中山歷經痛苦的教訓，冷靜地反思，從中外國情特點與政體的關系作深入考察，從而使他的政體思想有了巨大轉折。
　　1924年當國民黨與共產黨第一次合作期間，孫中山在《三民主義·民權主義》的長篇政治論文中對國情特點與政體關系的理論作了深入的研究。他說：“中國革命以后，要仿效歐美實行民權，歐美的民權現在發展到了代議政體，已經歷一、二百年歷史，中國要跟上外國實行民權，所以也有代議政體。但是歐美代議政體的好處，中國一點也沒有學到；所學的壞處卻是多百十倍，弄到國會議員變成豬仔議員，污穢腐敗，是世界各國自古以來所沒有的”，“所以中國學外國的民權政治，不但是學不好，反且學壞了”[2](p319)。
　　為什么反而學壞了呢？孫中山深刻認識到，這是由于中美政治基礎不同，民情風土習慣不同。孫中山清楚地看到共和政體的基礎源于地方自治，他說，美國建立共和政體，“其未獨立以前，十三洲已各自為政，而地方自治已極發達；故立國之后，政治蒸蒸而上，以其政治之基礎全恃地方自治之發達也”。其余中美、南美之各地拉丁人種之殖民地，百十年來亦先后仿美國，而脫離母國以改建共和。然其政治進步之不如美國，而變亂常見者，則全系乎其地方自治之基礎不鞏固也。法國“雖為歐洲先進文化之邦，人民聰明奮厲，且于革命之前曾受百十年哲理民權之鼓吹，又模范美國之先例，猶不能由革命一躍而幾于共和憲政之治者，其故何也？以彼國政體向為君主專制，而政治向為中央集權，無新天地之地盤，無自治之基礎也。”“我中國缺憾之點悉與法同，而吾人民之知識、政治之能力更遠不如法國，而予猶欲由革命一躍而幾于共和憲政之治者，其道何由？”[3](p207-208)
　　孫中山在他1917-1919年寫的《建國方略之一（心理建設）》里，一方面深知美國的共和政體植根于地方自治，法國、中南美諸國由于沒有地方自治的傳統，故共和革命無不失敗，又承認中國人民之知識、政治能力更遠不如法國，從而否定了他同盟會時期認為“我國人民程度比各國還要高些”的論點，這不能不說是他政治思想的一大轉折，一大進步，逐漸趨于接近實際。但是，他又認為，只要在中國通過“革命方略之三時期”，通過訓政大力宣傳共和之好處，領袖帶頭宣誓擁護共和，希望“有志之士”各于本縣組織一地方自治會，發啟者互相照式宣誓，表示“擁護中華民國，實行三民主義”，共和國的國基就會永遠鞏固下來。通過這種道路，人人宣誓擁護共和，“急起直追，萬眾一心”，先奠國基于方寸之地，只要人人心理上擁護共和，共和國也就能鞏固下來了[3](p210-215)。
　　以上是孫中山在反對袁世凱稱帝勝利后發表的論文，立足于擁護共和、鞏固共和，其出發點是好的。但是，他引用的論據和結論之間沒有必然的邏輯聯系，他對比美國與法國共和政體成敗之原因基于有無地方自治，美國共和政體建設成功的原因在美國人民有地方自治的“習慣和能力”，是一種政治行為，而不僅僅是一種擁護共和的“心理”，由心理發展到行為，還需要有一個漫長的過程。孫中山以為只要人人從心理上宣誓擁護共和，人人急起直追，共和國基就能鞏固，這種想法仍是不切實際的。
　　如何學習外國呢？孫中山晚年深刻認識到，不能不考慮國情特點。他說：“中國幾千年以來社會上的民情風土習慣，和歐美的大不相同……所以管理社會的政治自然也是和歐美不同，不能完全仿效歐美，照樣去做，像仿效歐美的機器一樣。歐美的機器，我們只要是學到了，隨時隨地都可以使用。”“至于歐美的風土人情和中國不同的地方是很多的，如果不管自己的風土人情是怎么樣，便像學外國的機器一樣，把外國管理社會的政治硬搬進來，那便是大錯。”他進一步認識到“一味盲從附和，對于國計民生是很有大害的。”我們必須按照“自己的社會情形，迎合社會潮流去做，社會才可以改良，國家才可以進步。”“如果不照自己的社會情形迎合社會潮流去做，國家便要退化，民族便受危險。我們中國要進步，民族的前途沒有危險，自己來實行民權，自己在根本上便不能不想出一種辦法。”[2](p318-320)
　　孫中山在向西方尋找救國救民真理中，從辛亥革命前后照搬美國共和模式，到他晚年認識到必須從國情特點出發，認為“美法共和國皆舊式的”，不適合中國國情，必須放棄美式方案。從盲目學習外國到從實際出發有選擇的、有步驟的學習外國，表明他政治哲學思想的一大飛躍。
　　四、崇尚俾斯麥萬能政府
　　孫中山晚年，極力尋找和構想一種適合社會潮流并符合中國國情特點的新式政體。他曾說：“今日惟俄國為新式的。吾人今日當造成一最新式共和國，新式者何？即化國為家也。”所謂化國為家，就是一切從國家民族利益出發，不是從個人的民權、自由出發[2](p56)。他又說：“近來俄國發生一種新政體，這種政體不是代議政體，是‘人民獨裁的政體’。”這種“人民獨裁政體”“當然比代議政體改良得多”，更符合俄國的特點，但它究竟怎么樣呢？“我們得到的材料很少，不能斷其究竟”[2](p314)。
　　孫中山最感興趣的是德國俾斯麥政府。他設想在中國建立的新式政府就是俾斯麥式的“萬能的政府”。孫中山曾多次講到“近幾十年來歐洲最有能的政府，就是德國俾斯麥當權的政府。在那個時候的德國政府，的確是萬能政府。”俾斯麥在担任德意志帝國宰相不到20年期間，完成德國的統一，成立聯邦議會和帝國議會，實行有限的民主，大力發展資本主義經濟、文化及軍事。孫中山說：“把很弱的德國變成很強的國家”，并且曾經是“世界上最強的國家”，“德國之所以能夠達到這個地位，全由俾斯麥一手締造而成”[2](p310)。
　　美國的民主共和政體，極力鼓吹民權自由，法國及中南美洲國家在仿效美國共和政體中，也大力提倡民權，結果動亂不已，國家無法實行真正的民主和富強。孫中山在總結世界性的這一歷史經驗教訓中指出，“在民權發達的國家，多數的政府都是弄到無能的；民權不發達的國家，政府多是有能的”[2](p321)。他說，俾斯麥的民權政治為世界上“最新的民權思想”，“德國的民權雖然很發達，但是沒有力量去反抗政府。在俾斯麥的時代，他的能力不但在政治、軍事和外交種種方面戰勝全世界，就是對于民權風潮，也有很大的手段戰勝一般民眾”[2](p310)。使國家避免動亂，有效地保持穩定的發展，使德國迅速地發展為世界強國。
　　孫中山在《三民主義·民權主義》長篇演講的結論中提出，在中國這個“世界上最大的國家內，建設一個極強有力的政府”，“無敵于天下的政府”，人民有權選舉并罷免政府，而政府能充分施展職能“為人民謀幸福”。這個國家就可以“駕乎各國之上”[2](p346)。
　　孫中山崇尚的俾斯麥政體，實際上是他訓政思想的高度發展，雖然他一再解釋“開明專制者，即以專制為目的；而訓政者，乃以共和為目的”[3](p210-211)，二者是完全不同的，通過訓政“以造就地方自治為基礎”。在梁啟超看來，“開明專制”只是一種過渡政體，其最終目的也是逐步建設現代民主政治，他在《開明專制論》里亦將俾斯麥政府列入開明專制。可見，孫中山的訓政時期實際上也是開明專制政體。孫中山說，“我中國人民久處于專制之下，奴性已深，牢不可破，不有一度之訓政時期以洗除其舊染之污，奚能享民國主人之權利”[3](p211)。梁啟超曾說，“開明專制，實立憲之過渡也”。“國家久經野蠻專制”和“不完全的專制向立憲政治過渡，最適合用開明專制”。又說，“克倫威爾、拿破侖第一、彼得大帝、俾斯麥等都是開明專制統治者。俾期麥時代已有憲法，但其精神全屬開明專制”[5](p27-37)。孫、梁提出的在中國實現民主政治，必經“訓政時期”或“開明專制”時期，其論據都是相同的，都是由于中國人民長久處于專制政體之下，“奴性已深”，根本沒有民主政治的習慣與能力，為了建設民主政體，必須以訓政時期或開明專制為過渡，這都是由中國歷史和國情特點決定的。中國近代任何高明的杰出領袖，不管他在野之時如何高舉爭民主、爭自由的旗幟，而一旦當他執政以后，都不可能將歷經千百年封建專制統治的落后的多民族的大國一躍而進入民主政體；而必須以開明專制或變相開明專制為之過渡，這是歷史和國情特點所決定的。
　　五、“自由”和“民權”的限制與發展
　　所謂開明者，即統治者的政策適合世界之潮流，一切從國家民族和人民的整體利益出發，而不是倒行逆施，從私利出發。所謂專制者，即統治者以強有力的手段管理國家，保持社會穩定，逐步推行合乎世界潮流和群眾需要的各項政策，使國家逐步走向富強與民主。因此，開明專制的特點之一是對國內人民的個人“自由”和“民權”加以適當限制。在這方面，孫中山講得十分清楚，在條件不成熟的情況下高唱“自由”和“民權”，對國家民族都是有害的。
　　西方革命以自由平等相號召，孫中山領導革命不打爭“自由平等”的旗號。他說，“外國革命是爭自由而起，奮斗了兩三百年，生出了大風潮，才得到自由，才發生民權”。可見，爭自由，爭民權，亦不是一蹴而就的。他說：“從前法國革命的口號是用自由、平等、博愛。我們革命的口號是用民族、民權、民生。”“究竟我們三民主義的口號，和自由、平等、博愛三個口號有什么關系呢？照我講起來，我們的民族可以說和他們的自由一樣，因為我們實行民族主義就是為國家爭自由。但歐洲當時是為個人爭自由，到了今天自由的用法便不同。在今天，自由這個名詞究竟要怎么應用呢？”因為中國自古以來以分散的自然經濟為主體，人民老死不相往來，習慣于自由散漫，如果將“自由”二字用到個人，“便成一片散沙。萬不可太自由，用到個人上去，要用到國家上去。個人不可太自由，國家要得完全自由。到了國家能夠行動自由，中國便是強盛的國家。”[2](p278-281)
　　孫中山指出，為了國家民族的利益，“便要大家犧牲”個人自由，“當學生的能夠犧牲自由，便可以天天用功，在學問上做功夫，學問成了，知識發達，能力豐富，便可以替國家做事。當軍人的能夠犧性自由，就能夠服從命令，忠心報國，使國家有自由”。這里所說的軍人、學生的自由，不是指的政治上的人身自由，而是“放任、放蕩”。如果軍人、學生不顧軍紀、校規，放任、放蕩，“在學校內沒有校規，在軍隊內便沒有軍紀，那還能成為學校、號稱軍隊嗎？”“中國學生得到自由思想”，“故常常生出鬧學風潮”。工人不懂平等自由，由好義之士所喚醒叫他們去“罷工”乃至“走入平等的迷途”。黨內及地方自由太多，“各省各自為政，四分五裂”，號令不能統一，“沒有紀律”[2](p288.296)。如果人人從個人利益出發，去爭所謂“自由”，中國“便更是一盤散沙，不能成大團，我們的革命目的，便永遠不能成功”。因此，黨人不主張自由、平等，主張三民主義[2](p321-322)。
　　關于民權，孫中山認為中國人素無地方自治的習慣，從不知民權為何物。他指出“中國人知道民權的意思，是從書本和報紙上得到的”。許多人以為民權發達是“世界潮流”，當然中國也需提倡民權，以為“中國民權能夠像歐美一樣的發達，便是我們爭取民權已達到目的了；以為民權能夠發達到那個地步，國家便是很文明，便算是進步”[2](p299)。孫中山針對那些盲目追求民權的分子指出，其實，“歐美革命爭民權，革命一百多年了，只爭到有限制的選舉權”。法國革命以盧梭的“天賦人權”相號召，“實行民權，結果，講充分民權，不要領袖，甚至把許多有知識、有本領的領袖殺死了，只剩得一班暴徒”，弄成“暴民專制，弄到無政府，社會上極為恐慌，人人朝不保夕”。“所以后來人民都覺悟起來，便不敢再主張民權。”[2](p306-307)孫中山嚴肅指出，中國人革命不知歐美革命歷史，也學歐美爭自由、平等、民權等等，“都一樣是盲從，都是一樣的莫名其妙”[2](p303)。現在許多中國人“主張實行民權，要仿效外國，便要仿效外國的辦法”。但是，民權問題在外國政治上至今沒有根本辦法，“所以外國的民權辦法不能做我們的標準，不足為我們師導”[2](p317)。
　　中國近代民主革命的任務就是要反對封建專制實行民主、民權，然而在中國這個素無民權政治的國家，如一盤散沙之國民，是不是不必實行民主與民權呢？不是的。孫中山認為，必須在中國建成民有、民治、民享之民國，使國民享有選舉官吏、罷免官吏、創制法案、復決法案之權，建成名副其實的“中華民國”。孫中山認為，西方民權政治的發生，始于“固結人心，糾合群力始”，始于集會結社，始于選舉代議士。因此，他專門寫了《民權初步》一書，就如何集會、動議、討論、表決等基本知識寫了20章157節，他強調一切民主議程務必須從秩序，順次而行。他說，如“人之初生，不能一日而舉步，而國之初造，豈能一時而突飛？”，第一步之工夫萬不可忽略也。要求人民“按部就班，以漸而進”，“行遠自邇，登高自卑”，“逐步前進，民權之發達必有登峰造極之一日”[3](p412-414)。
　　開明專制政體，是由封建專制政體向現代民主政體過渡的一種暫時的也是必須的政體，建立這種政體和“訓政時期”一樣，都是為了培養人民群眾的民主能力與習慣，最終過渡到民主政體。在過渡時期，為了使國家民族得到健康的發展，必須保持穩定，只有保持穩定才能求得順利發展。在中國這個沒有民主傳統的國家，人民如一盤散沙，也習慣于禁錮，如果說一旦解除禁錮，就像決堤的洪水泛濫成災。在中國這個地域遼闊、地區發展極不平衡的、多民族的落后大國如何實現現代化，對一般民眾來說，害怕動亂，需要穩定和發展，比起自由、民權來說，更為重要。為了防止動亂保證穩定、發展富裕和逐步推行民主，適當地限制個人自由和民權，也是必要的。孫中山提出的限制個人自由主義的膨脹，防止少數人濫用民權，以防止動亂，也是符合整個國家民族利益的，也符合落后國家推行民主政治過程中的一般規律，具有重要的國際意義。但是，他絲毫沒有停止在限制人民自由和限制民權上，他具體制定在中國逐步的實行民權的方案，也是非常開明的主張。這就比較正確地解決了中國近代化中發展與穩定的關系。
　　六、轉折與飛躍
　　從以上各節可以清楚地看到，孫中山晚年的政體思想與同盟會時期比較，有了巨大的轉折和飛躍，這表明在從力持民主進程飛躍論轉變為漸進論；從“取法乎上”轉變為“按部就班”從第一步做起；從照搬美式共和轉變為按照自己的國情特點去做；從斷定中國人民程度高明論轉為烏合之眾論；從盲目迷信美式共和論轉變為稱頌開明專制式的俾斯麥政體。
　　孫中山政體思想的巨大轉折，首先是由于他對辛亥革命失敗的內部原因及教訓進行了極其痛苦的坦誠的深刻的多方位的反思。從他檢討革命黨人沒有計劃沒有團結、自己破壞自己等等方面，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十分痛苦的心情；他勇敢地承認革命黨“無建設能力”，實屬責無旁貸，也是十分坦誠的深刻的；他在檢討及批判飛躍論、照搬論等不顧國情特點的錯誤主張中也是毫不留情的，而且許多論點都是往日梁啟超在與同盟會論戰時期所詳細指出過的。他在檢討革命黨存在的種種問題時，不論是敵人攻擊的語言，還是政敵的論述，他絲毫不文過飾非，更不諉過于人，只要符合實際情況，他都虛懷若谷，服從真理，勇于承担責任，這是極其難能可貴的光明磊落的領袖品格。有人認為，揭示辛亥革命失敗的種種內部原因，是對辛亥革命的否定和抹黑，然而孫中山卻不為自己革命中存在的種種缺點諱。相反，孫中山認為，只有全面地揭示和認識革命失敗的種種內部原因，才能如實地總結經驗教訓，從而找到新的方向和通往民主富強的真正起點。他從飛躍論轉變為漸進論，從“照搬”論轉變為從國情特點出發，充分反映了他求實的科學精神。他從迷信美式民主共和到崇尚俾斯麥的開明專制，這是從總結國際革命經驗教訓，從研究政體與國情的關系中得出的科學結論。中國近代民主革命的任務和方向是要在中國建設成民主、富強的國家，但是，在歷經封建專制摧壓的、政治經濟文化都非常落后的多民族大國，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須堅守起跑線，一步步地前進，才能有效地達到目的地。在歷經革命暴力以后，必須以“訓政”或開明專制的方式加以過渡，這是英、俄、法、日等國的經驗，中國也不能例外。民主革命以后的新政權，不論叫什么名字，也不論哪個黨執政和采取什么形式來管理國家，都避免不了“訓政”或“開明專制”式的途徑。但是“訓政”或“開明專制”的任務在養成人民的民主和法制精神，逐步向民主政治過渡。過渡的時間，孫中山定為6年，梁啟超曾認為應有30-50年。6年太短，30-50年也不長，但都認為有一個時限，這就為“訓政”或“開明專制”指明了任務、方向和出路。
　　近代世界先進國家的民主化過程，都經歷過開明專制，美國的民主政治來源于英國，英國革命后，克倫威爾曾于1649年成立共和國，為了保持國家穩定于1653年即改共和政體為護國主政體、建立軍事獨裁統治，至1688年光榮革命確立二元制君主立憲政體，繼續推行開明專制，逐步擴大民權，中經150余年過渡，至18世紀中葉始建成內閣對議會負責的議會制君主立憲政體，始推行完全意義上的民主政體。日本于1868年實行明治維新后，至1889年頒布《帝國憲法》確立近代天皇制，又經50多年的過渡至1945年始建立內閣對議會負責的現代民主政體。可見，現代民主政體的建立有一個漫長的過程。孫中山早期設想在極短時間即可建成駕乎世界人群之上的政體，后來他作了自我否定。提出政體的建設，既應適合世界之潮流人群之需要，又要符合本國國情特點。孫中山這個政體建設指導思想的轉變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當今世界的潮流是不斷實行民主化，如果違背這一潮流，將會成為歷史的罪人；如果不顧本國之情況，盲目照搬西方民主制度，也會造成天下大亂。孫中山是我國最早盲目照搬西方政治制度的政治家，他晚年思想認識上的重大轉變，可為當今仍在那里欲圖照搬西方制度者鑒。
　　孫中山極其嚴肅坦誠的自我批評精神和認真負責的對待自己歷史功過的態度更值得后人鑒。孫中山在領導中國民主革命中所經歷的艱難和思想認識上的轉折，充分說明革命先軀志士仁人，在尋找救國救民真理中勇于犧牲和勇于探索的精神。正確的道路是在荊棘叢生泥濘沼澤中探尋出來的，正確的革命理論也有一個從不完善到完善的過程，如果一開始就設想到如何盡善盡美那是不可能的；如果把孫中山說成一個完人，不僅不符合領袖人物的真實，也不符合中國國情的真實。歷史的不成熟也導致理論的不成熟，這是符合中國革命進程實際的。
　　法國大革命后歷經80年混亂才告結束，辛亥革命以后，歷經國內戰爭和抗擊外國侵略的戰爭至文化大革命十年內亂的結束，似乎亦近80年，鄧小平初級階段理論的誕生，中國才真正找到民主、富強的起跑線。鄧小平的初級階段理論與孫中山“民權初步”的理論都是以漸進論為指導，都是建設中國的極其寶貴的財富。幾代中國人熱望在這些理論指導下，穩定而逐步推進中國的富強與民主，早日實現現代化。
　　收稿日期：2001-04-08
《華中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武漢33～39K3中國近代史董方奎20012001孫中山晚年的政體思想與同盟會時期相比較有了重大的轉折與飛躍，從狂熱地追求美式民主共和制轉而推崇德國俾斯麥式開明專制政體，從激進的飛躍論轉而主張漸進論，是從他坦誠地總結革命失敗的經驗教訓中，從中外國情與政體關系的對比中得出的科學結論，是非常可貴的，也體現他光明磊落的領袖品格。他晚年反對照搬西方制度的觀點、主張民主進程漸進論的觀點，值得后人借鑒。孫中山晚年/政體思想/飛躍the late years of Sun Zhong-shan/political system idea/rapid advancementOn the Advancement of Sun Zhong-shan's Political System Idea in His Late YearsDONG Fang-kui(College of Historical Culture,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Wuhan 430079,China)Compared with that in Tung Meng Hui period,Sun Zhong-shan's political system idea in his late years has advanced rapidly.His political system idea transformed from the warm pursuit of Americanized democratic republic to the respect of Bismarck's enlightened autocracy,from insiting in advancing rapidly to the advocation of advancing gradually.All the transformation of his political system idea in his late years was resulted from the conclusion of his revolutionary experience and the comparation of the political system and national conditions between the West and China,which was very rare and also showed his great personality.董方奎(1929-)，男，湖北松滋人，華中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主要從事中國近代史，梁啟超研究。 華中師范大學 歷史文化學院，湖北 武漢 430079 作者：《華中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武漢33～39K3中國近代史董方奎20012001孫中山晚年的政體思想與同盟會時期相比較有了重大的轉折與飛躍，從狂熱地追求美式民主共和制轉而推崇德國俾斯麥式開明專制政體，從激進的飛躍論轉而主張漸進論，是從他坦誠地總結革命失敗的經驗教訓中，從中外國情與政體關系的對比中得出的科學結論，是非常可貴的，也體現他光明磊落的領袖品格。他晚年反對照搬西方制度的觀點、主張民主進程漸進論的觀點，值得后人借鑒。孫中山晚年/政體思想/飛躍the late years of Sun Zhong-shan/political system idea/rapid advancement

網載 2013-09-10 22:0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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