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文人之陳寅恪（二）

簡體傳統

風采
　　陳寅恪的外貌也很有個性，“寅恪先生身材瘦削，并且也不高大。加上具有神采的雙目和高聳的鼻子，的確有些像‘甘地型’的人物。”據說，當年還真有人把他當成了甘地。
　　陳寅恪留給學生的印象，大都是他在課堂授課時的形象。學生許世瑛回憶：“北方的冬天酷寒，寅恪師不喜歡穿大衣，他總是在棉袍外再穿上一件皮袍子，有時候還在皮袍子外加上一件皮馬褂，講課時講得興奮而感到有些燥熱，先脫去皮馬褂，有時候更脫去皮袍子，等到下課又一件一件穿了上去。”
　　陳寅恪上課帶的裝資料的包，都是布包為主。而且很有意味的是，凡是與佛教有關的資料，他都一律用黃色的包裝著。羅香林回憶說：“陳師每次上課，必攜帶要引用的書籍多種，以黃布包裹，拿到課室，放在講臺。遇須引證的重要文句，亦必寫在黑板。陳師夏秋季常穿藍布長衫，冬春季常穿長袍馬褂。來校，常夾黃布書包，進入課室，就提出要講的專題，逐層闡釋，講至入神的地方，往往閉目而談，至下課鈴響，還在講解不停，真是誨語諄諄，從無倦容。”
　　勞榦在《憶陳寅恪先生》寫道：“此時方在初春，余寒未盡。陳寅恪先生穿的厚袍加上馬褂，攜著一大包書，用橙黃的包袱包著。清瘦的面龐夾著神情奕奕的目光，給人一個清晰的聯想，想到這位蓋世的奇才。”
　　學生許世瑛也有這樣的記載：“他講授佛經文學、禪宗文學的時候，一定用一塊黃布包了許多那堂課所要用的參考書，而講其他課程，則用黑布包了那些參考書，他很吃力的把那些書抱進教室，絕對不假手助教替他抱進來。下課時，同學們想替他抱進教員休息室，他也不肯。每逢講課講到要引證的時候，他就打開帶來的參考書把資料抄在黑板上，寫滿一黑板，擦掉后再寫。”

傳道
　　在清華園內的課堂上，陳寅恪一上課即提出所講之專題，然后逐層展開，每至入神之處，便閉目而談，滔滔不絕，有時下課鈴響起，依然沉浸在學海之中盡情地講解。每堂課均以新資料印證舊聞，或于平常人人所見的史籍中發現新見解，以示后學。對于西洋學者之卓見，亦逐次引證。有時引用外文語種眾多，學生不易弄懂辯明，陳寅恪便在黑板上把引證材料一一寫出，讀其音，叩其義，堂下弟子方知何為梵文，何為俄文等語言文字。因陳每次講課不落俗套，每次必有新闡發，故學生聽得津津有味，陳寅恪的名聲越來越大，一些大學教授與外校師生也專程前來聽講。
　　據陳寅恪的受業弟子藍孟博對陳哲三說：“陳先生演講，同學顯得程度很不夠。他所會業已死了的文字，拉丁文不必講，如梵文、巴利文、滿文、蒙文、藏文、突厥文、西夏文及中波斯文非常之多，至于英、法、德、俄、日、希臘諸國文更不用說，甚至于連匈牙利的馬扎兒文也懂。上課時我們常常聽不懂，他一寫，哦！才知哪是德文，哪是梵文，但要問其音叩其義方始完全了解。吳宓、朱自清都常來聽講。他的書房中各國各類書都有，處處是書，我們進去要先搬搬挪挪才能坐下。”又說：（陳寅恪）“平日講書，字字是精金美玉，聽講之際，自恨自己語文修養太差，不配當他的學生。每到他家，身上總帶幾本小冊子，傭人送上茶果，有時先生也教我們喝葡萄酒，我們便問其來歷，他于是把葡萄原產何處，原名什么，最早出現何處，何時又傳到何處，一變成為何名，如此這般，從各國文字演變之跡，看它傳播之路徑。這些話我們都記在小冊子里。”
　　周一良先生在回憶文章中即談到，30年代就讀燕京研究院時，聽同學盛贊陳寅恪先生魏晉隋唐史學方面的造詣，遂旁聽陳先生課而感受深刻：“……陳先生講課之所以使我們這些外校的學生特別傾服，應有其原因……陳先生談問題總講出個道理來，亦即不僅細致周密的考證出某事之‘然’，而且常常講出其‘所以然’，聽起來就有深度，說服力更強。”“陳先生善于因小見大，在魏晉南北朝史研究方面雖沒有寫出像《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論稿》那樣綜觀全局、建立框架的論著，但除經濟方面而外許多重要方面的大問題都接觸到了”。
　　姜亮夫在清華時曾寫了一篇批評容庚的文章，發表在《燕京學報》上，容庚把這篇文章送給陳寅恪看。陳寅恪對姜亮夫說：“你花這么大的精力批評別人，為什么不把精力集中在建立自己的研究工作上。”姜亮夫聽了，大受震動，從此不太愿意寫批評文章了。
　　1939年春，英國牛津大學敦聘陳寅恪為漢學教授，并授予英國皇家學會研究院職稱。陳寅恪因不習慣昆明高原氣候，時常生病，又心思與旅居香港的家人團聚，決定于夏天離開聯大赴英國講學。吳宓特意在昆明市的海棠春餞別，時值端陽，吳宓贈詩曰：國殤哀郢已千年，內美修能等棄捐。澤畔行吟猶楚地，云中飛禍盡胡天。朱顏明燭依依淚，亂世衰身渺渺緣。遼海傳經非左計，蟄居愁與俗周旋。
　　在西南聯大時，陳寅恪住在靛花巷青園學舍。每到上課，陳寅恪步行一里多路到學校。陳寅恪仍像在清華園一樣，每次上課都是用一塊花布或黑布，包著一大包書向教室匆匆走來，至時滿頭是汗，但從不遲到。有同學不忍見一只眼睛已盲的老師如此辛苦勞累，主動提議前去迎接，并幫助拿書，陳寅恪不允。一位學生回憶說：“陳先生上課一絲不茍，多數時候先抄了滿滿兩黑板資料，然后再閉上眼睛講。他講課總是進入自我營造的學術語境或歷史語境，似乎把世事都忘得一干二凈。某日，第一只腳甫踏入門，距離黑板尚遠，陳師即開始講述，謂上次講的……隨即走近桌旁，放置包書之包袱，就座于面對黑板、背朝學生之扶手椅上。講述久之，似發覺座位方向不對，始站起身搬轉坐椅，而做微笑狀。有時瞑目閉眼而談，滔滔不絕。”
　　抗戰勝利后，陳寅恪再次應聘去牛津大學任教，并順便到倫敦治療眼睛，經英醫診治開刀，不僅無效，目疾反而加劇，最后下了雙目失明已成定局的診斷書。寅恪懷著失望的心情，辭去聘約，于是1949年返回祖國，任教于清華園，繼續從事學術研究。
　　陳寅恪講課時總是端坐而講，所論者皆關宏旨，絕無游詞；態度嚴肅，從不嘩眾取寵；認真負責，極少曠課，有人聽他講課四年，從未見過他請過假。講課雖多平鋪直敘，但聽課者并不感到枯燥。
　　陳寅恪講學還注意自然啟發，著重新的發現。對學生只指導研究，從不點名，從無小考；就是大考，也只是依照學校的規章舉行，沒有不及格的。他常說:問答式的筆試，不是觀察學生學問的最好辦法，因此每次他都要求學生寫短篇論文代替大考。但陳寅恪又強調：做論文要有新的資料或者新的見解，如果資料和見解都沒有什么可取，則做論文也沒有什么益處。

　季羨林寫《回憶陳寅恪先生》寫道：我旁聽了寅恪先生的“佛經翻譯文學”。參考書用的是《六祖壇經》，我曾到城里一個大廟里去買過此書。寅恪師講課，同他寫文章一樣，先把必要的材料寫在黑板上，然后再根據材料進行解釋、考證、分析、綜合，對地名和人名更是特別注意。他的分析細入毫發，如剝蕉葉，愈剝愈細愈剝愈深，然而一本實事求是的精神，不武斷，不夸大，不歪曲，不斷章取義，他仿佛引導我們走在山陰道上，盤旋曲折，山重水復，柳暗花明，最終豁然開朗，把我們引上陽關大道。讀他的文章，聽他的課，簡直是一種享受，無法比擬的享受。……寅恪師這種學風，影響了我的一生。
　　陳寅恪在清華授課時，不但清華的教授如朱自清、吳宓、劉文典與各系學生經常前來聽課，遠在城內的北大學生和年輕教員，也成群結隊，走出古城，穿越西直門，跑到離城幾十里的西北郊外清華園“偷聽”陳寅恪講課。據聽過陳氏課的學生回憶，若從北平城內到清華園，宛如一次短途旅行，頗費一番周折。沿途幾十里全是一片接一片的農田，秋天青紗帳起，尚有綠林人士攔路搶劫，甚至不惜鋌而走險，殺人越貨。前往聽課的師生曾幾次遇到過攔路劫財的強盜，多虧每次都靠人多勢眾，手里又各自拎著木棍鐵器等防身家伙，對方不敢輕舉妄動。即使如此，北大師生也愿冒險出城，親自聆聽陳寅恪上課時那如同天幕傳來的梵音絕唱。相對城內北大的偏遠，近在燕京大學的學生與教員，則得天時地利之便，一溜小跑即可到達清華講堂，先是喘著粗氣，接下來屏息靜氣，美美地享受一頓免費大餐。人云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但在陳寅恪這里卻是例外。
　　在清華，陳寅恪是名教授。除了本校歷史和中文系的學生聽講外，還有校外旁聽生，“慕名而來，滿載而歸”。當時在燕京讀書的周一良回憶道：“我從燕京到清華旁聽（實際是偷聽，因為不需辦任何手續）陳先生的課，感到與以往所聽的中外歷史課大不相同，猶如目前猛放異彩，佩服不已。那時一起去聽課的，有在當時的中央研究院歷史研究所工作的余遜、俞大綱（都已經逝世）。我們這幾個青年都很喜歡京劇，下課以后，常常討論說：真過癮！好像又聽了一場楊小樓的拿手戲！”羅香林也回憶道：“陳師對學生的愛護，真是無微不至，不但在學術上的個別引導，使學生個個都走向專門研究，能漸漸有新的發現的境地，就是對學生的日常生活，乃至于畢業后的就業情形，也非常關心。”
　　1946年，陳寅恪從歐洲回到清華，此時他雙目已盲。歷史系主任雷海宗勸他休養一段時間，他不聽，并要求在中文系也開一門課。雷海宗的助手王永興勸他：“一門課已經夠辛苦了，是否不要在中文系上課了？”他嚴肅地說：“我拿國家的薪水，怎能不干活？”送走雷海宗，陳寅恪立即吩咐當時在場的弟子王永興，通知在歷史系、中文系各開一門課，立即行動，不得有誤。雷海宗不忍見到一位雙目失明的老人來回奔波，于是想了一個折中的辦法，讓學生到陳宅上課，陳寅恪應允。許多年之后，王永興對陳寅恪這一做法曾深情地回憶道：“使我感動的是他那樸實而堅定的語言，他沒有說過作為一個教師應該如何如何的冠冕堂皇的話，但是，他的身教要比那許多話高明得多。今天，我作為一個教師，雖學識淺陋，但仍要每學期開兩門課，是因為每每想起老師身教如此，不敢懈怠。”
　　上課的過程，王永興曾回憶道：“當時上課是在寅恪先生家里，一般有二三十個學生，上課之前他指定我在黑板上寫史料，然后，坐在一把藤椅上，問我寫了些什么材料，我一一和他說。沒有材料，他是從來不講課的。兩黑板的材料講完了，我于是再寫。講課之后，他常常問我這樣講，學生能接受嗎？他常要我征求學生們的意見，然后再修改講課稿。陳先生講課精湛，深入淺出，引人入勝，而在這背后的，是他備課的辛勤。他年年開課，年年都是這樣備課講課。”
　　陳寅恪在講授歷史研究的心得時，常說：“最重要的就是要根據史籍或其他資料以證明史實，認識史實，對該史實有新的理解，或新的看法，這就是史學與史識的表現。”他的學生曾經回憶道：“陳師在講歷史研究時，常說：凡前人對歷史發展所留傳下來的記載或追述，我們如果要證明它為‘有’，則比較容易，因為只要能夠發現一二種別的記錄，以作旁證，就可以證明它為‘有’了；如果要證明它為‘無’，則委實不易，千萬要小心從事。因為如你只查了一二種有關的文籍而不見其‘有’，那是還不能說定了，因為資料是很難齊全的，現有的文籍雖全查過了，安知尚有地下未發現或將發現的資料仍可證明其非‘無’呢？”

提攜
　　陳寅恪對學生很是愛護，對后輩極其關心，他從不要求回報，這些學生甚至在很多年以后才知道老師當年對他的提攜。
　　季羨林在晚年回憶中，說陳寅恪是一位“平生不解掩人善，到處逢人說項斯”的好好先生，對人寬容，又樂于助人。當年清華一碩士生考試，吳宓為一個微小問題否決了這位學生的及格，陳寅恪覺得不公，為這個學生據理力爭。
　　陳寅恪在提攜后進方面讓季羨林感觸最深。他說他本研究西洋文學，后改專攻梵文、巴利文故紙堆，是受在清華旁聽陳寅恪“佛經翻譯文學”的影響。1945年，季羨林留德已經十年，正準備回國，聽說陳寅恪在倫敦治療目疾，便寫信向他匯報學習情況。陳寅恪本不了解季的學業，一聽說季的指導老師瓦爾德施米特竟是自己的同學，且季的師祖便是自己的導師，他馬上復長函鼓勵季羨林，并熱情把他推薦給胡適，致使季羨林一帆風順地到北大當了教授。后來陳寅恪讀了季羨林的論文《浮屠與佛》大加贊賞，推薦給《中央研究院史語所集刊》，使季羨林“一登龍門，身價百倍”。季羨林晚年追憶陳寅恪時深情地說：“如果沒有他的影響的話，我不會走上現在走的這一條治學道路，也同樣來不了北大。”
　　1949年流寓臺灣的老門生勞榦，早年畢業后即在中研院史語所工作。到臺后，仍在“史語所”供職。傅斯年逝世以后，他參加傅斯年遺稿整理工作。一個偶然，他在傅斯年的一本書中看到陳寅恪給傅斯年的復函：“對我加以鄭重推薦，這件事陳先生從未曾直接或間接表示過的，使我萬分感動。”勞榦從心底里佩服陳寅恪。
　　羅爾綱回憶他與陳寅恪的見面，抗戰爆發后，陳寅恪南下途徑長沙。在“圣經學院遼闊的廣場上，每天都是人山人海地站在路旁無聊地觀望。”陳寅恪當時也在廣場。羅爾綱說：在我旁邊忽然有人急促地叫道：“這是陳寅恪！這是陳寅恪！”我還沒有見過陳先生的風采，正打算追去看，忽然想到這是沒有禮貌的，便停止了。過了兩個月，社會科學研究所派我回廣西接洽遷桂林，住在環湖酒店。這是個寒冬之夜，約在7時半，聽有人叩房門。開了門，原來是陳寅恪先生！陳寅恪先生光臨我這個小小的助理研究員的住所，真是天外飛來的喜訊！我恭迎陳先生進來坐定。他說夜到旅館訪友，見住客牌知我住在這里，就來看望，不訪朋友了。陳先生一坐下來，就說看過我許多考證，接著一篇篇加以評論。他一直坐到11時，旅館要關門，服務員來通知，我送他出旅館門口，他才依依不舍告別。這件事，距今57年，卻如在眼前。我深感榮幸，也極感驚奇。陳先生是研究教導隋唐史和撰著文學考證的。我研究的太平天國和他距離那么遠，我又不是他的學生，他為什么這樣關心我的著作呢？我今天回想起來，使我豁然感到陳寅恪先生胸懷曠達，潤物無邊。……我一生最著力的著作是80年代以后10年對《水滸傳》原本和著者的研究。羅貫中《水滸傳原本》出版，我曾得到新華社的報道，中央電視臺的廣播，我想如果陳先生能見到，那該多好啊！
　　1990年清華大學紀念陳寅恪先生百年誕辰學術討論會出版“紀念文集”，王永興在查閱清華校史檔案中，發現1947年陳寅恪致校長梅貽琦的信，信中意為希望解決王永興的住房問題，其言辭懇切，語意感人：“思維再三，非將房屋問題解決不可”，否則“弟于心亦深覺不安”，又云“詳情悉有內子面陳”。為了成全弟子，陳寅恪竟令夫人出面說項。王永興拜讀四十多年前這封信，“大夢初醒，悲感萬分”。因為這件事陳寅恪與夫人都從來未向王永興說過。王永興特作《種花留與后來人》頌揚先生仁者之懷的厚德。

言論
　　據考證，陳寅恪可能是最早讀德文原版《資本論》的中國人。抗戰期間，陳寅恪對石泉談到共產主義與共產黨時說：“其實我并不怕共產主義，也不怕共產黨，我只是怕俄國人。辛亥革命那年，我正在瑞士，從外國報上看到這個消息后，我立刻就去圖書館借閱《資本論》。因為要談革命，最要注意的還是馬克思和共產主義，這在歐洲是很明顯的。我去過世界許多國家，歐美、日本都去過，唯獨未去過俄國，只在歐美見過流亡的俄國人，還從書上看到不少描述俄國沙皇警探的，他們很厲害，很殘暴，我覺得很可怕。”
　　陳寅恪在給清華學生授課時曾經說過：“日本舊謂其本國史為‘國史’，‘東洋史’以中國為中心。日本人常有小貢獻，但不免累贅。東京帝大一派，西學略佳，中文太差；西京一派，看中國史料能力較佳。”
　　1953年11月，汪篯去廣州勸陳寅恪北上，陳寅恪對他甚是反感，陳在《對科學院的答復》寫道：“我決不反對現政權，在宣統三年時就在瑞士讀過《資本論》的原文。但我認為不能先存馬列主義的見解，再研究學術。我要請的人，要帶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獨立精神。不是這樣，即不是我的學生。你以前的看法是否和我相同我不知道，但現在不同了，你已不是我的學生了，所有周一良也好，王永勝也好，從我之說即是我的學生，否則即不是。將來我要帶徒弟，也是如此。”

高格
　　陳寅恪一直敬重胡適，在重慶選舉中研院院長時，陳寅恪公開說“本人不遠千里來重慶，只為了投胡先生一票”。
　　陳寅恪還有一個特點，就是從不批評別人。弟子姜亮夫在清華研究院讀書時，一次寫了篇批評容庚的文章，送到《燕京學報》，容庚又送給陳寅恪看。事后陳寅恪對姜說：“你花這么大的精力批評別人，為什么不把這精力集中在建立自己的研究工作上！”這件事對姜震動很大，從此專事研究，再不寫批評文章。
　　蔡元培先生身故后，中央研究院院長的人選問題，又起了一場風波。陳寅恪也去重慶支持胡適。一日，蔣介石來參加評議員的集體宴會。這是陳寅恪首次與蔣謀面，因幾日前傳聞蔣介石親自下條子指定院長，陳寅恪對蔣心存不滿。宴會結束后，陳寅恪賦詩一首《重慶春暮夜宴歸有作》：“頗恨平生未蜀游，無端乘興到渝州。千年故壘英雄盡，萬里長江日夜流。食蛤那知天下事，看花愁近最高樓。行都燈火春寒夕，一夢迷離更白頭。”
　　這首詩陳寅恪曾抄一份贈給西南聯大教授吳宓品評，吳宓收入《吳宓詩集續集》稿中，詩后寫有附注：“寅恪赴渝，出席中央研究院會議，寓俞大維妹丈宅。已而蔣公宴請中央研究院到會諸先生。寅恪于座中初次見蔣公，深覺其人不足有為，有負厥職。故有此詩第六句”。
　　據金岳霖晚年回憶：“寅恪先生不只是學問淵博而已，而且也是堅持正義勇于斗爭的人。清華那時有一個研究院，研究中國古史。院里主要人有王國維、梁啟超、陳寅恪。也有一位年青人，李濟之。前些時他還在臺灣，現在是否也已作古，我不知道。看來當時校長曹云祥對梁啟超有不正確的看法或想法，或不久要執行的辦法。陳寅恪知道了。在一次教授會上，陳先生表示了他站在梁啟超一邊，反對曹云祥。他當面要求曹云祥辭職。曹不久也辭職了。好像外交部派校長的辦法不久也改了。”
　　解放前，朱家驊派人將陳寅恪一家從香港接到廣東，轉至重慶，住在妹丈俞大維家。新中國成立前夕，國內物價瘋漲，陳寅恪家窮得買煤取暖的錢也沒有。季羨林知道后，將此事告訴胡適。胡適馬上決定擬贈一筆數目可觀的美金。陳寅恪不愿無功受祿，又迫于燃“煤”之急，決定以自己的藏書來“易”取。胡適責成季羨林承辦，季羨林用胡適的小汽車從陳寅恪家拖走一車藏書，多為西文、佛教、中亞古代語言珍藏版書。陳寅恪當時只收了兩千美元。而據市價，他的一部《圣彼得堡梵德大辭典》書值就超過此數。
　　此事蔣天樞在《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中也有記載：“先生生活窘苦，不能生爐火。斥去所藏巴利文藏經及東方語文各書，如蒙古文蒙古圖志、突厥文字典等等，賣與北京大學東方語文系，（此師昔年所告）用以購煤。聞僅一室裝火爐而已。”
　　 1953年，陳寅恪的學生汪籛，懷揣著中國科學院院長郭沫若和副院長李四光的親筆信函來到廣州，勸說陳寅恪“北上”出任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歷史研究所第二所所長一職。汪籛師從陳寅恪研究隋唐史，有兩年多時間與陳寅恪朝夕相處，吃住都在陳家。陳寅恪的學問、人品對汪影響尤深。但汪一頭住進老師家中。汪本想敘師生之誼，再談“正事”。不料，一開始兩人就談“崩”了，汪負氣住到了招待所。據傳汪是用了“黨員的口吻”、“教育開導的口吻”與老師談話，這才引起了陳寅恪的反感。次日，陳寅恪寫了《對科學院的答復》（由唐筼執筆），信中說：“我絕不反對現在政權，我在宣統三年時就在瑞士讀過《資本論》原文。但我認為不能先存馬列主義的見解，再研究學術。我要請的人，要帶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獨立精神……”他提出兩個條件：一、允許研究所不宗奉馬列主義，并不學習政治；特別強調“不止我一人要如此，我要全部的人都如此”。二、請毛公或劉公給一允許證明書，以做擋箭牌。據傳，當時冼玉清、黃萱在場，都勸陳寅恪不要這樣提，陳卻堅持說：“我對共產黨不必說假話。”
　　1955年，廣東文化廳廳長杜國庠向陳寅恪先生表達了全國政協擬請陳先生担任全國政協委員的意愿。陳先生說：“我眼睛看不見，耳朵還是能聽得清的，那些個政協委員說的東西，盡是歌功頌德，不講真話，沒有什么意思，我聽著聽著都氣得把收音機關掉！另外，我自己身體不好，患高血壓，怕冷，不適應北京的寒冷。請你轉告周先生，我還是不担任政協委員。于是杜只好搬出周恩來來說服陳先生。陳先生為其父陳三立在杭州西湖邊的墓因擴路而要被迫搬遷，曾去函周總理，希望得到幫助。周總理理解老一輩的道德準則，設身處地為陳先生考慮，讓辦公室通知杭州方面，不要移動陳三立的墓。后來杭州將路線作了少許改動，使陳先生的要求得到滿足。于是杜國庠就懇切地向陳先生說：“邀請陳先生担任全國政協委員的正是周恩來先生。”并且說：“只要先生担任全國政協委員，凡是在冬春寒冷季節開的會，陳先生可以不去開會。當然，愿意去開，也一定會照顧好陳先生的。”話說到這兒，陳先生也就表示同意了。
　　 1956年，陳毅由廣東省省長陶鑄陪同到陳宅探訪并談文論道。陳毅走后陳寅恪十分感慨：“沒有想到共產黨里有這樣懂學問的人。”并找陳毅的詩作來讀。
　　 1958年，陳寅恪被推上政治前沿。陳伯達的《厚今薄古，邊干邊學》報告一發表，中山大學大字報直沖陳寅恪等歷史系知名教授，稱其學術為“偽科學”，要“拳打老頑固，腳踢假權威”。陳因病不出席批判會，唐筼抄錄大字報要點，哭訴不忍卒睹的批判場面。陳寅恪為表達他的“生命憤怒”，疾呼“辱不能忍”！遂上書中山大學校長表示：一、不再開課，二、馬上辦理退休手續，搬出學校。他想以此討回做人的尊嚴。此后雖沒有搬出學校，但他真的不再上課了。后來，學校勸他帶研究生，陳寅恪負氣地表示：“只要毛主席和周總理保證不再批判我才開課。”他要為“學術爭自由”。當年充當批判陳寅恪急先鋒的金應熙，本是他的學生。運動過后，金悔過了，負荊請罪。陳寅恪只淡淡地說：“你走吧，免我誤人子弟！”
　　1959年，時任中宣部副部長的周揚探訪，“想看看陳寅恪的藏書”。陳寅恪本不想見，后經中山大學校長陳序經再三勸說才見了。
　　康生曾探訪陳寅恪，“校長辦公室一與陳宅電話聯系，才知陳寅恪病了，正在臥床休息。辦公室人員試圖說服陳家人動員陳寅恪接待一下，但沒有成功”。

虛懷
　　陳寅恪說自己“思想囿于咸豐同治之世，議論近乎湘鄉南皮之間”。
　　陳寅恪在贈蔣秉南序中說自己：“默念平生，固未嘗侮食自矜，曲學阿世，似可告慰友朋。”
　　陳寅恪的學生王永興回憶，一九四六年到一九四八年，西南聯大和歷史系三次要陳寅恪填表，表的欄目為“教課研究專業范圍”。陳寅恪口授王永興只填了一項內容：中國中古文史之學。對他熟悉的二十多種外語，包括一些已經死亡的語種，他也從不炫耀。在履歷表上“懂何種外語”一欄，只簡單地寫著“德語”二字。關于歷史，陳寅恪自稱：“寅恪不敢觀三代兩漢之書，而喜談中古以降民族文化之史。”
　　方豪曾談到親身經歷的一件事：“另一個印象是他（陳寅恪）太謙虛，我那時常以后輩自視，因為聽說他研究過梵文和幾種中亞古文字，也通拉丁文，一心想向陳先生請教……我便一連串提出許多中西交通史方面的疑問，請求解答，陳先生是一問九不知，一再謙稱對此實在毫無所知云云。”這正反映出一代宗師嚴謹的治學態度。

清潔
　　陳寅恪在日本留學，就讀于東京弘文學院，此時魯迅也在該學院就讀。但陳寅恪一生留下的詩文與回憶文章，幾乎看不到他與魯迅的交往經歷，倒是在魯迅的日記中可看到“贈陳寅恪《域外小說》第一、第二集，《炭畫》各一冊，齊壽山《炭畫》一冊”等記載。據陳自己晚年透露，因為魯迅的名氣越來越大，最后以“民族魂”的大旗覆棺蓋槨，繼爾成為“先知先覺”和“全知全覺”的圣人，他怕言及此事被國人誤認為自己像魯迅所說的那樣成為“謬托知己”的“無聊之徒”，然后“是非蜂起，既以自炫，又以賣錢，連死尸也成了他們的沽名獲利之具”。
　　陳寅恪在北京時，與蔡鍔有過往來。后來，陳寅恪受湖南省長兼督軍譚延闿延聘，担任湖南交涉使署交涉股長一職，當年留日同學林伯渠任總務科長。此段經歷，陳寅恪很少向外人說起，偶爾提及，也是出于總結經驗教訓及教學需要。
　　年輕時，陳寅恪在歐洲留學，當時歐洲的留學生很多，傅斯年、羅家倫、金岳霖、宗白華等。有一天晚上，陳寅恪走進柏林一家華僑開的飯館，無意中和周恩來與曹谷冰等幾人相遇，打過招呼，同在一桌吃飯。由于政見不同，彼此爭論起來。周恩來頗為雄辯，曹氏等人都說不過他，于惱羞成怒中放下面包，掄拳便打，順便把陳寅恪也掄了幾拳。周恩來自感力不能敵，與陳寅恪撒腿便跑，情急之中竟誤入了老板娘的房間。多虧老板娘此時正在外面張羅客人飯菜，未鬧出更大的亂子。周與陳二人急忙把門關上，并用肩膀拼命抵住，任憑外面如何叫陣捶打，就是置之不理，直到曹氏等人自感無趣退走后方才出來。為此，陳寅恪曾笑著對石泉說道：“沒想到他們竟把我也當作了共產黨，其實我那天什么也沒有講，只聽他們辯論。”此段逸聞，陳寅恪只是躺在病床上寂寞之時，當做一個笑話偶爾說起。當周恩來官至總理時，陳寅恪再也沒有提起這件陳年舊事。其理與魯迅的交往一樣，怕被誤認為“謬托知己”。不過當“文革”爆發，陳寅恪落難嶺南之際，周恩來曾經對從廣州中山大學串聯進京的造反派們說過“陳寅恪教授還是善于古為今用的”等話，意在對陳給予保護。

僻冷
　　馮友蘭晚年回憶說：“我于1920年，到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研究生院做研究生，同學中傳言：哈佛大學的中國留學生中有一奇人陳寅恪，他性情孤僻，很少社交，所選功課大都是冷門，我心儀其人，但未之見。”
　　燕京大學的名教授洪業（畏蓮），在回憶自己留學生活時，也曾提及一件小事，說的是某夏日在哈佛校園見一中國學生襯衣露在褲子外面，不知其人的來頭，以為有神經病。當時的美國人多把襯衣的下半部系于腰帶以內，呈貴族狀搖頭擺尾，故作瀟灑。但陳寅恪卻口誦詩歌，旁若無人，并不把周圍投來的異樣目光放在心上，依然我行我素。洪業見此人如此怪異，向其他同學一打聽，答曰：“此乃哈佛有名之陳寅恪也。”這才倒吸一口涼氣，另眼相看了。
　　陳寅恪初到清華，他的大侄子陳封懷（衡恪之子）已26歲，正在清華讀書，得以經常與這位做了導師的叔父見面，星期天叔侄二人常到城中的商鋪、書鋪等地轉轉。陳寅恪由于長期伏案工作，極度缺少運動，因而體質很弱，其薪金一多半用來購書，一部分買藥。陳氏只相信西醫，常到藥房買各國治療腸胃病和心臟病的藥物。據陳封懷說：一次到西單一家藥店去買胃藥，“當時西藥店的藥品絕大部分是洋貨，店員取出幾種胃藥，其中有德國貨、美國貨和日本貨，沒有中文說明書。他把每個瓶上的說明以及盒內的說明書都仔細看過，然后選購了一種。店員以為他是精神病患者，我在旁邊連忙解釋說‘他懂各國洋文’，使所有在場的人立即向他投以‘奇怪’的眼光”。
　　在聯大就讀的學生周法高回憶：“研究生住在三樓兩間大房里面，加外兩小間，一間住的是陳寅恪先生，一間住的是湯用彤先生。……他（陳寅恪）的脾氣也真不小，可能是由于健康不佳的關系吧！我們和他同住在三樓，彼此從不交談。有一次大概他午睡的時候，有一個客人慕名來看他，他一直打恭作揖把那個人趕下樓去。又有一次，二樓羅常培先生的房里研究生滿座，鬧哄哄的，那時大概九十點鐘吧，聽到樓上陳先生用手杖重重地把樓板敲了幾下，羅先生嚇得趕快偃旗息鼓。”
　　新中國成立后，政府對陳寅恪禮遇有加，而他的孤傲個性仍一如既往。吳宓1961年8月30日的日記中曾有記錄：“寅恪兄說明寧居中山大學較康樂便適（生活、圖書），政府于是特別尊禮，毫不系于蘇聯學者之請問也！此后政府再三敦請，寅恪兄決計不離開中山大學而入京：以義命自持，堅臥不動，不見來訪之賓客，尤堅決不見任何外國人士，不談政治，不評時事政策，不臧否人物……決不從時俗為轉移。”

愛國
　　日本人占領香港后，曾送面粉給陳寅恪夫婦。當時生活物質極端缺乏，據陳哲三《陳寅恪軼事及其著作》所述，“大概有日本學者寫信給軍部，要他們不可麻煩陳教授，軍部行文香港司令，司令派憲兵隊照顧陳家，送去好多袋面粉，但憲兵往屋里搬，陳先生陳師母往外拖，就是不吃敵人的面粉。”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戰爭爆發，日本人占領香港，陳寅恪立即辭職閑居，日本當局持日金四十萬元委任他辦東方文學院，他堅決拒絕。1942年春，有人奉日方之命，專程請他到已被日軍侵占的上海授課。他又一次拒命。
　　面對民族危亡，國民黨政府腐敗無能，消極抗日積極反共，陳寅恪感到痛心，而桂林某些御用文人，竟發起向蔣介石獻九鼎的無聊活動，勸他參加，他作《癸未春日感賦》：“九鼎銘辭爭訟德，百年粗糲總傷貧”。以示諷刺。
　　陳寅恪任教于清華時，學人多好去日本研究中國文化，陳憤云：“國可亡，而史不可滅。”又作詩激勵學生道：“群趨東鄰受國史，神州大夫羞欲死。田巴魯仲兩無成，要待諸君洗斯恥。”
　新中國的發展強大，陳寅恪也為之歡欣鼓舞。當原子彈試驗成功時，他激動地說：“我國有了足夠的自衛的能力，便可不必依賴他人的保護傘了。”
　太平洋戰爭爆發后，陳寅恪冒險從香港回大陸，在海上吟有“萬國兵戈一葉舟，故邱歸死不夷猶”的詩句。
　　1949年，教育部長杭立武受傅斯年之托，多次派人勸說嶺南大學校長陳序經動員陳寅恪赴臺灣任教，陳序經始終沒有答應。杭立武退而求其次，力勸陳寅恪先到香港看看情形，并說這樣可以進退有余，但陳始終沒有理會。到了國民黨全面潰敗的緊急關頭，急紅了眼的杭立武竟拉著“戰時內閣”財政部長徐堪匆匆趕到嶺南大學，向校長陳序經攤牌，要陳氏一同前往勸說陳寅恪到香港。據說當時杭立武已到了哀求的地步，對陳序經說，如果陳寅恪答應去香港，他馬上可給陳寅恪10萬港幣及新洋房，陳序經聞聽搶白道：“你給10萬，我給15萬，我蓋新房子給他住。”見陳序經不肯合作，杭立武只好親自帶上財政部長直奔陳宅勸說，大有即時兌現之意，陳寅恪仍不為所動。“文革”期間陳寅恪在第七次交代稿中道：“當廣州尚未解放時，偽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長傅斯年多次來電催往臺灣。我堅決不去。至于香港，是英帝國主義殖民地。殖民地的生活是我平生所鄙視的。所以我也不去香港。愿留在國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