度盡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王安石與蘇東坡

簡體傳統

作為變法的核心人物，王安石的命運與蘇軾一樣，也是大起大落，一波三折，充滿了悲劇色彩。從宋神宗熙寧三年（1070）到熙寧九年（1076）這六年的時間里，王安石因為復雜激烈的政治斗爭，兩次被拜為宰相，又兩次被罷免宰相職務。在此期間，他親手提拔的親信背叛了他，三十三歲的兒子又不幸早逝，王安石悲憤交加，萬念俱灰。宋神宗熙寧九年（1076），他歸隱江寧（今江蘇南京），住在鐘山附近的半山園，從此不問世事。

　　平心而論，王安石為了大宋江山社稷，勵精圖治，排除萬難，施行革新變法，是中國古代最杰出的政治改革家、政治思想家之一。但是由于種種復雜的原因，他的改革并沒有取得預想的成績，他本人也遭遇了不幸的悲劇結局，這不僅是王安石個人的悲劇，更是北宋王朝的悲劇。

　　實事求是地講，剛剛離開黃州的蘇軾還是一只驚弓之鳥，“烏臺詩案”在他心里留下的陰影始終難以抹去。而此時的宋神宗才不過三十三歲，如果不出什么意外，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他還將決定著自己的政治命運。王安石雖然兩起兩落，但是只要神宗皇帝在位，誰又能保證他不會第三次就任宰相呢？即便王安石不再就任宰相，但是他在朝廷中的影響力實在是太大了，王安石早已不僅僅是一個人的名字，他還意味著一股強大的政治力量，一個強有力的政治派別。

　　蘇軾雖然在詩文中借滔滔江水臧否風流人物、千秋功業，借皎皎明月笑傲古今沉浮、往來是非，表現超逸曠遠的精神境界，但他畢竟不是可以自由飛翔的仙鶴、肆意遨游的扁舟，他是一個生活在現實政治環境中的非常具體的人物，一個處在政治弱勢中的小人物。在這樣一個對自己尤其不利的政治環境中，他必須要為自己的政治前途、生活前途，為自己妻兒的前途嚴肅認真地考慮、謀劃與計算。

　　蘇軾從黃州北上汝州，最直接的路線應該朝西北方向行走，但他卻一路沿著長江東行，打算從長江進入運河，然后轉道淮河、汴水，再設法去汝州。兜了這么大的一個圈子，其中當然有種種考慮，居住在江寧的王安石不能不說是兜圈子的一個重要原因。饒有趣味的是，如果說蘇軾來江寧與王安石會面，在主觀上曾具有某種現實政治的考慮，那么當他真地與王安石朝夕相處一個多月后，卻從心底里對這位昔日的大宰相有了更為深入、更為真實的認識。

　　六月底，蘇軾的船到達江寧。他們這一對昔日的政敵、文壇的好友終于又見面了。當蘇軾站在江邊，看著王安石穿著便裝，騎一頭小毛驢，慢慢朝他走來的時候，他感覺王安石的精神面貌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那個昔日雷厲風行的大宰相，現在顯得神情落寞，更像是一個孤獨的老人。此情此景讓蘇軾心里邊既是酸楚，又是感動，有一種說不出來的滋味。他趕忙迎上前去，兩個人緊走幾步，四目相對，一時間真是感慨萬千，竟然不知從何說起！

　　在江寧的日子里，蘇軾深深感受到這位昔日叱咤風云的老宰相身上的巨大變化。一次，蘇軾與王安石談論起朝廷的是是非非。事后，王安石不無憂慮地再三叮囑他說：“今天這些話出自老夫之口，入于子瞻之耳，切不可對他人提起。”（語載宋?邵伯溫《邵氏聞見錄》）這哪里還是以前那個雷厲風行、頂天立地、創榛辟莽，聲稱祖宗不足法、天命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的王安石？

　　蘇軾在詩中感慨地寫道：“騎驢渺渺入荒陂，想見先生未病時。勸我試求三畝宅，從公已覺十年遲。”（《次荊公韻四絕》）晚年退休在家的王安石，滿面病容，騎著小毛驢默默行走在荒野中，如何還能想見他當年雷厲風行的風采？老宰相勸我在江寧買上幾畝田地安家，我們如果能夠早十年比鄰而居該有多好啊！

　　的確，這次江寧的會面，使得蘇軾對王安石、對王安石與自己的關系都有了新的認識。

　　以前，蘇軾覺得王安石對自己成見甚深，處處與自己過不去，處處為難自己，是個心胸狹隘、嫉賢妒能的小人。現在想來，其實不然。

拋開復雜的政治分歧，王安石其實非常欣賞蘇軾的文學才華。當初蘇軾在黃州，王安石時常關注他的創作情況。每次有人從黃州來江寧，王安石總是止不住問：“蘇子瞻近來有什么妙語啊？”一次，有人乘船自黃州來江寧，那人對王安石說，蘇軾住在臨皋亭，夜晚喝得大醉，夢中醒來后寫成一篇一千多字的《成都圣像藏記》，抄本現在就在江邊的船中。王安石聽后趕緊派人從船上取來文章。此時正值月上柳梢，樹影在地，王安石等不及書童點燈，立刻站在屋檐下，借著微弱的天光讀起來，一邊讀，一邊高興地稱贊說：“子瞻，真是人中之龍啊！”看罷文章，又忍不住評論說：“文章確實寫得很好，不過也有一個字用得不大貼切。”來人連忙請教，王安石說：“文章末尾處說：如人善博，日勝日貧。如果改為日勝日負就更準確了！”后來蘇軾聽到這個評論后不禁撫掌大笑，認為王安石的確是自己的一字之師，遂欣然提筆改“貧”為“負”（事載宋?釋惠洪《冷齋詩話》）。蘇軾離開江寧后，王安石還曾不無慨嘆地對身邊門客說：“不知再過幾百年，才能有蘇軾這樣的人物出現！”（語載宋?蔡絳《西清詩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