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藉依附黃老，在中國立了足

在古代亞洲，有兩大文化圈，一是中國，一是印度。中國以政治制度精良及家庭倫理道德高超著稱，印度則以擁有神秘主義、繁瑣哲綱及宗教聞名于世。直到秦漢時代印度佛教傳入中國后，這兩大文化圈才開始發生接觸。由于當時中國在「宗教」上站于劣勢（指有精密教義及完整組織的宗教Religion而言），所以佛教傳入后，便逐漸為國人所信仰，成了印度佛教一面倒，但佛教的初期在華建立，并非一蹴可幾，而是先依附黃老，才獲得立足點的。

佛教發生于主前五世紀左右，大約在秦末與漢初，已零星地傳入中國，但中國佛教界常喜夸稱佛教是由后漢明帝派專使從西域（新疆）請來的，但今日大多數的日本佛教學者都認為此說不可靠（注一）。當秦漢時代，黃老思想與鬼術方術盛行，當佛教傳入時，當時的中國人只把她看成是許多祭祀中的一種祭祀而已，而把佛教所講的「空」（Sunya）、「涅盤」（Nirvana）當成便是老子所講的「無」、「自然」，釋迦牟尼則被信成是一位大神仙，至于那些由中亞一帶來華傳佛教的僧人，都被認為是「道士」之類。

波斯和尚安世高于紀元一六一年抵華，「高僧傳」稱他通達七曜五行、醫方異術以至鳥獸之聲，為世人不可量知的道術之人。再如「安般守意經序」說：「有菩薩者安清字世高，…博學多識，貫綜神模，七正盈縮，風氣吉兇，山崩地動，針（左蟲右永，字典查無此字）諸術，睹色知病，鳥獸鴨啼，無音不照。」三國時之康僧會被描寫為「多知圖讖」，北方之曇柯迦羅則被信成「向善星術」。

據現有資料顯示，漢明帝之異母弟楚王英，曾于紀元六十七年把黃帝、老子、釋迦祭在一起，明帝詔示：「楚王尚黃老之微言，尚浮屠（注二）之仁祠，潔齋三月，與神為誓…」，漢恒帝時（一四七──一六七年），襄楷上書稱：「又聞宮中黃老浮屠之祠，此道清虛，貴尚無為…」（后漢書襄楷傳），「清虛」與「無為」都是老子的思想，但襄楷卻把佛教也看做如此，佛教初傳中國時，譯的經典很少，也許為了傳教方便，外國佛僧們似乎未清楚地標出佛教的原有思想，而把老莊思想與佛教混在一起，使佛教變成了像是黃老道術之一支，誤使中國人認佛教與黃老為一家，而成佛道不分。這種以中國的思想與字匯來接受解釋佛教，叫做「格義佛教」。不幸地，這種格義方法，竟然長達三百年左右，到了東晉，道安（三一四──三八五年）與同學竺法汰宣布「格義不對」，猛烈予以抨擊，才逐漸地把佛教納入正規。臺灣的佛學院教授楊白衣氏也承認，他說：「…格義是以老莊思想來解釋佛教的一種老莊佛教，當然不是佛教，可是這種思想很奇怪，直到兩晉的末期都還很流行，道安是使佛教脫離老莊思想而獨立的第一人。」（「中國佛教史略」第二頁）（楊氏已去世，龔按，一九九一年十一月）

現在的問題是，在當時如何產生了這個格義佛教？我想極可能是外國和尚自己先創造的，他們到了中國后，一定老莊思想盛行，如要硬講佛教這一套，絕對不要，于是便有意無意地，把佛教講成便是道術之一類，與黃老一體，當時的中國人是初聞佛教，信以為真，便全盤接受了「佛教」，于是，佛教在中國立住了腳。但如嚴格說來，只是接受相信了以為從外國傳進來的一派「道術」而已，想想看，當時的外國佛僧們如果絕對強調佛教的獨立性，「天上天下，唯我獨尊」，而絕對不與老莊思想妥協，我敢說，「格義佛教」是絕對不會產生的，唐代的景教，也曾想用這種格義方法來傳基督教，把「上帝」譯成「佛」，把「受洗」譯成「受戒」，把「撒但」譯為「閻羅王」…以及與中國各種思想調合，但結果并未成功（詳見拙著「唐朝基督教之研究」。）

這個「格義佛教」思想，到后來發展為「三教同源」思想，中國人都變成了儒釋道三教兼信，甚至不少佛教僧尼也中了毒，也與一般人民無異，大拜神佛，三教兼顧，其樂融融！最后，中國的老百姓覺得三教同源還不過癮，索性來個五教同源，把「儒釋道耶回」放在一起，上面有位太上皇，名叫「老祖」，統管孔子、釋迦、老子、穆罕默德、耶穌五教祖，中國的紅卍字會，便是這個五教同源的發明者，三年前，我在新加坡神學院講學時，曾去該地紅卍字會參觀，蒙該會的某執事先生親切地一一解釋，并爽直地打開了用黃緞遮掩的「圣壇」，看到了五教教祖的牌位都在那里，如我沒記錯，在耶教方面，施洗約翰和使徒保羅的兩個牌位也在那里，與耶穌一起共享祭祀敬拜。我在臺灣時，有人寄來一冊「五教同源」書，內有扶乩，什么「耶祖又臨安慶道院訓示曰」。

佛教藉帝王之助在中國立了足

佛教教祖釋迦牟尼本人出身于武士階級，因此他曉得怎樣利用政治力量來保護及發展佛教，他在印度王舍城獲得國王頻婆娑羅（Bimbisara）為弟子后，便立刻得到有力的政治鹿護，而能往各處順利傳道。這或許是佛教最初與帝王發生關系，紀元前二六九年時，阿育王（Asoka）信了佛教，成了佛教的「康士坦丁大帝」，不單在印度國內大事保護發展佛教，還派他的兒子摩曬陀（Mahirda）帶了一些和尚去錫蘭傳教，成了今日小乘佛教的發源地。

在后漢時代以及后來來華的外國和尚與本地中國和尚，都知道政治力量有效，如能從上而下，先說服中國帝王信佛教，佛教便能立足了。這個政策居然獲得成功，以下是一些中國帝王協助佛教立足及發展的大概情形。

大月氏人支謙在三國時，覲見了吳王孫權，成了皇太子之師（二二二年），康居人康僧會于吳之赤烏十年（二四七年）來到建業（今之南京），孫權最后信了佛教，并造了中國最早（？）佛寺（塔）建初寺，到了西晉，惠帝（二九○－三○六年）崇信佛教，在洛陽建興圣寺并供養僧人百名，敏帝亦保護佛教，在長安建造通靈與白馬兩寺，當時在洛陽與長安，有佛寺一八○座，僧尼三千七百余人。

到了五胡十六國，由于后趙、前秦、后秦、北產等四國國王信佛，在他們的轄區內佛教大得興旺。西域人佛圖澄成了后趙國王石勒石虎的「大和上」（尚）、「國之神人」，禁止漢人成僧尼的禁令也獲得解除，于是佛教突飛猛進，（南方漢人被允出家在東晉明帝太寧年間，三二三──三二五年），前秦皇帝聰堅從襄陽得到道安，回長安后，大事譯經并成立教團。代表后秦佛教的和尚是龜茲國人鴆摩羅什（Kumarajiwa），受后秦國王姚興歡迎到了長安，尊為國師（四○一年），此人也是譯經兼講學，與唐朝的玄奘被稱為兩大譯經家之一。中天竺（印度，注三）人曇無讖（Dharmaraksha）在北涼玄始元年（四一二年）受北涼政府歡迎進入甘肅省涼州（姑藏），約有二十幾年，從事譯經。以上四人：佛圖澄、道安、鴆摩羅什、曇無讖，不單單傳教譯經，且都成了皇帝的政治顧問，實際參與政治，向皇帝獻計并為戰爭祈求勝利，由于這些和尚們的努力，佛教遂在中國北方迅速發展。佛教來自外國，被視為夷狄之教，而五胡十六國（宏奴、鮮卑、羯、氐、羌等四法形成），被漢人看為化外之民（前涼、西涼、北燕乃漢人），所以這些執政者在心理上對佛教有好感，視同自己人一般，這是他們接受佛教的主要原因之一。其次，也與以后的皇帝一樣，想藉佛教來統治轄制人心，便于駕馭，同時，又以為自己若多多保護佛教，亦可以多積功德，來世再做皇帝享福。

到了南北朝，南朝的宋文帝，齊朝的高帝、武帝，梁朝的武帝及陳朝的武帝、文帝、宣帝、后主等諸帝，都是保護佛教的，尤其是梁武帝（五○二──五四九年），廢道教而大大尊崇佛教，他從慧約受戒做了佛教徒，去佛寺打掃，為和尚們洗衣服，成了「三寶之奴」，自皇太子以至于文武百官及一般人民，共有四萬八千人受戒做了佛教徒（五一九年四月八日），梁武帝被后世稱為皇帝菩薩，確實為中國佛教做了大事業。但這位虔誠的佛教護法，最后竟不得好死。有佛教徒問：「…又梁武帝一生奉佛，竟至國破家亡，橫死侯景之手，未免為佛教中之重大缺憾！」（見「佛學類編」下冊第二六頁，卓忠振問）。北朝的北魏太祖道武帝、太宗明元帝以及文成帝等，都是大興佛教的，但世祖武帝是逼迫佛教的（注四），北齊的文宣帝也是崇佛的（五五○－五五九年），將國庫的收入三分之一撥做興旺佛教用，寺院增至四萬，僧尼多至三百萬人，北周的武帝卻是廢佛的，佛教雖然經過北魏武帝與北周武帝的兩次大破壞，但接位的皇帝立刻恢復佛教，所以佛教倒在中國站定了腳跟，未被消滅（相對地，基督教歷經十次大迫害，沒有間斷，但今日是世界第一大宗教）。

佛教到了隋朝，隋文帝也是想利用佛教來統治中國，而佛教也趁機利用皇帝謀發展，當時對皇帝有影響力的和尚是法經、曇遷、慧遠、靈裕、智顗等人，文帝自己受戒做了佛教徒（五八五年）。文帝為佛教造了佛菩薩像十萬六千五百八十個，修理佛像一百五十萬八千九百四十個，寫經寫十六藏十三萬二千零八十卷，修理舊經卷三千八百五十三部。五八三年下詔正月、五月、九月以及六齋日禁殺生，亦即禁止屠釣，六齋日是每月初八、十四、十五、二三及月底吃素。正月、五月、九月，新官都不上任，以免宴會殺生。今日中國佛教徒吃素的習慣起自梁武帝，但到隋唐時，便更成公式化了，因為政府如此規定，不得不守。隋煬帝亦努力贊助佛教，與天臺宗創立人智顗有深交，除大量造像、修像、寫經、修經外，并度僧一萬六千二百人（以上只舉數例而已，其實還有不少佛教事業，以下相同）。

到了唐朝，佛教已達題峰狀態，這是由于長時期以來，佛教受皇帝保護與發揚，以及教中出了不少人才之結果所致，正因為歷代佛教與皇帝發生密切關系，相互利用，所以才有「人才」從佛教中出來。唐朝廷對各宗教采寬容政策，但在排列上，高祖是以「老、孔、釋」為次序，唐室姓李，與老子同姓，因此道教得到特別青睞，例如玄宗深信道教，自稱玄元皇帝，于開元二十六年（七三八年）下詔全國各地建立開元觀，尊老子為大圣祖玄元皇帝，或圣祖大道玄元皇帝。至于武宗之會昌廢佛，可說全是出于熱心道教之故。

但大致說來，唐朝廷是贊助佛教的，高祖于武德元年（六一八年）會僧道各六十九人在太極殿行宗教儀式，太宗為紀念陣亡者，在各戰場建寺，及在京城寺院舉行超度。至于高宗、中宗、睿宗、則天武后、玄宗、文宗、肅宗、代宗…（武宗除外）等唐室皇帝，有的是全力振興佛教，有的是同時贊助道、佛兩教。唐太宗時，值得一提的是，基督教的一派景教從波斯到了中國，受皇室歡迎在華開始傳教（詳見拙著「唐朝基督教之研究」），其次，從印度歸國的唐玄奘三藏法師，亦是在太宗時在長安開始大量譯經工作的，一切經費統由朝廷撥給。

到了五代，佛教在南方得到保護及發展，閩之忠懿王王審知（九○九－九二五年）以及吳越之忠懿王錢弘俶（九四八－九七八年），對發揚佛教貢獻最多。吳越以杭州為中心，杭州西湖一帶的大小數百寺院，大多是該時建成的。

到了宋朝，宋太祖、太宗、真宗等，也都是大力贊助佛教的，據說太祖曾度童子八千人，太宗度十七萬人，宋太祖也下詔撥報雕刻大藏經，共計五次：

蜀版（九七一年）、東禪寺版（一○八○年）、開元寺版（一一一二年）、思溪版（一一三二年）、磧砂版（一二三一年），以后從南宋末起至元初，又開版雕刻佛經，即元版藏經，遼國與金國的皇帝也是保護佛教的。

元朝雖崇喇嘛教（西藏佛教），但仍尊崇佛教，禪僧海云印簡（一二○一－一二五六年）曾在太宗、定宗、憲宗、世祖等四代皇帝時受重用，担任政治顧問，并參與管理全國佛教事宜。再如海云之孫弟子劉秉忠（一二一六－一二七四年）曾與耶律楚材同受世祖重視，參與一切政治計畫。當世祖時（一二九一年），曾國有寺院四萬二千三百十八座，僧尼二十一萬三千一百四十八人。

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一三六八年）曾經做過佛教小沙彌（俗稱小和尚），他登上皇帝寶座后，唯恐佛寺成為反叛國家中心，遂對佛教采取嚴厲管制政策。例如命令在全國府、州、縣僅能各存立大寺院一座，余皆合并，再如禁止二十歲以上者成為僧侶，凡欲成僧者，需經考試，凡僧、道有妻者一律勒令還俗，大概由于這種高壓政策結果，佛教的「居士」（在家信佛者）便抬頭興起，而佛教僧侶間更熱中于儒釋道三教同源思想，以適應政治上的新形勢。從明太祖起，也開始雕刻佛經，前后共計四次，這或能稱是他對佛教的功績。

清朝是崇喇嘛教與儒教而壓制佛教的，佛教因此一蹶不，在清朝時只有雕刻了一些大藏經，聊可算是佛教也從清朝皇帝沾了一點小利。

到了中華民國，最初，佛教曾受「廟產興學運動」及軍隊強占佛寺等等影響，而弄得惶惶不安，但后經國民政府再三頒布法令，佛教總算獲得法律保障（詳見內政部咨，禮字第二四一號中華民國二十二年九月，為軍警及其它機關團體或個人不得任意侵占寺廟，請查照飭遵一案及其它各令）現在在臺灣，佛教與其它各宗教一樣，在憲法的保護下可以自由傳教，但卻不能像從前皇帝贊助保護佛教那樣，能從現在的政府得到大量財力與人力的施予，而大事發展佛教事業了，在佛教雜志中有時能看到一些文章，有的仍念念不忘于過去那么多皇帝的幫助，靠政治力量的興教，覺得太好太舒服了，而感慨萬千，不勝戀慕！有的文章則要求現今僧尼自力更生。

例如佛教徒張培耕所寫「從社會變遷看中國佛教的前途」一文中第一項「政治方面」說：「中國一直是個君主專制的國家，政權為帝王所私有且世襲，改朝換代亦不過換姓而已，人不一樣但是制度仍舊。自從　國父孫中山先生于一八九四年在檀香山建黨革命…今天，政治民主法治，社會自由開放，在這樣一個民主自由的開放社會中，沒有權力階層，沒有權貴人士，除非于法有據，否則也沒有賽可以命令別人辦事，在這樣一個政治環境之中，任何宗教再也不能倚靠權貴、顯要、巨商、大戶來護法衛教，而應該也必須依據法律所賦予的自由和權利，自力更生，建立廣大而又深厚的群眾基礎。在哪一方面都一樣，群眾就是力量。」（臺灣覺世月刊，一九七七年七月號）文中所稱的「任何宗教」，其實是指佛教，亦是指從前佛教如何與政治拉上關系，從皇帝、大臣…獲得護法衛教。文章如改寫成「在這樣一個政治環境之中，佛教再也不能倚靠權貴…來護法衛教」，豈不更通順合理？

關于本段可以總結如下：

1. 印度佛教能在中國立足，打開場面，可說全都是靠著中國皇帝們的力量
2. 中國皇帝們拿了人民納稅給政府的血汗錢，去造寺、建塔、刻經…發展佛教事業，從今日眼光來看，這是違憲的，要在國會被彈劾
3. 今日中國佛教僧侶要好好地低頭合十感謝我國從前的人民，亦就是我們的祖宗，他們吃盡了苦頭，幫助了印度佛教在中國立了足，并開創了各種事業。所以中國佛教僧尼根本沒有資格來夸耀什么所謂佛教的大事業，例如中國僧人開口閉口佛教大藏經如何地多，佛寺與佛菩如何地美！但想看看，這些豈不都是剝削了萬千老百姓的血汗錢所成的，如當時的僧侶稍有一點「慈悲心」，才不會為自己打算，慫恿皇帝去挪用國庫──老百姓的錢，去為佛教做這做那了。

補充：一九七七年五月十九日，臺灣宜蘭雷音寺舉行心平法師升任住持之晉山典禮，當日除主持人星云法師及佛教徒參加外，居然還有「宜蘭黨部主委張治、宜蘭市長簡茂松、宜蘭縣議員葉英杰等各界首長，也都撥駕蒞臨，大殿內、念佛堂、樓上樓下，掛滿了祝賀的喜幛，縣長、議長，以及各界分別贈送匾額…」（「覺世月刊」一九七七年七月）。從研究中國佛教與政治關系的立場來看，直到如今，佛教仍似與政治結緣，皇帝雖然沒有了，但黨委、市長、議員…豈非亦即是該地區之權力人物？本來嘛！一個和尚新任一座佛寺的住持，事極平常，但佛教偏偏要與官府拉上關系，看來，佛教始終脫不了與政治的結合。

臺灣警備司令部于去年（一九九一年）一宗所謂「臺灣自由民國革命委員會」的叛亂禍國案件，參加的十五人中，有三人竟是佛教徒，兩位還是和尚。已被槍決的吳春發（泰安）曾皈依過臺灣某高僧，在受審時，口口聲聲說他是一個虔誠的佛教徒，被判無期徒刑的李榮和，是臺東市海山寺第四任主持和尚，法名修和，被判十五年徒刑的莊勛，法號紹英，是南投縣埔里久靈寺的住持和尚，這三人亦都屬于「政治和尚、信徒」之類，這種想搞政治做大官的念頭，是否淵源于中國歷代「政治和尚」的作風（皇帝的顧問，被稱為黑衣宰相），那就不知道了。

佛教藉思想妥協在中國立了足

（一）、與孝道思想妥協：

在本文第一節中已講過，佛教起初傳入中國時，是依附老莊思想而立足的，這種格義佛教方法，對于一般普通人民似無問題，但對于儒家人士便沒那么簡單了。儒家講孝，中國家庭重孝，「孝」在中國幾乎成了一種宗教似的教理。孝經稱：「身體發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揚名于后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夫孝始于事親，中于事君，終于立身…孝子之事親也，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疾則致其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孝道三大思想可總括如下：（１）、父母在世，盡責奉養，和顏悅色，敬愛順服，死后則居喪守孝，慎終追遠（２）、身體發膚，受之父母，不敢損傷，慎重嫁娶，傳宗接代，繁榮宗族，族譜相傳（３）、敦親睦族，敬長扶幼，做好人好事，顯親揚名

佛教最初傳入中國時，因寄生依附于老莊，佛教教義晦暗不明，因此大家也不感到有什么，但當佛教到了東晉，開始脫離格義階段，進入獨樹一幟，自立門戶，廣收人民成為僧、尼后，佛教便從儒家受到猛力攻擊與批評，特別是「孝」方面，因為佛教極端反孝：（１）、僧、尼剃發，損父母（２）、僧尼出家后不能再孝敬奉養父母（３）、僧尼不結婚，斷絕子孫，無族譜（４）、僧尼與原有親族斷絕關系，不能敬長扶幼，顯親揚名

佛教為了生存，保護自己起見，曾先后紛紛著書，自圓其說，強調唯有勸父母信佛教，為死去父母念經超度，才算是真正大孝；至于物質上的供養，并非真孝云云。大概在南北朝時期（？），中國佛教徒不惜與中國孝道思想妥協，陸續地偽造了「盂蘭盆經」、「父母恩重難報經」、「孝子經」等經典，也開始高喊佛教豈不也講孝？而且比儒家孝得更徹底！

「盂蘭盆經」，梵名ULLABANA SUTRA，內容是講釋迦弟子目連看到亡母在餓鬼道中受苦，請教釋有何方法可以拯救亡母？釋迦告稱，只要在七月十五日請佛僧來為亡母念經超度，以及用各種美食供養諸僧，亡母便得超度出苦云云。經上記載，目連依此而行，亡母遂得脫苦，經曰：「佛告目連，十方眾僧，七月十五日，僧自恣時，當為七世父母，及現在父母，厄難中者，具飯百味五果，汲灌盆器，香油錠燭，狀敷臥具，盡世甘美，以著盆中，供養十方大德高僧…其有供養此等自恣僧者，現世父母，六親眷屬，得出三途之苦，應時解脫…」結語說：「年年七月十五日，常以孝慈憶所生父母，為作盂蘭，施佛及僧，以報父母長養慈愛之恩…」，佛教教義講「業力」（Karma），講「因果報應」，如果活人只有花錢請和尚、尼姑為死去父母念經超度，而他們居然能立即脫去輪回之苦，那么中國佛教便是在打倒釋迦牟尼了，再者，要「盡世甘美」供養佛僧，這不是孝順父母，而是在「孝順和尚」了，不必說，主要就是這本所謂「盂蘭盆經」救了中國佛教的命，大概自唐代以后，中國民間更廣行盂蘭盆會，人民個個成了「孝子」，佛僧由此也獲得財源（需付錢給僧尼），雙方皆大歡喜！

但稍有思想的佛教徒一定會對「目連救母」一事疑竇叢生，佛教徒謝碧玉寫信問菩提樹月刊主編李炳南居士，問：「佛教說眾生隨其業障投胎，任何人都無法阻止（任何人，包括佛在內），如果業障重，口念阿彌陀佛，手執菜刀不自修，佛也無法救他，但目連之母為何能得救？他的母親業障沉重，墮落地獄，目連救母心切，借諸佛功德愿力救其前往生天堂，怎么沒有隨業障投胎？這與自作自受或因果律不符，難道成了種豆得瓜？諸佛是慈悲的，若能如此，怎么不協力把天底下有可憐眾生度到西方？目連之母是一個例，當然我們亦可以，不是嗎？」再如佛教徒張弓也發問：「既然因果律是自作自受，為何超度可使亡人業責減輕或上生？果爾超度之『影響』力及他人，系何種原理而使然？」（「佛學問答類編」第２４、３２頁）至于超度之無用及不可靠，請閱拙著「答妙貞十問」第六文：「念經拜懺，亡魂能得超度？」

除「盂蘭盆經」外，中國佛教徒還又偽造了「父母恩重難報經」與「孝子經」。「父母恩重難報經」假托姚秦三藏法師鳩摩羅什譯，主要內容是說，在日常生活上與物質上，不管如何孝順父母，統統不算真孝順，唯有為父母書寫、誦讀佛經…才能算真孝。經曰：「爾時，如來即以八種深重梵音，告諸大眾，汝等當知，我今為汝分別解說，假使有人，左肩担父，右肩担母，研皮至骨，穿骨至髓，遶須彌山，經百千劫，血流沒踝，猶不能報父母深恩，假使有人，遭饑饉劫，為于爹娘，盡其己身，臠割碎壞，猶如微塵，經百千劫，猶不能報父母深恩…」（因八段內容大同小異，文字又長，故不全部錄下）。本經的結論思想是：「佛告弟子，欲得報恩，為于父母讀誦此經，為于父母懺悔罪愆，為于父母供養三寶，為于父母受持齋戒，為于父母布施修福，若能如是，則得名為孝順之子，不作此行，是地獄人…」

兒女出家做了和尚、尼姑后，當然絕對再不能賺錢孝敬供養父母，年父母如無生活能力，只好活活餓死。但佛教為了為自己辯護起見，居然強詞奪理，說什么只要為父母寫經、念經、超度及請僧人飲食（供養三寶）…便成「孝順之子」。明眼人一看便知其荒謬絕倫至極…但佛教總算為孝與不孝的問題，找到了一條保身的路子，減輕了從儒家來的壓力。

我在臺灣時，不知什么人寄給我一本佛經，赫然又是另一種類的「父母恩重難報經」，封面且特別標明──本經是大正版大藏經第十六冊內真正佛說經典，非假冒鳩摩羅什之名而偽造：父母恩重難報經。其實此經主要內容仍與上述一經相同，換湯不換藥。照我來說，此經也是偽經，所謂后漢安息國三藏安世高譯，也是偽造的。從思想發展來看，安世高時還是佛教初傳，格義時代，還根本沒有碰到「孝」的問題。本經曰：「右肩負父，左肩負母，經歷千年，正使便利背上，然無有怨心于父母，此子猶不足報父母恩，若父母，無信，教令信，獲安穩處，…如是，諸子，當教父母行慈…」全篇內容沒有一字提到如何孝順供養父母，只是一昧強調要父母信佛教。想想看，父母快將餓死，做了和尚、尼姑的兒女，只是勸勸瀕死的父母快快信佛教，便算是報了父母之恩嗎？無論如何是說不過去的。

另外又有一本「孝子經」，內容也是與前兩經一樣，也只是強調勸信佛教，才算是孝子，至于物質精神供養與否，都不重要，如重物質，且屬不孝。經曰：「世尊又曰，子之養親，甘露百味以恣其口，天樂眾音，以娛其耳，名衣上服光耀其體，兩肩荷周流四海…訖子年命以賽養恩，可謂孝乎？…佛告諸沙門，睹世無孝！唯斯為孝耳！能令二親去惡為善，奉持五戒，執三自歸，朝奉而暮終者，恩重于親乳哺之養，無量之惠，若不能以尊之至，化其親者，雖為奉養，猶為不孝…」如根據本經及「父母恩重難報經」對孝的定義來看，那么，那些不信佛教的儒家信徒都變成「不孝之至」了。佛教的這一招可真利害！不單封住了儒家的口，也為自己解開了「孝」的死結，而且慢曼地像是成了「名正言順」及地，佛教講孝，講得比儒家更孝！你看！我們佛教連死去的父母都孝順呢！今日港臺星馬的佛僧，也常以此來攻擊基督教，說什么基督教不孝，不拜已死父母。其實他們有點作賊心虛，唯恐人說他們做了和尚，不能再孝順父母，而先向基督徒開火！不單佛僧，幾乎所有中國佛教徒都異口同聲罵基督徒不拜死去父母為不孝，而自稱「孝子」。其實，各位看了佛教對「孝」的定義與解釋而，便知佛教所講的「孝」，根本不是我們中國人所講的孝，或說儒家所講的孝，所以如從儒家的觀點來看，佛教實在「不孝」，他們以為在孝，其實只是自圓其說而已。而且大多數對佛教無研究的掛名佛教徒，根本儒佛不分，都誤以為只要為父母年年做些超度，便成了儒家所說的「孝子」了。

不必說，在「孝」的問題上，佛教終于采取了如上所講的思想妥協，來一個自我解釋，在中國立住了腳跟，根據日本佛學權威中村元博士要研究，在印度佛經中根本沒有「孝」這個字，為了防止從儒家學者來的攻擊，中國佛教界自己用了「孝」這個字。「但是這種胡涂的方法還嫌不夠充份，在窮境之下，便制做了『父母恩重難報經』等經典。」（日文「佛教的根本真理」第七一六頁）

今日，中國佛教徒不愿明說佛教與孝道思想妥協（有的人也許根本不懂這些經過情形），常喜用，容忍」這種拜死人的風俗到佛教來。例如有文章說：「…中國人最重孝道，尊長死后，慎終追遠…于是想到以紙造些房舍錢票，敬燒先人，俾使其享受富貴，便感到自己已盡了以歷，也就較為心安理得了。佛教由于與孝道思想相應，就容忍了這種無大過患的風俗，雖然依佛教教義而言，焚燒元寶紙錢，因彼此世界不同，實不能為祖先帶來財富的。」（「對佛教的誤解與批評」，定樂，一九七九年十月「香港佛教」月刊），請注意文中的「相應」，實即「妥協」，「容忍」實即「采取」。作者避免提起僧人超度，只提焚燒紙錢，其實這些焚燒都是配合僧尼超度時舉行的。作者最后一句「實不能為祖先帶來財富的」，清楚地是在否定超度的無用無效，祖先早已死了，何有財富可言？再者，有一位具名「懷疑」的佛教徒向臺中菩提樹雜志社主編問：「燒紙錠銀箔是什么意思？既墮地獄受苦，又怎能使用這些金銀紙箔？」答曰：「這是中國的風俗，佛經里并未提倡，張三做的事，你先生來責備李四。李四本人只好說：『對不起，不曉得。』」（「佛學類編」上冊第三四五頁）。其實說穿了，是這樣的，當年佛教為求生存，才與孝道思想妥協，鼓勵人拜死人，燒紙錢，幫助了佛教立住腳跟，但如今卻不愿明提來龍去脈，干脆一古腦兒推說這是「風俗」。

（二）與多神多鬼信仰妥協：

佛教未傳入中國前，與其它世界古老民族一樣，中國早已盛行庶物崇拜（animism），相譬宇宙間充滿各種鬼神，中國人崇拜日月星辰、風雨寒暑、山川社稷…。「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禮記祭義篇），「以實柴祀日月星辰」（周禮春官大宗伯）。在天神之中，昊天上帝為至尊，另有五帝，社稷則為土谷之神，以后發展成土地神。至于鬼，一般相信人死為鬼，但除此外，另有一些怪物，名叫魑魅魍魎。由于儒家只注重人倫道德教育方面，未成立任何「宗教」（Religion）來統一組織起這些散漫的崇拜，所以一直到佛教于秦漢期傳入時，在「宗教」上，中國人仍是各拜各的，未屬于任何宗教教團。這一點，后起的道教創始人及其繼承者大概看出來了，于是成立了「道教」，把中國人原先敬拜的所有鬼神，統統列入道教，成了道教的鬼神。臺灣有名的道教徒趙焯氏甚至說，無論是中國的神或外國的神，都能算是道教的神（原意大致如此，一時找不到他講這話的書了）

佛教傳入中國以及以后發展時，也幾乎便是道教成立及發展時期。道教創始人張陵系后漢恒帝（一四七──一六七年）或順帝時（一二六──一四四年）人，張道陵的「道」字是后人所加的。佛、道兩教既在同時開始傳教，互爭信徒，于是雙方便成了仇敵。當佛僧說服帝王信佛教后，皇帝便被佛教徒慫恿逼迫道教（如梁武帝），當道士使皇帝信道教后，就輪到佛教倒霉了，（如北魏太武帝、周武帝、唐朝武宗、宋徽宗等），有時佛教占上風，有時道教占上風，但說來有趣，兩教始終保持了各自發展的平衡狀態，誰也打不倒誰。最后，雙方為求自己生存，索性互相模仿，互相利用對方教義寫經，在教義上，有些地方竟然成了佛、道難分，似佛亦道，非道非佛了。道教模仿佛教經典而寫的道教經典有「高上玉皇本行集經」六卷、「太上老君說報父母恩重經」一卷、「太上洞玄靈寶三元無量壽經」一卷，「太上中道妙法蓮花經」八卷…等。

佛教佛教原本主張「諸法皆空」，宇宙間既無創造者，也無主宰者，萬物萬事皆由因緣和合而生，所以沒有一個「本體」存在。換言之，佛教原來根本不拜任何鬼神，只主張自己努力修行，靠自己悟道。但這種「無神論」（佛教主張「空」Sunya的無神論，非唯物主義的無神論），在中國社會到底行不通，人為上帝所造，有上帝的靈，拜神是人的天性，中國人幾乎什么都拜，怎能順服佛教呢？于是，佛教從道教以及中國民間來的壓力越來越大，終于采取了第二個妥協方法（第一個是與孝道妥協），模仿了道教經典，而偽造了一些佛教經典，吸收容納了中國人所信的鬼神以冀混合，例如「佛說天地八陽神經」云：「日，月殺，大將軍，黃審，豹尾，五土地神。青龍，白虎，朱雀，玄幽，六甲禁諱，十二諸神，土府伏龍，一切鬼魅，皆盡隱藏，遠屏四方，形銷影滅，不敢為害。」這些鬼神原都是中國的產物，印度沒有的。再如偽經「佛說預修十王生七經」中居然講十殿閻王，人死后在陰間，初七日去秦廣王，二七日去初江王，三七日去宋帝王…五七日去閻羅王…七七日去大山王。死后百日去平等王，死后周年去都市王，三周年去五道轉輪王。人死后如此轉進，在諸王前受審判云云。其實，佛教的地獄根本沒有「十王」的說法（因太復雜，詳情不論，請參看拙著「基督教與佛教的比較」第六篇「地獄觀」。以及「六道輪回真相」中的「地獄道」。）

為了討好信多神的中國人，佛教另又偽造了「灌頂經」及「地藏菩薩本愿經」。「灌頂經」中提到有擊人魄鬼、喜斗爭鬼、大語言鬼、青色山精、赤色山精、水中、火中、惡夢等諸鬼，又有東方青龍神王、南方赤龍神王、西方白龍神王、北方黑龍神王、中央黃龍神王…。「地藏菩薩本愿經」卷上中也收容了大批的鬼神：「一切天眾龍眾鬼眾等眾，悉來集會，復有他方國土及娑婆世界海神、江神、河神、樹神、山神、地神、川澤神、苗稼神、晝神、夜神、空神、天神、飲食神、草木神、如是等神，皆來集會。」又稱：「諸大鬼王，所謂惡目鬼王，噉血鬼王、噉精血鬼王、噉精氣鬼王、噉胎卵鬼王、行病鬼王、攝毒鬼王、慈心鬼王、福利鬼、大愛敬鬼王、如是等鬼王，皆來集會。」以上的許多鬼神，有的是中國原有的，有的則是寫偽經作者隨便捏造出來的，至于佛教模仿道教所造的偽經，還有「佛說四大天王經」、「穢跡金剛禁百變注經」、「文殊滅欲曼陀羅尼」、「北斗七星護摩秘要儀軌」、「七佛八菩薩所說大陀尼神唱經」、「請觀音菩薩消伏毒害陀羅尼經」…等經。

中國佛教與多鬼神信仰妥協的結果，雖為佛教爭到了立足點，但從那時起，能一直斷斷續續地生存到今日，但卻使中國佛教走了樣，失去了釋迦原有的本意，而變成了神佛不分的中國佛教了。什么關公、媽祖、呂純陽、財神、紫姑…等原與佛教無關的民間眾神，也一律都搬到臺灣寺院中來。最好的證據是看看佛教徒們自己的不滿，問：「數見臺灣寺廟多皆神佛并供，是否合法？有違佛教教義否？」（詹養）。答：「所謂宗教者，要有一定之信仰，雜亂則與本宗不合，所修當無成就，喻如腳踏兩船，船開落水者也。有神廟道人，后加供佛者，是漸轉覺。有佛寺僧尼，后加供神者，是漸轉迷，如求合法，必先明理。」又問：「關圣帝君系屬于儒，何佛教者多崇拜？其護法神是關公，其關公何以為護法神？此種原因從何說起？記載于何史書？」（紀淵貴）。李炳南居士答得很好笑：「關公為佛門護法神，事載『佛祖統記』，隋代智者大師曾在定中為其受戒也。」（「佛學問答類編」第四十八、八十頁）

關公是三國時人（一六二－二一九年），當時佛教初傳中國，在他所住及活動的區域內，恐怕連佛教的影兒也沒有，遑論信佛教了，智顗是隋代時人（五三八──五九七年），與關公風馬牛不相及，兩賽生死相差三百七十八年。如今智顗首尚（即智者大師）自己決定，在未得到關公本人同意前（其實也是不可能），便在定中為關公施了佛戒，不單使他成了佛教徒，而且還成了佛教的「護法神」（類似京城的衛戍司令或警備司令）。如關公「復活」過來，恐怕會啼笑皆非呢！其實說穿了，一點也不稀奇，這不過是隋代佛教向中國民間多神仰的另一種妥協罷了。如依法炮制，有一天說不定孔子、孟子…也都會改成佛教的護法神呢！

這位軍人出身的關羽（關公死后十分吃香），儒教以他為文衡帝君（五文昌之一），道教以他為協天大帝、三界伏魔大帝（尚有不少稱號，簡略），儒、釋、道三教都想與他拉關系，稱為「自己人」，以增教勢。

我們再看看臺灣佛教刊物的社論，似乎也痛感神佛不分，社論說：「…四、政府訂定宗教輔導辦法時，應將佛教與神道教分開：寺與廟、神與佛的分別。目前一般國民實在無法辨明，就是具有高等知識的人士，若未對佛教教義加以研究，亦難以分別…」（臺灣「海潮音」月刊：「我們對『臺灣省政府輔導寺廟實施辦法草案』之意見一文」社論看似講得冠冕堂皇，好象責任是在政府沒有好好地把佛教與其它拜神像、佛像的「神道教」分開，但臺灣佛教界如真想極清楚地來分開，我想也許臺灣只有一兩間佛寺才夠資格稱為佛教寺院，其它既是神佛并供，不算佛教，那么都該一律取締了。甚至連這一兩間佛寺，如極嚴格地仔細查起來，恐候也會常去被稱為「真正佛寺」的資格呢！

泰國佛教都只有一佛──釋迦牟尼；日本各寺院也都只有釋迦佛或阿彌陀佛，頂多再加上創立該宗派的人──宗祖塑像（但不拜此像）。這兩個國家絕對沒有這個菩薩那個菩薩，或什么「護法」（中國佛教徒把關公稱為護法而立像拜他），是清一色的佛像崇拜。

我想，佛教傳入泰、日兩國，也許根本沒有需要與當地多神多鬼信仰妥協，或者，也許佛僧們絕對硬到底，對于原住民的多鬼神信仰絕不低頭，所以多少保存在原來佛教的面目。（欲知確實情形，請看兩國佛教史及有關資料），這兩地我都有去過，在泰國時，還特別去各大佛寺參觀并與佛僧討論小乘佛教，現在美國洛杉磯傳道的薛步遜牧師陪我去，并為我做了中、泰語翻譯，真謝謝他。

泰、日的佛教當然也走了樣，并非是純粹的釋迦時代的印度佛教，尤其是日本，更是離了譜，和尚可以娶妻肉有妻，我特別舉出泰、日的佛教，是要證明中國佛教的神佛混合不分信仰，完全是與中國的多鬼神信仰妥協結果而來，如想予以否認是絕對不可能的，因為泰、日的佛教可做為旁證。日本近在咫尺，為什么他們沒有神佛混合？不單如此，他們的佛教各宗派也分得清清楚楚，禪宗是禪宗，凈土宗是凈土宗，真言宗是真言宗，…各自為政，獨立傳教，不像中國佛教來個「禪凈雙修」，諸宗混合，幾乎什么都信，弄得大家搞不清楚佛教到底在講什么。佛教徒潘成林發問道：「佛教的信仰，自稱為『智信』，所謂不拜神，不拜鬼，更不拜什么天帝等，自命『正知正見』，但是見大陸各大叢林寺廟眾僧，對八月十五夜都書貼『月光遍照菩薩』六字牌位向當空露天之處，置設香案舉行拜月。…何況正信佛子對此拜月舉行，豈不被世人恥笑謗為愚見顯系迷信之行為！居士以為如何呢？」（「佛學問答類編」第八十頁）

結論

佛教傳入中國后，起先依附老莊，被認為是道家之一支而暫時立了足。以后又由于中國帝王的保護及推展，佛教在中國的立足點逐漸穩住，最后再加上佛教與中國孝道思想及多神信仰的妥協，佛教終于在中國立定了腳跟，成了一種「中國化」的佛教。當然，佛教之所以能在中國立足及發展，還有其它不少因素，但主要的因素是以下三點：

1. 依附黃老
2. 藉帝王之助
3. 靠思想妥協

只要缺少其中一點，佛教便不能在中國立足了。

但從中國佛教史來看，佛教自從印度傳入中國后，可說歷經滄桑，尤其與帝王之間的關系，簡直成了中國佛教的生死關鍵。當佛教獲得帝王贊助，在政治上占優勢時，佛教便如登天，任欲所為，相反地，如佛教在政治上一旦處劣勢，皇帝居然改信了道教或對佛教不滿時，佛教便立刻如同被打入地獄，逼迫與殘害一齊到來。回顧以往日子，佛教在中國可說是「苦樂參半」，有好日子，也有壞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