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的延安見聞:一個“陋”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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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0年,左舜生在香港回憶往事,寫下了一冊薄薄的《近卅年見聞雜記》(感謝陳正茂兄贈我此書),記錄了他“五四”以來的親歷親聞。1945年7月,抗日戰爭即將勝利,左舜生和傅斯年、黃炎培、章伯鈞等六個參政員訪問延安,并不代表參政會,更不代表政府,只是他們的私人行為,他們乘坐的飛機是美國提供的,赫爾利大使認為他們此行有益于改善國共關系。包括毛澤東、朱德在內幾乎傾巢而出,親自到延安機場迎接,“態度相當親切”,還有二三百個老百姓遠遠地站著,以好奇的眼光看著這些天外來客。
左舜生在延安接觸到許多人,在他看來丁玲雖然老了,但仍十分健談,正是從丁玲那里,他了解到了延安實行的供給制,“他們的黨員和公務員,都是實行徹底的配合制,自一切日用必需品乃至文人的稿紙和婦女用的月經紙,都是由公家配給的。病人與產婦和嬰孩,還可能酌配雞蛋牛奶之類。他們吃的是大廚房的大鍋飯,只要憑著一種飯票子,走到任何一個機關去吃飯都不必付錢……不過他們還是有一種保健飯,營養的成分要高些,這是為少數特殊人物而設的。他們的每一個工作人員,每月仍可領得極少數的錢,文人寫稿子,也可領得若干的稿費,這些都是可以自由使用的。延安有一個小小的市場,有各種雜貨店,還有幾家小館子,可以自由買賣,自由吃喝……”
在他眼里,朱德是一個老實而樸素的軍人,貌似李宗仁,而穩重過之。他和彭德懷一起吃飯時,一桌都是湖南人,他問了一個問題,“假定有一天你們的環境變了,你們有什么方法保證你們的一切做法不會變質?”彭說:“假定政治不能民主化,即老百姓不能過問政治,政治又不能約束軍人,我想每一個軍人都是會要變成軍閥的!”其實并沒有回答他的問題。
他看了幾個人的家,周恩來的家里最整潔,雖然是一個窯洞,可是窗明幾凈,圖書擺得整整齊齊。經他們要求,還看到了王明的家,除了一床一桌,幾張矮凳以外,什么也沒有。在他看來,王明懂俄語、有常識、能演說,在參政會上頗能表現出一種斗爭精神,如今,“已經是百煉鋼化為繞指柔,什么英雄氣概也沒有了”。與王明的住處相比,他在“少年中國學會”時代的老朋友張聞天桌上多了一部電話機,還擺了幾本書,“張少年時也是英氣勃勃的,這個時候居然變得規規矩矩,不敢放言高論了。”他見到時任《解放日報》社長的老熟人秦邦憲,問及:“你回到延安來怎么胖了許多?”秦想了一想,這樣回答他:“我們在這里不要用什么腦筋!”
離開延安前一天,毛澤東要周恩來通知他和章伯鈞兩人,到棗園去吃午飯,并做一次長談。毛澤東是他年輕時就熟悉的,他們從上午一直談到下午四五點鐘,談話的內容十分廣泛,不僅談到《水滸》、《紅樓夢》,連他的《萬竹樓隨筆》都談到了,就是這一次,毛澤東不無激動地說:“蔣先生總以為天無二日,民無二主,我‘不信邪’,偏要出兩個太陽給他看看!”還說:“我這幾條爛槍,既可同日本人打,也就可以同美國人打,第一步我要把赫爾利趕走了再說。”他說:“毛有這一股子湖南人的蠻勁,我是早知道的,所以并不覺得奇怪。”他以輕描淡寫的口氣問:“假定蔣先生約你到重慶去談談,你去不去呢?”毛澤東的回答很爽快、也很自然:“只要他有電報給我,我有什么不去?”本來他想見見江青,說她正在生病,不能見客。
雖然政治觀點不同,但他在總結五天延安之行時說,“我承認他們是在那里苦干,關于組織訓練,他們十分注意;生活安排,也另有一套辦法;像延安那樣一個貧瘠之區,他們居然能夠胼手胝足創造出許多為生活所必需的東西,也算難得。”回到重慶,他跟朋友說起延安的見聞,尤其強調兩點,一是,“他們軍人的質素要比文人的來得好,依于組織的力量,軍人可能接受文人的領導,決不是假的”;二是,“他們的黨員和公務員的生活,相當的和老百姓接近,因此他們沒有脫離群眾。”
當然,以他史家的眼光,他當然同時看到了延安的缺陷,概括為一個“陋”字:“他們處在那樣一種環境,天然的只能‘孤陋寡聞’,也只好‘因陋就簡’,可是一個不幸的機會來得太快,就要他們統治全國,就逼著他們參與世界問題的解決,于是乎他們不能不‘一邊倒’……更不能不以屠殺為統治全國的最高政策,凡此種種,其病根何一非從一個‘陋’字出發?……”短短幾天,走馬觀花,但他有自己的感受、自己的判斷,尤其對同齡人,又同為湖南人的毛澤東。
相隔僅僅四年,延安窯洞里的那一席談話如在眼前,而歷史已發生巨大的變化,延安窯洞的主人登上中國乃至世界政治的舞臺,左舜生禁不住感嘆,這機會來得太快了,快得恐怕連當事人都沒有想到過。


傅國涌 2011-06-30 16:3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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