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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時代，不想看戲都不可能

作者 | 蕭三匝

劉震云坐地鐵前來，他有寶馬車，只是不常開，來得匆忙，頭發有些亂。

“拍個照片吧？”

“好。”

他悉悉索索地翻隨身背的旅行包，三分鐘后，摸出來一把刨花梳，“我得梳梳頭”。

他以前小說的主角都是男的，在新書《我不是潘金蓮》里，著力寫了一個叫李雪蓮的女人。李雪蓮開始上訪生涯之前，辦了七件事，其中一件就是找了個美發館拾掇頭發。

劉震云的書首印量不斷攀升。當年《一地雞毛》的首印量是20萬，到《一句頂一萬句》是40萬，《潘金蓮》已經是50萬。而且《潘金蓮》上市才一個多月，已加印了10萬冊。按劉的預估，下本書首印就會是60萬、70萬。

“如今嚴肅文學（作品）能賣5萬冊就相當不錯了，一般都只能賣5千冊、一兩萬冊。我覺得，在中國，像我這樣（暢銷）的作家肯定是不多的。”他有些小得意。

長江文藝出版社是他相對固定的合作伙伴，他很信任該出版社的“金大姐”，“金大姐她會擺（題材），就這么簡單。”

金大姐就是知名出版人金麗紅。1989年底，金麗紅還在華藝出版社。彼時她策劃做一個中國當代著名作家新作大系，邀請王蒙和從維熙担綱主編。首批推出的13個人是張抗抗等如今60歲以上的作家。第二批就是劉震云、王朔、余華、蘇童、葉兆言等人，從維熙推薦的劉震云。這個榜單，爭議與反響都極大。

此后，劉震云的小說除了《一腔廢話》，都是金麗紅出的。金2003年到長江文藝出版社任副總編以后，把劉震云這個作者資源也帶了過來。

如今，劉震云與長江文藝的合作模式是：劉震云寫作前會告訴長江文藝他的計劃，寫完以后，長江文藝會提修改意見。

《潘金蓮》原來的結尾不是現在這樣的，書稿拿到長江文藝北京圖書中心以后，該中心總編輯安波舜就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見，劉震云修改時也參考了安的意見。《潘金蓮》的書稿其實在《一句頂一萬句》之后不久就已經寫完，但長江文藝準備拿《一句頂一萬句》申報去年的茅盾文學獎，安波舜感覺《潘金蓮》“寫得太好了，太有沖擊力了，我們要把它放出來的話，那劉老師的《一句頂一萬句》能否評上茅盾文學獎很難說”。出于出版周期等方面的考慮，安波舜建議《潘金蓮》今年出版，劉震云也同意了。此外，按劉震云的想法，新書書名就叫《嚴肅》，他提供了幾個備選方案，其中一個是《我不是潘金蓮》，但長江文藝上下都認為《我不是潘金蓮》比《嚴肅》強得多，劉震云雖然開始時有些顧慮，后來還是同意了出版社的意見。

金麗紅與劉震云是一種“相互感激”的感情。因為與金麗紅合作默契，劉震云后來還把顧城的《英兒》和吳小莉的書推薦給金麗紅出版。

“劉老師人品特好，總想著讓我們也有利益。王朔不是說嘛，‘最好的關系是一種契約關系’？”金麗紅眼中，劉震云對自己的生活品質既有要求，又很自律的人。他住順義，離出版社遠，金麗紅每次要派司機去接他都不讓。在出版社時，到了飯點，金麗紅要請他，他都堅持到街邊小店吃炸醬面。

金麗紅覺得，劉震云之所以走得長遠，是因為他不忘本，著眼的都是“國家與民族的大問題，微言大義”。這么多年來，劉震云“在本質上從來沒有變過，變的只是寫法”：他年輕時的作品如《一地雞毛》是典型的白描式現實主義；《故鄉》系列有意識流和浪漫主義的色彩；從《手機》、《我叫劉躍進》開始，到《一句頂一萬句》、《潘金蓮》是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的結合。

生活本身就挺幽默的，你不想看戲都不可能

《潘金蓮》講了個簡單的故事。

劉震云喜歡軸人，女主角李雪蓮就是一個軸人。她為了超生一個孩子，和丈夫秦玉河辦了假離婚。哪曉得孩子生了，秦玉河卻弄假成真，和別的女人迅速結了婚。為了給自己的背叛找到借口，秦玉河還反誣她是潘金蓮，“天知道這個二胎是誰的”？李雪蓮于是上訪，訴求很簡單：“上面”要判定她當初和秦玉河的離婚是假的，他們得復婚，復婚以后她再和秦玉河離婚。

接訪的人基本上都很嚴肅地對待這案子，不過離婚證是真的，他們又怎么能隨便改判呢？李雪蓮要讓別人相信她不是潘金蓮，從縣法院上訪到縣政府，到市政府，一直到兩會期間的人民大會堂。既然領導都管不了她的事，她后來干脆把每一級領導都告了。一個芝麻大的事最后驚動了國家領導人，領導人一發火，沒想到下面的人把與這案子有關的省長、市長、縣長、縣法院院長、縣法院專職委員、縣法院審判員一干人等都給辦了。

事情搞得如此驚天動地，李雪蓮就成了新任領導的祖宗。她不知疲倦地上訪，領導們就只能不知疲倦地截訪——截訪史簡直就是領導干部對一個草民的求情史。

小說到此結尾，劉震云就不是劉震云了。他用了267頁鋪陳李雪蓮的上訪史，但這267頁只是整本小說的序言。而正文，只有16頁，三四千字。這種結構贏得了與他熟識多年的評論家張頤武的一頓猛夸：“我建議正文拿去得魯迅文學獎（魯獎主要獎勵短片小說——記者注），把前面的拿去得茅盾文學獎，。”

正文說的是下臺縣長史為民的故事。

史為民下臺后，在縣城開了個小飯店“又一村”貼補家用，專賣“連骨熟肉”。這一年，老史的姨媽去世，他千里奔喪，往回走的時候正逢春運。他本打算慢慢安排歸期，但在北京時接到了牌友老布的電話，叫他趕緊回去打麻將。麻將對他來說本來就重要，更重要的是老布告訴他牌友老解得了腦瘤，不知是良性還是惡性，年后就要開刀，所以這最后的一次麻將對老解來說很重要。老史認識到了問題的嚴重性，他決定趕緊趕回家。但春運期間買票難，他只有干著急。這一瞬間他大概想到了李雪蓮，就在包里掏出了一張紙，上書幾個大字：我要申冤。四個警察在一分鐘內摁倒了老史，他被協警遣送回了老家，還沒買票。回到家后警察發現他竟然是假上訪，問他行為動機，他的回答是：“玩呢”。

一個人逐級上訪為了討個說法，一個人為了陪牌友打最后一次麻將冒充上訪者，前者還是后者下臺的原因。

按劉震云的話說，他的小說讓人看后會脫口而出一句評價——“這孫子！”他對這個評價很受用。

但他不承認自己幽默。“我的語言不幽默。語言幽默是個特別淺的層次，說相聲沒問題，演小品沒問題，但如果在文學作品中局限于一種語言幽默，挺討厭的，那你改說相聲就完了。真正的幽默是第二層——事兒和事兒之間的幽默，比如《潘金蓮》第一章第一節李雪蓮去找王公道，攀了半天遠親，是為了上訪；第二章第一節王公道找李雪蓮，也是攀了半天遠親，是為了不讓她上訪。好多人看了樂得肚子疼。但事兒和事兒之間的幽默，還不是幽默最高的層面，最高的層面是你后面的認識。為什么這事兒表面那么莊嚴，背后這么荒謬？荒誕感不是靠一個人巧舌如簧說出來的，真正的幽默是沒說出來的東西。小說中的認識，一定跟生活中的認識是不一樣的，甚至是完全相反的，這個小說才有存在的價值。如果劉震云的看法跟所有人的看法是一樣的，那所有人為什么要看劉震云呢？”

“這是一個喜劇時代。生活本身就挺幽默的，你不想看戲都不可能。”劉感嘆，比如，在中國經常可以看到的景象是，領導在臺上講話，手里拿一疊文件在讀，下面的人坐著聽，拿的是同一文件，他在不停地記。“他念的跟你手里的一樣，你記什么呢？我是領導我就急了，難道我這個文件還不夠嗎？你還要再寫點什么發揮一下嗎？如果你沒發揮，你記的是什么？你為什么不集中精力聽我念呢？如果你記的跟我念的是一樣的話，那你是騙誰呢？你騙臺上的領導，那你不把領導當傻逼了嗎？我是傻逼能當官比你大嗎？”生活已然如此幽默，他只需要做“生活的搬運工”就行了。“搬運工需要特別老實，機場一搬運工，卸下來一行李，從里面拿出點東西裝你自己包里，這不行啊。另外，你也不能往顧客包里擱東西，擱大麻和搖頭丸，一樣進監獄。”

搬運很簡單，不簡單的是怎么碼放。劉震云現在看別人的作品，就看人家碼放素材的水平，一看馬上就知道他行不行。“你把好幾個八爪章魚放到一塊兒，它們之間會編織出一種不同的形象。”

碼放能力其實就是結構能力，從這個角度看《潘金蓮》，劉震云沒有明說的話立馬噼里啪啦蹦出紙面：縣長史為民就跟李雪蓮見過一面，對話不會超過十句話，為什么李雪蓮能讓他從一個縣長變成飯店小老板？整個故事中，官員們并無過錯，他們很嚴肅地對待李雪蓮的上訪，為什么反倒是有錯的李雪蓮給他們帶來了霉運？國家領導人雖然發了火，但并沒有指示讓一干官員或停止升遷，或即刻下臺，是什么原因讓他們的仕途發生了巨變？

這說的已經不是上訪的事了。

劉震云說，這個國家什么都不缺，就缺思想，缺遠見，所以會三天兩頭修路，會三天兩頭塌橋，官當到了相當高的級別還貪錢。他希望從小說家的視角關注現實，而故事不過是思想的載體。在他看來，把故事、人物寫得栩栩如生，不過是初級作家干的事兒。況且，“真正創造故事的是政治家”。

正在成長為一個偉大作家

在《潘金蓮》首發式上，評論家雷達說，《潘金蓮》寫的是“中國官員的生態，包含著極為尖銳的對現實的干預，對人民疾苦的呼吁。”

最早概括出劉震云的文學觀的大概是摩羅，在接受《中國企業家》采訪時他說，他在1997年寫過一篇研究劉震云的專題論文，標題就是《喜劇時代的批評家》。在他1998年的成名作《恥辱者手記》里，就曾斷定劉震云是當代中國文壇不可多得的大作家。“看一個作家是不是大作家，主要是看他與他的民族、他的時代的精神生活聯系得有多深，或者說揭示得有多深。”

“我可是北大畢業的。”劉震云說，他的文學觀與北大有千絲萬縷的關系。在北大念書的時候，吳組緗教授曾告訴他趙樹理與魯迅的區別：兩人都寫鄉村，但趙樹理是通過村莊看世界，而魯迅是通過世界看村莊，所以立意高下有別。為了通過世界看村莊，他認真讀過康德、尼采、亞里士多德、黑格爾、迪卡爾、胡塞爾、維特根斯坦，到現在他都覺得這些哲學家“很偉大”。他們影響了他，一個顯見的例證是，西方當代哲學曾經是語言哲學的天下，而劉震云幾年前就曾告訴本刊記者，他的“一字頭”系列小說（如《一腔廢話》、《一句頂一萬句》等）探討的就是人與語言的關系。

劉震云有些狂。

有人為中國現當代作家搞了一個排名，林語堂、梁實秋、周作人、錢鐘書之后就是劉震云。

“哎呦！非要跟他幾個排一塊？其實我心目中不是這么排的。像李白、杜甫、白居易、蘇軾、李清照、柳永、曹雪芹、羅貫中、施耐庵、蒲松齡、魯迅、劉震云，（這么排）不行嗎？”聽說這個排名后，他如此回答。也不知是為了找補還是揶揄，他接下來一句是：“當然，林語堂也不錯，林語堂英語挺好”。

他認為自己“正在成長為一個偉大作家”。去年他因《一句頂一萬句》獲得了茅盾文學獎，但他對是否獲得這個獎有種無所謂的態度。有人認為這個獎至少可以為他的新書帶來更多的銷量，但他說：“有沒有一種可能是我給它帶來了什么呢”？

不過他還是那個天天買菜、有事沒事都往河南老家跑的中年男人，他的狂有收束，他清楚自己的邊界。

中國作家網主編劉颋長期關注劉震云的創作變遷，在她看來，劉最近幾部作品最大的變化是，作為作家的劉震云正在從作品中隱身。

劉震云很高興有人能看出他的變化。他說，變化是從《一句頂一萬句》開始的，那時他認識到了作者的見識永遠是偏頗的、主觀的，最主觀的東西是最站不住的，他必須把主觀還原成客觀，所以作家不應是一個訴說者，而應是傾聽者。

“作家想一部比一部寫得牛逼，我覺得這特別膚淺與自私，一定是作品往前走，作者往后退。我越往后退，覺得眼前越開闊。過去你會看到劉震云帶著一幫人在往前走，現在你會發現，書里的人物在哇哇地往前走，作者可能在這個隊伍里正東張西望跟人聊天呢。我覺得這是作家最好的狀態。有人出于對家庭的反感，說我爹不是東西，我跟他吵架了，動刀子了，出走了，我覺得這不是作家該扮演的角色。有些作家開始評論社會現象，跟現實的事貼得特別緊，那就不是說往前走的問題了，他已經跳過來了。揭露社會黑暗的作家特別多，這樣的作家一定特別膚淺。”劉震云說，他不會寫雜文、時評一類的文章，不會做那種讓他討厭的、通常意義上的公共知識分子，“我的話基本上在小說里都說完了”。

他甚至不愿意嘗試散文、詩歌寫作，理由是“如果你沒有深入地研究，想散文寫的跟韓愈似的，那是不可能的。真正好的散文，是非常需要功力的。詩歌？這么多年你都不跟李白、杜甫打個電話，怎么能一下就寫好？就把小說寫好，對我這樣一個人來講已經很不容易了”。

再說說電影《溫故1942》。多年以來，在與馮小剛合作的多部影片里，劉震云都是編劇，他眼中自己不是編劇，而他改編的只是自己的小說。“今天的飯是在你們家做，也是在你們家吃，跟飯館可不一樣，所以你就不能叫廚師，專門在飯館做飯才能叫廚師。另外，原來你老蒸蛋羹吃，但今天說能不能變個雞蛋炒西紅柿？我說行啊，這就是我與編劇的關系。如果有導演說讓我改編個別人的作品，我馬上會問：‘你誰啊’？”

但他不拒絕導演把他的作品改編成電影，接受其他媒體采訪時，他說：“影視讓我的作品知名度呈幾何級數擴展，讓我拿到第二次稿費。錢對作家不是最重要，但也是相當重要的，可以維護他的自尊。如果是在寒酸狀態下，寫出的作品也是寒酸的。”

“現在有沒有導演想改編《潘金蓮》的意向？”

“會有，但是我覺得困難會很大。”劉震云暫停幾秒鐘后，“但是，一定有，關鍵問題是能不能碰到個偉大的導演，一個偉大的導演一定能把它拍成特別好的電影，因為它不是一部政治小說”。

本文選自蕭三匝《劉震云：這個時代，不想看戲都不可能》，轉載請注明來源。

騰訊思享會 2015-08-23 08:48: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