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敖老了，但精明依舊。當他在臺灣陽明山的寓所內，聽著電話的另一端聽著記者的提問并作出回答時，沙啞緩慢的聲音透露著幾許老年的遲暮。不過，當電話那頭間或傳來“敏感”的問題時，他的語速會在瞬間變得年輕，甚至是膝跳反射似的搶著回答說：“這個不能告訴你。”這說明，李敖的身體或許老了，但頭腦，并沒有隨著年齡衰老。

 

　　是什么事情在他看來涉嫌“敏感”呢？這從他在大陸出版的新書書名就可以知道——《審判美國》，書里，李敖自命為“上帝李”，在虛擬的地獄里“審判”了從華盛頓到奧巴馬在內的歷屆美國總統。而臺灣的原版標題，在“美國”二字前方，赫然印著的并不是“審判”，而是“陽痿”。不錯，正是《陽痿美國》。但臺版的《陽痿美國》，進入大陸以后，書名卻被迫改為《審判美國》。李敖也坦言，改動之后，整部書給人的感覺大異其趣，失去了原版的尖銳和幽默。但是，疑問接著來了：那個一貫以“斗士”形象示人、從不妥協的李敖，為什么一上來就在大陸版書名的問題上選擇了妥協？李敖用一串狡黠的笑聲回避了這個問題：“這個原因是你知道的原因。”

 

　　面對“敏感”，李敖在一些問題上主動選擇了沉默。這和當年那個在臺灣用筆墨和蹲監獄來捍衛言論自由的李敖相比，似乎是一種“退步”。從不用電腦的他最近開通了微博賬號后，數量眾多的大陸網友在他的微博留言，其中不少是批評他在言論的立場上，過于“偏袒”大陸，對內地的社會問題和政治問題幾乎不置一言。李敖對于臺灣和大陸的“雙重標準”，讓人懷疑，他的“自由主義”，其實也是分對象的。所謂“到哪個山頭唱哪支歌”，如今，大陸的聽眾們不約而同感到，自從李敖進入大陸，歌聲也越發“紅”了起來。但李大師對此的解釋是，他在一定程度上選擇加入對手，其實是為了從內部瓦解對手。

 

　　當然，是否如他所說，是要從內部“瓦解”對手，這屬于見仁見智的問題。但如今“選擇性發言”的李敖，似乎學“聰明”了，聰明得讓人不容易看透他內心真實的想法。僅僅一次，在某個臺灣的節目上，他不經意間向人們稍微透露了自己真實的一面。在那個節目上，李敖指著自己領帶上的花紋說：你知道這個花紋是什么嗎？這是鯊魚。鯊魚代表機會主義。

 

　　【對話李敖】

 

　　提問：根據您的一些著作和文章來看，您在以前對于美國的態度更多的是一種褒揚或者稱贊，但是為什么現在對美國的看法有很大的轉變？

 

　　李敖：轉變原因可以告訴你，最主要一點就在60年前，我剛到臺灣的時候，國民黨政府壟斷所有的媒體，我們什么都看不到，能看到的是美國新聞處出版的一本雜志《今日美國》，印的很考究，賣的很便宜。我們唯一的管道，當時從美國新聞處的刊物里面得到一些反面教材。當然美國新聞處的資料都是講自己好，我們看不到反面教材的時候也多少受到它的影響，美國給了我們一個夢，而當時我們的處境是在國民黨統治之下，美國在我們看起來代表著一個新的世界。到臺灣來以后，我可以坦白告訴你，我的第三個姐姐到了美國，我第四個美國做了美國人，我的大妹妹、小妹妹到美國做了美國人，我的弟弟到了加拿大，因為我沒有變成美國人。我舉這個例子告訴你，當時我們唯一能夠脫離國民黨統治的方法是到外國去，尤其到美國去。當時美國跟現代有一點不同，當時美國是闊少爺，可是他擺闊玩錢是玩自己的錢。現在美國完全變了，美國不再是大少爺，有大少爺的架子，可是沒有大少爺的錢。現在美國印一張100塊錢美鈔花的錢是2分美金，我們拿100塊美金花，里邊有4毛2分是我們的錢，美國跟60年前的美國的確不一樣。

 

　　提問：問題是，在現實當中我們并沒有辦法審判美國，僅僅在書里才可以辦到，這算不算一種心理的補償？

 

　　李敖：我可以跟你講，我們做一件事情心理的原因不好多說，這件事情做出來、沒做出來可以舉例子給你看，當時我跟我的情婦走在大街上，對面來了一個叫花子，臟兮兮的，伸出手跟我要錢，我立刻掏出100塊給他，這個動作你可以從心理層面找到好幾個理由，我們可以假設成第一我有潔癖，我怕他臟兮兮，趕緊把他打發走。第二個理由我可以顯我的大方給情婦看。第三，我迷信，我認為每天做一件好事可以善。重要的是我這100塊錢不見了，到他的身上去。所以我認為重點是達到審判的效果，奚落美國人的效果，什么心態不重要。

 

　　提問：除了像書中把美國比喻成小丑或者壞人的辦法之外，就沒有別的解決問題的方案嗎？

 

　　李敖：現在30年下來的確是這個現象，超過鄧小平的想象，很多人富的不得了，貧富差的很遠。可是我預言，不走美國的路，全中國一窮二白，兩彈一星、原子彈就沒有錢，沒有錢跟它競爭。現在我們有錢跟它競爭，可是我們必須承認，我們這樣走下去什么結果？美國人輸出民主是合理的，同樣我們可以說美國人，我們要過你的生活，可不可以？如果中國人都過美國人的生活，三個地球都不夠，地球吃不消。所以我的書里說，美國人說中國人影響世界糧食物價，因為中國人吃肉吃多了，吃肉吃多了在美國人眼里犯禁的，我們反說為什么美國人吃這么多肉？美國人說我們有錢，現在我們說我們也有錢，美國看不慣了。中國這樣走下去，人人發財，人人闊起來，被忽略的8億人口都闊起來，走到那個頭的時候會走不動，過去說一窮二白是危機，現在我們這樣瞪著眼睛比闊也是危機。

 

　　提問：但這本書可能會引起一種憂慮，它是否會推波助瀾民族情緒的負面效果？是不是我們更應該站到超越國族的界限，從人類普遍需要的角度看問題？

 

　　李敖：從柏拉圖開始，那是世界公民，世界公民是很好的想法，這個理由也光明正大。可是事實上做不到，所以柏拉圖自己被雅典整死了。有人說來生不做中國人，何必來生？你今生就不要做，今生不做有什么辦法？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很清楚，只要你跟外國人結婚，就不要做中國人。所以寫這本書的人，《來生不做中國人》的這本書就不要做了。做美國人怎么辦？除非像我，我不要做，一般人發現你的女兒是美國人，你可以優先做美國人，你的姐姐、妹妹是美國人，你可以第二優先做美國人，有這樣條件你不做？一般人可能做了，我李敖沒有做。你不做美國人、挪威人，必須做中國人，做中國人就面臨這個問題。不是民族主義的問題，我認為民族主義根本不夠，有些愛國的人不是民族主義，他們是沙文主義，真正民族主義還是要面對我們的人文處境。很多人心理是美國人的，40年前我的姐妹們就是這樣。所以我覺得對個人的選擇而言不能說他錯，可是如果我們中國人這樣想的時候，對我們的處境沒有完全了解，對他個人的處境有了解，他自己遠走高飛，但是對整個國家沒有好處。培養一個知識分子出來，舉個例子像方勵之，那么優秀的人跑掉了，到了美國以后人報銷了，他只是過了自己的生活而已。

 

　　提問：在您的文章和書中說了美國的諸多不好，但大家還是都去美國，相信也不是因為受了美國的“騙”，我們生活的環境也天天騙人，但是大家不受這些騙，反而受美國人的“騙”，這是不是還存在價值觀和理性選擇的問題？

 

　　李敖：我深受其害，就這樣走過來的。能做美國人才能做中國人，純粹做中國人你就是一條狗。什么意思？你有雙重國籍，我有美國國籍，有中國國籍，中國人才重視你。如果你沒有這種國籍，你純粹是中國人，中國人就欺負你。我寫過這樣憤世嫉俗的話，證明什么？去做美國人，個人的選擇沒有錯，可是對中國而言就是損失，因為你可能大學畢業了，臺灣一個大學畢業生，國家也好，人民也罷，花五百萬臺幣才可以培養大學畢業生，就跑掉了，一表人才為美國所用了。當然我得諾貝爾獎，像李遠哲這樣回到臺灣，可是得獎的時候你的身份是美國人，而不是中國人，所以一個人在美國安居落戶。作為個人選擇不能算錯，可是他沒法解釋自己變成大學生以后，到美國去以后，自己的一表人才，花了五百萬，不是你的五百萬問題，可能有排擠效應，你到北京大學學生，后來到美國去，你可能在北大考試的時候擠掉另外一個女孩子，她沒有當大學生，她可能淪落了。這里面發生很多倫理上的問題你必須面對。

 

　　所以我在說，做美國人本身沒有錯，多少年以前香港發生過逃亡潮，內地很窮，很多人要到香港，有一對愛人，他們游泳朝香港，跑了一半，男的淹死了，這個女的用手抓著愛人的尸體繼續往香港游，最后游到香港岸上，變成大的新聞，贊美這個女孩子，這個女孩子說了一句話，我要死也死在自由地方，跟我的愛人死在自由地方。這個動人的故事他們完全沒錯，如果是我，我會游泳也會跑掉。可是我們要反過來說，對自己的國家而言，我們窮人也要造原子彈。什么原因？中國人發一雙襪子不過1塊美金，可是當時6億人口，6億人口一人一雙襪子就是6億美金，6億美金可以造一艘輪船、軍艦。大家光腳怎么做軍艦？政治人物這樣選擇的，你不能說他錯。林肯的國務卿當時向俄羅斯人買阿拉斯加，人家說買那個冰箱干什么？可是那個冰箱在二十世紀對美國有好處，有什么好處現在看不出來，果然到了二十世紀阿拉斯加在美國人手里，俄國人威脅美國，用短程飛彈打到美國，才證明政治家遠見，而這個遠見花720萬美金跟逃亡到美國的百姓眼光是不一樣的。所以去美國個人需要無可厚非，可是反過頭來對中國說起來是不對的。富蘭克林說哪里有自由哪里是我祖國，我們可以想，那里是我祖國，我要使它自由，這才是我們該做的事。至少我李敖做到這一點，我沒有做美國人。

 

　　提問：您以前寫過一篇很有名的文章叫《老年人和棒子》，其中提到了“交棒”的問題：年輕人是否能接住這一棒，老年人是否愿意交出這一棒。您是否想過自己的交棒問題？

 

　　李敖：兩個問題，當年我搶到棒子或者接到棒子才能交出去，我當年一無所得，所以交起來有點困難。這是開玩笑了。反過來說，我是在交棒子，我們中國人講人立言、立德、立功，我就是在立德方面不求人，不是立言，我現在寫兩千多萬字，并不是說寫的多就好，而是說我本人是立德？我真正的獨來獨往，不加入任何黨，在困境里面不心灰意冷，跟人家斗來斗去，這需要很堅韌的人格才能稱的下去。我今年76歲，我認為我的人格最偉大，我把我的人格作為樣板傳下來就是一個棒子，大家可能沒有注意到這點。

 

　　提問：所以，您覺得人的道德的感召力是所有品質當中最可貴的？

 

　　李敖：我的道德感召力跟我的文采化作一根棒子傳下來，我認為我做了典范傳下來。我最大的特色，很自負的講，我在六年以前去北京大學講演，大家很少注意到我所表達的意思，就是從古到今，從來沒有這么一個臭老九，這么神奇的臭老九。為什么我這個臭老九神奇呢？你可以看到我的舉手投足，一般的臭老九不是跟著當政者跑就是跳河，像屈原就跳河了，像老舍也跳河了，沒辦法就跳河了，我從來沒有這種消極情緒，我要跟我索要斗爭的、我所要打倒的，跟他們糾纏不清。我始終周旋，這是我的性格，不生悶氣。我在臺灣有一個老師殷海光，他就寫很好的文章，后來被抓起來判十年，他在家生悶氣，吃飯的時候吃一半站起來開始罵蔣介石，生氣也不能寫文章，也不能吃飯，后來得了胃癌死掉了，49歲死掉了。

 

　　我說你是哲學家，居然得了胃癌死掉，胃癌是想不開，生悶氣才得胃癌，哲學家得胃癌死掉就好象神父得梅毒死掉一樣，你不可以得這種病。蔣介石活了89，你只活49，你的敵人比你多活40歲，你輸了。所以這種慪氣的方法是錯誤的。

 

　　提問：您喜歡引用美國詩人弗羅斯特的一句話，他年少的時候不想做激進派，因為怕老年以后會成為保守派。您現在覺得自己是激進還是保守？還是不激進也不保守？

 

　　李敖：我本人始終激進，越老越激進，手法越來越成熟，成熟到別人看不出來。什么原因？看出這個功夫來。很多人利用我的名義做事情我都不曉得，網站上文章不止一篇，有人寫我擁護毛澤東，那不是我寫的，我覺得很有趣，大家為什么用我的名義寫假文章？這個人看得起我。像鄧麗君，人死了以后居然說我清早一個人吊唁鄧麗君，我從來不參加婚喪，結果查出來有一個慈濟功德會的老太太，鄧麗君一死她發假消息說李敖去吊喪，我也不能計較，她很看得起我。所以今天有人寫文章說李敖喊毛X東萬歲，這些新左派也是看得起我，可惜文章寫的太爛了。

 

　　提問：剛才提到有人在網上以您的名字寫一些擁護毛X東或者支持共X黨的文章，您有沒有想過，也許這是因為您的言論表現出某種傾向所以才有人希望假借您的名字寫這種文章？

 

　　李敖：各自解讀。有的人唯恐我不是左派，有的人也唯恐我不右。在六年以前我來北京大學演講，當時有一個人寫文章，這個人的名字你們不便發表，叫做劉XX。說李敖寫文字吹牛、自大，這個話說的很正確，因為別人不能肯定我的長處我只好自己這樣說。第二，他說李敖不肯罵共X黨。我覺得他冤枉我，因為你們看到我不肯罵共X黨，可是共X黨知道我在罵他。連戰到北京大學演講全程播出，現場播出，為什么美國的小布什來現場播出，普京演講做現場播出，為什么我李敖演講沒有？所以搞清真相很重要，你們說我沒罵共X黨，但共X黨知道我罵他，7月1日我在大陸的網站暫時不想寫了，什么原因？我寫了一個月零19天，粉絲來了100萬，可是我7月1日這篇文章被攔劫，政府很不高興，海外完全看不到我寫的文章，這就是我所說的共X黨知道我罵他，你們不知道。

 

　　提問：您最近上臺灣娛樂節目，好像也在抱怨說媒體不給您說話的聲音？

 

　　李敖：一直這樣，我在媒體從來沒有得到公正的待遇。過去言論被黨團壟斷，現在被財團、資本家壟斷，還有被過去國民黨的第二代、第三代壟斷。我的頭腦應該比較好，我跟大家開玩笑，什么叫言論自由，如果你不能上電視，你的書不能印出來，你不能寫文章，那沒有言論自由，言論自由憲法給你的，可是事實上你沒有，你沒有散播你言論的機會。言論自由是在家里的，拍桌子砸板凳可以，在學校課堂里發幾句牢騷，輕易出不來，出不來就不叫言論自由。我在臺灣大體說起來，我沒有這種自由，因為我被封鎖的，我不是一年，是封鎖了61年。

 

　　提問：您曾經給胡適先生寫傳記，可惜只寫了第一冊，后面沒有下文，為什么那么精彩的書后來沒有寫下去？

 

　　李敖：因為我覺得我自己年紀越大，我能寫作的時間是有限的，有更值得我寫的書來寫，你可以看出來《陽痿美國》是最典型的書，我過去的書里從來沒有寫過這樣的。我常常開玩笑，余光中現在80歲，他40歲死了還是他，因為他后面40年在重復他自己，嚴格說起來沒有進步。可是如果我李敖是這樣的人就不要寫文章，我總覺得我寫書能夠超過我自己，《陽痿美國》是典型例子超過我自己，過去沒有寫的、寫不到的我現在可以寫，《陽痿美國》以來我寫了三本書，都是過去所沒有寫的，希望寫成大書，大書的意思是說是完整的著作，不是雜文集，很多人出書是雜文集，我希望能寫成一本大書。

 

　　提問：關于寫作，未來您有什么計劃？

 

　　李敖：一本又一本寫大書，為了賣大書，我可以給這個書做宣傳，也可能到內地跑一兩趟，雖然內地并不怎么歡迎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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