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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俞平伯早年曾與傅斯年先生一同出國留學,沒幾天就倉皇地跑了回來。曾祖父是曾國藩弟子,國學大師章太炎師傅。父名列第三的探花。自己出身北京大學,是舊派人物黃侃的高足,是新派領袖胡適和周作人的學生。說他五谷不 ...
葉兆言說俞平伯
(摘自《萬象》2002年11月號,葉兆言文。)
1921年12月31日,歡送俞平伯赴美國時在杭州合影。右起:俞平伯、朱自清、葉圣陶、許若昂。
印象中的俞平伯先生是個老小孩。70年代初期,有一次我姑姑請吃烤鴨,地點在西單附近,是一家有名的老字號,正吃著,姑姑低頭說,隔壁桌上的老先生,好像 是俞平伯。我大伯母也在,看了一眼,點點頭說當然是他。那時候還是文化大革命中,轟轟烈烈的暴風驟雨已過去,正處于相對平靜。大家偷偷上館子,朵頤大快, 熟悉的人見面都不打招呼,因為吃喝畢竟有資產階級的嫌疑。我當時半大不小,只知道這老頭是毛主席親自點過名的。或許面對面的緣故,印象最深的是圓圓的大腦 袋,穿著舊衣服,看上去像個淘氣的老和尚,胃口極好,不停地吃,津津有味。
后來看楊絳先生的《干校六記》,提到當時的下放:
兩連動身的日子,學部敲鑼打鼓,我們都放了學去歡送。下放人員整隊而出;紅旗開處,俞平老和俞師母領隊當先。年逾七旬的老人了,還像學齡兒童那樣排著隊伍,遠赴干校上學,我看著不忍,抽身先退……
讀了這段文字,心頭也不由地“不忍”起來。想當年的高干子弟,當了知青回京探親,去莫斯科餐廳或者新僑飯店吃西餐,因為肚子里缺少油水,食量之驚人讓服務 員目瞪口呆。飽漢不知餓漢饑,算算日子,那次遇到俞平伯猛吃烤鴨,大概是剛從干校遣歸回京。老夫聊發少年狂,能有如此好胃口,顯然遭遇了一番磨難。他在干 校待了一年多時間,搓搓麻繩,看看廁所,干的是輕活,畢竟年歲不肯饒人。當時生活條件的艱苦,已有不少文字報道,他老人家自己也賦詩記錄:
爐灰飄墜又飄揚,
清早黃昏要掃床。
豬矢氣熏柴火味,
者般陋室叫“延芳”。
螺螄殼里且盤桓,
墻罅西風透骨寒。
出水雙魚相照活,
者般陋室叫“猶歡”。
文化大革命中最流行的一句話,是改造思想。江山易改,本性難移,人的世界觀一旦形成,想再硬改造過來,可能性微乎其微。好在俞平伯永遠有一份童心,即使文 化大革命那種不堪的日子,也能平靜對待,無怨無悔。我祖父老笑他一手好字,可是寫完一封很漂亮的信,卻怎么也疊不整齊,馬馬虎虎往信封里一塞完事。我祖父 非常喜歡俞平伯的字,來信總是讀了又讀,有時候還給小輩講解他的書法好在什么地方。俞平伯與祖父有著70年的交情,最近出版的《暮年上娛》,收錄兩人晚年 的通信,厚厚一大本,竟然有45萬字之多。老派人很講究細節,偏偏俞不拘小節,俞家是江南名門,數世單傳養尊處優,一向由傭人伺候,像疊信紙這種書僮干的 活從不往心上去。
俞平伯早年曾與傅斯年先生一同出國留學,可是出去沒幾天,就倉皇地跑了回來。學費當然是個問題,沒人照料也是主要原因。說他五谷不分四肢不勤,大約算不上 冤枉。俞平伯是我所見到的老人中,最有少爺脾氣的一位。說到他,大家就覺得好笑,因為少爺脾氣說白了還是孩子氣。一個人終身都能保持住孩子氣,是一件非常 可喜可賀的事情。譬如遇到喜歡吃的菜,他似乎不太想到別人,一盤蝦仁端上來,嘗了一筷,覺得味道好,立刻端到自己面前盡情享用。又譬如抽煙,煙灰與煙缸無 關,懶得去撣一下,煙灰不斷地落在胸前衣服上。記得“文革”后期,有一次請他吃飯,來了幾位老先生,都是會吟詩的,吃著喝著便詩興大發,抑揚頓挫朗誦起 來。做小輩的輪不到上正桌,俞平伯吃著吃著,突然童心大發,離桌來到我們這幫孫子輩面前,紅光滿面吟了一首古詩。我只記得怪腔怪調,一句也沒懂。
俞平伯是個典型的才子。記得大學讀書時,老師講大學問家,不外乎幾種途徑,一是出自名門,一是源于名師。俞平伯兩條都沾,曾祖父俞樾是曾國藩弟子,又是國 學大師章太炎的師傅。父親俞陛云考場得意,是名列第三的探花。他自己出身北京大學,是舊派人物黃侃的高足,是新派領袖胡適和周作人的學生。文學史上談到白 話散文,常把他尊為一家。平心而論,他的散文并不算太好,文白交織有點拗口,還有點洋腔洋調。說好,是因為有才,說不好,是因為略有些賣弄才。
當然,賣弄才也是孩子氣的另一種表現。俞平伯的看家本事,還是舊學根底。他的文言文如火純青,對唐詩宋詞有獨到的領悟能力。他的字和舊詩都是一流的,同齡 人中間,達到同等高度的人并不多。俞平伯生于上世紀的千禧之年,在他所處的時代,舊學問以驚人的速度退化,結果他一身好本事,并沒有得到真正的展開。不管 怎么說,還是屬于幸運,針對上個世紀的動亂,好歹也是善始善終,雖然不得志,卻還算不上太“郁郁”,因為他一直活得比較天真。
看朱自清先生日記,常可以看到俞平伯鬧加薪。他們是好朋友,朱自清當了系主任,俞平伯要鬧,當然是糾纏他。朱頗有幫不上忙的苦惱,在清華,沒有洋文憑,照 例要吃些虧。少爺脾氣的人通常不太會過日子,公子哥兒都是花錢的主,用錢勝于掙錢。上世紀的前50年,中國的高級知識分子都闊綽過,差不多也都窮困過。這 是為什么共產黨得天下以后,大多數知識分子持贊成態度的重要原因。歷史地看,雖然有“五七”年的反右派,雖然有文化大革命,中國知識階層的生活水準,大大 高于人民群眾,是一個不爭的事實。俞平伯不止一次受到批判,最著名的《紅樓夢研究》批判,還有文化大革命中下放干校,說到底還是公子落難的小插曲。他的生 活待遇大多數情況下是好的,是一級研究員,是全國人大代表。
如果沒有《紅樓夢研究》批判,如果不是毛主席在運動中點他的名,俞平伯絕不會有那么大的世俗影響。敗是這本書的批判,成也是這本書的批判。本來很簡單的學術之爭,于是上升為一場階級斗爭,而《紅樓夢》也逐漸成為“顯學”,誰都來插一杠子,都想成紅學家。
粉碎“四人幫”以后,紅學熱鬧非凡,動輒又把俞平伯當名角搬出來,真讓人哭笑不得。他活到了90歲,死前得到了很多榮譽。其實《紅樓夢研究》在一開始就是 戲,因為手稿剛完成,便稀里糊涂地弄丟了。如果真遺失,后來可能是另外結局,偏偏朱自清逛舊書攤,無意中又發現了這部手稿,撿到的人竟然當廢紙賣了。于是 書得以《紅樓夢辨》的書名正式出版,印了幾百本。這是二三十年代的舊事,到50年代初期,俞平伯因為父親過世,跟書店借錢安葬,還不出賬,只好以抵債的形 式,將舊稿加上兩篇小文章,換個書名出版。這一出版,很決遭遇了大批判,年輕的李希凡與藍翎脫穎而出,迅速成名,俞平伯也因此成為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的 代表。
(摘自《萬象》2002年11月號,葉兆言文。)
網載 2015-05-19 15:5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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