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知足以拒諫,言足以飾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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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知足以拒諫,言足以飾非
1958 年10 月25 日凌晨3 時,彭真給湖北省委打來電話,秘書長梅白接的。彭真說:
“現在有個緊急通知,毛主席的專列將在明天即26 日下午4 時左右在湖北孝感站外岔道
停車兩三個小時。與15 軍座談。任重和你參加,請通知廖冠賢同志;并要同孝感地委、
縣委、區委和一位生產隊長、一名婦女代表座談。任重和你參加,請告訴任重同志準備
好。”梅白問:“談什么內容?”彭真說:“毛主席對中央向湖北提的今年年產600 億斤糧
食要摸個底,究竟能搞多少?”梅白立即向第一時間王任重、省長張體學作了報告。
26 日下午,駐孝感的空降第15 軍政委廖冠賢周密部署了專列外圍的警戒,與王任
重,、梅白提前趕到孝感車站東段岔道迎接一號專列。毛澤東先接見廖冠賢和15 軍的領
導干部。這時孝感地委、縣委、區委、公社和大隊書記都來了,大家在外面等候。
送走廖冠賢等軍隊領導干向毛澤東匯報。部,葉子龍引導王任重等登上專列,進入
一間寬敞的會議室。簡短寒暄后,由梅白代表王任重(因王發低燒)向毛澤東匯報。
毛澤東說:“現在我們日子不好過,自己騙自己,這也許是下情不能上達。”

梅白說:“彭真同志說主席對湖北年產600 億斤糧食要摸個底,允不允許講真話?”
毛澤東說:“就是要你講真話。”
梅白開始了他的講真話的匯報:“我剛從我的家鄉黃梅回來。在黃梅我秘密調查了60
個生產隊。在端午節前的一個多月,平均每人每日只有4.2 兩糧食(注:中國市制計量單
位,16 兩為一斤,相當于500 克,一兩相當于31.25 克)。李家灣的支部書記說實話,平
均每人每日4.4 兩。黃岡地委還要從黃岡調出40 萬斤糧食,老百姓就要餓肚皮。我提議
取消這個決定,經姜一和任重同志同意停止了調糧。從調查情況看,我估計全省1958 年
能搞到200 億斤左右,至多220 億斤。”
毛澤東說:“毛澤東啊毛澤東,腦子發熱,決定一切呀!”然后傷感地說:“始作俑者,
其無后乎?”
梅白講完,孝感地委書記王家吉說:“梅白同志說的符合我們孝感地區的實際情況。”
孝感縣委書記王振民說:“高指標是中央壓省委,省委壓地委。地委壓縣委。一級一
級壓出來的。”
這時被指定晉見主席的婦女代表晏桃香來了。由于連日夜戰,她感冒了。一到專列
前就打了個噴嚏。葉子龍怕她傳染給主席,不讓她上車,她說:“是組織通知我來的。”
正在交涉,毛澤東看見了,說:“快讓她上來。怕什么,少奇肝炎多少年也沒有傳染給我。
來,小姑娘,請坐。”晏桃香怯生生地坐在毛澤東對面,主觀上是想離主席遠一點,別把
感冒傳染給他老人家。。不料剛坐下又打了一個大噴嚏,噴了毛澤東一臉。地方官員們面
面相看,空氣驟然緊張起來、毛澤東臉都沒擦,和顏悅色地說:“不要緊,我是60 多歲
的老頭子,不怕死,人家說身經百戰,我也是身經百戰不死。你的一個噴嚏能打得死我
嗎?你比美帝國主義厲害呀?比蔣委員長厲害嗎?”這幾句話,氣氛頓時緩和了。
毛澤東問:“你怎么感冒了?”
晏桃香說:“報告主席。。。。。。”
毛澤東一擺手:“不要報告,大家平起平坐,隨便談心。”
晏桃香接著說:“昨夜我開通宵夜車鋤棉埂,天亮通知我開座談會,一直打噴嚏,來
之前我吃了藥的。”
“你們開夜車點燈嗎?”
“三百瓦電燈,還有 20 盞汽燈。”
“你贊成開夜車嗎?”
“說實話不贊成,但上面要我們開夜車,我是婦聯主任,不能不開。我認為開夜車

劃不來。花錢很多,費力很大,第二天還打不起精神,大家都不滿意。”
“你認為你所在的生產隊糧食產量能達到指標嗎?”
“差十萬八千里。”
“那你想如何辦呢?”
“希望上面實事求是。”
毛澤東轉向勞動模范官木生:“你就是官木生,是國計民生的‘生’啊!”
官木生說:“現在的生產指標,不造假不見報。省委書記都有責任,省壓地委,地壓
縣委,縣壓到我頭上。我解放以來是勞模,都都帶頭干,但是糧食產量我不敢帶頭,帶
這個頭是無良心,老百姓就要餓飯了。老百姓担心:算盤一響,眼淚一淌。”
毛澤東動了感情流著淚說:“你們要我實事求是,我就希望看到你們實事求是。我不
該同意給湖北600 億斤的指標。600 億斤是主觀主義、官僚主義,不好。這個問題不怪任
重,不怪你們,怪我,怪我這個中央主席。”
毛澤東又叮囑身邊工作人員:“不要同葉子龍說打噴嚏的事。對‘皇帝’臉上打噴嚏,
那還了得呀!我毛澤東是久經考驗的人嘛!”這件事讓晏桃香回家說了,全家都流了淚。
基層干部和群眾離去了。毛澤東對省、地、縣委書記們說:“多好的人民呀!我們對
不起人民,唐代詩人韋應物有句詩:“邑有流亡愧俸錢。”我現在的心情是:國有流亡愧
此生。”
然而毛澤東是個十分復雜、充滿矛盾的人物。從1958 年11 月初到1959 年6 月,這
8 個月中他召開了第一次鄭州會議(1958 年11 月2 日至10 日)、武昌會議(1958 年11
月21 至27 日)、八屆六中全會(1958 年11 月28 日至12 月19 日在武昌舉行)、第二次
鄭州會議(1959 年2 月27 日至3 月5 日)、上海會議(1959 年3 月25 日至4 月1 日)、
八屆七中全會(1959 年4 月2 日至5 日在上海舉行)等一系列會議,開始糾正大躍進的
重大失誤。每次會議,他都作基調性講話。在這幾次會議上。他的姿態是“知足以拒諫,
言足以飾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聲,以為皆出己之下。”(借用《綱鑒易知錄》卷一
對紂辛的評價)綜合他在幾次會上的講話,其要點有五:
一是“十個指頭中九個指頭和一個指頭的關系”。
“廣大農民是從公社運動和 1958 年大躍進中已經得到了巨大的利益,他們堅決要求
繼續躍進和鞏固公社制度。(筆者按:這完全是偽造民意!這和毛澤東在孝感火車站說的
‘對不起人民’。‘國有流亡愧此生’的話,簡直是判若兩人。)這個事實,不是任何觀潮
派、算賬派所能推翻的。我們的干部在過去一年中做了許多很好的工作,得到了偉大的
成績,廣大群眾是親眼看到的。問題只是我們在生產關系的改進方面,即是說,在公社
私有制方面,前進得過遠了一點。很明顯,這種缺點是十個指頭中一個指頭的問題。”

“我們的成績和缺點的關系,正如我們常說的,只是十個指頭中九個指頭和一個指
頭的關系。有些人懷疑或者否認1958 年的大躍進,懷疑或者否認人民公社的優越性,這
種觀點顯然是完全錯誤的。”(1959 年2 月27 日至3 月5 日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記錄)
“九個指頭和一個指頭的關系”,這是毛澤東決心固守的一道防線,往后我們可以看
到,他要在這條防線上與全黨和全國人民作戰。
二是“一個指頭”的錯誤是群眾運動中不可避免的。
“在一個新的、像人民公社這樣的缺乏經驗的前無古人的幾億人民的社會運動中,
人民和他們的領導者們都只能從他們的實踐中逐步地取得經驗對事物的本質逐步地加深
他們的認識,揭露事物的矛盾,解決這些矛盾,肯定工作中的成績,克服工作中的缺點。
誰要說一個廣大的社會運動能夠完全沒有缺點,那他就不過是一個空想家,或者是一個
觀潮派、算賬派,或者簡直是敵對分子。”(1959 年2 月27 日至3 月5 日中央政治局擴大
會議記錄)
舉起群眾運動的盾牌,毛澤東就避開了自己的責任。“一個指頭”的錯誤沒有他的份
兒!
三是他以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的姿態給各級干部和全國人民以指導,糾正他們“急急
忙忙向前闖”所出現的偏差。
11 月9 日,第一次鄭州會議期間,印發了他給中央、省委、地委、縣委四級干部寫
的一封信,題為《關于讀書的建議》,號召大家學習斯大林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
和馬恩列斯《論共產主義社會》。他在領導與會者讀斯大林的書,邊讀邊發議論說;“我
們有些號稱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學家表現得更‘左’,主張現在就消滅商品生產,實行產品
調撥。這種觀點是錯誤的,是違反經濟規律的。”這里批的是陳伯達。陳伯達主張產品調
撥固然該批,但所謂“理論家”陳伯達是沒有自己的理論觀點的,甚至可以說是沒有自
己的靈魂的。他完全是靠刺探、揣摩毛澤東的意圖,得先機之利,拉大旗做虎皮,在黨
內冒充先知先覺的。在第一次鄭州會議上,毛澤東的“左”傾冒進思想開始回頭時,陳
伯達按毛澤東原來的思路繼續往前走,碰了個大釘子。其實,違背商品生產的經濟規律,
主張產品調撥的“始作俑者”不是別人,正是毛澤東自己。他在80 天前,即8 月18 日
北戴河會議上說:“所有計劃要公開,不要瞞產,地縣鄉不控制不行,調東西調不出來要
強迫命令。”省委書記調東西的“條子要靈”。
毛澤東又批評說:“下面的同志也就把公社、生產大隊、生產隊三級所有制之間的區
別模糊了,實際上否認了目前還存在于公社中并且具有極大重要性的生產隊(或者生產
大隊,大體上相當于原來的高級社)的所有制,而這就不可避免要引起廣大農民的堅決
抵抗。”是誰把三級所有的界限模糊了?始作俑者不是別人,又是毛澤東。他說人民公社
的優越性是“一大二公”,所謂“一大二公”就是變生產隊所有制為公社所有制。他欽定
的公社憲法--《嵖岈山衛星公社章程》規定:“各個農業合作社合并為公社,根據共產主
義大協作的精神,應該將一切公有財產交給公社,多者不退,少者不補。”這一交哪里還
有什么“三級所有”呢?后來的“三級所有,隊為基礎”是毛澤東掩飾公社化運動失敗

的一塊遮羞布,隊為基礎公社就名存實亡了,但人民公社的牌子不摘。
四是他對強迫幾千萬人大煉鋼鐵的必要性作出解釋。
毛澤東在 1958 年11 月23 日武昌會議上說:“六千萬人上陣,阜陽五萬人口無煤無
鐵,還不是‘聽共產黨的話沒錯’,命令六千萬人搞鋼鐵是有強制性的,是北戴河會議、
幾次電話會議逼上梁山的,這種強制性,強制分配勞動,在現在還不能沒有,如果自由
報告,自由找職業,誰愿意釣魚就釣魚,誰愿意畫畫就畫畫,誰愿意唱歌就唱歌,誰愿
意跳舞就跳舞,怎么行呢?如果一億人跳舞,一億人畫畫,還會有糧食啊!那就要滅亡
了。”他的這種新穎的思路,新穎的語言,當時在黨內是很得彩頭的。但如果冷靜一想,
是沒有一點道理的。試問,1958 年以后和以前,沒有強制幾千萬人的大煉鋼鐵,哪里出
現了一億人唱歌,一億人跳舞,一億人畫畫的荒謬現象呢?
毛澤東對吃飯不要錢情有獨鐘,在八屆六中全會(1958 年11 月28 日至12 月20 日)
期間仍在提倡。12 月7 日他說:“三國時候,漢中有個張魯,曹操把他滅了。他也搞過吃
飯不要錢。凡是過路的人,在飯鋪里吃飯、吃肉都不要錢,盡肚子吃,這不是吃飯不要
錢嗎?他不是在整個社會上都搞,而是在飯鋪里搞。他統治30 年,人們都高興這個制度。
道路上飯鋪吃飯不要錢。最有意思,開了我們人民公社公共食堂的先河。大約有1600 年
的時間了,貧農、下中農的生產、消費和人們的心情還是大體相同的,都是一窮二白,
不同的是生產力于今進步許多了。解放以后,在共產黨的領導之下,人們掌握了自己這
塊天地;但一窮二白古今是接近的。所以這個《張魯傳》值得一看。。。。。。。現在的人民
公社運動,是有我國的歷史來源的。”毛想把公共食堂堅持下去,是一種政治上作秀。他
想在歷史上留下一筆:在毛澤東時代吃飯不要錢。“吃飯不要錢”這種說法,掩蓋和歪曲
了一個最基本的事實,即生產和分配沒有實質性的改變。農民仍然要參加勞動,而且這
種勞動必須要有所收獲,農民才可能有飯吃。這一點和以前并無區別。糧食仍然是農民
自己種出來的,收不到糧食就仍然沒有飯吃。這一點和以前也沒有區別。所不同的是,
糧食收獲后,不再分配給個人,而是集中到食堂;各家各戶不再起伙做飯,而是到食堂
吃飯,農民付出了勞動,也就不存在“不要錢”即“白吃”的問題。不是毛澤東恩賜給
農民飯吃,還是農民自己養活自己。
1959 年3 月25 日至4 月1 日在上海召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彭德懷放了一炮,他
綜合自己在六大軍區和十個省、市、自治區的所見所聞,以他慣常的坦誠和直率在會上
發言:“大家不要以為我的話說重了,過火了,大躍進的政策從根本上來講是不是錯了呢?
我看是錯了。錯的東西光在會上說說不行,如不采取措施改正過來,其后果不光是影響
到軍隊無法落實戰備訓練,更嚴重的是影響到國家的命運和前途。到那時候,恐怕人民
就不會相信你共產主義了。”
毛澤東担心彭德懷的意見影響別人,急忙插話表態:“德懷同志,你是管軍隊的嘛,
不應該干涉那么多。干涉太多,別的同志怎么看?怎么干嘛?一些同志所說的問題,我
看僅僅是枝節問題,僅僅是下面同志貫徹不力的問題。”
彭德懷忙聲明:“主席,我沒有別的意思,我是真心實意為了你和我們這個黨的威望
才這樣講,我應該講。”

毛澤東微微一笑:“曉得,曉得,你是歷來如此。”
洞察幽微的周恩來會后找彭德懷個別交談:“彭總,我們都是戰爭中走過來的人了,
如今是社會主義建設時期,我們的工作方法、思想方法都要隨之轉變過來。主席不是多
次講過,要樹立黨的威信和對待兩種崇拜觀點的問題嘛,一種是正確的,如對馬克思、
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正確的東西必須崇拜,一個班必須崇拜班長,不崇拜不得了;一
種是不正確的,不加分析,盲目服從。”嫻于辭令的周恩來這番話的要害是“一個班必須
崇拜班長”。按照中共黨內的語言習慣,中央政治局的“班長”就是毛澤東。周恩來怕彭
德懷闖禍,也怕這位忠心耿耿的老將吃虧,作此善意的提醒。
粗中有細的彭德懷對總理的話理解了,但回了一句:“我認為還是少講些崇拜,多講
些相互信任和理解為好。”稍頓,又說:“總理,我是個臭嘴媳婦,免不了有失公公婆婆
體面的時候,請主席和總理海涵。”
辭別周恩來,彭德懷回北京處理西藏叛亂問題。從 1959 年4 月26 日至6 月13 日,
他率領軍事代表團先后訪問了波蘭、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羅馬
尼亞、保加利亞和蒙古。雖是出國訪問,但國內形勢沉重地壓在他的心頭。故鄉之行的
見聞給他腦海打上的烙印太深了。無論是坐在飛機上,還是坐在火車上,一閉眼就回到
了湖南。。。。
那是 1958 年12 月16 日,彭德懷元帥在省委第一書記周小舟陪同下回到闊別32 年
的故鄉。他穿一身青呢子服,圓口布鞋,全然是鄉下老倌模樣。在湘潭縣烏石公社,那
是元帥的家鄉。彭元帥到來的消息傳遍村村寨寨,鄉親們沸騰了。
按照接待中央首長視察的規矩,先把彭德懷請到公社辦公室,由公社領導人匯報。
當公社書記談到他們的“小、土、群”煉出了640 多噸鋼時,彭德懷追問:“是怎么煉的?”
公社書記說:“為保鋼鐵元帥上馬,我們是不惜血本的,勞動力由公社統一調配,青
壯男女齊上陣,縣里還從外地調來勞力支援。燃料主要靠砍伐森林,還拆了一部分房子,
挖了一些墳墓。。。。。”
聽到此處,彭德懷火了:“砍森林,拆房子,挖祖墳,砸鍋煉鐵,真算得是天下奇跡,
哪朝哪代見過?”
公社書記嚇了一大跳。
彭德懷又耐著性子詢問糧食的產量。公社書記說:“今年是大豐收,畝產上千斤的隊
不少。”彭德懷接住話茬:“附近有沒有千斤隊?”答復是“吳公塘就是個千斤隊。”彭總
叫把生產隊長找來。隊長聽說公社書記匯報時碰了釘子,先就有些膽怯,支支吾吾地回
答彭老總的問話說:“畝產怕會有。。。。。。千把斤。”
彭元帥笑了:“一隊之長,連本隊產量數字到現在還無得底,不太好吧。”隊長說:“勞
動力都煉鋼鐵去了,忙不過來,收回的谷推在禾坪至今無曬,還有幾丘田收都無收。”彭
德懷一聽,明白了,說道:“你領我到無收的田里看看。”隊長帶路,來到一片禾葉枯焦
的稻田,彭德懷數了數一丘田的褐篼數,又蹲下拔出數了數棵樹,然后對跟隨的干部說:

“你們看,禾篼這么小,種得這么淺,能有上千斤的產量嗎》我那時候在家作田,一畝
田收上500 斤就算好禾咧!”有人低聲插話說:“現在的產量都是喊出來的。”彭德懷接著
說:“我最近看了很多地方,都說畝產上千上萬,我就不信那一套!你們是信了‘人有多
大膽,地有多大產’的鬼話了吧?說假話,吹牛,無一點好處,既害國家又害百姓。”
回到村里,彭德懷被少年時代的伙伴拉到了幸福院。彭總進了幸福院,見鍋灶正在
冒煙,上前接口鍋蓋,見是一大鍋野菜,幾粒米上下翻滾著。他黑著臉,坐在灶旁一個
小凳上不說話。
彭德懷盯著這位老伙伴蠟黃浮腫的臉,說:“我看看鍋里,看看你們的臉色就明白了。
你們這名字好聽:幸福院,飯都吃不飽算什么幸福院?”
這里的喪失了勞動能力的三場孤寡老人都圍了上來,其中有幾個老紅軍挨著彭總坐
下。附近的群眾聞訊也來了,屋里屋外都站滿了人。
“彭總啊!”一位老紅軍說:“你是知道的,我們這里的人,只要是共產黨的話就聽
就信。共產黨說辦公共食堂,吃飯包起來,鄉親們就把什么都拿出來了。現在,搞成這
樣子,每人每天二三兩米,毛主席知道嗎?”
一個抱著娃娃的老婆婆說:“年輕人可以勒勒肚子,老年人可以咬咬牙,娃娃們咧,
他們忍不住饑,要叫哇!”
彭德懷上前看看這個孩子,骨瘦如柴,頭顯得特別大,不禁掉下眼淚來。腦子一閃,
他想起自己的童年,想起自己餓死的小弟弟,想起了白發蒼蒼的老祖母,一雙小腳。帶
著兩個弟弟出去討飯的情景。可那時候,還能討回一些剩飯,記得最多一次討回了三升
米,如今到處是揭不開鍋的公共食堂,討飯都沒處去要。32 年前,因為貧困,因為沒飯
吃,領著窮人造了反,那是平江起義,南征北戰。如今打下了天下,共產黨掌握了政權,
自己被封為元帥,可家鄉成了這個樣,對不起父老鄉親啊!這樣下去,江山能穩嗎?正
是這種江山不穩的責任感促使他在上海會議放炮,在廬山會議上書。
“老彭啊,你回來就好了,快給我們出個主意吧!天災我們能對付,現在興的那些
規矩,都說是毛主席叫這么辦,我就不信,改一改不行嗎?”
又有人說:“別的地方不是一畝十幾萬斤稻谷嗎?都是共產黨的天下,動員他們支援
一下我們嘛!”
彭德懷苦笑:“你們這里報紙上登的不也是畝產萬斤嗎?”
“那才是哄鬼的!一萬斤,在地上鋪一層要占多少地?”在場的人憤憤然。
“萬把斤哄鬼,十幾萬斤就是真的嗎?”這算是彭德懷對那位要從別處調撥糧食支
援湘潭的答復。
大家不說話了,有的嘆氣,有的掉淚。

“老彭,你說為啥子搞成這樣?”
“老彭,這里的事毛主席知道嗎?”
彭德懷說:“毛主席派我來,就是叫我了解真實情況,我要向毛主席報告的。”
離開烏石,彭德懷又去了韶山,那是“紅太陽”升起的地方。周小舟悄悄告訴他,
這個大隊吃了“偏飯”(意思是省里給了特殊的照顧),1958 年也只增產14%。彭德懷看
到,韶山的百姓在食堂也吃不飽飯,苦不堪言。
1958 年12 月21 日,彭德懷到了平江。這是他領導平江起義的地方。對于軍事統帥
來說,這比家鄉還親。平江縣委的王書記跟這位平江人引為驕傲的彭元帥說了實話。彭
德懷掏出小本,一一記下。
“平江 1958 年開始大躍進。九月,將953 個高級社合并為15 個人民公社。公社實
行政社合一的管理體制,實行組織軍事化,生產戰斗化,生活集體化。砸爛千家萬戶的
鍋灶,城鄉都辦起了公共食堂,實行供給制,吃飯不要錢。根據大躍進的精神,全縣提
出‘212’的口號(即稻谷畝產2000 斤,紅薯畝產10000 斤,人均收入200 元)同時提
出40 天大辦工業的口號,到年底建國營工廠23 個,由手工業社組擴建的集體工廠128
個,國家對縣里的工業投資469 萬元,添置各種機器設備110 多臺套,但由于土法上馬,
追求高指標,不顧質量,產品大部報廢。根本不能用。全縣為支援大煉鋼鐵,發動10 萬
勞力上山砍樹燒炭50 萬担,燒掉木材10500 立方米,另砍木材50 多萬立方米。毀掉的
林木,超過15 個正常年景的生長量。糧食畝產最高的800 斤,年景本來不錯,但豐產不
豐收,壯勞力都被調上山燒炭,煉鋼,許多莊家沒有收回來,爛在地里。因為虛報了產
量,上面征購征調的多,全縣年人均原糧(帶殼的稻谷)274 斤,大家吃不飽,還得繼續
苦戰,繼續躍進。”
年底,彭德懷到了株洲,恰與薄一波相遇。談起經濟形勢,心直口快的彭德懷把在
湖南的所見所聞,都對薄一波講了。彭德懷說,:“上個月武昌會議時討論公布1958 年的
糧食數字時,譚老板(指譚震林)的報告,建議公布數字可定為10500 億斤,我就不贊
成;又有的同志說糧食有9000 億斤,哪有那么多!后頭譚老板問我:‘老總啊,你這也
懷疑,那也懷疑,你說怎么辦?’我說:‘公布數字少些,將來追加數字,比較主動;公
布數字多了,將來被動。’后來主席說公布7500 億斤,我當時同意了,但心中對此數還
是有懷疑的。”彭德懷遲疑了一下,又說:“今年征購1200 億斤糧食是很勉強的,如果征
購了過頭糧,農村會餓死人的。這是我最担心的事情。估計征購900 億斤為宜。一波同
志,你給中央打個電報吧。”薄一波對彭總說的情況深有同感。但他1953 年財經會議被
整,1957 年跟周恩來一起反冒進又挨了批評,覺得自己說話,主席不一定會聽。或許聯
系以前的事又批一頓。轉念至此,就說:“彭總,還是你來打這個電報,可能會引起主席
的重視。”彭德懷說:“好,請你寫吧。”于是由薄一波起草,彭德懷簽名,給中央發了電
報,建議統購糧減少300 億斤。
彭德懷在上海會議放了一炮就出國訪問去了。1959 年4 月2 日至5 日,會議轉成了
八屆七中全會。通過了《1959 年國民經濟計劃草案》、《關于人民公社的18 個問題》和《關

于國家機構和人事配備的方案》。會議作出了1959 年“實現國民經濟大躍進的宏偉計劃”,
鋼產量1800 萬噸,糧產量10500 億斤。
會議進行中,每天晚上有舞會、電影、戲曲等文藝節目。一天晚上,演出湘劇《生
死牌》,因為是家鄉戲,毛澤東專門去看了。演的是明朝的海瑞,秉公斷案,大義凜然的
清官戲。從劇場回到華山路1235 號別墅,毛澤東即吩咐秘書借一部《明史》來。這天晚
上,他專心閱讀了《明史》中的《海瑞傳》。
4 月5 日,毛澤東在會上講話,他的講話提綱是工作方法16 條。但旁征博引,議論
縱橫,極有吸引力。他號召各級干部“要有堅持真理的勇氣”。毛澤東掃視會場,雙目如
電,接著說:“現在黨內說假話成風,報喜不報憂。欺上瞞下,看風轉舵,風(看風)馬
(拍馬)牛(吹牛)盛行。要學習海瑞。海瑞這個人,對皇帝罵得很厲害,他批評嘉靖
皇帝說:‘嘉靖,加價皆凈也。’還把這話寫進上疏里。后來他被送進了監獄。有一天,
牢頭給他端了酒菜來,他剛剛吃下去,從牢頭嘴里知道嘉靖已經死了,便嚎啕大哭起來,
把剛吃下去的東西又吐出來了。可見,海瑞雖然對嘉靖批評得很厲害,但他對嘉靖還是
忠心耿耿。要學習海瑞,剛直不阿,直言敢諫,不怕丟官,不怕開除黨籍,不怕坐牢,
不怕離婚,不怕殺頭,要像海瑞那樣,做到五不怕,舍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他
用右手舉起《海瑞傳》說:“我向大家推薦這本書,大家可以學習這本書,尤其是我們一
些領導干部,更應該學習海瑞精神。我送了《民生·海瑞傳》給彭德懷同志看了。你看
海瑞那么尖銳,他寫給皇帝的那封信,那是很不客氣,非常不客氣。皇帝看了這封信丟
到地上,然后又撿起了看一看,又丟到地上,然后又撿起了,想一想覺得這個人還是一
個好人,但終究把他送到班房里頭,恨透了,準備把他殺掉。。。。。。我們的同志哪有海瑞
的勇敢,海瑞比包文正不知高明多少。有一個戲叫《三女搶牌》,有海瑞出場。我把這個
《明史》給彭德懷同志看,同時我也勸你(指周恩來)看,你看了沒有?(周回答:看
了。)”
海瑞(1514-1587)明嘉靖舉人。嘉靖45 年(1566 年)上疏批評嘉靖皇帝迷信道教,
不理朝政,大興土木,勞民傷財。皇帝看了他的奏折很生氣。吩咐侍臣,看住海瑞,別
叫他跑了。侍臣回奏說:“海瑞上表前,連棺材都買好了,打發走了家中僮仆,與妻子行
了告別禮,現獨居一室,就等萬歲爺抓他殺頭了。”海瑞坐牢半年,嘉靖死,新皇帝隆慶
繼位,赦免海瑞。隆慶三年,任命海瑞為應天巡撫。海瑞為民做主,抑制豪強,被譽為
“海青天”。
會后中宣部副部長胡喬木急急忙忙趕回北京,找到了明史專家、北京市副市長吳晗,
向吳晗傳達了毛主席的講話,請他為《人民日報》撰寫一兩篇介紹海瑞的文章。吳晗對
毛澤東素來敬重。1948 年他出版《朱元璋傳》特請毛澤東指正。《毛澤東選集》出版后,
毛也曾親筆題款向吳晗贈書。這些文字交往使吳晗對毛澤東的信賴無半點保留。聽完胡
喬木的傳達,吳晗說:“主席號召宣傳海瑞,我義不容辭而且盡快交卷。”1959 年6 月15
日,吳晗在《人民日報》發表了他的第一篇文章《談海瑞》;第二天,他又用筆名劉勉之
發表《海瑞罵皇帝》一文。這時候,彭德懷還沒有罷官。1960 年底,他又應京劇表演藝
術家馬連良之請,創作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演出后引起很大的社會反響。奉命做事
的吳晗,萬萬沒有想到《海瑞罷官》導致他家破人亡。此是后話,按下慢表。
歷史人物海瑞,被毛澤東一鼓吹,在中國文化歷史領域活躍了十來年。開頭是被歌

頌,后來又受批判。毛澤東提倡海瑞精神的動機何在?是真希望有人上書提意見,批評
當今皇帝,還是釣魚?從后來的歷史發展來看,是釣魚。但是他最初要釣的不止是彭德
懷,還有周恩來、據當時任總政治部副主任的肖華上將在軍隊系統傳達:“后人寫了海瑞
傳,叫做‘大紅袍’,就是寫海瑞的故事。主席把這本書介紹給周總理看。主席說:‘我
們又不打擊,又不報復,為什么不敢大膽批評,不向別人提意見?明明看到不正確的,
也不批評不斗爭,這是庸俗,不打不相識嘛!只報好事,不報壞事,去年的浮夸風就是
報喜不報憂。下面有嚴重問題不報上來,報上來的都是好的。如果根據報上來的情況制
定方針政策,那就危險得很,就會犯大錯誤。’”這一談話很有深意。他在鼓動周恩來對
他“大膽批評”。他深知所謂“總路線、大躍進、公社化”三面紅旗是錯誤的,造成了目
前的嚴重困難局面。1956-1957 年周恩來反冒進是正確的,對周恩來的批評和整治是錯誤
的,周恩來一定不服。一定有話要說。他認為在核心領導層,劉少奇已經在反高饒斗爭
中被制服,朱老總是個招牌,掛不起帥來;只有周恩來,在國際威望、國內威望、黨內
追隨者等等方面,都有資格出來掛帥與他抗衡,批判和清算他的“左”傾冒險主義路線。
斗爭既然是不可避免的,那就要因勢利導,掌握斗爭的主動權,先發制人。這些年毛澤
東讀《三國志》,研究曹操,研究司馬懿,他心中的丘壑機關越來越深不可測了。在幾次
中央全會上,他見周恩來態度含蓄深沉,于是打出海瑞這張牌,以觀動靜。
1959 年4 月18 日至28 日,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在北京舉行。毛澤
東在三面紅旗(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敗象漸露的時候辭去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主
席職務。
在二屆人大一次會議前夕, 4 月15 日,毛澤東召開第十六次最高國務會議,在會上
他對下屆國家領導人的人選做了說明。他說:
為什么國家主席候選人是劉少奇同志,而不是朱德同志?朱德同志是很有威望的,
劉少奇同志也是很有威望的。為什么說這個,不是那個?因為我們共產黨主持工作,我
算一個,但是我是不管日常事務的。有時候管一點,有時候不管。經常管的是誰呢?是
少奇同志。我一離開北京,都是他代理我的工作。這已經是多年了。在延安開始就是如
此,現在到北京又十年了。在延安,比如我到重慶去,代理我的工作就是少奇同志。以
他担任主席比較合適。同時,朱德同志極力推薦少奇同志。我說,你們對調一下,把少
奇同志過去的工作(委員長)請你做,他很高興。在上海會議,在七中全會,就決定這
樣做。宋副委員長改任國家副主席,還有董必武同志担任副主席,一正兩副。
毛澤東這個講話在自然親切的氣氛中把劉少奇推出來當國家主席,同時也把國家的
巨大危機叫劉少奇背上。因為,知道本人“是不管日常事務的”。大躍進原來毛澤東親自
担任“政治設計院院長”,帶領六個業務組親臨經濟建設第一線,代替了國務院的工作,
他實際上是國家主席兼國務院總理,周恩來被排除在領導決策核心之外。至于具體工作,
他管到了農業社發展的百分比,管到了初級社升高級社,管到了一聲令下全國實現公社
化,管到了種莊稼要深翻七尺(見《毛澤東建國以來文稿》第七冊第506 頁);工業上他
管到了小(小高爐)土(土法煉鋼)群(群眾運動),管到了鋼鐵元帥升帳,管到了親自
下達指標鋼產量1070 萬噸、如今把農業搞亂了,把工業搞亂了,把文教搞亂了,全國都
亂了套,他說他沒管具體事務,把責任推得干干凈凈。
劉少奇在二屆人大一次會議上高票當選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朱德當選為全國人大

常委會委員長。毛澤東從此在形式上退居二線。
周恩來繼續担任國務院總理。他是第二次鄭州會議才逐漸恢復工作的。第二次鄭州
會議是政治局擴大會議,1959 年2 月27 日至3 月5 日舉行。會前并沒有通知周恩來參加。
快散會了,3 月2 日,周恩來接到毛澤東的信函,與陳云一起飛抵鄭州參與討論毛澤東的
會議總結和《關于整頓和建設人民公社的方針》草稿。
4 月30 日。周恩來接到出席中央書記處會議的通知。在討論國民經濟計劃時發言說:
“從去年北戴河會議以后,大躍進形勢很好,但產量指標搞高了,打被動戰。總想知道
一點,摸不到底,心情有些苦悶、不安。去年定的1959 年敢的生產指標是不可能完成的。
上海會議和人大又把指標提出,還是問題。要注意黨在國內外的威信,向黨提出的東西,
自己沒有把握,不能泄氣,要想辦法,情況讓大家了解后,大家想辦法,共同努力。”這
番話道出了大躍進以來周恩來被排除在領導核心之外的苦悶和彷徨。
5 月11 日,周恩來出席政治局會議,會上,陳云建議將1959 年鋼的生產指標定為
1300 萬噸。關于1959 年鋼的生產指標,1958 年北戴河會議提出了3000 萬噸,1958 年
12 月武昌會議降至2000 萬噸,1959 年4 月上海會議降至1650 萬噸。周恩來支持陳云的
意見,建議降至1300 萬噸。并發言說:“今年整個經濟計劃由于鋼產指標一變再變,一
直落實不了,整個工業生產非常混亂,希望趕快把鋼的指標定下來。”周恩來還建議由他
會同八位副總理分頭到各個重點產鐵區去調查,然后再向毛主席匯報并由政治局最后確
定。
5 月16 日。周恩來約八位副總理談話,建議在20 日前后,分別出發到九個產鐵的重
點地區視察,六月十五日左右返回北京。他還鄭重其事地向鄧小平和中央書記處報告:“視
察的內容,主要是生鐵的質量和數量問題,為此,擬到產鐵、產煤基地,對礦石、煤炭、
洗煤、煉焦、耐火材料、煉鐵、煉鋼、設備、運輸、勞動力分配和成本核算等一系列問
題做具體了解,以求實現中央經濟小組的要求:先保質量。后爭數量。除此以外,對市
場供應,農業生產等問題也就近進行一些了解。”這是大躍進以來周恩來第一次管工業,
管鋼鐵生產。一個國家總理過問一下鋼鐵生產情況,本是份內工作,卻要如此小心謹慎,
如履薄冰,如臨深淵,這是扭曲了的領導體制所造成的。中央經濟小組組長是陳云,副
組長是譚震林,按毛澤東1958 年6 月10 日所說“只有一個政治設計院”的規定,中央
經濟小組直屬于中央政治局和書記處,位在國務院之上,所以,總理、副總理的調研結
果,是“以求實現中央經濟小組的要求”。而總理去過問一下鋼鐵生產,要事先向總書記
報告,否則就有擅權、越位之嫌。1959 年5 月23 日周恩來出發到河北天津、邯鄲、石家
莊等地視察,6 月1 日致信鄧小平轉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報告來天津8 天的工作情況。明
確地對干部和群眾講去年農業確實大豐收、大躍進,但由于一時吃多、用多、花多了,
今年才出現一時,一部分物資不足的現象,這是一個指頭的問題;并且徹底地講增產節
約是大躍進中的兩條腿走路,這是結合生產和消費、結合局部和全面、結合今天和明天
的必不可少的積極的絕非消極的方針。9 月13 日出席政治局會議,會議采納了周恩來、
陳云的意見,確定1958 年鋼的指標為1300 萬噸。1958 年10 月25 至26 日,國務院召開
全國計劃會議,討論“繼續躍進”的1960 年國民經濟計劃,周恩來沒有參加會議。1960
年3 月30 日至4 月10 日,第二屆全國人大第二次會議在北京舉行,周恩來破例沒有在
會上作《政府工作報告》只作了《目前國際形勢和我國對外關系》的報告;而會議主題
—1960 年國民經濟計劃報告,是由計委主任李富春作的。直至1960 年6 月毛澤東在政治

局擴大會議上作《十年總結》的講話承認自己犯了錯誤時,才給周恩來恢復名譽,并破
例地請周恩來談農業方面的問題。這之后,周恩來才負起總理責任,把國民經濟全面抓
起來。


網載 2015-06-02 23:3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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