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新：論精英淘汰

簡體傳統

（本文原是何新先生1987年在香港大學中國現代化討論會的的講演。何新在本文中創先性地指出了中國社會中的所謂“逆向淘汰”——即精英淘汰的問題。）

近年來，人們關于中國歷史發展為什么遲滯緩慢這個問題，已作了不少討論，可謂見仁見智。但是我注意到，有一個很重要的現象，卻一直未被指出。這就是：中國古代知識分子作為社會精英，在歷史中所遇到的逆反淘汰問題。
逆反淘汰也就是擇優淘汰。我們知道，生物的進化機制，來自自然界中的一種生存競爭，生物遺傳基因的突變，導致優勢者被環境選擇而生存的規律。但是在有些生物的發展中，卻出現了一種反進化淘汰—也就是優秀物種被淘汰，其結果必然導致物種的退化和衰弱。在中國歷史中就有這種情況。
最近，我翻閱了一本《近代科學技術大事年表》，翻看以后發現一個問題，引人深思。粗略統計一下，自1651年至1980年，世界科學技術史上作出重大發明者的國籍，德國人、英國人和美國人最多；其次是法國人、俄國人和其他歐洲國家的人；亞洲人較少，其中成就最多的是日本人。但除了華羅庚、陳景潤、李政道、丁肇中、楊振寧等寥寥數人外，幾乎沒有中國人。而在這幾位中，只有李政道、楊振寧、丁肇中三位曾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1986年則有李遠哲獲得諾貝爾化學獎，但他們都是在外國土地上工作和研究的外籍華人。我們這樣一個文明古國，十億人口，然而在近三百年的科技史上，卻幾乎沒有什么具有世界性意義的重大理論發明和技術突破。作為一個中國人，這一事實令人慚愧！
但是慚愧不過是個感情問題。作為社會科學研究者，我們有必要追問一下—這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為什么會出現這種情況？
社會落后、科技落后、階級斗爭、意識形態干擾，毫無疑問，這些都是原因。但是除此之外，還有一些重要原因，至今尚未被人們所重視。
根據現代社會學的理論，每個社會都有一個在政治、經濟、科學技術、文化藝術上主導著該社會發展方向的精英階層。但是在不同形態的社會中，這個精英階層的來源不同，構造方式不同，因此質素不一樣，對社會發展方向的影響也極為不同。
根據意大利學者帕累托的理論，社會精英有兩種，一種是占據了社會發展導向位置的那些人，即統治精英（governingelite）；另一種是各行各業中最精通本行事業、最優秀、最能干的人才，即事業精英。在一個發達的、進步迅速的社會、這兩種精英之間存在一種相互流通的機制。這種機制如果較為完善，那么各行各業中智能和專業知識最優秀的精英分子，就能及時地補充到各行各業的統治精英集團中，從而保證在各項事業上引導其發展方向的，始終是最優秀的人才。
反之，在一個內部封閉的社會，這兩種精英的流通被阻滯。
統治精英為了保持自己的特權和私利，還會用各種方法阻滯來自較低社會階層中的那些事業精英分子進入自己的地位。帕累托認為，一旦這種情況發展到極端，就會形成一種對立—社會各行各業中最優秀的精英分子處在被壓制和無權的地位，而統治社會“精英”卻是一群依靠世襲、特權而取得地位的愚昧、無知之輩。人類歷史上每一次社會革命的前夜都曾出現這種情況。
所以帕累托提出一個著名的定理：封閉而高不可攀的精英位置，常常是政治不穩的原因，也是革命與動亂的先兆。
現在我們來考察一下中國的情況。
我們中國人不僅不笨，而且勤苦耐勞，這是舉世公認的。中國一些普通知識分子離開中國后，到美國、到西方，往往很快會發展成為知識界的尖子，而這些人在國內時卻往往不行。為什么？因為真正的事業精英分子在中國往往被壓住，被困住，伸不出頭來。不但伸不出來，事實上伸出頭的也常常會被各種非正常的社會壓力擠垮！也就是說，在中國社會中存在著一種“淘汰精英”的機制。有人把這種情況僅僅歸結為一個社會心理的問題，即所謂“東方式的嫉妒”。
毫無疑問，這是部分原因。但更深刻的原因應當在我們現行的社會結構和許多制度中尋找。實際上，在中國社會制度中的確具有一種精英淘汰的機制。也就是說，在我們社會中，各行各業那些最富有獨立思考精神，最富有主動性和創造性的精英分子，往往極易受到摧殘和打擊。大部分被扼殺在萌芽狀態，小部分剛剛出頭即被摧殘毀滅。只有極少數特殊例外才會在改變、泯滅自己創造個性的前提下，被社會所接納。古人所謂“木秀于林，風必摧之，堆高于岸，流必湍之”，正是對這一精英淘汰規律的形象描述。
與此互補的，是我們社會用人制度中的一種擇劣機制。一個早已人所共知的實際情況是，在各行各業中，例如干部選拔、知識分子晉升，以至升級、升學、招聘等許多選拔社會精英的活動中，往往是那種比較沒有見解、比較平庸而沒有棱角的老好人，或是那種暗藏個人抱負而善于隱藏，善于講假話、辦假事，善于吹牛拍馬、偷奸耍滑、搞兩面派的人，被選拔上去。后一種情況過去早有人注意到，但往往以為這只是一種偶然。實際上這里有一種與精英淘汰相輔相承的社會規律。林彪就是后一類人物中的一個典型。這兩種社會機制相互起作用的結果，是中國各行各業人才的普遍平庸化。一個存在著這種機制的社會，我們又怎可能期望它有高速的發展和好的社會道德風氣？
更值得的注意的是，上述情況也反映在中國當代的一般學校教育制度中。從小學起，那種通常被看作好學生、并且被樹為典范的，往往是最“聽話”、“乖”、“順從”的好孩子。而那種具有優異智能、獨特創造個性的孩子，由于他們在行為方式上往往表現出某種行為偏離，即所謂“淘氣”—例如好動、好問、獨立思考、不從眾等等，這種孩子在心理上和人格成長的過程中，往往特別容易受到壓制、壓抑、摧殘，最終造成其個性扭曲。（中國少年犯罪分子中，智能優異甚至超常者不乏其人。與我們現行教育思想的這種偏差是不是有關系？
陳香梅女士訪華時去北京的一個模范幼兒園參觀。回美后她在一篇文章中講了這樣幾句話，她說：“在中國幼兒園，阿姨總是害怕孩子不做大家都做的事，不講大家都說的話，要求孩子聽話。而在美國，人人都總是鼓勵孩子對事物表達自己的看一法和想法—談談你是怎么想，怎樣評價一個事物的？”兩種不同的教育方式，實際上反映了兩種不同的教育目標。中國人從小被訓練成合群、注重研究調節人際關系、即使自己有自己的愿望、看法、想法，也須盡量加以隱藏或壓抑—有時是自欺，有時則是欺人的性格，以求保持一個穩定停滯社會。而美國則訓練他們的孩子從小就要具有敢于獨立思考、獨立形成見解和尋求表現的性格，以求適應復雜多變的現代社會環境。從經濟、科技和其他社會成就看，毫無疑問，美國近百年來的成就，要高于世界上許多具有同樣地理、人口、資源條件的民族、國家。從有利于開發人才這一點看，我認為，美國成功的秘決有以下幾點：
1.提供平等競爭機會。
2.鼓勵每個人的主動奮斗。
3.只根據個人成就，而不是出身、身份來評價人。
相反地，中國社會競爭中一個引人注意的情況，就是機會不平等和成就評價的不公平。一些偶然、非常規性的因素—如出身、背景、身份、人際關系等等，往往在極大程度上影響決定著一個專業人才，在其專業領域中的得失成敗。所以一個聰明人，往往不得不把大量的精力、時間，花費在應付解決這些問題上。而這些因素，對個人成敗的決定機會，事實上遠大于一個知識分子在專業上的努力程度。
就是這種社會機制，使許多知識分子醉心于鉆營功名利祿、身份、地位，而不愿埋頭獻身于專業性的研究。
也就是這種社會條件，必然使人從小獲得這樣一個公式：
個人的成功與否，與自身的才智及努力與否無關，卻主要決定于他人—幼年時是長輩，成年后是上司的歡心與否。
我們這種教育方式的一個不可避免的后果，就是個人主動性、首創性、獨創精神的泯滅。所以中國傳統文化中天然具有一套束縛、限制、扼殺個人主動性、創造力的傾向。就古代來說，我們可以注意到，歷代文化中那些最有才能和創造力的人·物，如莊周、竹林七賢、李白、蘇東坡、辛棄疾、八大山人、揚州八怪，都是以一種反文化的狂怪角色出現的，而不被當時主導的正統社會文化所接納。他們一生往往倍受打擊，其成就不被當世所承認，這不是偶然的。
正是由于現代中國仍然存在這種社會機制，所以我們才不斷需要提出所謂“調動積極性”的問題。但是試問，如果個人生活、事業的一切方面，都被社會、國家、來自上面的權力統轄得死死的，正如有人所諷刺的，從出生哪個幼兒園，到死亡進哪個火葬場，一切都由國家指定，沒有任何個人選擇自由，在這樣一種束縛人的文化中，個人又怎能發揮主動性、創造性呢？
人的才智、創造力不能發揮，社會的進步當然是緩慢的。
在這里，我們尤其要注意到這樣一點，國外社會學家在研究發展中國家走向現代問題時，曾指出這樣一點：在發展中國家，現代化往往僅被作為一種國家目標，而不是社會中每一個公民的自覺要求和積極意識。社會大眾對于國家現代化既缺乏自覺意識，又缺乏個人能力。這是現代化建設進展必然緩慢的一個重要原因。
而在歐洲文藝復興以后，由于宗教、思想、文化、社會的解放，個人投身經濟、科學、文化創造事業的積極動力得到了無限的開發、這是擺脫中世紀那種僵化停滯社會狀態的重要力量。而這一點至今還往往被我們所忽視。這也就可以回答為什么以中國人這樣優秀的人類、中國文化這樣博大精深的文明土壤，在近代歷史上對于世界科學技術發明貢獻如此之渺小的問題。
所以我認為，人才的平庸化、精英淘汰、擇劣機制，是我們這個社會文化停滯不前的絕癥。這幾種機制，從結構功能的觀點，它正有利于維持一種束縛于傳統社會秩序的停滯和穩定、鞏固和不變。因為這三種機制可以淘汰社會文化中那些具有發展、變遷活力的不穩定基因。
由這里我們還可以洞悉中國歷史治亂循環社會進步緩慢的原因。中國社會通過強化自身整合的這三大機制，可以不斷淘汰掉那些導致變遷的個人基因，但是這并不意味著社會因此即可以永恒不變。由于經濟的、政治的、文化的各種需要，社會仍然會緩慢地發展，只是需要等到變遷因素和具有變遷動力的因子積累到相當大的一個程度時，以至直到它們已變成一種猛烈的破壞性力量時，才能把社會原有的體制徹底打破，這就是周期性的造反或革命。中國社會歷史上，改良、改革的路線之所以難于成功，恐怕也與這三大機制有關。

（發表于香港《明報月刊》1988年第3期，收入《何新集》1988年黑龍江教育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