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就像塊奇石, 每個人都能看出不同的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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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石(中國西部國道)


我們在110國道沿線看到了許多奇石的廣告牌。這些廣告牌首先出現在河北省境內,那里地勢偏僻,唯一的顏色來自沿路設置的廣告旗。這些廣告旗呈紅色,上面寫著兩個很大的漢字:奇石。從字面意思來看,“奇石”指的是奇怪的石頭,不過“奇”這個形容詞也有“非凡”和“罕見”之意。這些廣告旗被大風撕扯得破舊不堪。我們正往西北方向,也就是春季暴風雪的方向行駛。現在下的僅是雨水,不過我們已經看見橫在前方的是什么東西——迎面開來的汽車上已經凝結了前方的天氣狀況。車輛多是裝載著從內蒙古往南運輸貨物的解放牌大卡車,車上成堆的箱子和籮筐已經覆蓋著積雪。一輛輛大卡車頂著橫風從大草原駛過來,走到此處那些冰凍的貨物已經往右傾斜,宛如怒海小舟。


我駕駛著租來的切諾基吉普車,麥克·高提格順路搭我的車。如果一切順利,我可以一路開到青藏高原。我們相遇于和平隊,在結束服務期之后各自找到辦法留在了中國:我當自由作家,高提格在西南開了一家酒吧。不過,我們偶爾會在路上相遇,純粹因為舊情難忘的緣故。我們誰也沒有說話,一路經過了五六處奇石廣告牌。


“邊上是什么?”高提格終于開了口。


“不知道。我之前沒走過這條路。”


廣告旗樹立在水泥白瓷磚建成的小商店門前,似乎每往前開進一步,他們就愈發引人注目。“奇石”指的是具有其他形狀的任意一塊石頭。它在全國的旅游景點已經成了一種必備之物;人們在黃山可以看到名為“仙人下棋”和“犀牛望月”之類的自然形態。收集者購買小塊石頭;這些小石頭有時候甚至被雕刻成適當的形狀,或者帶有某種礦物圖案,這樣的圖案讓我們覺得既神秘又熟悉。我對奇石沒有一丁點興趣,可它們在河北省這樣一個被人遺忘的角落里如此欣欣向榮,倒讓我感到有幾分神秘。什么人會購買這樣的玩意兒?駛過二十多面廣告旗之后,我終于把車停了下來。


走進店鋪,物品的擺放顯得很怪異。整個房間擺了滿滿一圈展柜,只在入口處留了一個小口子。一位店員微笑著站在口子的邊上。高提格走后面,我從一排排桌子邊上擠了過去,隨即聽到了巨大的摔倒聲。


我轉過頭去。高提格僵在了那里;水泥地上滿是綠色的碎片。“怎么了?”我問道。


“他碰倒了!”那位店員說道。他抓起了高提格的衣襟。“你的衣服把它掃了下來。”


我和高提格看著一地的碎片。過了一會兒,我問道:“這是什么?”


“玉石,”那位店員回答道。“是一艘玉雕帆船。”


我終于辨認出了那些部件:被摔壞的船帆的一角、扯斷的纜繩。那是一艘中國的商人們喜歡擺在自己的辦公桌上以求好運的帆船模型。帆船的材料看上去像是從工廠里弄出來的廉價仿冒玉石,而整艘帆船已經摔散——地上竟有五十多片碎片。


“沒事兒,”那位店員樂呵呵地說道。“先到前邊慢慢看慢慢選,也許你還想買點別的東西呢。”


身邊全是展柜,我倆站在房間的一角,仿佛兩只籠中困獸。高提格的雙手都在發抖,我感覺自己的太陽穴突突直跳。“真是你打翻的嗎?”我用英語問道。


“不知道,”他回答道。“我什么都沒感覺到,不過我也不敢確信。我一走過它就掉下來了。”


我從未遇見過貨物摔碎了還能如此平靜的中國生意人。第二個人提著掃帚從邊上一個房間里走了出來。他把帆船碎片掃到一堆,然后就離開了。又一個人悄無聲息地出現了,直至大門邊站了三個人。我幾乎可以肯定,這就是一場蓄意栽贓;我聽說過,有的古董商店自己把花瓶砸碎,然后怪罪于顧客。可我們才離開北京幾個小時的時間,連所在的縣名是什么都還不知道。高提格已經變得出奇地平靜——只要犯了事,他總會這樣。除了挑選“奇石”,我們誰也想不出別的好法子。




我和高提格都于1996年加入和平隊,當時做志愿者工作似乎有點不太合潮流。自約翰·F·肯尼迪總統在冷戰的巔峰期建立和平隊以來,這個組織的個性一直隨美國的政治氣候變化而變化。當時,和平隊一下子大受歡迎,對于關心美國應該在發展中國家扮演什么角色的理想青年十分具有吸引力。越戰之后,隨著美國在外交政策上遭遇犬儒主義浪潮,和平隊這一組織跟著成為受害者。自“9·11事件”以來,和平隊的重要性又一次發生了改變——現在任何加入和平隊的人可能都對戰爭時期個人應該承担的責任進行過認真的思考。


不過,1990年代中期并沒有國內大事件在志愿者心中具有相當的分量。很難說清楚是什么東西讓人產生動機要去海外待上兩年,而我們加入它的理由千千萬萬。我所知道的志愿者大多懷揣一絲理想主義,但通常予以輕描淡寫,人們有時候覺得說起這樣的詞語會讓人很不自在。高提格告訴我,和平隊在對他進行面試的時候,要他把自己的“社區義務”按照五級制進行評價。高提格給自己打了個三分。沉默了好久,面試官才開始發問。你曾經在毒品治療中心工作過,對嗎?你目前在教書,對嗎?他終于說了句:“好吧,我給你打四分。”高提格后來告訴我,他報名的理由之一是他在明尼蘇達州的女朋友說要認真考慮兩個人的關系。我在其他志愿者那里也聽到過同樣的說法——硬著頭皮也要做的一件難事就是想個最簡單的辦法結束兩個人之間的關系。


當時,我可不想告訴面試官我的真實動機。我需要時間用于寫作,但又不愿意再去讀書,而且不敢想象找一份平常的工作會是什么樣。我很高興有了學習外語的念頭;教幾年書的想法我也很有興趣。我覺得和平隊的工作不會那么機械死板,我很喜歡這一點;而他們又把這樣的工作稱之為志愿者,所以我父母親也感到十分高興。我的父親和母親都住在密蘇里州,同為天主教徒,對肯尼迪的記憶相當愉快——我后來才知道,和平隊曾經招募過大量的天主教徒。不知何故,它尤其受到中西部人的歡迎。我們那一年派往中國的十三名志愿者中,有六個人來自中西部各州,三個人來自明尼蘇達州。這跟中西部各州篤信的自由主義有關,不過其中也有逃離的成分。有同伴之前從未出過國門,來自密西西比州的一位志愿者之前從未乘坐過飛機。


我們都沒想過會來到遙遠的中國。沒有人在那里生活過,除了一點點基礎,也沒有人學習過他們的語言;我們對于中國歷史實際上一無所知。我們了解到的第一點,是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對我們的前往十分懷疑。我們得知,在“文化大革命”期間,中國政府指責和平隊跟中央情報局扯上關系。這些東西從未公開表述,但中國仍然有一幫人對于接納和平隊抱著提防的態度。直到1993年和平隊才首次向中國派出教師,我是第三批。


我們一定受到了嚴密的監控。我時常想弄明白,中國的安全官員是怎么思考的——是不是我們的無知迷惑了他們,或者令他們愈發懷疑我們。他們一定想琢磨個明白,這一幫家伙有什么共同點,美國政府偏偏選中他們派到中國來。為了確保從評估中抽身而出,總得有幾個倒霉鬼以備聽用。在我之前一年,一位從美國海岸警衛隊退休的老人也加入了進來。大家都叫他“上尉”,他還是美國著名電臺節目主持人拉什·林寶的忠實粉絲;在培訓活動上,他穿了一件羅納德·里根體恤衫,這讓他在即將任教的中國大學校園里顯得非常扎眼。一次,和平隊的一位官員對他說:“你也許應該換一件襯衣。”上尉回答道:“你也許應該再讀一讀憲法。”(這事就發生在成都。)一天,上尉給中國的青年學生上課,他在黑板的中間畫了一根線,并在左右兩邊各寫上“亞當·斯密”和“卡爾·馬克思”。“好,同學們,咱們開始上課,”他高聲說道。“這個可以;這個不可以。”結果呢,他因為在成都街頭的一場爭吵中毀壞出租車側視鏡而被和平隊掃地出門。(爭吵碰巧發生在馬丁·路德·金紀念日那一天,本是相當不錯的素材,卻很可能未被中國的安全官員記錄在案。)


沒過多久,大家幾乎就可能忘記了誰為什么把我們派到那個地方。我們大多在偏僻地方規模不大的大學教書,跟和平隊很少有直接的聯系。只是偶爾從上面傳下來的一些課程方面的要求,比如“綠色英語運動”等。這是一個全球性的項目:和平隊希望從事教育工作的志愿者將環保主題融入到自己的教學活動中。我在中國的一個同伴非常審慎地開了頭,以“吐痰是好還是壞”為題組織了一場辯論。這一下子把全班分成了兩派。一部分學生群情激奮地說,很多中國人從事的職業就是撿拾垃圾,如果沒有了垃圾可撿,他們肯定會失業。沒有了垃圾,他們靠什么吃飯?除了“綠色英語運動”得以有效結束,這一場辯論沒有明顯的輸贏。


這樣的經歷會改變一個人,只是改變的結果不一定符合你的預期。對死硬的理想主義者而言,這樣的工作真是糟糕透頂,他們大多干到最后便沮喪不已,十分不開心。實用主義者可以做到最后,明智的人還給自己的每一天都確定了細微的目標:學一個中文詞組,或者給渴求的學生教一首詩歌。長遠的目標統統被拋到了一邊。靈活性最重要,幽默感同樣如此。和平隊的手冊里沒什么好玩意兒,美國人對于發展中國家的看法相當的一絲不茍——有的國家需要拯救,有的國家需要害怕。這對于共產主義同樣如此,他們的宣傳絲毫沒有幽默感。不過,中國人本身倒是出奇地心境開朗。他們看見事情都會哈哈大笑,其中包括我:我的鼻子,我穿的衣服,我說的中文。對于固執地以美國人身份為榮的人來說,這個地方糟糕透頂。有時候,我把和平隊想成是逆向避難機構,它把我們這些失落的中西部人遣送至此,把自己變成了唯一一個教會美國人拋掉國民性格的政府機構。驕傲、抱負、缺乏耐心、想控制的本能、想積累的欲望、宣傳的沖動——這一切統統被拋在了腦后。




這家商店有幾塊像食物的奇石。這在中國是比較流行的藝術主題,我認出了幾樣舊時最愛:石頭雕刻的大白菜、石頭做成的臘肉串。還有些石頭經過打磨,顯出了神奇的礦物肌理,不過因為緊張的緣故,它們在我的眼里看起來大同小異。我隨便挑選一件問起了價格。


“兩千元,”那位店員說道。他看出我有些退卻的樣子——那畢竟將近250美元啊。“不過可以便宜點賣給你,”他緊接著補充了一句。


“你看,”高提格對我說道。“這里的其它東西就算掉到地上也不會摔壞。”


他說得沒錯——這事兒徹頭徹尾地奇怪。首先,玉雕帆船怎么會擺放在那個地方?作為救命稻草,我指望高提格的體格也許可以避免暴力沖突。他身高一米八六,塊頭很大,蓄著短發,長著日耳曼人的大鼻子,中國人往往看了吃驚不已。不過,我從來沒有遇到過他這么溫和的人,我倆很勉強地向大門口走去。那個人還站在那里。“對不起,”我說道。“我不想買。”


店員指了指那一堆綠色的帆船碎片。“怎么辦?”他小聲地問道。


我和高提格合計了一下,決定以五十元開始起價。他從錢包里掏出了鈔票——相當于六美元。店員一言不發地接了過去。走進停車場的時候,我準備著有人走過來拍我的肩膀。我發動切諾基,轉動方向盤,急駛上了110國道。車開到張家口,我們倆還止不住地發抖。我們在一家大卡車停車點停下來吃午飯;我大口大口地喝著茶,以平復自己的神經。一看我們是美國人,服務員一下子來了勁頭。


“我們老板去過美國!”她說道。“我這就去叫她!”


老板是個中年人,頭發染成了深黑色。她來到我們的餐桌跟前,以夸張的姿勢呈上了名片。名片的一面印著中文,另一面印著英文:




美利堅合眾資源有限公司


中國辦事處副主任


金芳柳




上面燙金印著美國的總統徽章,粗劣不堪。除了那只鷹,這個徽章跟美國的正宗原版大致相似:張家口的這一只鷹比美國的同類胖了不少。它的翅膀顯得臃腫,脖子顯得粗大,雙腿肥得像鼓槌。即便放下盾牌和箭頭,我還是懷疑這只鳥能不能飛起來。名片的一角印著幾個小字:




名譽主席


杰羅德·R·福特總統




“這是一家什么公司呀?”我問道。


“我們在張家口經營的是餐飲業,”那女子回答道。她告訴我,她的女兒在弗吉尼亞州的羅恩奧克市也開了一家餐館。


我指著名片的一角問道:“你知道這個人是誰嗎?”


“福特,”金女士用中文說出了福特的名字。“他當過美國總統。”


“他跟你們這家餐館有什么關系嗎?”


“只是個名譽頭銜,”金女士回答道。她擺了擺手,仿佛在說,沒必要讓福特知道我們在張家口開的這家不起眼的大貨車停靠站!她給我們打了折,還叫我們下次再來。


我們在集寧停下來過夜。氣溫已經降到了零下十多度;雨已經變成了雪;我一看見旅館就停下了車。這里的地名是蒙古語——烏蘭察布——賓館的大廳如此寬敞,竟然擺了一條保齡球道。我們在前臺登記的時候,耳邊滿是球和瓶的撞擊聲。至此,我對接下來要去的地方已經胸有成竹。




跟高提格一起旅行完全是打好主意去冒險。跟他在一起,總會遇上有趣的事情,而他往往不慌不忙,不過他對于舒適和安全的標準如此之低,以致幾乎沒有任何評論。在我所知道的來和平隊里逃避的中西部人中間,他做得最為過分,以致根本沒有回家的跡象。當我們那一批人在舊金山做行前集合時,高提格攜帶的行李最少。他隨身攜帶的錢不到一百美元,那是他所有的積蓄。


他來自明尼蘇達州西南部,從小由單身母親撫養長大。她十九歲就有了兩個孩子,從此便四處尋找工作——酒吧服務、辦公室文秘、假日酒店服務生。后來,她在一家面包袋繩制造廠的生產線找了一份工作,這家工廠位于明尼蘇達州沃星頓市,鎮上只有一萬人口。他們家先后住過家庭拖車停車場和公寓房;還在農場上居住過一年,因為前一位租戶是高提格媽媽的朋友,已在一場摩托車事故中丟了性命。他們一家的生活主要圍著摩托車打轉。高提格的母親是個虔誠的自行車手,他們經常在夏天去中西部參加哈雷-戴維森大賽或者競技表演。他看著母親的朋友在“猴子上樹”之類的節目中相互比拼,女人從摩托車上一躍而起,抓住懸在低空的繩子并前后擺動,男人繞著障礙賽道往前騎行,女人趁著摩托車返回的時候穩穩地落下來。還有一項比賽是看哪一位女子坐在行駛的摩托車上能夠把繩子上掛著的熱狗咬下最大的一口。高提格第一次跟我說起這些事情的時候,我才意識到自己在中國看到的事情一點不算稀奇。他說他一直非常討厭摩托車。




他是家里唯一喜歡讀書的人。他讀到十一年級就畢業了,因為明尼蘇達州有一個項目,如果中學生提前畢業,州政府可以為其支付一年的大學學費。在明尼蘇達大學的莫里斯校區,高提格主修起了英語,隨后進入該大學的曼卡托校區進行研究生學習。就在研究生學習期間,他申請加入了和平隊。他從小就對商業經濟有所見識,覺得這是遠赴海外最好的辦法。


來到中國之后,他被分配到四川南部的小城市樂山從事英語教學。他抽空跟另外兩名志愿者一起組織戲劇表演:學生版的《白雪公主》。學校很快就認識到其中的宣傳良機,庚即組織了巡回表演。其他志愿者沒過多久都先后抽身而出,但高提格對什么事情都非常癡迷。他領著《白雪公主》劇組上了路,坐著公共汽車在全省巡回表演,曾經一天在各個中學校進行了三場演出。為了政治原因,他們只好把劇目改頭換面。伐木人原本是反面人物,但學校領導堅持喜劇的結尾應該有利于無產階級,于是伐木人改過自新,還進行了一番自我批評。作為巡回文藝表演的一部分,銅管樂隊演奏了《國際歌》,一名學生翻唱了理查德·馬克斯的《此情可待》,高提格抱著藍色吉他走上舞臺唱起了《鄉村路帶我回家》。無論走到哪里,他都被人圍著索要簽名。在穿行于各城鎮的顛簸之旅中,《白雪公主》的演員們扯著嗓子高聲唱歌,大肆啃著新鮮的甘蔗桿,把甘蔗渣直接吐在了公交車的地板上。高提格告訴我,那是他在和平隊服務期間感覺最難耐的十天時間。


他中文學得很快。一抵達中國,和平隊就給我們安排了兩個半月的密集學習,那之后便根據自己的需要雇請私人教師。不過,最好的策略是去大街上閑逛,隨便找人說話。高提格在這一點上具有非常理想的人格魅力:他有耐心和好奇心,而且永不知疲倦。像中國人所說的那樣,他還是個喝酒的好手。像四川的鄉下人那樣,他學會了用牙齒開啤酒瓶。


一年秋天,他去中國最西邊的荒野地區新疆旅游。他一個人在天山扎寨露營。他偏離旅游線路去攀爬巖石,結果被蛇咬到了手指。先是手指紅腫,接著是整只手掌都腫了起來。他花了四個小時回到自治區的首府烏魯木齊市。至此,紅腫已經蔓延至整只手臂,痛得他死去活來。他找到公用電話,給住在成都的和平隊醫療官打來了電話。醫療官確認了癥狀:聽起來像是肌溶性毒蛇惹的禍,他需要盡快住進醫院。


他向路過的行人求助,一位年輕的女子主動站出來幫起了他。她的英語說得很好,這在如此偏遠的地區很不尋常。她穿著一件寬松的亮黃色無袖衫,頗像一口大鐘從頭頂套在了身上。高提格當時就覺得這個女人多少有點奇怪,但對此顧慮重重肯定不合時宜。她把他送到醫院,醫生切開了被蛇咬傷的手指頭。醫院有傳統的中藥;高提格看見藥盒上印著蛇的圖案,因而覺得那肯定是個好兆頭。醫生用杵和碾缽壓碎藥片,然后直接把它塞進了蛇咬的傷口。


紅腫繼續擴散。幾個關節變成了粉紅色,蛇毒破壞了毛細血管。到了傍晚,高提格終于明白,穿亮黃色無袖衫的那位女子明顯精神失常。她把自己的行李拿到醫院并拒絕離開,還向所有的人申明她是他正式的翻譯。她不回答任何私人問題——高提格仍舊不知道她在什么地方學到的英語。只要他問起名字,她總是說:“我的名字嘛……朋友。”她每次這樣回答的時候,聽起來都令人毛骨悚然,直到高提格不再追問這個問題。她在病床前的椅子上待了一整夜。第二天,醫生三次切開手指,塞進了更多的藥粉。真的是疼痛難忍,不過高提格至少成功地勸說護士們趕跑了那個女人。第三天之后,紅腫開始消退。他在醫院住了一周的時間;他身無分文,竟要和平隊的醫療官匯款繳納那一筆不足一百五十美元的醫療費。他的手痊愈了。他再也沒有見過那位穿亮黃色無袖衫的女子。




我們離開烏蘭察布賓館的時候,只有一個人正在打保齡球。當地政府在110國道的入口處樹立了一塊告示牌,上面的數字竟可以像芬威公園的記分牌那樣進行更換:




到本月為止,該路段已經發生65起交通事故,造成31人死亡。




昨天的暴風雨已經過去,不過溫度依然只有零下十來度。從集寧到呼和浩特的公路要穿過茫茫的大草原——低矮的山丘覆蓋著積雪,狂風不停地怒號著。我們從一輛輛停著紋絲不動的解放牌大卡車邊上開了過去,它們的油路給凝固了,也許是因為油箱里的水分太多吧。往前開了二十多公里,我們爬上山坡,看見一溜車輛一直延伸到了地平線上:大卡車、小轎車、吉普車。誰也動彈不了,誰都在摁喇叭;狂風中響徹著汽車喇叭奏出的管弦樂。我從來沒想到,這樣蠻荒的地方也會遇到交通堵塞。


我們停下切諾基,朝著擁堵的方向步行走了過去,幾位駕駛員向我們解釋了事情的原委。一開始是大卡車的油路被凍住了。其它車輛在這條雙車道的公路上開始超越它們,可總會遇上頑固的車輛迎頭駛來。兩車對峙,喇叭齊鳴,直至各自身后的車輛越聚越多。終于,兩頭都一步也無法挪動。有些車輛試圖從路面之外繞行,可走不到五十米就陷了進去。大家穿著便鞋在雪地里踉蹌而行,試著用雙手把車輛給刨出來。沒有警察的影子。與此同時,大卡車司機們蹲在卡車底下,在地上生起火堆,然后用它來烘烤凍住的油路。這樣的場景有一種別樣的美感:積雪覆蓋的草原一片荒蕪,一溜煙望不到頭的汽車長龍,藍色的解放牌大卡車下閃爍著橘黃色的火苗。


“你可以走過去給這些卡車司機們照一張相,”高提格說道。


“你才應該來一張,”我說道。“我可不會靠近這些家伙。”


終于,在這一片未做標記的內蒙古大草原上,我們跨過了區分“奇”和“蠢”的那一道虛線。我們盯著橘黃色的火苗看了一會兒,隨后從一條鄉間小路開到了呼和浩特。剛一抵達,切諾基的啟動裝置失靈了;我們一路推著車來到了修理廠。對著引擎搗鼓的過程中,修理工不停地抽著“國賓”香煙。不過,既然走完了110國道,這就跟七月四日國慶節上放放煙花一樣不具有危害性。




有人說,在和平隊服務最困難的事情莫過于回家。兩年的服務期即將結束,和平隊舉行了一次預告別會議。他們散發了求職材料,講起了我們回家后聽見別人說起“我不知道和平隊竟然還存在著”這樣的話語時我們會有怎樣的反應。有幾位志愿者參加了外交服務考試。一個人只考了一半,并沒有嚴肅對待;他在作文部分寫的是自己的世界觀如何地受到了影片《空軍一號》的影響。有幾位通過了筆試,但在面試環節敗了下來。此后幾年間,我陸續得知更多的志愿者參加了這一考試,不過他們一半都被繁瑣的程序弄得暈頭轉向——他們在實際經歷中學到的東西與此沒有任何關聯。


和平隊從一開始就被描述成對外事務的幫手,不過它的另一個目的是要培養美國人對于外部世界的認識。這樣做的意圖是影響國家的政策——該組織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1958年出版的《丑陋的美國人》的鼓舞,因為該書對美國自上而下式的外交政策進行了批評。在某種程度上,我加入和平隊的時候還抱有真誠的信念,相信它具有改頭換面的力量;我認識的每一個人都因為這樣的經歷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不過,這樣的變化只會使人們更加不愿意替政府工作。志愿者一開始往往個人主義性格十足,很少具有傳統意義上的雄心抱負。一旦去到海外,他們便學會了在混亂中過日子,這很難讓他們相信還有什么改變的可能性。絕大多數曾經的志愿者都會反對美國在伊拉克采取冒險行為,因為他們從自己的經歷就可以知道,哪怕是最為簡單的事情,到頭來也可能錯誤百出。然而,他們的意見對于國家的政策不會產生實質的影響,因為他們所處的位置不大可能產生影響。


我在中國的很多同伴后來都當上了老師。這在一定程度是因為他們本身從事的是教育性質的志愿工作,不過同時也跟我們所鍛煉到的種種技能有關——靈活性、幽默感、愿意解決學生拋給你的各種難題。當上作家和新聞記者的也不少;有的人進入了研究生院。其他人繼續游蕩,高提格在中國一住就是好多年。每到夏天,他便為和平隊工作,培訓新到的志愿者,其余時間他便逮到什么做什么:為報紙撰寫專欄故事、臨時性地充當翻譯或研究人員。偶爾,他會來到北京,在我那張沙發上一睡便是一個星期。說到待客的話,我可算是終身在為和平隊服務。有時候,我的公寓里會住著三四個客人,全是中西部大個子,一邊喝著燕京啤酒,一邊高聲笑談舊時光景。


在西南部的昆明,高提格跟一個中國人合伙開了一家酒吧。他們在一個廢棄的防空洞找來地盤;租約明確提出,如果中國發生戰爭,他們必須交還經營場地。酒吧有兩張臺球桌,以及一個樂隊表演臺。開張沒有多久,酒吧里發生了一次持刀斗毆——其中的一位酒吧招待員身中數刀,只好切掉了單側肺葉的一部分。酒吧沒有多少生意,高提格和他的合伙人幾乎無力支付那一筆醫療費。他們的酒吧就取名為“地下酒吧”。


我們駕車橫穿中國北方的次年,高提格回到了美國。他三十歲,幾乎身無分文。他回到了明尼蘇達州的西南部,但根本沒想過還要在那里生活;一個月之后,他坐上灰狗長途大巴去到了南方。有幾個曾經的志愿者居住在密西西比州的斯塔克維爾;他們收留高提格住進家里,并給他找了一份教授外國學生學習英語的工作。一學年的薪水有二萬四千美元。高提格想攻讀教師資格課程,卻發現所花費的時間與讀法學不相上下。他買回一大摞有關法學院入學考試的書籍開始自學,結果考分名列前茅。我再一次見到他的時候,他已經入讀哥倫比亞大學法學院,并入住了濱江大道。他利用空余時間為非政府組織“人權觀察”從事中文研究工作。后來,他當上了哥倫比亞大學主辦的《亞洲法律》的總編輯。看得出來,他臉上依然帶著一絲來源于中國的表情——略微震驚、不知所措、難以適應。他不知道這種狀態會持續到何種地步,不過依然樂于搭上我的順風車。




作為那次駕車出游的后半程,我們沿著215國道開到了青藏高原。雙車道公路的兩側是高海拔沙漠風景畫,要么是巖石,要么是黃沙,間或點綴著公路安全宣傳標語。有一個路段,政府部門在路邊一根高達三米的纖細柱子上擱置了一輛撞壞的轎車。轎車已經被撞擊得面目全非,前部被擠壓成了平頭,搖搖晃晃的一扇門只剩幾根鐵絲連接著。車尾涂著幾個大字:四人死亡。這真像是小孩子令人恐怖的待客之物——汽車冰棍啊。還有一處關于速度的標識語,看上去頗像菜單的選項:




40碼很安全


80碼有危險


100碼進醫院




道路陡直地爬升至青海省的邊上。我們超過了一輛輛馬達震天響、速度慢吞吞的解放牌大卡車,車上的高度計顯示到了三千六百多米。整整兩百多公里的路段,我們沒看見有人居住的痕跡。沒有加油站,也沒有餐館或商店;我們經過的第一座小鎮前不久才被夷為了平地。沒有了屋頂的墻壁孤零零地兀立在高原上,仿佛是某個失落王國的遺跡。


進入青海,高提格的左眼犯了毛病。先是流淚,接著是疼痛;他坐在副駕駛座,不停地用拳頭擦臉。我們又經過一處三千六百多米的山口,下到了青海湖。那是中國最大的湖泊,周長三百多公里,藍得像寶石。我們在含鹽的湖邊扎下營寨,在一處狹長的地上支起了帳篷。那是我在中國看到過的最漂亮的地方,但高提格此時幾乎什么東西都看不見了。


第二天早上,他躺在帳篷里嚎啕大哭。他已經取下了隱形眼鏡,但疼痛有增無減;他問我要走多長時間才能到達省城西寧。“疼得要命啊,”他說道。“一陣陣的刺痛。”


我問他要不要我幫忙。


“也許只有到了西寧才能找到眼科醫生,”他說道。走了整整一萬公里,我覺得這才是最不吉利的一句話。眼睛痊愈了,他后來才知道,隱形眼鏡正是罪魁禍首。在昆明的時候,一個朋友告訴他,當地一家商店可以半價買到強生牌隱形眼鏡——聚劃算啊,高提格于是一下子買了好幾副。結果呢,那些眼鏡全是假貨。那又成了一條新規:在昆明千萬別批量購買隱形眼鏡。中國是一個充滿教訓的國家,我們大家現在還得天天學習。別在新疆跑出主路。別在河北的偏僻旮旯購買奇石。遇到停著的大卡車下面有人撥弄火堆,千萬別套近乎。沿著湖邊,我們又經過了一根汽車冰棍,盡管高提格的眼睛依然淚流不止,幾乎什么也無法看見。青海境內,他一直在流淚——他流著淚走過含鹽湖泊的荒寂湖岸,流著淚走過紋絲不動的汽車冰棍,又流著淚沿世界屋脊長長的下坡一路走了過來。


來源:上海譯文出版社《奇石》 何偉 著




楚塵文化 2015-08-23 08:3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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