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章華國詩禮傳家—精彩書評選  >>>

簡體     傳統

摘自鳳凰網讀書頻道《讀藥》周刊·133期

在很長一段時間里，“上海女人”以近乎符號矩陣般的組合，整齊而劃一地排布在中國文學史上，那些關于欲望、苦戀、歡場、金錢的傳奇伴隨著或綿長或陰鷙的格調響徹吳儂軟語的巷弄。如果說，文學中的“上海女人”正因此而“乏善可陳”的話，那程乃珊卻偏要陳述一番關于上海女人的“善”——那些真實的戀慕與錯過，那些被遺忘的風情萬種。無關傳奇，只隨生活。

張定浩在評論王安憶的時候寫道：“王安憶可以說是一個很會‘看’的人，從看自己到看他人，她都明瞭，但她要的，是‘個人在一個安全的殼子里，才能夠分出心去看’。”（原載于《山花》2014.3）如果用感官來區別作家的藝術觸覺的話，同樣是上海女作家，寫《上海女人》的程乃珊則更像是一位很會“問”的人。“問”的另一端是“聞”，一問一聞，皆為品悟，無論是自己親自打聽還是間接據聞，她都更愿繞過帶著符號標識的人物塑造，避開波瀾壯闊而刻意別捏的宏大架構，用生活本身的狀態去表述所聽所聞。倘若王安憶是“個人在一個安全的殼子里，才能夠分出心去看”，那程乃珊就是“把他人的故事放在生活的殼子里，才能夠對歷史發問”。都說上海洋場風月地，姨太奶奶勾心斗角，孽情欲河難以翻身，“上海女人”似乎早在戲文、言情小說、電視劇、電影甚至傳媒的花邊新聞中定格了意義。從這個角度看，程乃珊是用心的，心都用在“陳善”之上。她不思量張愛玲筆下的心緒和道理，不建構王安憶筆下的傳奇，她談的是流于觀感下有溫度的故事。

漫談、巷聞與風物志：非虛構的表述

福斯特在《小說面面觀》里認為，小說的永恒主題是人性。小說發展至今，形態一變再變，題材一再突破，但小說并沒有步入死循環，因為小說關注的根本話題是人性。其實，何止是小說，曲、劇、文，亦從來以人為美，就連《上海女人》這樣很難從文體上準確劃定究竟是隨筆集、散文集還是回憶錄的文體亦如是。

作為漫談和巷聞的記憶片段

若果讓我來界定的話，我更愿意將之界定為漫談式巷聞，或者巷聞化漫談。由上海卡門、少奶奶、名媛到舞女、歌女乃至保姆，縱然《上海女人》幾乎都以第一人稱的轉述來行使表述者的話語權，但讀者依然能明顯感受到程乃珊在表述過程中對每一截記憶片段中的人物都保持著一份懷有敬意的距離。因為每個人物都是真實的，每個人物似乎都跟程乃珊所生活過的時代或并肩而行，或擦肩而過，程乃珊更愿意在文本里為她們保留生活應有的樣貌和姿態。她寫沈毓香，沒有調動讀者的窺秘心態對“上海寶貝”這個在當今語境下多少帶有性別揶揄的名詞進行放大，相反，她就像在巷弄里碰到熟人聊起沈毓香那樣，聊她所聽聞的沈毓香，聊那個年代的“上海寶貝”。這份看似漫不經心的“閑聊”，實則以世俗的溫情來填充生活之閑缺，用在場性的體驗擠出八卦式的無聊。同樣，她不為憐香惜玉而寫風塵女子，不為寵辱之爭而寫少奶奶，不為怨情郁欲而寫舞女。在程乃珊筆下，漫談與巷聞不是獵奇和八卦，她背對著市場所默認指向的野史秘聞，她避開眾生對那個年代“上海女人”的公共臆想。在此意義上，所謂漫談，便是那些看似輕描淡寫的憶記，背后卻是娓娓道來的生命體驗。所謂巷聞，則沒有多少“敘述的野心”或“表達的策略”，仿佛在跟眾生分享其所問所聞。這份首先彰顯于文體外衣之上的距離，本身便體現了作者以最輕描淡寫的習慣去闡發“人性”這個宏大深遠的命題。

作為風物志的世情見聞

在《上海女人》里，有些女人是“我”沒見過的，像黃慧如。有些女人是“我”見過的，如保姆蓉貞。有些女人則是不僅見過還生活在這個世上的，如潘迪華。從上個世紀20年代縱躍至今，《上海女人》談遍了上海女人鮮為人知的眾生相，雖然文本處理上也許多少會給讀者一種或散或集的錯位感，但其中所呈現的畫面卻沒有陷入混沌。那是因為程乃珊以切身的體驗在文本中實現了“以人及物”，借由人物的光景來還原時代的圖景。毫不夸張地說，《上海女人》是一份隱晦的風物志。大至巷弄、舞廳、綠屋，細至長袍馬褂、西裝、化妝品和電影海報，漫談中的人物從來不會脫離具象化的歷史場景，巷聞里的故事也鮮有失去現實的依據。同時，程乃珊對用詞的精準考究，也從側面上體現出“一個時代的風物”。比方說，“‘跟’男人”和“‘嫁’男人”之間的差別體現出夫人與姨太、少奶奶的地位從屬甚至歸宿，“功夫”尤指為人處世的智慧，“懿德”和“淑德”的分量，“兩頭大”意味著“樓上太太”（正房）和“隔壁太太”的共同地位……

《上海女人》的表述是自然的、輕松的甚至隨意的，但這種無法確切名狀的文體又是耐人尋味的。《上海女人》里多次提到諸如“善解風情”之語，或許，要“解”出這本書的風情，得先探尋作者程乃珊在文體構思上那份貌似不屑一顧的修煉。

橫截與縱向：在世情中相融相離的歷史

作為文本的《上海女人》中，有一系列饒有意味的現象，那就是“橫截的存在”和“縱向的求索”。所謂“橫截的存在”，指的是“入俗”：那些世俗觀念中的大戶人家恰好并非都是恃勢凌人和恃寵生嬌，那些普遍認知里的邊緣人物（如舞女、歌女、傭人）并非都不能游蕩在一個社會的臟腑之中——一言蔽之：濃淡相宜，雅俗相生，方為世情。所謂“縱向的求索”，指的是書中所談及的大多數上海女人在其生命歷程中都涉及到身份認同和自我求證的問題。

“橫截的存在”首先體現在沈毓香身上。“仲太太這一生，跟過三個男人，個個都在上海灘叱咤風云”（第11頁），“跟”這一字，便注定了與“嫁”無緣，紅塵浮沉，大抵如此。從仲太太到仲婆婆，她又經歷過大時代到“文革”，從小洋樓到“七十二家房客”的洗禮，雖說不上滿目瘡痍，但已跟社會的不同階層進行過共處和“共名”。在程乃珊筆下，這位“上海Baby”已經不是特定社會階層的符號或某個歷史年代的標簽，而是生活中一個橫截面的個體，有血有肉，靈欲緊扣。跟沈毓香一樣“入俗”的，還有“綠屋之主”吳同文的太太。這位曾經的“貴族”在落難后面對弄堂的平民，并沒有驕橫，卻保持豁達大方，鄰里老少都稱之為“吳家好婆”。對于她，程乃珊寫道：

真正貴族的貴氣，往往是在落難中才顯露……她贏得街坊鄰里、眾多子孫后輩的尊敬和愛，她還健健康康地活到做太婆、抱曾孫的開心日子。（第110頁）

《上海女人》中的女人活在切切實實的世情里而不是爾虞我詐的劇情里，真實中的她們并非都像現今宮斗劇、家庭倫理劇里的貴婦那般凌人和生嬌，她們雖曾身處某個階層但卻不代表那個階層，她們自覺地代言著那個時代的生活。相似地，充滿野心和心高氣傲的“上海卡門”可以為了一份怨憤的眼神義無反顧地付出愛，地位低下的保姆也可以因為真誠的付出而獲得正名。在程乃珊筆下，社會的階層是有高低差別的，但生活，卻都處于一個橫截的平面，個體與個體間相融、相斥也相生。

與“橫截的存在”緊密相連的，是“縱向的求索”。如果說“橫截的存在”所指涉的更多是生活，那么“縱向的求索”表現的便是身世。“所謂‘英雄不問出處’，女人，特別是社交場上獨領風騷的女人，都有一段撲朔迷離，甚至根本無蹤無根的家世——同樣是不問出處的。”（10頁）所謂撲朔迷離，所謂不問家世，無非是不堪回首。往昔的不堪回首與他日落難后的親民，在邏輯上自成一脈，但此中間卻夾雜著一輪輪的身份問題。“上海Baby”、“上海卡門”、少奶奶們，大都有著不為人知的過去，這是“失根”。她們要“跟”男人而非“嫁”男人，財產和名義都沒有歸屬，這是“失語”。“失根”和“失語”使得上海女人們生命軌跡的斷裂，導致其生命相位遭受偏移。

所以，在這個意義上，“橫截的存在”是相融，“縱向的求索”是斷裂。程乃珊所體驗過的歷史，是時代的，也是生活的，是世情的，于是她筆下的上海女人便有了相融相離的社會屬性。

善解風情：世俗的生存哲學

《上海女人》開篇便三次提到了一個詞——風情萬種。而后也出現過“善解風情”和“風塵女人”。可以說，恰好就是“風情”二字，集中地映射了程乃珊對她經驗片段里上海女人的價值認同。

在《上海女人》里，讀者多少能嗅到程乃珊的生存哲學：也許出于自身經歷，她崇尚高貴，但她又認為高貴是一門關于世俗和民間的秉性。誠如開篇所言：

女人是不講邏輯的，但冷眼看她們，在傳統與現代、自由與約束、出格與規范之間婉轉徘徊、掙扎游移，完全是胸有成竹，其中的千姿百態，真個風情萬種。眾多的都市傳奇，原本就是這樣產生的。（第3頁）

以往，關于時代的律動，關于傳統的演化，關于現代的進程，關于欲求與規訓等一切命題，不問是非、不問緣由，似乎大都由男人去承載，去實現，去定義。而在程乃珊心目中，不同時代里胸有成竹地婉轉徘徊、掙扎游移的女人，雖然不能同構堂而皇之的功名利祿和宏韜偉略，卻從另一個維度上補全了由男人書寫的時代進程的缺漏。在這中間，程乃珊是溫和的，沒有動輒啟動“男性”、“女性”來探尋性別意識，也沒有過分糾纏“男權”和“女權”的話語成分來包裝自己，她只用一句“風情萬種”或“善解風情”來告慰那些屬于大時代的包容和寬慰。

程乃珊在《上海女人》里寫得最具敘事性的，許是卡門，許是少奶奶，但寫得最動情的，還是“天涯歌女”潘迪華，這位多次出現在王家衛電影里的上海女人。這位一不小心就會在王家衛電影里把女主角的戲也搶走的女人，似乎便是程乃珊自我鏡像里的一個價值符號，那上面鐫刻著對那個逝去的“大時代”的所有關于風情的解釋，也可以被釋讀出往后歲月里一切關于風塵的慨嘆。“身在香港逾半個世紀，接受了落花飄零、他鄉認故鄉的事實”，這是時間維度上的身份切換；“回憶往事，沒有怨憤，沒有悔忌”，這是空間意義上的包容和豁達。程乃珊仿佛在用潘迪華的經歷告訴世人，歷史需要這么一批人來補全時代的疏漏，來過濾眾人的目光，來揭開傲慢而冰冷的“共識”背后的風情和溫熱。她們可以是舞女，是歌女，是少奶奶，甚至是妓女。這份關于善解風情的生存哲學，擁有歷史合法性，需要現實合理性。

與此相對應地，在談及少奶奶這個現今所為人不屑的群體之時，程乃珊通過還原她的記憶來完成“善解風情”的生存哲學：綠屋的二少奶奶不甘于安穩平靜的生活，獨自赴港創出一片天（多少也有著潘迪華的痕跡）；三少奶奶毫無貴族人家的架勢，兢兢業業地做社區醫生；四少奶奶是一個沒有名分的人，卻自始至終恪守媳婦和主婦的義務，她在吳家沒落之后仍堅定地嫁入吳家，對家庭盡責之余還要抵受外界的目光。或許程乃珊正是要通過非虛構的記憶片段，去還原上海女人本該有的形象，去整合大眾認知里錯亂的秩序：所謂風情，背后是風塵仆仆，但證明過風情萬種，記錄著遺風余韻。

用世俗故事對抗集體臆想和片面判斷

都說十里洋場，繁華景象。80多年前上海是中國最喧嘩的地方，但張愛玲寫出了拒避躁動的陰騭和綿長。80多年后，時代無不處于聒噪之中，還是上海作家執著于平靜和從容。

寫《上海女人》的程乃珊讓人想起寫《繁花》的金宇澄。金宇澄的《繁花》仿如小說里最常出現的上海話“不響”，在當代文壇過分透支的“眾聲喧嘩”和“狂歡化”等話語游戲中突圍，宣讀著一份“不二”的反隱喻信條，從容不迫地預示著中國當代文學的另一種可能性。而細讀《上海女人》，相比起回憶錄，它的抒情因素和他者因素多了點；相比起散文，它里面又陡增一份章回小說般的敘事邏輯；相比起小說，它又是跳躍的、無高潮的。程乃珊放棄文體上的歸屬，隨性而談，隨心而作，導出個人記憶中關于上海女人的片段，伴著一份追憶情懷和生存哲學。與其說她筆下的上海女人用風情萬種補全了時代認知的空缺，不如說是用她們的世俗故事默默地對抗著庸俗者的集體臆想和低俗者的片面判斷。在這點上，同是上海作家的程乃珊和金宇澄似乎不謀而合。

程乃珊這種背離現當下敘事風格與批評標準的文體冒險和觀念表達，除了能讓人想起早年寫出《繁花》的金宇澄，還能讓人想到近年一直都在從容地進行“世情小說”嘗試的“80后”上海女作家張怡微。在當今的文化語境下，這批上海作家的平靜和從容，或許比他們筆下的故事還耐人尋味。

（文/劉漢波 鳳凰網讀書頻道《讀藥》周刊獨家專稿）

鳳凰讀書 2015-08-23 08:39: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