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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正的講，若論近100年中國的近代史在推動中國現代化進程的貢獻度而言，老袁可以排在前三，孫蔣排前2，老袁排第三，老袁只做錯一件事情，他不該做皇帝，畢生的英名全被糟蹋，也導致了后面中國軍閥混戰的局面。

    老袁是個非常出色的技術官僚，論品質操守（我是在領袖級的政客這個動物群體中比較），見識，后來者能超過他的還真寥寥可數 。老袁的行政才能在當時恐怕無二，孫先生在這方面就相對差點，把孫先生排第一的原因有兩點：

第一，孫先生是推翻帝制第一人，建立了亞洲第一個共和國家。有的人以武昌起義孫先生不在場為由，否定孫先生的歷史功勛，但我們不能這么孤立的看待歷史,在這種邏輯里,辛亥革命好像只是在1911年10月10日武昌城的那聲槍響的時點上.事實上我們談的辛亥革命是從革命力量的萌芽到壯大,到最后爆發的整個過程。國父當然是辛亥革命的首位推手，從興中會的建立伊始，中國的政治變革形態便由傳統型的打天下坐天下轉向現代的普世價值訴求，是國父親手點燃了這個火種，到后來同盟會的成立，這種現代型的變革力量越來越壯大，國父發動的無數次起義，撼動了滿洲殖民專制政治的統治基礎，其悲壯義舉給沉睡的國人帶來巨大的心理沖擊，影響遍布全國，喚醒了國人的變革意識，直接影響到當時新軍變革力量的轉化。到最后已經成了燎原之勢，此時的歷史只是在等待一個合適的機會，一次偶然性的沖突事件就可能終結這個帝國的生命，誰在上面放最后一根稻草已經不重要了，重要的是，結局已經決定。所以那種以國父當時沒有在場為由，否定國父的歷史功勛的人，實在是體現了對歷史認知的驚人愚蠢。

第二，孫先生另外一大貢獻就是他的現代憲政政治啟蒙，孫先生的政治理想全部完整精確的體現在47年的憲法里頭，47憲法的高度就是孫先生的高度。

我們再回到當年洪憲帝制的鬧劇上來，說實話當年老袁廢除臨時約法，殺宋教仁，平息南方革命黨的軍事行動都算不上錯。當然在KMT這邊，發動2次革命，在道義上雖然沒有什么不妥，但從政治策略來看，顯然是不成熟的，以南北方軍事力量懸殊，軍事對抗，南方勝算太小，還不如保持力量，養精蓄銳。這次革命的后果就是導致KMT在南方的力量被連根拔除，老袁則拿到了最好的牌。

　　　　當時的中國局勢和憲政土壤，搞那部臨時約法純粹是扯淡，完全是宋教仁先生書齋里的政治實踐。政治就是在既定現狀條件下的選擇，那部臨時約法完全變成了議會獨裁，當時的槍桿子老袁最強大，中國還處于傳統社會，民智基本沒開發，莫說社會的平民，那些握槍桿子的武夫有幾個懂得軍隊國家化等現代政治理念，他們只知道服從效忠自己的老板，而不是國家。想用一紙憲法約束一個專制傳統還非常深厚的前現代社會的武夫這根本就是夢囈。

　　　　從技術的角度看社會的成功轉型必須有一個強有力的中央政府來主導。他必須保證在這個變革過程中，不因為變革過程中各方利益的博弈而陷入叢林狀態中。所以辛亥之后最合理的歷史邏輯就是建立一個現代威權精英政府主導中國社會的全面轉型，2次革命在本質上是袁世凱的削藩之戰，由于國父的失策，導致KMT在南方的勢力幾乎連根拔除。

　　　　2次革命之后，老袁迎來建政后的最好局勢，此時的他，只要修改憲法，建立一個形式上的三權分立架構，大權獨攬，如果覺得議員太吵，完全可以通過一系列的技術操作，讓自己的人進議會。這樣，至少袁世凱的政府還能披上合法性的外衣，假以時日，中央政府的權威就會慢慢樹立起來，即使在日后袁世凱死后，由于法統道統都在，這樣就能形成路徑依賴，而不會導致軍閥混戰，最終慢慢過度到憲政政治。

　　　　老袁最蠢的問題就是做皇帝，一下子把自己的道統和法統搞沒了，由于中央政府權威的失落，從此中國政治生態進入叢林狀態，靠的是拳頭說話。當然如果袁世凱能多活10年，通過糾錯還是能避免后來的事情，誰知道老袁還來不及把政治拉入正常軌道就掛了。日后的軍閥混戰根本不是孫先生的罪過，而是政治生態邏輯的必然：中央政府的合法性蕩然無存，各地大小軍頭林立，大家都窺視中樞，導致政治紛爭不斷，最后只有靠槍桿子說話了。那些偽自由主義把后來的軍閥混戰怪罪到孫先生的頭上，是對歷史的無知。

      當年老袁的洪憲帝制鬧劇，莫說南方，就是北洋系也不擁護，倘若北洋系擁戴這場鬧劇的話，憑北洋系的實力，十個蔡鍔也給滅了。這只能說明，雖然共和觀念沒有想象的那么深入人心，但帝制確實已經走進了垃圾堆，當時的中國需要的是新的法統，這個法統必須是披著現代性的外衣，哪怕你新瓶裝舊酒也行，作為當權者，你的使命就是充當這個法統的守護神，塑造自己的統治權威和合法性。老袁這么好的機會不把握住，反而開歷史倒車，最終為天下笑，項城君終究還是個傳統士人，其眼界永遠只能停留在傳統里打轉轉。

      而且以傳統道德來看，老袁叛變清室，已是亂臣，今日顛覆共和，更是賊子，此等三姓家奴，不忠不孝，不仁不義之徒，毫無道德力量，其統治權威徹底破產，遭到傳統力量和新潮流力量的一起拋棄，老袁焉能不敗？

　　　　替老袁計，當年削蕃之戰后，就馬上改組國會，以內亂的名義，將異議者從國會剔除，修改憲法，大幅縮小國會的權限，主要是修改立法機構對行政權的侵蝕這塊，擴張行政權。比如議員的產生程序，設立考試院，歸總統府管，考試院的人員由總統提名，主要由社會賢達，還有一些從地方軍頭砍下來養老的人組成，專門負責官員的考察及選拔，國會議員的50%，由考試院推薦，另外50%由地方政府推薦，如此就保證自己人在國會占多數，繼承人機制，由總統提名2個，國會投票，得票多者通過。當然國會也不完全是橡皮圖章,比如,國會的監察權就一定要保留，國會的立法權也必須要有,和總統共同分享,因為國家從傳統到現代的轉型是全方位的,首先就是現代司法制度的建立 。

　　　　對地方政府以軍隊國家化的名義，實行軍政分離，逐步削藩，正好借KMT大敗之機，現在南方推行，進而全國。

　　　　司法上，大理院(司法院),也是由總統提名,在大理院的設計上,還是必須朝司法獨立的方向走,建立一個雖然不民主,但有法治的精英政治.

　　　　在地方治理這塊，其實咱們有很好的優勢，幾千年以來，咱們的皇權只是到縣一級，廣大的鄉村一直是鄉紳自治的宗法社會，我們尊重這個制度，添加一些現代性的元素，比如鄉鎮行政長官的產生，可以由當地有名望的鄉紳選舉競爭產生，至于縣一級的行政長官產生辦法，在沒有更好的辦法之前，暫時通過國家公務員考試產生。省級行政長官的產生,則由中央的考試院提名,總統任命,地方的民意機構,可以由當地通過選舉和其他方式結合產生.

　　　　通過如此一番技術操作，即保證了總統對中樞的控制，又讓象征法統的民意機關繼續存在，這樣保證了政權的合法性外衣。

     其實所謂民主，只是一個權力產生的程序而已，指向的是權力的合法性，代表的是主權在民，但在當時全世界的民主國家也沒有多少，中國的傳統政治土壤之深厚更不用說，民眾認同的是一個有權威的首領。所以，當時建立一個有自由，有法治，但無民主的威權精英政治也許是最好的選擇 ，日后演變到憲政政治也是水到渠成,中央權威的樹立需要通過制度化的路徑依賴，隨著時間的沉淀，新的道統和法統自然會形成新的認同。辛亥之后帝制權威的道統被打破，袁世凱倘若具有現代政治眼光，根本不需要回歸帝制，只要做好這個新國家的道統守護神，將臨時約法改成總統制，解決上層的繼承人問題，形成制度化，中間層面就是削藩，完全可以走出一條憲政之路出來。

   可惜老袁終究視野所限，為了操弄權柄，居然會想回歸帝制，太蠢了啊！坦白的說，2次革命的削藩之后，老袁手上的牌是最好的，奈何最后的愚蠢導致萬劫不復之境地。老袁的洪憲帝制鬧劇讓北京中央政府的合法性蕩然無存，倘若沒有這樣的蠢行，即使老袁死后，按既定的程序產生新的總統，還是能維持一個也許弱勢，但至少得到大家認同的中央政府

    辛亥年之后中國初生的憲政格局其實就是建立在沙灘的上的建筑，憲政土壤極其貧瘠，沒有根基，無論民眾的對現代文明的認知，還是司法體系，或是經濟體系都還處于農耕文明時代。憲政體制是建立在現代工業文明基礎之上的，當時的中國面臨的是從傳統的農業文明轉型到現代文明，這個轉型涵括了司法，政治，經濟，文化等等。如果沒有一個強勢的中央政府主導，變革過程中各方利益的博弈很容易導致中國社會陷入叢林狀態中。所以選擇一個什么樣的現代化路徑是當時面臨的最迫切的歷史問題。

當時雖然中國民眾的意識還停留在農耕文明時代，但我們的優勢在于幾千年延續下來的傳統人文道德以及鄉紳自治的宗法社會保證了社會基層的穩定。所以雖然辛亥年上層政治架構發生巨變，但社會整體并沒有天翻地覆的激蕩，整個社會的基層還是平穩的。變革最好的環境就是要保持社會基層架構的穩定，后面變革的難度越來越大，除了惡劣的地緣政治環境以外還有就是隨著西學東漸，基層加入這個變革過程的力量越來越多，形成一個全民泛政治化的局面，而上層又不能提供一個合理穩定的制度安排，導致我們的憲政之路越來越艱難。

    一代人只能做一代人的事情，在社會變革方面一定不能太極端，走循序漸進之路，尊重傳統形成的一些制度，加以現代改造即可。當時老袁面臨的首要問題是如何利用自己當時的威望把上層的傳統型父愛政治架構轉變為現代型的父愛政治架構，樹立新國家的道統和中央政府的權威，中間層面就是削藩。

說到這里，估計有很多民主斗士要罵我是威權政治的擁護者，但他們沒有明白的是，無論專制政治還是民主政治都沒有改變政治的實質------統治與被統治的關系，改變的僅僅出自被統治者或被治理者的意志、委托和信任。官僚系統無論是在民主政治下還是專制政治下，都具有天然的保守性和自利主義，公共管理的專業性，信息的不對稱等因素都注定了這個系統的諸多問題，所以不要指望政治民主了就可以一勞永逸，這些都需要制度的精妙設計，即使制度設計精妙，還需要人去執行，更何況當時的中國面臨諸多的轉型難題，所以辛亥年后的政治格局理想狀態是把這些專業性的東西委托給有道德力、智識力的領導者去管理，造就一種有德性的哲人王式的精英政治，威權政治是特定歷史時期的必要之惡。可惜袁世凱不成器，辜負了民眾，辜負了歷史，他被扔入歷史的垃圾堆根本不值得同情。

    人類的政治體制的權力繼承實際上就三種類型，君主制，僭主制，民主制。君主制的權力繼承是心照不宣的，它源于世襲。民主制源于自由選舉，來源于民眾同意。這兩種政治體制統治者都是經合法程序而取得權力的。而僭主制不同，是統治者沒有合法程序憑借強權取得統治地位的獨裁者。與君主制相同的是兩者都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不同的是君主制的權力體制是一種經歷了時間的修正和被習俗軟化的制度，使人更易于歸順而得到民眾認可，因而最大程度地抑制了野心家對權力的窺視。而僭主制的權力取得既沒有歷史的傳統也得不到民眾的認可，所以他們其實是極度自卑而又極度暴戾的，他們需要殘酷的殺戮來維持對反對力量的震懾，需要不斷的造神運動和偶像塑造來維持民眾對他們的頂禮膜拜。

    因為僭主們的權力既非世襲又非民選，他們的權力變更是非程序性的，是沒有公信力的。這種尷尬地位導致僭主的權力是代際遞減的，因為作為權力中心的統治者即無法說服民眾對其權力的認可，就是在統治集團內部，他也無法說服他的同志為什么是他成為老大而不是其它人。

這里，我們再繼續往下推演：

1、老袁不稱帝，專心搞威權精英政治

2、即使這樣，威權政治基于權力的代際遞減規律，延續到三代時，威權政治仍然要出現大麻煩，所以很多這樣僭主政治基本是三代而亡

3、所以老袁的威權政治即使能搞下去，到他下面的第三代時也要面臨進一步的政治體制改革，否則合法性的問題將重新拷問這個政府

當然這里可能還會有些例外，威權政治的延續時間還有其它一些因素影響，比如：

1、當時民智的開發程度，如果絕大部分民眾繼續處于蒙昧狀態，那么老袁開創的僭主政治持續的時間會更長

2、僭主們內部的規則，也就是組織倫理是否比較完善，如果僭主們的組織倫理非常完善，雖然他們無法說服民眾對其權力的認可，但在體制內部能達成一致，保證了內部人的認可，那么老袁開創的僭主體制也能持續更久。

3、但不管技術性的統治技巧如何精妙，僭主政治終究只是一個過渡時期，其最后歸路卻是已經注定了的。

結局已經決定，過程卻是多樣。

    正是基于民國初年憲政失敗的教訓，以及中國的現實條件，孫先生后來提出了一條很明確的憲政之路，那就是軍政，訓政，憲政，政治家和書房里的空談家不同，空談家從來不會考慮事實判斷，喜歡用價值判斷來衡量一切，所以后來的一些左翼知識分子指責國民政府的專制，他們不知道中國社會這個大系統的求解，根本沒有最優方案可行，特定歷史時期的必要之惡是可以容忍的，我們只有穩妥的選擇一種次優方案來達到帕累托效率的改進。我們再往后看北洋政府之后的國民政府，那么我們如何來審視這個政府呢？至少我認為：

    國民政府本質上是一個精英威權政府，期翼通過一個強勢的中央政府主導社會的轉型和變革，將中國從傳統的農業文明轉型到現代文明，這個轉型涵括了司法，政治，經濟，文化等等。正如我前面所說“從歷史的實踐和政治學的角度看，社會的成功轉型必須有一個強有力的中央政府來主導。他必須保證在這個變革過程中，不因為變革過程中各方利益的博弈而陷入叢林狀態中。”尤其是在20世紀極X權主義風行世界的時代背景，中國的憲政土壤又極其的貧瘠，倉促的建立憲政政府，最后的結局仍然避免不了魏瑪民國的民X運。我們的選擇不多，只能退而求其次，建立一個威權政府，保守民眾的消極自由，在訓政過程中培育憲政土壤，培育市民社會，進而過度到憲政政府。KMT的政治理想之一原本就是要建立憲政，與主流文明的普世價值是重合的.

    對孫先生的這條憲政之路，目前有一些自由主義者大加批判，來了個華麗麗的轉身，拜軍閥政治的碼頭，他們認為軍閥們的聯省自治才是中國的憲政之路。這種狂悖的偽理性僭越歷史情景，在草紙上畫圖，真讓人汗顏！那么軍閥們的聯省自治真的是中國的憲政之路嗎？答案是否定的。因為：

1、從地緣政治看，當時的中國外部環境非常糟糕，面臨俄羅斯與日本兩大惡鄰的巨大威脅，歷史呼喚中國必須有一個強大的中央政府來應對外部的挑戰。當時陳炯明提出的所謂聯省自治只是一個大小專制體組成的松散邦聯體，存在太多的變數，各地軍閥都有自己的私家軍隊 ，軍隊國家化這條起碼的憲政原則就無法做到。當然如果外部環境緩和，也許經過100年的歷史演進，可能會初具憲政規模，但更可能的是這個大小專制體組成的松散邦聯體在30年代被日本各個擊破，中國再次亡國，或者在俄羅斯的滲透下，內亂不已，分裂成幾個國家。是國父的及時調整戰略思路，才有后來的北伐和國民政府，形成一個相對比較強大的中央政府，整合國家資源，避免了中國近代史上最有可能的一次亡國危機。

2、當時中國的經濟及國家建設由于軍閥割據而停滯不前。1928年前的民國，類似于霍布司的叢林狀態，中央權威已經失落，形成地方割據局面，大小軍閥互相廝殺，市場分割，幣制不統一，各項法制建設或處于空洞或無法執行，商業活動之社會交易成本非常之高，且有限的社會資源大部分浪費在軍事活動方面，國家建設嚴重滯后。而現代的市場化是需要一個統一的市場來降低經濟活動的交易成本，促進交易效率，KMT的統一中國就是統一市場，統一幣值，建立現代經濟體制，金融體制的過程。

歷史不能假設，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鑒之亦使后人復哀后人，嗚呼，如此而已！

書海飄香的博客 2017-05-14 04:59: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