飲酒記 北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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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香-韋切利奧(Tiziano Vecellio)的《安德羅斯河邊的酒神狂歡節》


1


夜深了,我關上燈,在噼啪作響的壁爐旁坐下,打開瓶紅葡萄酒,品酒聽風聲看熊熊烈火。


這是我一天最放松的時候。


酒文化因種族而異,一個中國隱士和一個法國貴族對酒的看法會完全不同。當酒溶入血液,陽光土壤果實統統轉換成文化密碼。比如,漢語中描述白酒的詞,如“醇厚”、“綿”,根本甭想找到對應的英文。反之亦然。我跟兩個美國酒鬼到加州的葡萄酒產酒區那帕品酒,他們透過陽光虔誠舉杯,抿一口,搖唇鼓舌,吐掉,跟著吐出一大堆英文術語。我估摸這多半來自法文,在轉換過程中被清教徒粗野的飲食習慣簡化了。可譯可不譯,恐怕跟理性非理性有關。一般來說非理性的部分不可譯,比如酒,比如幽默。


有人把古文明分成兩大類型:“酒神型”和“日神型”。漢文化本來算“酒神型”的。夏商就是醉生夢死的朝代——“酒池肉林”。君王喝,老百姓也跟著喝,喝死算。據說那時候燈油昂貴,黑燈瞎火,不喝酒干嗎去?后來必然敗給了一個比較清醒的國家——周。周公提出“制禮作樂”。一戒酒,中國人的文化基因跟著變了。


我酒量不大,但貪杯,說起來這和早年的饑餓有關。三年困難時期,我常去我家附近的酒鋪買涼菜。食品短缺,酒鋪改了規矩:賣一盤涼菜必須得搭杯啤酒。那年我十歲。至今還記得那個位于北京平安里丁字路口的小酒鋪,門窗涂成淺藍色,臟兮兮的,店里只有兩張小桌幾把方凳,玻璃柜又高又大,擺著幾盤涼菜。我把一卷揉皺的紙幣遞上去,接過涼菜,倒進鋁飯盒,再小心翼翼端著酒杯,站在門口看過往車輛。啤酒涼颼颼的,有一股霉味。回家路上我兩腿發軟,怎么也走不成直線。當時并沒體會到酒的好處,以為那是免于饑餓的必要代價。


頭一次喝醉是在文化革命初。我和同學們到北京周口店附近爬山,在山坳背風處露宿。那是四月夜,冷,“羅衾不耐五更寒”。睡不著,大家圍坐在月亮下,瑟瑟發抖。有人拿出兩瓶劣等葡萄酒,轉圈傳遞。我空腹喝得又猛,很快就醉了,那一醉終生難忘。山野間,暮色激蕩,星星迸裂,我飄飄欲仙,豪情萬丈。我猜想,所謂革命者的激情正基于這種沉醉,欲擺脫塵世猥瑣生命的局限,為一個偉大目標而獻身。


如果說沉醉是上天堂的話,爛醉就是下地獄。我爛醉的次數不多,原因是還沒等到爛醉,我先睡著了。這恐怕是一種本能的自我保護。我有自知之明,喝酒前,先勘測地形,只要有床或沙發我就放心了。


八六年春我和邵飛去內蒙,朋友帶我們到草原上做客。那里民風純樸,惟一的待客方式就是飲酒唱歌。輪流唱歌喝酒,唱了喝,喝了唱,直到躺下為止。蒙古包比較方便,往后一仰,就睡進大地的懷抱。醒了也賴在那兒裝死,免得又被灌倒。蒙古人實在,不會像美國警察測試酒精度,倒了就算了。我發現他們唱歌方式特別,酒精隨高頻率振蕩的聲帶揮發而去,不易醉。如法炮制,我們大唱革命歌曲,驢叫似的,竟把陪酒的生產隊長給灌倒了。這在當地可算得奇恥大辱。第二天中午我們剛要出發,隊長帶來七八個壯小伙子,估摸是全隊選拔來的。他們扛著好幾箱白酒啤酒,連推帶搡,把我們捅進一家小飯館。我的幾個朋友雖是漢人,但土生土長,這陣式見多了。杯盤狼藉方顯英雄本色,雙方磕平。隊長只好作罷,揮揮手,帶眾人磕磕絆絆為我們送行。而我早就鉆進吉普車,呈水平方向。


2


車過東勝市。市長沒鬧清我何許人,設宴招待。那小鎮地處邊疆,竟有燕窩鮑魚之美味,吃了好幾天手扒羊肉,不禁暗喜。誰知道按當地風俗,市長大人先斟滿三杯白酒,用托盤托到我跟前,逼我一飲而盡。我審時度勢,自知“量小非君子”,人家“無毒不丈夫”,這酒非喝不可,否則人家不管飯。作陪的朋友和當地干部眼巴巴盯著我。我心一橫,掃了一眼旁邊的沙發,連干了三杯。頓時天旋地轉,連筷子都沒動就一頭栽進沙發。醒來,好歹趕上喝了口湯。


中國人講“敬酒不吃吃罚酒”,古已有之。“敬酒”是一種禮數,一種儀式,點到為止。“罚酒”是照死了灌,讓你在大庭廣眾之下丟人現眼。“敬酒”在京劇中還能看得到:“酒宴擺下”——其實什么都沒有。如今只剩下“罚酒”了,這古老的懲戒刑罚如此普及,大到官商,小到平頭百姓,無一例外。說來那是門斗爭藝術,真假虛實,攻防兼備,樂也在其中了。好在猜拳行令也弘揚了中國文化。我女兒剛學說話時,就從她姥爺那兒學會了行酒令:“螃蟹一,爪八個,兩頭尖尖,這么大個兒。”多么樸素的真理,這真理顯然是被酒鬼們重新發現的。


八三年春,我參加遵義筆會,跟著眾人去“董酒”廠參觀。午餐很豐盛,每桌都有個姑娘陪酒。作家們起了歹心,紛紛跟那陪酒女干杯。起初她們半推半就,繼而轉守為攻,挨著個兒干,先一杯對一杯,后三杯對一杯,最后那些想占便宜的男人紛紛求饒,出盡洋相。一打聽,這都是酒廠專門挑出來的女工,特殊材料造就的,喝酒如喝水,從不會醉。酒廠設此圈套整治一下色迷迷的男人,也好。


漂流海外,酒成了我最忠實的朋友,它安慰你,向你許愿,告訴你沒有過不了的關;它從不背叛你,最多讓你頭疼兩天——開個玩笑而已。頭幾年住在北歐,天一黑心就空了,只有酒陪我打發那漫漫長夜。


在歐洲各有各的喝法。南歐人以葡萄酒為主,從不暴飲,純粹是為了享受生活,讓陽光更明亮愛情更美好。北歐人酷愛烈酒,是追求加速度,好快點兒從孤獨中解脫出來。俄國人就更甭說了,冰天雪地中的絕望非得靠伏特加,被一棍子打悶才行。我當時找的就是這感覺:被一棍子打悶。


我九○年在挪威呆了三個月,從秋到冬,好像膠卷曝光過度,一下全黑了。好在挪威水利發電過剩,鼓勵用電,白天黑夜全點著燈。我住學生城,和五個金發碧眼的挪威小伙子共用一個廚房。我剛放進冰箱的六瓶啤酒,轉眼少了四瓶半。挪威的酒類由國家管制。啤酒分三級,一級幾乎不含酒精,二級的酒精也少得可憐,只有這兩級啤酒可以在超級市場買到,三級啤酒和其他酒類全部由國家控制的酒店專賣。啤酒貴不說,一到晚上七點,哐當當,所有超級市場都用大鐵籠子把啤酒罩起來,再上鎖,就連經理也別想順出一瓶。每逢周末,酒鬼們趁早買好酒,先在家把自己灌個半醉,再上街進酒吧,否則要想喝醉,非得破產不可。在挪威造私酒的特別多,在酒精專制下,那些游擊戰士倒也沒什么遠大抱負——“但愿長醉不愿醒”。


我看過一部有關動物世界的電影。一群猩猩吃了從樹上掉下來的爛果子,步履蹣跚,東倒西晃,最后全都躺倒在地,呼呼大睡。要說這就是我們文明的起源,基于一種因發酵而引起的化學反應,直到今天,仍在影響著我們觀察和夢想的方式。


3


我的老朋友力川住巴黎。所謂“老”,其實倒不在于相識的年頭,更重要的是共飲的次數。每回來巴黎,都少不了到力川家喝酒。力川東北漢子,本是喝白干的,結果學法國文學學壞了,愛上了昂貴的紅酒。他對酒具的重視顯然是受法國文化中形式主義的影響。酒杯不僅認真洗過,還要用餐巾紙逐一擦干,不留一丁點兒水痕。紅葡萄酒要提前半個小時開瓶,讓它透氣。他太太是杭州人,做得一手好菜。好友三五,對酒當歌,此乃人生之樂事也。喝法國紅酒也有一套儀式:斟上,看顏色,晃動杯子,讓酒旋轉呼吸,聞聞,抿一口,任其在牙縫中奔突,最后落肚。好酒?好酒。酒過三巡,牛飲神聊,海闊天空。


我今天喝得猛,先飄飄然,轉而頭重脖子硬,眼前霧蒙蒙,再細看力川變成兩個,想必是喝多了。力川的聲音忽遠忽近:“古人說,酒不醉人人自醉……”我連連點頭。人總是需要這么一種狀態,從現實從人生的壓力下解放出來。酒醉只忽悠一陣。坐直了,別趴下,跟著眾人傻笑。不久力川又變成一個。


我從北歐不斷往南搬,像只候鳥,先荷蘭、法國,然后越過大西洋奔美國,從中西部又搬到陽光明媚的加州,我逐漸擺脫了烈酒,愛上紅酒。細想,這絕對和陽光有關。有陽光的地方,人變得溫和,和紅酒的性格一致。


我喝紅酒的啟蒙老師是克萊頓(Clayton),美國詩人、東密西根大學英語系創作課的教授。他喜歡烹飪,最拿手的是法國和意大利菜。我住在安娜堡(Ann Arbor)時是他家的座上客。佳肴當然得佐以美酒。他邊喝邊告訴我一些產地年份之類的基本知識,至于品味則不可言傳,非得靠自學。喝得天昏地暗時,我會產生錯覺,他家那長長的餐桌是流水線,克萊頓一瓶一瓶開下去,空瓶子在桌的盡頭消失。墻上的那些墨西哥面具全都活了,獰厲而貪婪地盯著我們……


他家地下室雖有酒窖,但喝得太快,數目總也上不去,有時只剩下百十來瓶。于是他開車到處去買酒,把我也叫上。我們常去的是另一個小城的酒店“皇家橡木”(Royaloak),得開一個多鐘頭。老板摩洛哥人,小個兒,眼睛賊亮。我們一般中午到,他備上小吃,再開上幾瓶紅酒,連吃帶喝。他進的多是一些名不見經傳的法國酒。買酒的確是一種發現,有的價格不貴,但很棒。克萊頓興致所至,不顧他太太卡柔的反對,一口氣買下四五箱。我也跟著湊熱鬧買一箱,本打算存放在克萊頓的酒窖里,想想不大放心,還是扛回自己的小窩。


九六年五月我到臺北開會。有天晚上,《殺夫》的作者李昂領我到一家酒店。店面不大,顧客多是律師醫生名畫家,三五成群,圍坐在空木箱上,開懷暢飲。空酒瓶排成隊,一看都是極昂貴的法國名酒。在臺灣喝紅酒成了新時尚,好歹比餐桌上灌XO強多了。飲酒居然也和強勢文化有關,明碼標價,趨之若鶩。其實法國紅酒根本配不上中國菜,特別是川湘菜,味重,舌頭一木,好酒壞酒沒區別。


我忽悠一下打了個盹兒,趕緊正襟危坐,裝沒事人兒一樣。時間不早了,由力川夫婦督陣,讓一個半醉的朋友開車送我回家。巴黎街頭冷清清的,偶爾有酒徒叫喊。我到家,磕磕絆絆上樓,掏出鑰匙,卻怎么也插不進鎖里。我單眼吊線,雙手合作,折騰了半天,才發現拿反了鑰匙。卡嗒一聲,門開了。




楚塵文化 2015-08-23 08:3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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