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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六十多年，成功崛起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和政治、軍事、航空、核大國。此時又恰逢全球經濟危機把“華盛頓共識”拉下神壇，光環盡失。于是一時間，中國模式亮麗登上舞臺，被世人熱烈追捧。應該說，中國做為一個具有悠久歷史和傳統的超大型國家，創造了人類歷史上唯一一個文明衰落而又重新復興的紀錄，怎樣美譽都不為過。嚴肅和公正的學者也都承認，中國模式成功的原因固然很多，但和中國六十多年來政治體制的變革密不可分。簡單說來，中國以集體領導、任期制告別了前三十年的一人核心和終身制，從而實現了政局穩定和權力的制度化傳承。可以說，沒有這個政治層面的演進，就不會有中國奇跡。2012年，中國再度進入“新老更替”時分，被認為是建國后出生的一代領導人即將走向前臺。而就在這個時候，一場匪夷所思、突如其來的變故，給中國模式投下了陰影。這就是震動全球的王立軍事件。
 直到現在為止，沒有人知道昔日的打黑英雄王立軍究竟為了什么私自進入美國領事館，也沒有人知道他在美國領事館究竟做了什么----兩個知情者：一向被西方批評不透明的中國和一向自詡十分透明的美國均聯手保持沉默(白宮面對媒體和國會反對黨議員的質詢，就是尊口免開)。但人人都知道“事情很離奇，后果很嚴重。”
 王立軍，做為中共副部級干部、而且是聲名享于海內外的打黑英雄，竟然私自進入他國駐外機構----而且是一向被認為對中國頗不友好的美國，把黨內爭端曝于外人，甚至還有求助美國之嫌。此種行為，不僅黨紀難容，就是中國“家丑不可外揚”的傳統，也難國人以接受。這由不得世人會想，中共現行體制難道已經失去解決內部分歧的能力?或者這種政治水平的官員竟然能夠提升到如此高位，難道中共的干部培養、任用機制也不再有效?
 3月15日，隨著中共政治局委員薄熙來不再兼任重慶市委書記，王立軍事件迅速升級，數年來贏得無數掌聲和民心的重慶模式宣告終結(歷史定位尚待時間)。至此王立軍事件引發的沖擊波終于直達中國模式的核心：政治制度。
 薄熙來的去職，打破了中共黨內的派系平衡。眾所周知，中共建政以來，向來追求代表全體人民。江澤民時代提出的“三個代表”固然是對新時期社會發展現實的反映，但根本上講，也是中共傳統的延續。今天的中國隨著經濟的高速發展，社會各階層也有了極大的分化，相對應的，左中右在中共黨內均有代表。如以李銳為代表的黨內自由派和以薄熙來為代表的左派。正是由于社會上各個群體都能在黨內找到代言人，其利益訴求都有相應的表達空間，才保證了社會矛盾復雜而尖銳的轉型期的總體穩定，也確保任何一個群體都不會走向極端。另外，左右對峙和相互制衡，也令主張穩定和發展的中間派(即改革派)左右逢源。然而，王立軍事件引發的連鎖反應，打破了這種平衡。目前中共的主流派面臨雙重的壓力：一是左派的強烈不滿和反彈。二是右派借機施壓，試圖進行他們所希望的改革。左派不管怎樣講，本質上最多只是反對政策而不會反對這個體制，而右派則是政策和體制都反對，他們才是中國穩定大局的真正隱患。但由于左派剛剛受到重創，主流派失去了一個對右派制衡的力量，假設對右派強硬以對，又有可能同時成為左右反對的目標。對于現在的中國來說，往左走還是往右走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重建平衡。
 薄熙來的去職，還標志著中共改革開放以來全力打造的權力交接制度化的努力和成果受到了挑戰。應該承認的是，中共建政以來，直到上世紀九十年代，才真正實現了制度化的權力正常交接。這種制度化，帶來了社會穩定的預期，將可能的政治風險担憂降到最低。尤其是在阿拉伯之春之際顯示了其強大的優越性和生命力。但薄熙來，這位中共黨內出鏡率最高、海內外最引人注目、能力確實出眾的地方大員和政治局委員的突然去職，表明中共目前的權力交接體制仍有相當完善的空間。假設薄熙來這樣的官員無法通過黨內正常途徑得到上升渠道，他必然會尋找其他突破口。這種嘗試的分寸稍有差池，就會釀成震動全國的政治事件，從而損害甚至動搖世人對這種體制的信心，這種信心對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和外來投資者來講，是最重要的大環境。薄熙來的命運也同樣表明中共今天的體制還需要更大的包容度和柔韌性。
 薄熙來及其創立的重慶模式對中共有雙重積極意義。一是在弱勢群體重建道德高地。二是展現中共體制的生命力。三十年的改革開放雖然取得巨大成就，但貧富差距、腐敗、環境污染、黑社會沉渣復起、教育、住房和醫療市場化改革都引發百姓強烈不滿。雖然中共早就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但實際和有效的應對措施難符百姓期望。薄熙來主政重慶之后，以過人的政治敏銳、勇氣(家庭背景有關)和能力，從中共的傳統中尋找意識形態資源，一手抓經濟，一手抓民生，倡導共同富裕和“分蛋糕論”，打造風生水起的重慶模式，使他也使中共在低層弱勢群體層面上重建了道德高地。所以也有理論家認為，重慶模式“在本質上是社會主義公平與市場經濟效率的結合，這應該是中國未來三十年的方向”。在他主政的這幾年，重慶成為西部吸引外資的第1名、年均GDP增長超過10%，經濟增速連續三年居全國前三，2011年躍居全國第一、工業產值連翻四倍，2011年達到1萬2千多億元、預算支出連續4年保持50%以上用于民生。在有爭議的打黑之后，群眾安全感指數2010年達到95.89%，成為全國最安全的地區之一。可以說薄熙來和他的重慶模式，給中共的執政增添了更多的合法性、增強了民眾的向心力。
 相對而言，薄熙來在中共黨內頗有些特立獨行，也被海外認為最具西方色彩的政治人物。他的不同于中共傳統的執政風格以及取得的成效，反而展現一個有著近百年歷史大黨的活力和多樣，令人不由感到中共體制的旺盛生命力。所以盡管他過于張揚的風格和頗有民粹色彩的做為有違中共傳統，高層對之仍是默許和支持。但受王立軍事件影響，薄熙來失去了重慶的舞臺，他所創立的重慶模式迅速褪色。但受到損傷的不僅僅是薄熙來和重慶模式，還有中共本身。包括他為中共撐起的道德高地和體現的體制活力。
 重慶風云發生于互聯網時代，這也從另一個角度考驗了現行體制對信息時代的適應性。自從2003年非典以來，特別是2008年的“西藏三一四”事件之后，中共對突發事件的公開和透明度大幅提高，在迅速滿足民眾知情權、掌握事件話語權的同時，也展現了其強大的適應能力和學習能力。但這一次，可能是由于王立軍事件幾十年未有，或者過于重大和復雜，難以迅速做出判斷，致使信息的公布遠遠跟不上時代的節奏。一時間海內外謠言四起，更有反華勢力借機大做文章。中共此次不僅對王立軍事件本身反應過緩，對出現的謠言更沒有及時的反擊，以致竟然出現幾十輛軍車包圍美國領事館的荒唐傳聞。
 薄熙來事件對中共現行體制的另一個影響可能是潛在的，發生在未來的。由于他的成就和去職，使他完成了從一個領導者到左派殉道者的轉換。左派也由此有了自己的精神領袖(相對而言，右派仍然是四分五裂)。以他的性格，未必就此沉默。假如時機來臨，他可能會尋求東山再起。這也是為什么海外有人將他比做當年被蘇共清理出去的葉利欽。假設如此，薄熙來就走向自己的反面。
 不過薄熙來事件也不全是負面影響。首先，將促使中共更大力度的關注民生議題，采取更有力度的措施回應民意。只有這樣，才能減少薄熙來事件對中共在道德合法性和民意流失的損害。否則，民意將會產生更強烈的反彈。事實上，重慶模式能夠迅速崛起和被百姓認可，和改革開放三十年的背景下出現的問題密不可分，否則僅憑一人之力是根本無法做到的。實是時代需要重慶模式，時事造英雄。其次則促使中共進行更大力度的體制性改革。如果一個政黨無法吸納內部的精英，怎么能夠更廣泛的吸納體制外的精英呢?另外，重慶風云也意外的令自由派有了反思西方一人一票的民主在中國是否可行的機會。正如西方媒體所報道的，薄熙來在美國肯定勝選。薄熙來得到下層民眾如此高度的支持，對自由派的民主理想顯然是一個考驗。
 最后，還要講幾句重慶模式。重慶模式值得肯定，但未必應該全國照搬。真理都是有邊界的。超過這個邊界可能就走向謬誤。比如重慶衛視可以如同英國的BBC一樣不播廣告，但CCTV卻未必可以。薄熙來做為重慶的第一領導者自然可以全力渾灑，但到了中央就未必可行。簡單說來，解決問題的方式和手段很多，適合重慶的模式未必適合其他地區。重慶模式最可貴之處在于它提供了一種有效的、得到百姓認可的解決辦法，這不僅為其他地區提供借鑒，更為不認同重慶模式的其他模式造成了必須行動的壓力。
 重慶模式爭議最大的是打黑的方式。確實，如果從純粹的理論上講，王立軍鐵腕式打黑自然有可議之處，但是放到現實中卻可能是唯一正確的選擇。在重慶打黑之前，黑社會竟然敢于公然襲擊武警，負責治安的最高行政官員竟然是黑社會的保護傘，在這種情況下恐怕也就只有個人色彩的鐵腕才能治黑。還記得上世紀八十年代的嚴打，其可議之處遠勝于今天的重慶打黑，但在哪個時代，卻也是必須的，可能也找不出更好的辦法。當然還有一點必須指出，中國有著漫長的人治歷史，其影響無所不在。就是自由派，在這次重慶風云中，也一樣原形盡顯。王立軍被宣布免職時，北京律師和憲法專家吳革指出，中共中央直接任免地方行政長官的做法不符合現行法律的規定：“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地方人大和地方政府組織法的規定，王立軍是重慶市副市長，副市長的任免在人大閉會期間應由(人大)常務委員會決定， (中共)中央只能處理他的黨的職務問題，不能處理他的行政職位。所以程序搞錯了，應該說中央建議免去他的職務，然后說正在按程序辦理。”
 然而，一向把法治放到嘴邊的自由派群體包括法學專家賀衛方----他曾公開炮打重慶模式是踐踏司法的文革，卻保持沉默。自由派代表人物之一“炎黃春秋”雜志社社長杜導正說，他對中央免去王立軍副市長職務的方式沒有太大質疑，認為這符合黨內外很多人的愿望。可是他們為什么不講，“重慶打黑的方式沒有太大質疑，因為重慶打黑是符合廣大人民的愿望”呢?當然自2007年重慶模式橫空出世以來，自由派并不是第一次違背人民的愿望。在重慶打黑之前，聽不到他們為民眾發聲，而當重慶向黑社會開刀全面打黑之際，他們卻為一名律師的命運積極奔走，并借此事件否定重慶模式。顯然，在他們眼里，低層百姓受到黑社會的威脅并不重要，但社會地位遠高于普通百姓的一名律師的命運卻珍貴無比。
 不過，不管中國現行政治體制有多少問題，都無法改變這是近兩百年最適合中國的模式。這不僅從六十年來取得的巨大成就得到驗證，而且放眼全球進行對比，也同樣如此。美國的制度已經歷兩百多年的發展和演變，但幾十年來仍然無法避免重大的憲政危機。上世紀六十年代，在全球轉播之下，肯尼迪總統眾目睽睽之下被暗殺，被抓獲的嫌疑犯又在警察重重保護之下，在電視鏡頭前被槍殺。隨后相關人員離奇死亡的高達上百人。上世紀七十年代，時任總統的尼克松竟然違反游戲規則，派特工竊聽競爭對手的總部。事件發生后又百般阻撓調查，拒不配合司法，直至最后釀成辭職這一美國歷史上空前的憲政事件。相對而言，王立軍事件甚至文革時的林彪事件，都遠遠無法和上述事件相比。何以美國如此重大的危機都不會令人否定它的制度，中國就會被如此興師動眾呢?
 正如危機向來是推動社會進步的最有效力量(當然這句話對于今天的西方似乎已經不太適用，經濟危機四年多了，西方可做出多少改變?)，今天的重慶風云也將令中國未來的道路走的更穩健，崛起的更加迅速和平衡，這不僅僅是海內外中國人的良好愿望，也是歷史的必然。
 
 來源：中國選舉與治理網
 原文鏈接：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225536
 
 

宋鲁郑 2012-04-27 03:2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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