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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96000位智慧型微友同路同行』  

文/梁文道

◎關系

人逾中年，心臟難免有些毛病，一個好朋友最近便因這事走了趟醫院，并且是全國知名的專科醫院。好不容易約了主任大夫，沒想到這位大醫師一進來問的第一句話不是“你怎么樣了”，也不是“你覺得不舒服多久了”，而是“你有什么關系”。還沒來得及回答，忙碌的主任醫生便立刻補充說明：“不是直接關系的話，我不看。”

在我看來，這位大夫的“你有什么關系”，可真是十分中國的一句話。因為所有傳統中國社會的早期經典都會告訴我們，中國是個“人倫”社會；而在這個由親至疏、從遠而近的倫理網絡里頭，關系乃是種界定了一個人的位置與身份的主要骨干。想要認識一個人嗎？想要了解你是誰嗎？只要弄清楚身處的關系網絡，便可思過半矣。在這樣的社會里頭，一個人就是某個人的子女、某個人的父母、某個人的配偶、某個人的表哥、某個人的學生、某個人的上級、某個人的朋友……除去這種種身份聯系和人倫網絡，他幾乎什么都不是。我們怎樣對待另一個人，也取決于我和他在這個關系網絡上的相對位置，近一點便親一點，疏一點便冷淡一些。

本來這也是很正常甚至很普世的一回事，恐怕舉世皆然。只不過我們中國人還會把它安放在制度的層面，“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不同行當都因這種關系思維而有了各自該有的“樣子”。當官的就該有當官的樣子，但他在做兒子的時候便該對父親表現出一個兒子的樣子。那么，一個做醫生的人又該有種怎么樣的行為規范和表現方式呢？

當一個醫生見著病人的第一句話就是“你有什么關系？不是直接關系的話，我不看”時，我們一方面或許會覺得這很自然，因為它符合我們對這個社會的認知；可另一方面，我們又可能會感到很不對勁。為什么不對勁？因為我們通常又以為，一個醫生該有的樣子是“生命之前，人人平等”，他不該以病人和他的關系之遠近來判斷他要不要診治這位病人；更何況這還是家公立醫院，是個以納稅人和國家收入來支持的國家建制。

我們今天相信，但凡以公款設置的機構，但凡以國家和公民之名成立的制度，都不該在辦事的時候產生因人而異的情況；所以法律之前人人平等，公交人員也不能因為你不是司機他爸就不讓你上車。在這套來自西方的現代觀念底下，關系并不重要；至少在常規制度之中不能突顯關系的重要。因此，先不論醫生這個專業的普世規范，一家公立醫院的醫生是不該理會病人有什么關系的。

言必反西方反普世的論者可能會懷疑這套觀念會不合國情；但重點不在上述這套觀念是不是洋人加給我們的，而在于當下的中國人是否都已經接受并且認同了這套觀念，把它當作常識。我敢打賭，今天的中國人都會認同公共制度應該平等待人，都不會贊成身份和關系的介入。因為據說這個國家的建國理念是社會主義，而這個來自西方的政治意識形態最強調的就是公平了。身為社會主義中國的國民，當然曉得什么是公平。

既然這是個社會主義國家，既然大家都相信公共制度不能理會個人的身份和關系，那為什么一家公立醫院的主任醫生會不假思索地便問病人有什么關系，而且我們還都好像感到十分正常呢？

我常常說當前中國最大的問題不是缺乏常識，而是常識的矛盾；不是價值的虛無，而是價值觀念與社會現實之間的斷裂。朋友看病的故事，只不過是這個狀況的又一例證罷了。它的形成，其中一個原因是制度設計并不真的符合它所宣稱的理念。再具體且直白地講，它宣揚平等，但反而在實際上推行且固化了另一重要身份的網絡。自延安時代開始的干部等級配給制，現在已經變成了覆蓋全面的身份體系。如今我們中國人看人，看的不只是他是誰的兒子、誰的爸爸、誰的同事，還要看他是什么“級別”。又或者你沒有“級別”，但你的爸爸、你的兒子和你的同事有“級別”有“身份”。

于是我們就能理解那位醫生所說的“關系”和“直接關系”了，他當然不是在問你是不是他兒子，他的意思是你是不是某個有“級別”有“身份”之人的“直接關系”；而那個“級別”還必須夠高，“身份”必須夠大。一方面他好像違反了大家的常識，另一方面卻又很符合提煉自現實的常識。因為我們的公立醫院真的會講究身份差異，并且是在物質層面上講究。曾經傳說一時的“八成公共醫療資源用在干部身上”就不用說了，盡管官方后來說它不符實情，可始終說不出“實情”是什么。就看媒體拍到的吉林“白求恩醫院”的高級病房，那簡直是星級酒店的行政大套房。吊詭得很，這家公立醫院還叫作“白求恩”，一個真正無視身份差異的國際社會主義者。還有比這更能說明眼下中國的嗎？

◎泄憤殺人

有時我會發現自己已經跟不上這個時代的變化，新聞發生得這么多，被遺忘的速度又這么快。尤其是在微博當道的年代，早上才叫人吵得臉紅耳赤的話題，到了夜里便已轉眼成空，埋沒在一堆更新更火的議題底下，消失得無影無蹤。這個時代，昨天的新聞就已經顯得過時老套了，更何況前兩年的往事？那簡直是歷史了。而我卻總是記掛著一些舊聞中人物的表情與語調，以及大家述說它們的方式，始終不能把它們輕輕放下。于是我總在新聞里看見故事的回光，在最熱鬧的事件里頭聽見陳年舊聞留下的慘響。

例如 “哈醫大血案”，便讓我想起了2010年震驚全國的一連串校園殺傷事件。表面看來，它們是性質截然不同的兩碼事：前者是一個不堪重壓的患病少年刺死了一位青年實習醫生，后者則是幾個人分別砍殺了好幾個幼兒園和學校里的孩童和老師。讓我把它們串聯起來的，是我們在這兩件事上都使用了“泄憤殺人”這個說法。雖然都叫作“泄憤殺人”，但我比較可以理解“哈醫大血案”。說到底，那名少年殺死的是一位讓他挫折使他難受的醫院里的醫生；然而校園連環血案我卻一直沒有搞懂，直到今天仍然叫我困惑糾結。

且回顧一下2010年那串事件。記得當時所有行兇的兇手都不認識遇害的孩子，與他們非親非故無冤無仇，徹底是完全的陌生人。更可怕的是這些案件似乎有彼此模仿的傾向，不同時間發生在不同城市，所以才會讓所有家長憂心。一時間所有父母每天都忙著接送子女，每一處校園也都加強了警備，深恐再發生類似案件。如何解釋這些血案？那些人為什么會備好兇器，幾乎是有預謀地沖進幼兒園和學校砍殺他們并不認識的弱小生命？

重想起來，當年幾乎所有媒體似乎都把焦點放在了“泄憤殺人”這四個字上，找出兇手生活中種種難堪境遇，將他們理解為飽受壓逼的邊緣人。由是就有了善解，原來這是在對社會報復；自己被壓迫，滿腔憤怨，于是挑選了比自己更柔弱的對象下手出氣。漸漸地，這成了共識。就連時任總理溫家寶都公開指出這些事情的背后“有深層次的原因”。那個“深層次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一家小學在校門口掛了一條橫幅，上面那句話遍傳網絡，約略表達了大家的看法。那句話是“冤有頭債有主，出門左轉是政府”。

我一直沒對這件事寫過什么，事實上，我對任何被公認為是要報復社會的“泄憤殺人”案都不敢多談。因為在我看來，許多有關重大社會現象的評論與其說是析解出了真相，倒不如說是評論界借此在表達自己的關懷。正如同樣是校園殺人，美國評論界的重點總是離不開槍械管理，因為人民是否享有擁槍的權利一直是美國社會的熱門議題，是彼邦區分意識形態立場的試金石。相反，“社會怨氣”卻不一定貫穿在他們對每一樁校園血案的議論之中，這是我們中國輿論界的關切。

仔細思考，我們是否都看過了那些兇手的口供筆錄？都讀過了他們的精神鑒定報告？這些資料甚至到今天都不曾完全公布。那我們怎能大膽斷定這是“社會怨氣”的作用？怎能說這是報復社會？不，我無意否定當前中國社會怨氣深重的情況，更不能不承認當前體制所造成的種種不公與壓迫。只是我以為從不公與怨氣的存在，到砍殺無辜生命的結局，其間還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還有很繁復的環節需要解釋。簡單地講，我不太相信殺人有那么容易。你覺得自己在這個國家處處碰壁，你覺得自己看不到未來再也無路可退，然后你就會買一把斧頭藏在袋子里，第二天選一個保安看起來沒那么嚴密的小學，然后沖進去狂砍一些自己連見都沒見過的無辜兒童？假如這叫作“泄憤殺人”，那到底是種什么樣的憤怒，能夠使人冷靜計劃，并且起碼隔上一夜，才再找些無關聯的對象出氣？如果這就是中國式的“社會怨氣”，那也未免太過可怕，因為在這種怨氣面前，殺人是如此的容易，生命是如此的廉價。

最叫我震驚和不解的，更是大多數人對近年諸多“泄憤殺人”案之解釋的輕易接受。似乎我們都以為殺人不難，生命易損。就像坊間流行的《大秦帝國》那一類書，不只輕描淡寫地略過“坑趙卒五十萬”背后的殘酷血腥，更要歌頌其雄壯“大氣”。這么一個把殺人看得很容易很不難理解的國家是可怕的。

*文章選自梁文道所著《關鍵詞》，中信出版社2014年6月。

資料由中信出版社獨家提供

新京報書評周刊 2015-08-23 08:38: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