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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天石教授

楊天石：今天我報告的題目是“毛澤東等1936年致蔣介石函引發的思考”。講完以后，歡迎諸位提出問題來一起討論。請先看毛澤東致蔣介石函原文的一部分：

“今者綏遠形勢日趨惡化，前線之守土軍隊為數甚微，長城抗戰與上海一二八之役前車可鑒。天下洶洶，為公一人。當前大計只須先生一人而決，今日停止內戰，明日紅軍與先生之西北‘剿共’大軍，皆可立即從自相殘殺之內戰戰場，開赴抗日陣線，綏遠之國防力量，驟增數十倍。是則先生一念之轉，一心之發，而國仇可報，國土可保，失地可復，先生亦得為光榮之抗日英雄，圖諸凌煙，馨香百世，先生果何故而不出此耶？

今日之事，抗日降日，二者擇一。徘徊歧途，將國為之毀，身為之奴，失通國之人心，遭千秋之辱罵。吾人誠不愿見天下后世之人聚而稱曰，亡中國者非他人，蔣介石也，而愿天下后世之人，視先生為能及時改過救國救民之豪杰。”

這封信由毛澤東起草，寫于1936年12月1日，署名者有中共領導19人，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和《毛澤東書信選集》里都可以找到。信中講的是綏遠形勢一天比一天糟糕，在前線的中國軍隊人數太少。在這以前，中國軍隊跟日本打過兩仗，一次是長城抗戰，一是上海“一二八”抗戰，兩次都是因為中國軍隊人數少而失敗。今天停止內戰，明天我們紅軍就和您的軍隊從互相殘殺的戰場開赴抗日前線，綏遠的國防力量就可以增加好幾十倍。顯然，此函的目的在于動員蔣停止內戰，到綏遠去抵抗日本侵略。

毛澤東等告訴蔣介石：只要您的想法轉變一下，就國仇可報，國土可保，丟掉的土地可以收回來，您蔣先生也就可以成為光榮的抗日英雄，今后會“圖諸凌煙”，“凌煙”是唐太宗為了表揚立下戰功的將領而修建的高樓，相當于紀念館。毛澤東說：只要您抗戰，將來會把您的畫像掛在紀念館里,“馨香百世”。“馨香”就是燒香致敬。燒多少年？一世是三十年，百世是三千年。毛澤東跟蔣說，只要你抗日，我們就在你的畫像前燒香致敬三千年。蔣先生干嘛不干？

毛澤東等接著給蔣介石指出兩條道路：抗日或降日。毛澤東說：我們不希望蔣先生將來因不抗日而挨中國人罵，希望將來普天后世之人都認為你是“及時改過救國救民之豪杰”。這是毛澤東代表中共中央給蔣介石的勸告書，也是對蔣介石的許諾。

寫這封信的時候，中共已經長征到達陜北，處于繼續被國民黨圍攻的艱難境地。當時，民族危機進一步加深。日本正準備進攻綏遠，想在“滿洲國”之后再建立第二個傀儡國家——“大元國”或者叫“蒙古國”，之后再建立一個“大夏國”。中國古代有元朝，所以日本人就想搞一個傀儡國家叫“大元國”；中國古代有一個國家叫西夏，日本人就想搞一個傀儡國家“大夏國”。這時候，國共兩黨已經打了近十年內戰。從1927年蔣介石在上海“清黨”，到后來圍剿中央蘇區和中共在各地的蘇區，中共對國民黨和蔣介石已經積累了血海深仇。

毛澤東等人這封信體現出中共秉持民族大義的精神，將國家、民族的利益看得很重，把黨派、團體利益看得比較輕;同時，也體現出中共不念舊仇的廣闊胸懷。自1927年起，蔣介石和國民黨開始反共，殺共產黨，殺了快10年，但毛澤東等人仍然不念舊仇，愿意聯蔣抗日。

蔣介石怎么回答呢？第一，在毛澤東等寫信之前八天，蔣介石已經指令傅作義部隊主動攻克綏遠的百靈廟。百靈廟是日本人企圖建立的“大元國”的首都，蔣介石下令打下百靈廟，從而，粉碎了日本建立“大元國”的陰謀。第二，毛澤東等寫信之后的十一天，發生西安事變，蔣介石接受中共建議，停止內戰，“聯紅抗日”。第三，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7月15日，中共向國民黨遞交周恩來起草的《國共合作宣言》（“共赴國難宣言”）。前幾天，臺灣的郝柏村將軍參觀盧溝橋抗戰紀念館，還問館長，館中怎么沒有展覽“共赴國難宣言”。9月23日，蔣介石發表談話，接受《國共合作宣言》。也就是說，蔣介石接受毛澤東的意見和中共的要求，國共實現第二次聯合，爆發了全民族的抗日戰爭。

蔣介石領導抗戰是大功

不管蔣介石在其他問題上有怎樣的過錯，也不管他在對日問題上曾經一度妥協退讓，但是，盧溝橋事變后，他沒有投降賣國，對內聯共，對外組成世界反法西斯聯盟，堅持抗戰，直到勝利，從而打贏了中國近代史上前此未曾有過的全面勝利的戰爭，挽救了近代中國歷史上最大的一次亡國危機，收回失土，廢除不平等條約，大大提高了中國的國際地位，使中國成為世界四強之一，成為聯合國的創始國之一。自然，這是全國人民共同奮斗的結果，但不可否認，其中也有蔣的功績。

今天，我們在國際斗爭里，特別是和對日本右翼的斗爭中，仍然繼承了當年蔣介石和國民黨人的成果，例如我們經常提到的《開羅宣言》和《波茨坦公告》，應該說都和蔣介石密切相關。蔣介石是開羅會議的主要參加者，是《波茨坦公告》的三個主要簽字國的領袖之一。

毛澤東等在給蔣介石的信件中說：“先生一念之轉，一心之發，而國仇可報，國家土可保，失地可復，先生亦得為光榮之抗日英雄，圖諸凌煙，馨香百世。”蔣介石做到了沒有？應該說做到了。不過，好像多年來我們沒有人授予蔣介石“抗日英雄”這個稱號。2005年，抗日戰爭勝利60周年，新華社破天荒公布了一批國民黨將領，稱之為“抗日英雄”，包括李宗仁、白崇禧等，其中并沒有蔣介石。2002年，我在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的第一本關于蔣介石的書——《蔣氏秘檔與蔣介石真相》，有人化名名“老紅軍、老八路軍、老新四軍、老解放軍戰士”，給胡錦濤同志寫信說：“總書記，現在中國社科院有一個研究員叫楊天石，他居然吹捧蔣介石是民族英雄。如果蔣介石是民族英雄，那么我們老革命豈不成了反革命了？ ”他們要求治我以叛國罪，還要求開除我的黨籍。其實到現在為止我還是一個無黨派人士。那時，有關機構已經準備罷免我《百年潮》主編的職務。我當時“有恃無恐”。為什么？到現在為止，我寫蔣介石的書出了四本，書里蔣介石的名字下絕對找不到“抗日英雄”這四個字。

毛澤東和周恩來1949年以后對蔣介石仍有肯定

1956年毛澤東曾說：“我們現在已經不罵蔣介石了”，“我們同蔣介石有共同點，都反對兩個中國。”當時臺灣地區領導人有三個可能的人選，一是陳誠，一是胡適，毛澤東表示：“我們都是‘擁蔣派’。至于總統，還是他當好。可以給他飯吃，給他一點兵，讓他去搞三民主義。歷史上凡是不應當否定的，都應當做恰當的估計，不能否定一切。”

1956年，毛澤東還表示，“現在臺灣的連理枝是接在美國的，只要改接在大陸，可以派代表回來參加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政協全國委員會。”周恩來馬上補充了一句話：“蔣介石將來總要在中央安排。”

1956年這一年，周恩來還對一名即將赴臺訪問的英國人說：“你可以向他們說，蔣介石是我們的老朋友。他認識毛主席，也認識我。我們同他合作過兩次。”1958年又說：蔣介石“不愿意完全受美國的控制。因此在這個問題上，我們和蔣找到了共同點，可以聯合起來，一致反對美國。”

從上述毛澤東和周恩來的言論可以看出，即使在1946—1949年第二次國共內戰之后，即使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毛澤東和周恩來也從來沒有對蔣介石采取徹底否定的態度。

時代變了，對蔣介石和國民黨的認識應該有新變化

廖承志和蔣經國在莫斯科是同學和朋友，兩個人好到可以夜里共蓋一件大衣。1982年，廖承志給蔣經國寫信，引用了魯迅的兩句詩：“歷盡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這是中共方面第一次用“兄弟關系”來形容國共關系和兩岸關系。前些年，溫家寶溫總理也曾經提出，國共兩黨應該“面向未來，捐棄前嫌。”他特別引用了一句古語：“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就是說，雖然有矛盾有沖突，但我們還是一家人，是好親戚。2011年，紀念辛亥革命100周年，胡錦濤總書記在人民大會堂報告時提出：“終結兩岸對立，撫平歷史創傷”。最近，習近平總書記在接見國民黨榮譽主席連戰時也曾說：“兄弟齊心，其利斷金。”習總書記用這個成語表示，只要兩岸團結，國共兩黨團結，就像鋒利的鋼刀可以砍斷任何金屬。

這些年，在肯定蔣介石和國民黨人的抗戰功績上，我們正在不斷進步。原來，我們對國民黨抗戰的評價是兩個“八個字”：“袖手旁觀，坐待勝利”；“消極抗戰，積極反共”。有一年，北京的一家博物館根據胡喬木的意見開辟了一個展區：正面戰場。在我們的國家的博物紀念館里把國民黨軍抗日的成績公開展覽了。但很快就有中央負責同志講話：國民黨叫正面戰場，難道共產黨是反面戰場嗎？他不知道正面戰場和敵后戰場是相對的概念，只知道有正面戰場就有反面戰場，共產黨當然不能是反面戰場。還有當年南京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了《中國抗日戰爭大辭典》。接著就有領導同志講，“你們二檔館是用共產黨的錢給國民黨保存檔案，替國民黨做宣傳”。二檔館的領導一時很緊張。

如果大家有時間，到盧溝橋抗戰紀念館參觀一下，原來有一個展區，標題可能是“消極抗戰，積極反共”，現在換成了“正面戰場，繼續作戰”。日前郝柏村參觀盧溝橋展覽館時給館長提了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抗戰是誰領導的？郝很直率：“抗戰是蔣委員長領導的。”我不知道館長如何回答這個問題，是沉默還是反駁？。第二，郝柏村問，你們的館里怎么沒有展出“共赴國難宣言”？我沒有去紀念館調查，是否展覽這份宣言，但“共赴國難宣言”是不可以不展覽的重要文件。在這份文件里，中共明確表示承認“三民主義為今日中國之所必須，本黨愿意為其徹底實現而奮斗”。中共表示，要停止暴動推翻國民黨的政策，同意改編紅軍。我認為郝提出這個問題是對的，如果不展覽這份宣言是不對的。

這些年，大陸對國民黨人的抗戰功績的認識在逐年進步，但是離還原歷史真實還有距離。

在國民黨和共產黨的斗爭里，中共打勝了。打勝以后，我以為應該表現出勝利者應有的風格和精神面貌：一是不要互相否定。前一段時期新華社有三位記者專門找我，說他們是為紀念抗戰70周年做準備，要聽聽大家的意見。他們問我，為什么西方世界對中國的抗戰估價始終比較低，這是什么道理？我說是因為互相否定。國民黨罵共產黨游而不擊，共產黨罵國民黨消極抗戰、積極反共。我們自己都在那兒互相否定，西方人還會說你們抗戰偉大，抗戰了不起嗎？二是不要爭功。抗戰到底是誰領導的？這個問題多年來一直是一個爭論很大的問題，最初的提法是：抗戰是中共領導的。后來改了一個說法：抗戰是中共思想領導的。到了2005年，中央黨校郭德宏教授寫了一篇文章，講抗戰的領導有兩個司令部，一個在重慶，一個在延安。也就是說，國共分別領導。這個稿子送給有關機構審查，被“槍斃”了。后來紀念抗戰勝利60周年，胡錦濤同志在人民大會堂做報告，說抗戰中，“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部隊分別承担了正面戰場和敵后戰場的作戰任務，共同構成了對敵斗爭的態勢”。胡錦濤同志講了兩個戰場、兩支部隊，實際上講了兩個黨分別領導，而且胡錦濤同志還把國民黨放在前面講——“中國國民黨，中國共產黨”。這下，我拿到了“尚方寶劍”，跟郭德宏說，按照胡錦濤同志提出的口徑寫，兩黨分別領導。什么叫八路軍？是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什么叫新四軍？是國民革命軍新編第四軍，都受國民黨軍事委員會領導。所以從形式上講，國民黨是領導，而且在抗戰初期，毛澤東、周恩來都承認抗戰的領導者是國民黨和蔣介石。只是后來國民黨領導不了共產黨，共產黨也不聽國民黨的領導，于是就形成了分別領導，各自為政的局面，你打你的，我打我的。郭德宏按照我的意見改了文章，第二次送審仍然通不過。

今年7月7日，習近平總書記參觀盧溝橋抗戰紀念館時發表演說，我特別注意習總書記怎么講這個問題，發現習總書記沒有就這一問題表態，沒有講抗戰是共產黨領導還是國民黨領導，只講了一段話——“中國共產黨秉持民族大義，担負起民族救亡的歷史重任，呼吁建立以國共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這個說法，符合歷史實際。所以，我們不要重復過去互相否定、彼此爭功的狀況，應該努力還原歷史真實。第一，要體現實事求是的精神，歷史怎么樣，我們就怎么樣寫。第二，要體現中國共產黨作為一個勝利者的廣闊的胸懷和氣度。在國共內戰中，中共已經勝利了，已經是中國大陸名正言順的領導者者了，要有相應的胸懷和氣度嘛！第三，如果我們能夠嚴格還原歷史真相，敢于肯定一切抗日有功人員，我想定將將廣泛贏得民心，特別是贏得臺灣同胞和廣大海外僑胞的心。近年來，我們很注意向臺灣“釋放好意”，敢于肯定國民黨中一切抗日有功的人員就是很大的一種“好意”嘛！

實事求是研究蔣介石，不是“歷史虛無主義”

最近，網上有一個網友表示，楊天石出版這本書不容易。對此，（張）海濤總編很清楚。這本書有關部門審查通過了，廣電總局也通過了，但最后還差一步，即書號還沒有拿到，書號還沒有拿到，這本書就還有被槍斃的風險。那幾天，正好北大有一位教授發文批判我的蔣介石研究是“歷史虛無主義”。海濤總編和我個人都很緊張，萬一到最后一關卡住了，書就出不來。我打電話給海濤總編輯，問要書號一般是幾天，海濤說7天。我很高興的是，到了第三天海濤就告訴我，書號拿到了。這表明實事求是地研究蔣介石，中央有關機構、宣傳出版機構是支持的。沒有這些支持，這本書出不來，大家也不可能坐在這兒開這個座談會。最近有人借批判“歷史虛無主義”之機，企圖否定改革開放以來學術界在民國史和蔣介石研究方面的進展和成績，這是錯誤的。什么是“歷史虛無主義”，根據中央精神，（否定）gong產黨和毛澤東的偉大成績才是“歷史虛無主義”，我的書從來不（批評）gong產黨和毛澤東，為什么把我和“歷史虛無主義”扯在一起了？我想不通。

借這個機會，我發表個人的一點希望：第一，我希望蔣介石的研究能夠不再是“雷區”、“險學”，不再有被批為“歷史虛無主義”的恐懼，我的研究蔣介石的著作能繼續得到出版的機會。第二，我希望有的學者要“拋棄內戰時期的情緒”。“內戰時期的情緒”是毛澤東同志批評過的一種不健康的情緒。1945年毛澤東在七大上有一個報告說，“共產黨內有一種不正常的情緒——內戰時期的情緒”，他舉例說：“現在有的共產黨員連孫中山都不要了，孫中山的旗幟我們要永遠高舉，要把孫中山的優點，思想里好的部分一點一點摘出來，讓子孫后代永遠繼承。”今天有人把實事求是地研究蔣介石也說成是“歷史虛無主義”，這正是典型的“內戰時期的情緒”。他們只記得內戰時期我們罵蔣介石“蔣光頭”，“蔣該死”，“頭上長瘡，腳上流膿”，“頭號戰犯”，“人民公敵”，根本不記得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寫給蔣的那封信里所說，蔣如參加抗戰就將是“抗日英雄”。這些同志的問題在哪里？我認為就在于他們還是抱有“內戰時期的情緒”。不了解時代已經變了，擺在我們面前的歷史任務也變了。這些年，胡錦濤同志、習近平同志給國民黨領導人打電報時，都稱“貴我兩黨”，是朋友關系、友黨關系。現在我們跟臺灣的國民黨應該是共同為振興中華而奮斗的友黨，所以要拋棄“內戰時期的情緒”，面對史實，百家爭鳴，不再“扣帽子”。要把蔣介石研究看成是必要的、正常的學術研究，看成是為了促進兩岸和平關系發展，化解歷史恩怨工作的一部分，也看成是大陸對臺灣“釋放好意”的一部分。近年來，我們對臺經濟上讓利，如跟臺灣簽訂服貿協議等等。但我覺得，我們重新研究當年的歷史，國共關系史、抗戰史，科學地、正確地評價國民黨和蔣介石、這個也是我們向臺灣釋放好意的一部分。明年是抗戰勝利70周年，如果我們在評價蔣介石上有所前進，將會產生巨大的影響。

我想講的就是以上幾點，講得不對的地方，歡迎大家批評。謝謝大家！

楊天石，現為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中國社會科學院榮譽學部委員、研究生院教授、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北京清華大學兼職教授，浙江大學客座教授，國家圖書館民國文獻保護工程專家委員會顧問，中華詩詞研究院顧問，《中國書畫家雜志》顧問，上海《世紀》雜志顧問，《炎黃春秋》、《同舟共進》、《中國哲學》、《中國近代思想家文庫》等書刊編委，為中央文史研究館三十四卷本叢書《中國地域文化通覽》副主編之一。

騰訊思享會 2015-08-23 08:39: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