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名人論史——近當代作家的史學觀點  >>>

簡體     傳統

北航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長、政治學學者 高全喜

高全喜（北航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長、政治學學者）：楊鵬是我的老朋友，他以前研究過老子，出版了《老子詳解》，同時積極參與當今中國的社會建設，曾經担任過阿拉善基金會的秘書長，前年出版了《為公益而共和》，后又參與壹基金，當過這家著名的公益基金會的秘書長。總之，在我的心目中，在公共知識界，他是一位思想和實踐并行不悖的知行合一的人物，也是中國當今公民社會最為稀缺的人才之一。

前天收到出版社快遞來的這本《“上帝在中國”源流考》，我委實有點驚異，不知道這位仁兄何時開始思考上帝問題，并且寫作出版了這部具有非凡意義的專著。剛才聽到諸位教授的發言，挺受啟發，說起來，這兩天我在家還是認真拜讀了楊鵬的這本新書，我說它意義非凡，不是捧場之詞，而是站在我的思想理路的角度上的有感而發，可能與趙曉、唐際根、陳明等人的發言視角有所不同，下面我略做陳述。

首先，就這本書的性質來說，我認為它屬于宗教社會學的一本著作，即從韋伯意義上的宗教社會學來考察“上帝在中國”的歷史源流，以及中國古代典籍中的上帝信仰問題。這個命題若放在純粹的學術層面，尤其是民國前后的相關研究來看，可以說，從事此類研究的學者并不少，檢點一下，從不同的角度，諸如宗教學、哲學、歷史學、文字學，乃至政治學、思想史、文化交通史，等等，都有著述與研究，民國前后刊布、出版了大量的相關著作，這個我們可以從楊鵬的注釋索引中管窺一二。只是這個學術傳統在新文化運動之后，尤其是49年共產黨建國之后，遭到猛烈批判，并徹底遺失掉了。

從宗教社會史的角度來看，這個也得到了歷史考古學的反復驗證，在人類的上古、中古時期，上帝崇拜、上帝信仰是一個極為普遍、非常正常的事情，任何一個文明民族，一個能夠存續的歷史民族，都必然伴隨著自己的上帝信仰，這是一種文化與精神的訴求，是一個民族、一種文明得以存續的內在力量，所以，歷來為古典歷史學所重視，并在現代學科分殊之后，轉化為宗教史、文化史的重要內容。這一特征是普適性的，不僅中國，西方也是如此，可以說，任何一個稍微成就一點文明的民族，都必然有著一個從自然崇拜、祖先崇拜演化為上帝信仰、上帝崇拜的過程，即從原始宗教到自然神宗教，乃至到一神教的過程，這個一神教，叫“上帝”也好，叫“天”也罷，不同地區、不同語言的稱謂是不一樣的，但其實質卻是相類似的，即信仰一個具有宇宙主宰性的最高者，他是現實生活、現實制度和現實心靈得以維系的根基。如此看來，上帝信仰在中國由來已久，這個主題是人類文明史，乃至中國文明史的一個中心議題。

從上述學術視角審閱楊鵬的書，雖然不無意義，但也并不顯得特別，甚至從學術性和科學性來說，《“上帝在中國源流考》可能還不如老派專家的文字考辯和田野調查做得原創和系統，全書使用的基本上都是二手文獻。如果把此書置入這樣一個學術思想的脈絡中，我只能說，固然它有一定的學術意義，但也沒有什么了不得的價值。相反，我認為我們不能從宗教社會學以及學術性來審視這部書稿，這樣做反而低估了這本書的意義。

因為正像楊鵬剛才所說的，他寫此書并非是作純粹學術意義上的研究，不是為了知識而知識，以我對他的了解，此書乃是基于關注當今中國人的心靈世界，是為這個日益世俗化的民族，尋找精神重振的生命源泉，所以，從思想建設、學問之道以及社會實踐來說，這本書就具有了特別的價值與意義，這也正是我重視楊鵬的要點所在。如斯考察中國洋洋灑灑的傳統文化，辨析古代中國人生命中的上帝信仰，以及接續民國前后學術思想的遺脈，就會有一系列問題值得我們深思：為什么這個中國傳統中的上帝信仰在后來的歷史中，逐漸地衰落了，甚至到今天，以至于被我們徹底遺忘了呢？這個心靈世界的遺忘對于當今的中國知識界和思想界意味著什么？舍去此，未來的中國文化究竟朝何處去呢？

其次，我沿著上述的思路，圍繞著楊鵬這本書的現代意義，展開三個層面的回應，或從三個維度上予以討論，一個是上帝信仰與儒家的關系，一個是上帝信仰與中國基督教的關系，第三個便是上帝信仰與中國現代啟蒙思想的關系。

我認為，這三個當今中國知識界中的主要思想流派，從某種意義上呈現著或反映出中國人心靈生活的某種本質性圖景，而上帝信仰與這三個思想流派的關系，恰恰表明這個問題遠沒有解決，甚至還隨著中國面臨現代性的挑戰，日益深刻地處于心靈糾結的精神困境之中。關于前面兩個層面的關系問題，趙曉和陳明兩位教授剛才的發言都分別予以評述，我的觀點與他們有異有同，進一步的梳理我下面再談，現在我要先談一下上帝信仰與啟蒙思想的關系，尤其是上帝信仰與中國自由主義的關系。

上帝信仰在三千年來的中國文明史中日漸稀薄，這與儒家思想的正統地位之確立有關，但是，儒家實質上并不排斥上帝信仰，說起來，上帝信仰的凐滅和凋敝與晚近以來的新文化運動有著內在的關聯，或者說，與中國20世紀以降的啟蒙思想之潮起和強勁開展有著必然性的關系。究竟啟蒙思想與上帝信仰是一種什么關系呢？這個問題值得深思。

現今大家一談到啟蒙思想，馬上就會聯想到反封建專制和神權禮教，以為后者是一些蒙昧、落后的東西，啟蒙就是要破除這些舊思想、舊禮教和舊制度，把人的價值、人性的東西展示出來。這個啟蒙的思想運動從西方到東方，持續了數百年，直到今天，啟蒙思想在中國還有著強大的社會基礎。在這個思想譜系的籠罩之下，所謂上帝信仰之類的東西，自然就屬于理應被清除的思想痼疾，一并要掃到歷史的垃圾堆里了。我在多篇文章中一再指出，啟蒙思想作為早期現代的一種思想潮流，其進一步的演進呈現為兩個截然不同的路徑，即自由主義和社會主義兩股強勁的現代思潮都是從啟蒙思想中發育而來的，它們共同的思想淵源是人文主義和啟蒙思想，即以人為中心和以理性為標識的思想潮流。

所以，在當今的中國思想語境下，談上帝信仰的重新反思問題，就首先要區分兩種來自啟蒙思想的理論遺產，要分別針對自由主義和社會主義兩種理論來談，因為它們的面向在今天已經截然不同，甚至處于對立的意識形態之斗爭之中。

下面我們先來看看自由主義。自由主義首先是一種基于個人權利與自由的政治理論，其思想的中心議題是人權保障與憲政制度和市場經濟，總的來說，是有關人的權利哲學。盡管自由主義的產生與發育與反對基督教的神權專制有關，但自由主義并非本質上是與上帝信仰相敵對的，甚至從自由主義的思想與制度的演進史中，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出，自由主義與宗教信仰傳統有著密切的聯系，憲政制度的一個淵源就是中世紀的教會體制，英美權利憲章背后有著悠久的高級法即自然法和神法的超驗價值的支撐。楊鵬剛才在發言中提出一個重要的詞匯“有信仰的自由主義”，我覺得他道出了自由主義的根本特征，即自由主義應該是一種厚的自由主義，人性的尊嚴、權利的保障、憲政的秩序、自由的生活，這一切最終都系于人要過一種精神性的信仰生活，上帝信仰問題對于自由主義來說，不但不是一種障礙，而且是一種提升，一種維系個人世俗生活不至于淪落為動物性的文明力量。因此，有信仰的自由主義是自由主義得以持續發展并保持其生命活力的根本。

遺憾的是，中國百年思想脈絡中的自由主義，并沒有深刻的意識到上帝信仰與自己生死與共的關系，而是一味沉迷于啟蒙時期的薄的自由主義，把反神權的理解教條主義化，以為自由主義就是固執于個人權利本位，以自我為中心，殊不知啟蒙時期的自由主義只是自由主義發展史中的一個特殊的階段，沒有信仰的自由主義只是自由主義的一種初級形態，有信仰的自由主義，把個人權利和自由與一種提撕人向上的信仰力量結合起來，才是自由主義的根本，才是自由主義的思想與制度得以存續的基石，才是人性尊嚴得以坐實、權利與自由賴以捍衛的憑證。

從這個意義上說，我覺得楊鵬此書對于中國的自由主義具有格外重要的警示價值，固然當今思想界暢言的啟蒙與再啟蒙是必要的，但今天的啟蒙已經完全不同于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的啟蒙了，知識與理性也并不是不為人們所知曉，今日的反思啟蒙，所迫切需要的乃是如何在權力囂張、道德淪落的境況下，重新捍衛人性的尊嚴和自由公義的生活，而這不僅需要理性和知識，更需要心靈的凈化與力行的精神，這些顯然需要信仰的支撐，需要上帝信仰這樣的靈魂之提撕力量。“上帝在中國”這樣一個命題的提出，顯然就不僅是一種歷史知識論的源流考辯，即梳理出古典中國時期的上帝信仰是普遍存在的，并灌注于儒釋道的思想源流之中，而且，我認為它對于今天的中國自由主義則是富有挑戰性的，它從一個更為廣闊的思想背景下，提醒自由主義不能僅僅只是批判傳統，而是要如何接續傳統，即把傳統中國的上帝信仰問題，置入自由主義思想理論的內在理路中，并發揚光大，形成一種基于中國歷史觀的有信仰的自由主義，不再羈絆于啟蒙思想的浮萍。

下面我再簡單談一下另外一個啟蒙思想的產兒，即社會主義。說起社會主義，從譜系上說，它們有更古老的傳統，即古典羅馬時代以及中世紀，就有社會主義，但這個古典版本的社會主義經過了早期現代的西方啟蒙思想的洗禮，尤其是經過馬克思主義的共產主義之改造，在20世紀以來的所謂社會主義國家已經死亡，相反，它們在北歐諸國反而源遠流長，并且演變為一種制度形態。對于馬克思主義武裝起來的社會主義國家，例如蘇聯以及第三國際，尤其是中國的社會主義，顯然它們與古典版本的社會主義相去甚遠，甚至說是毫無關系，而是屬于馬克思加列寧主義的激進主義的社會運動，其思想源流無疑受到法國啟蒙思想和法國大革命以及巴黎公社的深刻影響。這一脈激進主義的社會主義，當然是堅決地反對傳統的上帝信仰的，但吊詭的是，這個前蘇聯與中國的社會主義體制，卻在理論與實踐上，并沒有徹底根除上帝信仰，而是通過一種新的宗教，即人民宗教，加上無產階級先鋒隊理論，以及最高領導者的個人崇拜，構建了一個社會主義的新宗教，這一點我們可以從斯大林和文化大革命時期的毛澤東那里，可以清晰地看出社會主義與宗教信仰的隱秘關系。

因此，上帝信仰問題對于這類社會主義來說，就不是有無信仰的問題，而是何種信仰的問題，即信仰一個超驗的上帝，還是一個神化的人，或曰領袖崇拜，是依靠一個彼岸的神，還是依靠一個人民的大救星。由此可見，從啟蒙思想到唯物主義到人民大救星，這一脈社會主義的思想演變，折實是一個頗為吊詭的事情，但確實是實實在在發生的事情，這種思想變異的詭異邏輯，不由得使我們要更為嚴謹的對待上帝信仰問題。從某種意義上說，人類的心靈是離不開信仰的，關鍵是信仰什么，如何信仰，社會主義的思想實踐從一個側面反映出這樣一個世俗化的啟蒙邏輯的自我否定，即人不能自己成為上帝，無論是誰，哪路英雄豪杰，握有何種權柄，都是有限度的，以人為上帝，到頭來不過是一場悲劇，并且最終以喜劇收場。人要有自知自明，在人之上，有浩瀚的星空和無窮的宇宙，人要謙卑與審慎，人的幸福與安康，與上帝信仰而非暴虐性的個人崇拜息息相關。對此，德國偉大的啟蒙思想家康德早就指出：“位我上者燦爛的星空，道德律令永在心中。”

前面我討論了上帝信仰與啟蒙思想（包括自由主義和社會主義）的關系，下面我再來討論與儒家傳統和中國基督教思想的關系，對此，陳明和趙曉已經有所陳述，我借著楊鵬此事的議題予以簡單的回應。

先看儒家，這一點楊鵬明確指出，儒家思想，尤其是孔子和董仲舒，他們是有著強烈的上帝信仰的，時下對于孔子所謂“敬鬼神而遠之”的理解是錯誤的，中國語境中的“鬼”“神”不是上帝，或天，孔子對于天是敬畏和信奉的，至于董仲舒更是開啟了漢代儒家的天道傳統，上帝信仰或信奉天道，是漢儒的中心思想和問道根基，至于宋儒，則是吸收了釋道的思想精華，集儒釋道之大成，成就了一個大一統的儒家之上帝（天道）觀，此外，楊鵬還考辯了墨家以及老莊等其他學派的天道觀，由此可見，上帝信仰在中國悠久的歷史傳統中其來有自，上至三代，發黃周孔，下至宋儒，可謂生命充沛，源遠流長。楊鵬的考辯自然得到了陳明的認同，兩人在“孔子是一位先知”的禮贊中心有戚戚，并且共同認為儒家有上帝信仰，并且可以稱之為一種宗教信仰，基于上帝信仰的儒教具有普適性的價值與意義。

對于楊陳兩人的發凡，我沒有什么疑義，我認為早期中國，從三代開始，就有上帝信仰，尤其是經過周孔之改造，上帝信仰成為傳統中國的一種根基性的思想支撐，奠定了中華文明的基礎。我的疑問是其在當代中國的思想意義，即一個未曾經歷過一場思想啟蒙的儒家，是否能夠担負起這個民族的新的歷史責任呢？當然，儒家是被啟蒙思想，被自由主義和社會主義批判和清算過的，但這不是一場自我更新的革命，不是自我維新的重建，而是外在的鏟除。因此，古代的上帝信仰，要步入現代思想與制度的門檻，就必須面對一個如何使得這個上帝真正成為現代心靈賴以慰藉的價值依托的問題拷問。在這一點上，我們看到，各種新儒家的反思是遠不到位的，我們要直面百年啟蒙思想的歷史進程，尤其是全面反省傳統皇權專制主義的遺毒，正視個人主義、自由主義，乃至社會主義、集體主義發育生成的土壤，在我看來，這些并不能通過簡單拾起一個遠古的上帝信仰，就可以解決了的。如何讓古典的上帝信仰在今天中國的思想語境中重新復活，讓一個神圣的東西照亮當下世俗丑陋的個人心靈，讓掌權者懂得敬畏，讓貧困者獲得攙扶，讓肉食者知曉是非，讓日益分裂的社會真正地實現公平正義，和諧起來，這些問題，楊鵬此書并沒有給予深入的富有穿透力的探索，陳明的新儒家也并沒有予以深切的掛懷，由此讀者有理由詢問：古代的上帝信仰，基督教也好，儒家也罷，又與當今的每個人的心靈寄托，有什么關系呢？又與當今的公權腐化墮落，以及優良制度的建設，有什么關系呢？

最后，我要回應一下趙曉教授洋洋灑灑的評議。我完全理解作為基督徒的趙曉對于楊鵬這本討論中國的上帝學問題的推崇，從他剛才的發言中，我們可以看出一位環抱著基督教信仰的中國學者對于傳統中國之上帝信仰的由衷贊嘆，并進而推出四個結論，即上帝信仰是中華文明的源泉，上帝信仰是中華文明的線索，上帝信仰是中華文明的過去，上帝信仰是中華文明的未來。關于這四個結論，如果從抽象的上帝學意義上說，我沒有什么疑義，我也覺得上帝信仰在中華文明的起源、發展和演進中，扮演著重要的作用，甚至在心靈深處，主導著中華文明的走向，因此，只要這個文明不像羅馬那樣因為世俗化的墮落（基于權力與財富的墮落）而趨于崩潰，那么其未來必定依然秉持有某種上帝信仰相關的超驗價值作為文明的依托，雖然，就目前來看，時下的精神狀況倒很類似于羅馬末年，一種頹壞到根本的末世景觀比比皆是，但我們依然抱有希望，哪怕是絕望中的希望。所以，對于未來，我雖然沒有像趙曉那樣樂觀，但也并不徹底悲觀。

下面我想指出的是另外一個問題，即在趙曉的發言中，我感到他有意識地遮蔽了一個對于上帝信仰的關鍵性問題，尤其是基于中國基督教立場上的關鍵問題，即僅僅有上帝信仰，就可以等同于基督教的上帝信仰嗎？顯然，趙曉是從基督教的立場上來理解楊鵬考辯的中國上帝學的，他上述四點結論是基于基督教的思想語境，對此，陳明的發言一開始就提出了這個問題，即上帝信仰，并不等于基督教的上帝信仰，中國的上帝信仰之流變，并不等于基督教在中國的流變，信仰上帝的周孔以及儒教，并不等于基督教傳統。

這個問題無疑是嚴峻的，其實有關這個問題的儒耶之爭論，早在基督教傳入中國就開始了，明清之際就曾經引發大的論爭，天主教的教皇也曾經有過專門的訓誡，傳統的儒家士大夫對于基督教的態度也是時好時壞。對于這一段歷史故事，我就不多說了。在此我想說的是一個理論問題，即基督教（包括天主教）是一個三位一體的學說，上帝論只是其一個部分，基督教最核心的乃是耶穌論，或耶穌救世論，信仰上帝對于基督徒來說，不僅僅只是信仰一個超越的天、天道，或造物主，宇宙的最高者，等等，還更為根本的是信仰耶穌，信仰一個救世主，一個拯救者，一個釘死在十字架上的無辜的受難者，由此，圣父、圣子、圣靈三位一體，在未來的末世審判后，進入天國。這樣一個完整的上帝信仰，才是基督教的神學。趙曉對此顯然是清楚至極的，但是他的發言卻只字不提耶穌問題，只是大談上帝信仰以及上帝信仰在中國之過去與未來。我覺得這是一種不誠實，沒有把關鍵性的問題亮出來，以此來討論楊鵬的著作之現代意義。

其實，我對于中國當今基督教思想的傳播是懷抱支持態度的，我以為任何一種宗教的價值，都有助于改變時下墮落的民情與官場腐敗，有益于道德建設，有益于中國文明的更化。我所担憂的是如何調和儒家傳統與基督教信仰的關系，這在當今已經不是一個抽象的理論問題，而且成為現實的問題，因為一方面新儒家在積極地推進傳統文化的復興，另外一方面，中國的基督教信仰者在快速增加，據說已經有七八千萬信眾。我覺得楊鵬此書的最大價值在于把一個古老的上帝信仰問題，重新激活了，使得不同的思想流派來重新審視我們曾經有過的傳統，我們曾經有過的上帝信仰，并由此反思當下的社會思潮以及民眾的心靈訴求。

由此可見，在上帝信仰問題上，新儒家、中國的基督教，乃至自由主義，是存在著共同的公約數的，即大家都認為中華文明需要一種上帝信仰，信奉一種超越的價值，有益于克服人性的墮落和權力的暴虐，有益于培育道德倫常，有益于建設一個文明、和睦、仁愛的社會，有益于破除激進主義的虛無主義。這些對于啟蒙思想（包括自由主義和社會主義兩條路線）、新儒家和中國的基督教思想，都是值得深思的，而且中國豐厚的古典思想傳統，隱藏著燦爛的寶藏，返歸傳統，是重新上路的必要功課。

但是，我們也要清醒地意識到，僅僅是古代的上帝信仰，還遠不能支撐一個現代國族和現代社會的文明構建，因此，爭論和思想的斗爭也是不可避免的，例如，在如何看待耶穌問題上，基督教的上帝信仰與儒家的上帝信仰，就不可能化約為一體，在如何保證個人自由權利方面，自由主義與基督教也是存在著原則性的歧見的，至于社會主義體制中變異的個人崇拜也很難一時讓位給上帝信仰，這些思想形態乃至心靈深處的紛爭，在日益現代化的當今世界，隨著現代性的彌漫，完全可以和而不同，通過交叉共識和協商理性，得到暫時性的緩解。我們需要戒備的是直接把思想與心靈的紛爭，付諸于刀槍，應該指出，任何試圖通過強權或槍桿子來解決問題，其最終只會制造更大的災難，這一點屢屢為歷史所驗證。

楊鵬的《“上帝在中國”源流考》開出了一個很好的議題，它把這個古老的問題激活了，下面我希望看到的不是源流考的續篇，而是上帝信仰對于中華文明的新生之助益，這個問題顯然有待于新儒家、中國的基督教和自由主義等思想及其實踐來共同打造。

騰訊思享會 2015-08-23 08:39: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