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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后，父親終于看到了自己犯下的這個“錯誤”，看到了自己“啟蒙”的結果。當我受到父親最早的啟蒙，根據自己的經歷與認知，終于選擇了一條少有人選擇的道路后，父親驚訝得目瞪口呆。很長一段時間，他幾乎都不敢相信，我竟然選擇了這樣一條路，一條和“啟蒙”脫不了干系的路。

文 | 楊恒均

飛機在悉尼機場降落。兒子開著掛P牌（新手駕駛）的車來接我。上車時我習慣性地對他說，我來開吧。兒子沒有習慣性地遞給我車鑰匙，自己坐上駕駛座。看著身邊開車的兒子，我突然有些傷感起來。多少年來，無論是在父親身邊，還是和兒子一起，我都一直扮演駕駛者的角色。如今，父親離我而去，兒子也會自己開車了。

這次呆多久？兒子問我，我卻不知道如何回答，過了一個紅綠燈后，他又問，這次什么時候回去？我這才回過神來，我問他，回哪里？這次輪到兒子沒明白我的問題，我說，這不回來了。我的父親，你的爺爺走了，今后，“回去”的目的地只有這里。

2006年7月23日的一個電話改變了我的人生（見《伴您走過人間路》）。得知在中國大陸的母親得了白血病后，我決定辭掉必須坐班的工作，把自己的時間和人生一分為二：一半放在老婆孩子這邊，一半放在父母雙親那邊。在海外賺錢容易，到父母身邊也沒有其它的事，就陪他們聊聊天，開車帶他們去吃飯。無聊的時候，就上網。也因此，中國多了一個網民，還弄了個“民主小販”的綽號。

母親2007年去世后，父親也于去年底追隨她而去。我的人生好像又面臨改變，不過，正如聽到我對“回去”的解釋后滿臉狐疑的兒子一樣，我自己也拿不準，我是否還能回到原來的人生？

我曾經問父親，你為什么給自己取名叫“新亞”？父親滿臉沉重地說，他生活在內憂外患、日本侵華的時代，期盼一個和平環境與一個新亞洲，是當時大多青年學子的愿望，他又是特別活躍的一位青年學子，立志報國，要有一番作為。這位“青年學子”后來的人生充滿艱辛，歷經風波，最后連性格也變了，變得意志消沉，沉默寡言。

沉默寡言的父親是我的啟蒙者。他對我的啟蒙是從小學五年級開始的，那年恢復了高考。這之前，父親從來不管我的學習成績，身為教師的他心知肚明，成績不能決定今后是否可以上高中、保送大學，反而可能會“知識越多越反動”。

高考恢復后，父親好像突然尋得了生活的目標。從小學五年級到初中一年級，兩年時間，父親竟然親自輔導我讀完了《聊齋》與《史記》。父親五十多歲就“病退”了，后來我才知道，雖然身體確實不太好（下放勞動時折騰壞了），但也不至于需要“病退”，他病退的目的就是為了在家照顧我，輔導我這唯一的一位學生。我考上大學那一天是父親最開心的日子。

現在回想起來，父親對我最早的“啟蒙”是他對魯迅的評價。當時的課本里，魯迅的文章無處不在，且被拔高到僅次于毛澤東的文豪與革命家的地位，但我發現父親總是對魯迅的文章不屑一顧，開始他說魯迅只會罵，且專門挑選不會修理他的國民黨罵，他既不罵日本，也不罵共黨。父親讓我多讀其它作家的作品，還有文言文作品。多少年后，當我寫了一些評價魯迅的文章后，我才想起來，我文章中的有些觀點，就是父親早在三十多年前灌輸給我的。

父親對我的啟蒙主要是他對我講述的1949后毛澤東時代的政治與社會歷史，這些知識使我在認知上比同齡孩子早熟一些。父親講的很多內容在后來我出國后，從海外的書籍與文章中才讀到。生于1928年的父親，對專制集權的認識，我至今還沒有見到有幾位學者能及，只是父親在向我“啟蒙”時，一再告誡我：你自己知道就可以了，千萬不要到處說，父親臉上的恐懼表情讓我感到害怕。父親后來的座右銘早就不再是改變世界，更不是為建立“新亞洲”而讀書與奮斗，他常常說：一個人，要活得明白。

父親對我最大的一次“啟蒙”，不是教我讀書，也不是給我講歷史，而是我永遠也忘不了的那個眼神。大學畢業后，我被分配到北京外交系統工作。不久，我發覺這個工作太死板，主動要求調到了保衛國家安全的部門工作。此事我并沒有同父親商量。那年春節探親，我特意穿上了一套警服。父親看到后，以為我在鬧著玩，說，哦，在哪里借的那制服？我說這是我的。

父親知道我換了工作，一直悶悶不樂。晚飯后我同他聊天，告訴他，我不是和xxx（我們的一位親戚）一樣的警察，我是保衛國家安全的，是對付真正危害國家安全的國家的敵人，我是“更高級的警察”。父親突然打斷我說，我知道你是干什么的，你會告發我嗎？你會告發自己的親戚朋友嗎？你會像文革中那些打小報告的人一樣嗎？

我很驚訝，抬頭匆忙一瞥，碰上父親的目光——那個眼神我一生都忘不了，那是一種夾雜了無奈、悲哀、生氣與鄙視的目光，那目光直刺我內心。父親的眼神與幾次眼淚（見《父親的眼淚》）是不茍言笑的父親留給我最深的印象。雖然我反復向父親解釋我的工作，但他后來一直回避這個話題。這成了隔開我們父子之間的一條無形的鴻溝。

為了能活得明白，父親要求到香港去工作的我，每次回到大陸一定要給他帶各種政治、歷史的書與雜志，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在家沒什么事的他幾乎把港澳臺出版的相關書籍都看遍了。而我根本沒有時間看，也不太感興趣，每次回來，他都抓住我，和我討論那些書里的內容，說這本如何如何好，那本有點“胡扯”。無形中，又給我灌輸了不少東西。有一次我對父親說，你應該把自己的經歷與認識寫下來，估計比這些書還精彩。父親立即警覺起來，說，禍從口出，我不寫是為了你們。活得明白就可以了。

父親失算的一件事是：退休后的他可以“活得明白”而什么也不用做，可在他全身心啟蒙與影響下長大的我，一旦明白過來，又怎么可能若無其事、一如既往地生活、工作下去呢？父親可以活得“獨立”，與世無爭，對專制和貪污腐敗都深惡痛絕，靠退休金和子女的資助可以生活下去，可是，我呢？明白過來的我，如怎能與專制、腐敗共舞？

多年后，父親終于看到了自己犯下的這個“錯誤”，看到了自己“啟蒙”的結果。當我受到父親最早的啟蒙，根據自己的經歷與認知，終于選擇了一條少有人選擇的道路后，父親驚訝得目瞪口呆。很長一段時間，他幾乎都不敢相信，我竟然選擇了這樣一條路，一條和“啟蒙”脫不了干系的路。

當我反過來安慰受驚的父親，并開始“啟蒙”他時，父親的心情一定非常復雜，我能感覺到那是夾雜著高興、緊張、恐懼與后悔的心情。父親希望我活得明白，但希望明白后的我能學會保護自己和家人，最好能夠遠走高飛，他怎么也想不到，我竟然會走上這樣一條路。

父親想不到我選擇這條路的另外一個原因是，父親根本不相信地球上有這樣一條路。嚴格地說，父親對我的啟蒙并沒有完成。無論父親看了多少書，無論他對專制有多么深刻的認識，我發現，他始終存在一個嚴重的問題，那就是他根本不相信中國能夠徹底走出幾千年的專制制度，他甚至不相信這個世界上已經有一種叫憲政民主的制度，可以徹底埋葬專制制度。因此，從一開始，父親對子女的要求就是：活得明白，不要助紂為虐，能躲就躲起來，能走就走得遠遠的。

2006年我回國后，被啟蒙者變成了“啟蒙者”，可無論我怎么講，父親還是不能接受現實，并且，父親開始為我担驚受怕。嚴重的時候，他甚至開始批評我“不務正業”，他希望我趕快“回去”，繼續過國外中產的富裕生活，不要管他，也不用常回來了。聽到父親這樣對我說，我多少有些迷惑與傷心，他不知道，我走到今天這一步，大部分是因為他的教誨，因為他的那個眼神。當初那個眼神對我的影響到底有大多，我說不清楚，但我知道，在這個世界上，就算活得再瀟灑與富裕，卻讓父親用生氣與鄙視的眼神看你，又有什么意義？

可是，我理解父親。尤其當我自己變成了一個某些青年網友口中的“啟蒙者”后，我越發理解父親。因為對我的青年讀者來說，我幾乎懷著父親對我一模一樣的心情：我想讓他們明白，但我又時刻担心他們明白到去采取行動。這樣的心思多次在我的文章中流露，以致有些讀者看出來后，說我軟弱，是變色龍。我承認，這是我的缺點，也是我無法超越父親的地方，我繼承了父親的這一“缺點”，雖然我比父親勇敢。我只希望，受我影響的人也能走出自己的路。

父親不上網，但在生命的最后幾年，也陸續從我的一些讀者口中知道了我的所作所為。在父親病重期間，先后有二十幾位素不相識的讀者前來看望他，雖然我在網絡上聲明不要讀者來看望他，但內心里我還是希望一些讀者能夠來，因為這是活了半個世紀的我唯一能夠送給父親的“安慰”與禮物，讓他臨走前為他啟蒙的兒子感到哪怕一次的自豪。

有一次病榻上的父親對我說，如果我當時不受他的影響，能一直在政府工作，以我的聰明與才能，應該能讓他住進更好的病房里，也會有成群結隊的“單位”的人去看望他；如果不老是給我講政治，我可能像某親戚一樣去做生意，肯定已經是富翁了，他可能會有更多的錢治病；如果……他停下來，突然問道，“昨天來看我的網友真是自己找來的？不是你安排的？”我說，不是我安排的，我還攔下來一些。父親問，你有多少讀者？我說，你影響了我一個，我影響了大概上千人吧。父親若有所思地自言自語道，他們真受了你的影響？他們不害怕嗎？

當時我一時不知道如何回答父親，后來想起來，很想找機會對他說，你當初對我啟蒙時，其實也把一種對專制的恐懼深深植進我的內心，我最終還是克服了恐懼。我的讀者自然也可以啊。然而，我再也沒有找到機會對父親說，父親永遠離開了我。

父親的葬禮上，又有十幾位網友過來和我一起送別他。在這里，我要對你們深深說一聲感謝。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就在父親葬禮舉行的那天早上，第一位來吊唁父親的是我的同齡人。他看到消息后，連夜從外省趕過來，為了不碰上其他人，一大早第一個過來表達對父親的尊重。他一直讀我的文章，并在自己的圈子里傳播。臨走時，他給我看了自己的身份證與工作證。他在某省公安廳工作，是一名國保警察。

當時，我的啟蒙者——父親楊新亞，他的靈柩就在旁邊，雖然他再也無法發聲，但我真希望他能看到這一切，也能原諒我這位不孝之子沒有能夠對他盡孝。

楊恒均 2013.3.13

楊恒均 2015-08-23 08:55: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