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么總有丈夫對婚姻不忠? 鳳凰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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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婦生活無法擺脫與人類最基本的機制——婚姻的聯系,而且幾乎自動地意味著有時是丈夫有時是妻子對婚姻的不忠。的確,婚姻是決定誰是情婦誰不是情婦的關鍵因素。雖然許多人認定通奸破壞婚姻,但許多人又自相矛盾地相信,通奸也支撐婚姻。例如,法國人就會為下班后男人享受與情婦的約會做出辯解,他們引用作家大仲馬精辟的觀察來說明這個問題:“婚姻的鏈條太過沉重,通常需要兩個人甚或三個人來挪動。”


婚姻和情婦生活以及東方納妾之間的這種聯系,穿越時空,幾乎深深地根植于每一種主要文化之中。英國巨富吉米•戈德史密斯(Jimmy Goldsmith)去世時,就有妻子、前妻們和情婦們圍在身邊。他曾經有過這樣的著名論斷:“當一個男人和他的情婦結婚,他就創造了一份自動的工作空缺。”并不使人吃驚的是,北美人對西方的模式比對東方的模式更加熟悉,東方有著不同的、更加復雜精細的形式,最顯著的就是制度化的納妾和豢養女眷。


在所有社會的所有時代中,包辦婚姻的習俗一直都最有可能帶來尋找情婦或納妾的后果。父母或其他親友為他們的孩子選擇配偶時,通常都是出于經濟考慮,或者為了加強家庭的關系、生意的聯系或政治的聯盟等等,而把浪漫的愛情作為婚姻關系中無關的、自我放縱的、有時甚至是邪惡的基礎加以拋棄。人們指望丈夫和妻子同居,在一個經濟單元中生活,并且生兒育女。人們并不指望夫妻間有相互觸摸帶來的顫栗、相互愛慕或者相互滿足對方的情感需要。


有時候,既成婚姻也可能會演繹出浪漫的愛情,但更加常見的卻是人人都希望看見的尊重、容忍和順從,所以許多婚姻極其不幸福。除了道德極其嚴格的社會,所有社會都不愿男人壓制或升華他們浪漫和好色的沖動,以滿足他們婚姻之外的欲望,具體做法就是尋找情婦或納妾。然而,幾乎從來都不鼓勵女人有外遇,如果她們被捉奸的話,就會受到嚴厲的懲罚。但還是有許多女人我行我素,甘愿冒險。


不可逾越的階級和等級鴻溝,也使得一些本可以成為妻子的人成了情婦。圣•奧古斯丁(Saint Augustine),公元4世紀時希波(Hippo)的主教,就遵從了北非社會禁止與低于自己階級的人結婚的法令,只能把自己所愛、地位低于自己的那個女人收納為妾,并與她生活在一起。當他決定要結婚的時候,他的母親為他找到了一個合適的、出身良好的姑娘。


由民族、種族或宗教所決定的等級,也會使女人降到情婦這種較低的社會地位。例如,恐懼和憎恨外國人的古希臘,禁止它的公民與外國人通婚,這樣,雅典領袖伯利克里(Pericles)就一直不能娶阿斯帕齊婭(Aspasia)——他心愛的米勒西亞嬪妃和他兒子的母親——為妻。


在許多東方文化中,納妾是婚姻的組成部分,而不是比婚姻次要或與婚姻平行的另一件事情。妾的職責和權利在法律及社會習俗中都得到闡明。在普通人家,一兩個妾協助一個妻子料理日常家務。妾要像妻子一樣接受性責任的約束,包括要忠誠,并且她們的活動區域被限制在家庭的范圍之中。他們認為這么做有充分的理由。與西方的情婦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東方的妾的主要職責之一,就是為她們的主人生養后嗣。


在一些國家,尤其是封建時期的中國和土耳其,一些皇室成員、貴族和特權人士靠妻妾成群的方式來展示他們的財富和權力,這些妾常常是抓來或者買來的。這些人數眾多、由太監管理的女眷是一個混亂紛繁的群體,在她們中間,陰謀、競爭和沖突——生孩子的事就更不用說了——此伏彼起。那些歲數較大、不那么受寵的女眷則變成操持家務勞動的苦工。另一些年紀較輕、還有希望的同事們在百無聊賴的日子里成天精心打扮,而且和太監們、妻子們、親戚們、孩子們、傭人們既相互勾結,又明爭暗斗。她們的目標就是和主人睡上一覺,如果幸運臨到,她們會懷上一個孩子,而這個孩子可以使母親從卑微的身份中搖身一變,迅速過上優越的生活,甚至還可能爬上權力的寶座。


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西方社會的法律幾乎一直以宣布情婦的后代為私生的方式來強化婚姻的首要地位,從出身最低微的奴隸到地位最高的公爵的女人都是如此。在法律和文化上,父親不但沒有義務承担對情婦所生孩子的責任,而且還可能把他們視為恥辱和私生行為帶來的危險因素。的確,即便父親有認養這些“外來”孩子的傾向,法律也使得他們的行為變得異常困難。


但也有些人公然對抗社會反對撫養私生孩子的禁忌。像英國的查爾斯二世(Charles II)這樣的王室成員,就把他許多情婦的兒子提升到公爵的地位,以至于今天26位公爵中有5位就是他的后代。查爾斯二世認為,這些孩子的血統高貴,足以超越他們的瑕疵而使他們成為合法的王室后代。受個人激情驅使的平民也嘲笑他們社會的價值觀。例如,一些奴隸主,就冒著被他們根深蒂固的種族主義同胞嚴重報復的危險,承認自己是他們奴隸情婦的孩子的父親。但在西方社會,承認自己的私生子,始終不是主流的規則。


今天的情婦無疑指望她和情人所生的任何一個孩子都能得到更好的待遇。就像她的先輩們一樣,她是男女關系的先導,她的地位反映了這些關系是如何發展的。婦女狀況的改善、關于家庭和個人關系的法律的自由化、對DNA檢測越來越多的接受,都大大地增加了她的情人認養或者部分地撫養她孩子的可能性。(約翰•愛德華茲就是這方面一個極壞的例子。在要求他的助手夾一塊弗朗西斯•奎因的尿布秘密地去做DNA檢測以確定他是不是她的父親之后,他全力否認他可能是或者就是奎因的父親,直到公眾一再追問他的謊言以至于不可挽回地敗壞了他的名聲時,他才承認他就是奎因的父親,并且請求饒恕,尤其是請求他暴怒的妻子伊麗莎白的饒恕。)同時,可采用的有效的避孕措施以及合法的人工流產的出現,也大大地減少了情婦可能生下孩子的數量。


……


女權主義擴大了婦女的權利,有效的、可采用的避孕措施改變了情婦生活的變量和可能性。圍繞婚前性行為的道德觀念越來越放寬,建立在習慣法基礎之上的生活安排越來越成為準則,隨著這種趨勢,情婦和女朋友之間的界限變得越來越模糊。今天,許多情況下,到底是何種身份必須要看性伙伴們對于他們自己狀態的感知,在一定程度上也要看社會對他們的認知。現代的情婦和她們的先輩相比,不那么可能嫁給她們的情人,在經濟上也不那么依賴于她們的情人了。今天的情婦,通常愛上的是不愿意離婚的已婚男人,并和他們保持固定的關系。除分手之外的唯一選擇,就是使自己心甘情愿地接受一段不正當的關系。但是這些情婦經常不愿意接受這樣的現狀,她們希望有朝一日以某種方式,她們的私通關系能夠通過婚姻得以合法化,就像卡米拉•帕克•鮑爾斯那樣。


風流韻事本身——浪漫和激情,欲望被喚起以及得到瘋狂的滿足——才是真正要緊的事情,這并沒有什么稀奇。即使負罪感與性冒險的刺激以及蔑視社會準則的挑戰同時存在,也不能消除二人共享的黏合力以及隱藏在這種黏合力之中的相互信任。這種關系遭到禁限的規模影響著其中權力的平衡,這部分是由未婚情婦的克制和慎重所制約的。雖然這種關系強加給她大量的空閑時間,尤其是在傳統節假日期間,但是也把她從做妻子的家庭生活中解放出來,而使她進入一種只顯現她最好面容和最好行為的神秘生活方式之中。而且這種關系感覺起來是或者實際上就是平等主義的,雙方都可以帶來他們能夠帶來的東西,也可以帶走他們想要的東西。



《婚外:另類女人的歷史》/[加]伊麗莎白•阿伯特著/中央編譯出版社/2014-07


鳳凰讀書 2015-08-23 08:4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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