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諾：米蘭·昆德拉還在意諾獎嗎？

簡體傳統

| 編者按：究竟誰會得到今年的諾貝爾文學獎？每年臨近9月底，這幾乎成為了博彩公司和媒體們樂此不疲的游戲之一。而莫言的獲獎，讓此后這一獎項在中國的關注度從文學人口走向了普羅大眾。有那么幾個人，每年都在賠率表的前端，而且連著好些年都沒機會下榜（因為一直都沒有中獎呀！）。這些人包括了村上春樹、包括了阿多尼斯、包括了菲利普·羅斯,當然還有我們接下來這篇文章的主角米蘭·昆德拉。每年的此時，似乎諾獎對這些人已經成為了一種“騷擾”。而這些賠率表的老面孔中，昆德拉是唯一一位近期推出了新作的作家，而且他推出的還是一本小說，要知道在此之前，他已經近10年只寫隨筆沒有出版小說了。

這本名為《慶祝無意義》的薄薄一本小說出版后，中國讀者褒貶不一，這是一本顯然對閱讀人口有要求的書，換句話說，不是誰都能看得懂。有人覺得昆德拉的小說10年并無進步，但是臺灣文學評論家唐諾顯然不這么看。|

文/唐諾

從文學自身來看，諾貝爾獎其實一直是保守的，乃至于平庸的

我的老朋友，也是當前我最信任的文學理論者黃錦樹，先我一步買了昆德拉的這本新書《慶祝無意義》，他把封面貼臉書上或許是提醒那幾個應該讀的人，還寫下這兩句乍看很激烈但其實只是簡單事實的話——早該把諾貝爾獎給他了，阿貓阿狗都得了。

完全同意，而且不是現在才同意，我已經同意很多很多年了。不要昆德拉，也一直沒要喬伊斯、普魯斯特、格林、博爾赫斯、卡爾維諾和納博科夫，神準到仿佛一再故意躲開，這難以用失誤來解釋了，所以里面必定有某些很穩定很確實的東西——純粹從文學自身來看，諾貝爾獎其實一直是保守的，乃至于平庸的，仍服膺著某種集體邏輯（從外部作業到內在心理、思維），基本上，較合適它的是那些不錯的二級作品和書寫者，它不太敢要、甚至畏懼那些一下子超過太多走得太遠的東西，那些太過復雜以至于無法順利安裝回當前人類世界的東西。那些難以在第一時間就獲得至少某一種“政治正確”名目的異心東西。只是，這個保守往往被它另一種選擇給遮擋住了，那就是諾貝爾獎會，而且經常性地贈予那些或激烈撻伐某個世俗權勢，或不公平承受著某種苦難，或安靜入山中無日月地書寫于某處世界邊緣（小國、小鄉小鎮、或主流思維的遠方）仿佛不思世俗眷顧的作品，然而，不從淺薄的世間權勢而是從更寬廣的人類真相來看，這些當然都是“更正確”的東西（肖比直接背反，對抗世俗權勢更明白無誤的道德正確嗎？），這樣的書寫在世俗權勢世界里也許（只是也許，看地區看情形）是危險的或寂寥清冷的，但在文學里更多時候是很安全而且容易的，甚至就在正中心，它們被道德溫馨的一整個包裹起來，在道德大地的松軟沃土上愉悅生長，而且長起來很快。事實上，如今已進展到栽植了，已經可以是一種書寫策略了（需要列一張名單嗎？）。

真正的文學書寫當只是這樣，博爾赫斯講：“我不是一貫正確的，也沒有這個習慣。”這樣，我們就多聽懂了這話的另一層深刻意思——文學當然有它自己的目標及其關懷，獨特的、延續的、專注的，有它源遠流長一直在想在處理的東西，不會和現實世界一致，否則文學干嗎存在呢通過文學所獲取的東西，或如昆德拉強調的，只有文學才能獲取的東西，因此不會只單調地和現實世界背反而已，更多時候是岔生的，四面八方飛出去。

米蘭·昆德拉還在意諾貝爾獎嗎？

因此，昆德拉本人還在意諾貝爾嗎？我們不知道但猜想這只是他多少得忍受的騷擾，一年忍耐一次（頒獎前后總有好事的人和不平的人如我們這樣；之前，格林一直忍受了二十幾次），但小說本身看起來完全不在意——在意的，如排隊等著領圣餐的小說絕不會長《慶祝無意義》這樣子，我們誰都知道昆德拉更加知道。

它會很厚，題材看來很大或至少以某種虛張聲勢的框架和語調來寫，像貓要威嚇對手（評審、評論家、讀者以及同業）會所謂“寬邊作用”的橫身過來讓自己看起來更大；它會積極地表現“創新”，以各種敲門但并不必要的，甚至有礙作品的技藝演出或題材選擇方式（比方不惜選擇自己不關心不熟知的題目），好讓作品拼圖般橫向展開看起來覆蓋更廣。書寫者更會以及更富格局；它甚至會不太像是一個人的作品，而是一大群人，一個國族乃至于一整個時代的集體聲音，并依此進行現實動員（評論界、文學界乃至于國家，作為一種仿佛可均沾的共同榮光），這些都是我們已一再看到的事實如此。

小說家的作品是一段時間的總結

昆德拉的書寫是直向的，頭也不回而去，這一指向愈來愈清晰——不自這本《慶祝無意義》始（中文版本字大行稀只130頁，估算不到四萬字），昆德拉這么寫已多年了，小說愈前行愈集中愈專注如一束光，除了持續想下去不再攜帶（或說一路卸下）額外加掛的其他目標，小說仿佛逐漸成為書寫者身體的一部分，只講自己必須講的話，惟不只是結語，還有更多不怕顯露失敗但或許更加重要的矛盾，困惑不解及其試探，從這里得到一種不斷回返核心，一種幾乎絕對性的精準（以及一種事物更驚喜移動、晃動呈現的朦朧）；但從另一面說，這不是書寫者放縱的一人喃喃自語，這是一部確確實實的作品，作品對昆德拉來說是這樣：“所謂的’作品’并非指一個作家寫出來的一切東西，連書信、筆記、日記都涵蓋進去。作品只指‘在美學的目的中，一長段時間工作所獲致的成就。’我還要更深入地說：‘作品’就是做總結的時刻來臨時，小說家同意拿出來的東西……每個小說家都應該從自身開始，摒棄次要的東西，時常督促自己、提醒別人什么是‘實質核心的倫理’。”

這本四萬字不到的小說于是牽動著太多，像生長在“路的末端”。根已伸得太長太深。往往，小說中的兩句對話，或一小段描述，我們自信看，其實都不是現在才說的，要真的掌握它們（至少）得尋回昆德拉一整疊之前的作品才行，包括小說和論述（如《小說的藝術》、《帷幕》、《相遇》等），它們只是上一本書到這本書這段時間里又獲致的成果，是上一本書結束后的“所以呢？然后呢？”。但這樣寫好嗎？我以為對那些仍相信小說認識、認知意義的讀者是很珍稀的，他因此更抓得住常常是隱藏的、或至少難以確認的思維線索，得到了親切的引領如但丁如此感激維吉爾的帶路和解說，知道怎么正確的、或說放心（放心帶來專注）的讀和想；但對于奉命為這部新小說寫篇文章的人則顯然不太好，不知道該怎么切斷話題的綿延不絕，回溯不了恰當的起點，說昆德拉的這一本書，卻不斷變成說他一生的全部書寫和思維。

哲學家阿甘本用一整本書（《剩余的時間》），來談《圣經·羅馬人書》這篇使徒保羅陷入最深沉思、幾乎是往后千年哲學思維起點（奧古斯丁、康德……）的文獻，他只討論了第一句：耶穌基督的仆人保羅奉召為使徒；看來，我們一篇短文大概只允許來說前五個字：慶祝無意義，還只能省略地、無端地來講。武斷是語言文字的局限使然，不是我的原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