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務新星，名噪一時】

1884年，薛福成以浙江寧紹臺道的職銜正式進入官場。寧紹臺道所轄乃浙江海防要地，其時又恰值中法戰爭，法艦屢犯東南沿海，并以偷襲的方式摧毀了馬尾福建水師。但在薛福成負責防守的鎮海，法艦以絕對優勢窺視四十五天，屢戰屢敗，直至中法議和。鎮海防守之固號稱一時之最。稍后，1885年，薛福成刊布了自己關于國防建設尤其是海防建設的重要意見書《籌洋芻議》。

與1874年的應詔陳言一樣，《籌洋芻議》也名噪一時，薛氏也由此成為頗具知名度的洋務新星。但在薛氏自己看來，《籌洋芻議》中的內容遠非定論，“此特一時之私論，大端所宜發揮者，十未得一二”。薛氏曾如此言及自己撰寫《籌洋芻議》的目的：“余愚以為應之得其道，敵雖強不足慮；不得其道，則無事而有事，后患且不可言”——只有透徹了解敵人，才能用正確的方法應對敵人。故而，薛福成希望能夠得到機會，繼續深入了解西方國家。而深入了解西方的最佳機會，則莫過于出使西方。

1872年、1878年、1884年，薛福成曾三次有機會出使西方，但都因各種緣由失之交臂。1889年，在人生倒計時不足五年之際，出使歐洲深入接觸西方世界的機會才終于來到。

【由巴黎至倫教，始信郭嵩燾之說】

出洋之前，薛福成是一個專注于堅持中國傳統經世之學和倡導學習西方技術文明的標準洋務派。但到歐洲之后，其觀念遭受了很大沖擊，發生了巨大變化。光緒十六年（1890）三月十三日日記記載：

“昔郭筠仙侍郎，每嘆羨西洋國政民風之美，至為清議之士所抵排，余亦稍訝其言之過當。以詢之陳荔秋中丞、黎莼齋觀察，皆謂其說不誣。此次來游歐洲，由巴黎至倫教，始信侍郎之說，當于議院、學堂、監獄、醫院、街道證之。”

郭筠仙，即郭嵩燾。1876年，郭氏作為“天朝上國”向西方派出的第一位駐外公使出使英國。然而，未出國門，郭氏已經引致人神共憤，出國之后，郭氏又屢言中國三代之政不如西方民主政治，更使其成了國內士大夫們的眼中釘肉中刺，同行的副使劉錫鴻甚至稱其為“此京師所同指目為漢奸之人”。（詳見《轉型中國1876：國粹主義大潮浩浩蕩蕩吞噬晚晴改革》）

薛福成也曾經是懷疑郭嵩燾言過其詞的國內士大夫中的一員。直至其親自抵達歐洲，親眼所見，親耳所聞，方才相信郭氏所言不虛。譬如議院——薛氏曾于光緒十六年（1890）七月前往英國議會親身體會，后又多方搜集資料，十八年（1892）二月十八日日記記載：

“泰西諸大國，自俄羅斯而外，無不有議院。……議院者，所以通君民之情者也。凡議政事，以協民心為本。大約下議院之權，與上議院相維制，上下議院之權與君權、相權相維制。”——對西方國家上、下議院互相牽制、議院與君權互相牽制的情形，已有充分的認知。

再如學堂——薛在海外目睹了西方國家教育的鼎盛，尤其是義務教育、女子教育：

“凡男女八歲以上不入學堂者，罪其父母；男固無人不學，女亦無人不學；即殘廢聾瞽喑啞之人亦無不有學；其貧窮無力及幼孤無父母，皆有義塾以收教之。”（光緒十七年正月初三日記）

學堂對孩子們無微不至的照料——“有廚房、有書庫、有浴室、有飯廳……”——更讓薛福成感慨萬千：“於戲！至矣盡矣，毫發無遺憾矣！吾不意古圣先王慈幼之道、保赤之經，乃于海外遇之也”（光緒十八年七月十八日記）

1872年，薛福成送陳蘭彬攜幼童赴美時，曾將洋人形容為“朋淫、腥膻”的異類，認為留學生到了國外，必須堅持溫習“三綱五常”，否則難免“淪于異族”。20余年后，薛氏自己置身歐風美雨當中，終于承認：西方文明是一種確確實實的文明。

【呼吁朝廷實施經濟體制改革】

探究西方富強的本原，是薛福成出使歐洲期間考察的最重要的命題。1874年那次應詔陳言已經對此有所思考。薛氏認為，求富是致強的前提，而要求富，則須“體恤商情，曲加調護”，譬如：洋商船只在內河來去自如，華商船只報稅過關反而還要遭遇多方勒索留難，此類情形絕對不可再有。薛氏甚至樂觀地認為：若國家摒棄重農輕商的落后觀念，保護工商業，那么，投資造船的商人將絡繹不絕，假以時日，中國商船必能駛往西洋各國港口，反奪洋人之利。1885年的《籌洋芻議》，則明確表述：“西人之謀富強者，以工商為先”。

抵達歐洲之后，“工商強國”這一觀念不斷得到強化。薛氏觀察到：

“西洋各國之所以致富強者，以工商諸務之振興也，工商諸務之無阻，以各項公司之易集也。凡事，獨立則難支，眾擎則易舉，勢孤則氣餒，助多則智周。西洋公司資本之雄，動以數千百萬計，斷非一人一家之財力所能就。然茍有當辦之事、可興之利，則風聲一播而富商立集，股票一出而巨款立致。蓋其規畫之精，風俗之純，章程之善，有使人深信不疑者矣。”（光緒十八年閏六月十四日記）

盡管這一觀察有過分美化的嫌疑，但仍不失其敏銳。稍后，光緒十八年（1892）閏六月初六，薛氏在日記中寫道：

“西人嘗謂，謀國之要有三，曰安民，曰養民，曰教民。所謂養民者，何也？……一曰造機器以便制造，二曰筑鐵路以省運費，三曰設郵政局、日報館以通消息，四曰立和約通商以廣商權，五曰增領事衙門以保商旅……”

——此種言論，顯然是對《籌洋芻議》中“工商強國”觀點的具體和細化。薛氏列舉了二十一條“養民”措施，歸結起來，其實是同一個意思：必須充分利用西方近代技術文明成果為中國的工商業服務，這些成果包括各種制造業機器、鐵路、電報等等；此外，與工商業發展相配套的近代關稅體系、近代銀行體系以及相應的管理機構（商務局）等，也應及時籌備。這是薛福成在詳細考察了西方的工商業體系之后所得出的結論。

薛氏由此轉而成為洋務運動的批判者——“……知西國所以坐致富強者，全在養民教民上用功。而世之侈談西法者，僅曰：‘精制造、利軍火、廣船械’，抑亦末矣！”（光緒十九年六月十四日記）——在薛氏看來，洋務運動已然誤入歧途，中國求強之路與求富之路是一體兩面的事情，求富才能求強，而求富的前提是“養民教民”，而“養民教民”的方式，則要求帝國實行經濟體制改革，摒棄“以農立國”，向“工商立國”轉型。

帝國傳統職業序列中，“商”本居末位，薛福成將其提升到“四民之綱”的高度，對傳統經濟體制批判之激烈，在當時是很鮮見的——洋務大佬如李鴻章、張之洞，搞了一輩子企業，結果全部搞成國企，洋務企業雖多，工商業的境遇和地位卻沒有多少改善。薛福成的認知高度，早已遠遠超出了洋務派。

【君主制好還是民主制好】

出洋給薛福成帶來的真正蛻變，是對政治體制改革的認識。 出國之前，薛氏的政論文章幾乎不涉及政治體制問題，其《籌洋芻議》，通篇談論工商、礦業、火車、兵制……毫不涉及政治體制問題。自從來到了歐洲，對郭嵩燾當年所謂的“君民兼主國政”的民主政體有了切身的提驗，潛移默化之下，觀念與以前大有不同。

光緒十八年三月二十八日，薛福成在日記中談論自己眼中的君主政體與民主政體間的優劣。薛氏認為：

民主之國的長處在于用人行政可以集思廣益，順應民情，君主不能肆虐民眾以滿足一己之私欲；亦能防止官員仗勢欺人貪污腐化；其弊端則在于“朋黨角立，互相爭勝”，不能團結一致，甚至可能因私人恩怨而傷害國家利益。

君主之國的長處在于：權力集于一人之手，倘若得到圣賢之主，“其功德豈有涯哉！”其弊端則在于：權力上重下輕，勞役民眾有如牛馬，民情不通，公論難伸，君主一人不能周到全國，誤事不可勝數。

薛氏最后總結說：君主制與民主制互有利弊，關鍵取決于“得人”：“得人，則無不便，不得人，則無或便。”這種結論顯然有和稀泥的嫌疑，但考慮到日記最終需提交給朝廷，薛氏不得不作如此總結，也是可以理解的。

三天之后，薛氏在日記中進一步深入討論“中國究竟該實行民主制還是君主制”的問題。薛氏認為：中國在堯舜時代及其以前，所行的都是民主制。直到秦始皇以武力征服經營天下，才開啟了君主制。秦漢之后，全部都是君主制。夏、商、周那時候，雖然君位世襲，但孟子“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觀念還深入民心，猶如今日之英國、意大利等國的“君民共主政體”。

最后，薛福成得出結論：君民共主政體“無君主、民主偏重之弊，最為斟酌得中；所以三代之隆，幾及三千年之久，為曠古所未有也。”薛將中國歷史上的夏、商、周三代解讀為“君民共主政體”，既有規避政治風險的目的，亦自有其“托古改制”的良苦用心；所謂“君民共主”，其實就是英國式的君主立憲。

【政改是經改的前提】

薛福成呼吁君主專制之國大清作政治體制轉型走向“君民共主政體”，與其出洋探求國家富強本原的目的是一致的。光緒十九年六月十四日，薛氏再次總結西洋富強的本原，一共總結了“五大端”。但與此前多次同主題論述有所不同，這一次，“工商立國”被放置到了末位，眾多與政治體制改革有關的內容被提到了前面。

原文如下（西國富強之源……約有五大端）：

一曰通民氣：用鄉舉里選以設上下議院，遇事昌言無忌；凡不便于民者，必設法以更張之；實查戶版生死婚嫁，靡弗詳記，無一夫不得其所，則上下之情通矣。

二曰保民生：凡人身家、田產、器用、財賄，絕無意外之虞；告退官員，贍以半俸；老病弁兵，養之終身；老幼廢疾、陣亡子息，皆設局教育之，則居官無貪墨、臨陣無退縮矣。

三曰牖民衷：年甫孩提，教以認字；稍長，教以文義；量其材質，分習算、繪、氣、化各學，或專一藝，終身無一廢學者；何也？有新報之流傳，社會之宣講也。

四曰養民恥：西國無殘忍之刑，罪止于絞及遠戍、苦工，其余監禁、罚款而已；監獄清潔無比，又教以誦讀，課以工藝，濟以醫藥，無拘攣，無鞭撻，而人皆知畏刑，不敢犯法，幾于道不拾遺；父母不怒責其子，家主不呵叱其仆，雍然秩然；男女雜坐，談笑而不及淫亂，皆養恥之效也。

五曰阜民財：其藏富于民者三要，一、盡地力，謂講水利、種植、氣、化之學；二、.盡人力，各擅專門，通工易事，濟以機器，時省工倍；三、盡財力，有公司及銀號，而錙銖之積，均得入股生息，匯成大工大賈，有鈔票及金銀錢以便轉運，則一可抵十矣。

“阜民財”，相當于薛福成未出國前所倡導的憑“工商立國”以“養民”。然而前四條“通民氣”、“保民生”、“牖民衷”、“養民恥”，已經很廣泛地涉及到了政治體制改革的方方面面，譬如自由選舉、議會制度、言論自由、社會保障、公民財產權、公民的受教育權等等。同為“西國富強之源”，他們被放置在“阜民財”一條之前，薛氏主張政體體制改革先于經濟體制改革、政治體制改革乃是經濟體制改革的必要前提的觀點，是顯而易見的。

【經改是政改的保障】

“工商強國”與“君民共主”是薛福成政治思想中的一體兩面。在薛氏看來，君民共主政體是工商強國的保證（如上文所述），但另一方面，工商強國又可以鞏固君民共主政體。光緒十八年五月十三日的日記有著薛福成關于這方面的認識的記載。日記說：

“西洋各國議院員紳由民推選，大抵皆取器識明練、才辯鋒生者，而尤以家道殷實為第一要義，群謂之‘體面人’，……蓋視此為揚名成業之具，而非為養身肥家計也。議員中資深望重者，可舉為宰相及各部尚書，或為伯理璽天德（總統），或有稍玷其聲譽者，則終身無再選之理。故近來歐洲之官，以貪墨著者尚少。”

薛福成認為家道殷實的“體面人”依靠民主體制進入議會乃至成為國家領導人，有助于防止貪污腐化，對國家的政治清明大有益處，因為這些人追求的不是財富而是名譽。光緒十九年四月十六日，薛福成在日記中批判了中國傳統社會鄙視富人的痼疾：

“中國用人以富者為嫌，西俗用人以富者為賢，其道有相反者。夫登壟斷以左右望而罔利市者，謂之‘賤丈夫’，中國數千年來，無愚智皆知賤之，……貶之曰‘銅臭’斥之曰‘守財奴’，中國之習俗然也。泰西各國最重議紳，議紳之被推選者，必在殷富之家。……至其選為各部大臣及宰相者，非殷實之世爵，即富厚之名人，其意以為彼皆不憂衣食，專顧體面，未有不竭誠謀國者。”

薛如此推崇“富民”在議會政治中的作用，顯然是想將其“工商立國”理念與“君民共主”思想融合起來，達成一致。這種高度推崇“富民”的觀念放在今天，仍不免引起許多爭議，但考之歷史，西方國家確實經歷了一個漫長的自“精英民主”向“大眾民主”過渡的過程；晚清之維新、立憲，論及民主，同樣也帶有這種推崇“富人”的傾向——譬如規定家產達到多少才有資格進入地方咨議局。薛福成在1890年代將個人的財富、地位與代議民主政治聯系到一起，不是“反動”，而是一種進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