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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資料及其來源
 自殺是一個常態社會中始終存在的現象，本身并不足為奇。但一個社會在相對集中的時期大量出現自殺現象，特別是知識分子的自殺，這本身是不正常的，這種現象的發生，不是一個社會正常歷史變化中出現的常態社會問題，比如由于遺傳、環境、宗教、姓別和某種年齡階段特定的現象。也就是說，本文觀察自殺現象的視角，不是通常社會學意義上的，而是對一個時代政治文化精神的剖析。本文選擇年限為1949――1976年，是為了突出毛澤東時代這樣一個特點，實際統計主要案例，以1950年以后為主。本文所有材料來源于以下幾個方面：A、當事人已公開出版的回憶錄和相關的回憶文章；B、作者訪問和朋友提供；C、《內部參考》（此書為新華社內參，每日一期，1949年9月22日創刊，參考消息組編輯。供當時主要官員了解國內國際動態，以下所引本書資料直接注明年代、期號和頁碼，不再另注）。
 考察1949-1976年間中國知識分子自殺情況的意義，是因為這一期間中國知識分子自殺數量驚人，它與這個社會的制度和文化是相關的。由于中國大陸有關的檔案尚未解密，有關這期間知識分子自殺的人數，不可能通過正常的擋案檢索統計出來（在檔案開放的情況下，這并不難做到），所以本文只能根據有關回憶和少量訪談及調查選取一部分知識分子自殺情況，作為研究的基本材料。需要說明的是：1949-1976年間自殺的知識分子中多數是不知名的，但由于這部分資料極難收集，所以本文據以分析的知識分子自殺資料偏重于知名知識分子，包括如下幾類人物：（1）作家；（2）學者；（3）名演員；（4）科學家；（5）大學生；等等。
 1、“反右”前的情況
 1949年以后，中國社會變化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頻繁的政治運動，在反右派運動開始以前，規模較大的政治運動就有土地改革、鎮壓反革命、批判電影《武訓傳》、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抗美授朝、“三反”和“五反”、批判俞平伯的《紅樓夢研究》、批判胡適思想運動、批判胡風反革命集團、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等等。這些政治運動的主要對象雖然不同，運動本身激烈程度也稍有差別，但這些政治運動的一個基本特點卻沒有變化，這就是：整人。五十年代初期所有政治運動都是以毀滅個人尊嚴和人格為基本特證的。這些政治運動的基本取向是統一思想，消滅個性，因為方式和手段都極為殘酷，所以在五十年代初期，整個國家是在一個恐怖氛圍中。這樣的生存環境，給人們，特別是給知識分子心理上帶來極大壓力。這是知識分子自殺現象開始大量出現的一個基本前提。
 一位研究“三反”和“五反”運動的學者，曾在文章中這樣描述過當時的情景：1
 自二月中旬起，各地即惡噩頻傳，僅上海一處，自殺、中風、與發神經者，即不下萬人。自殺方式，以跳樓、躍江、觸電、吊頸者為最多，毒烈藥品，尤其是安眠藥片，早已禁止發售，故欲求安臥而死，亦不可得。法國公園與兆豐花園樓叢中，經常懸死三五人不等，馬路之上，常見有人自高樓跳下，跳黃浦者更多，棺材店一掃而空，中共為節約木料，以“反浪費“為名，禁止添制棺木，遂大開火葬場，而亦時常客滿。
 其它天津、北京、武漢、重慶、沈陽、廣州各處商阜，以及凡有工商業之全國大小市鎮，無不有同樣事，四月間有人自廣州逃出，謂趕早車于晨五時經西關多寶路，見馬路上橫尸二具，血肉狼籍，迨坐上三輪車，乃不禁向車夫嘆息而道：車夫遂四面瞻顧，見左右無人，乃低聲凄然道：“兩個算什么！我經過惠愛路時，怕不躺著有十幾個？“上海當局眼看自殺的人日益增多，為防止蔓延，影響其預定計劃起見，乃采取緊急措施：一、公園及辟靜之處，均派兵梭巡，不準行游之人逗留。二、黃浦江岸口偏辟之處，筑是竹芭，要沖之地，均有解放軍站崗防守，黃昏以后即不準人行近江邊。三、各馬路高樓頂上均站崗防守，又因有從四層樓以上樓窗跳下者，乃嚴令三層以上樓窗均須裝置木欄與鐵絲網。四、凡以自殺逃避“五反“運動者之公司行號器物財產一律充公，絲毫不留，籍以脅迫其家屬為之監視。除此，更加緊發動群眾，鼓勵員工，一面積極予以訓練，一面督令嚴密防范，凡重要目標，派人跟隨，寸步不離，雖寢食便溲，亦不放松。
 上海工商界自殺的，以三月底四月初為最多，因為那時除“五反“之外，還要催逼一九五一年度所得稅。跑馬廳七層樓公寓，那一對夫婦同時跳樓自殺，就是為著欠稅。自殺也有一種風氣，“五反”的自殺方式，以跳樓為最風行，服毒次之。像華成煙草公司姓沈的副總經理投井而死，究竟少數。跳樓所以風行，也是由于這種自殺方式較簡單，而且不易被防范。上海流行這樣一個故事：一天一個婦人牽著一個孩子打霞飛路經過，后面不知哪個熟人喊了她一聲，她剛立定腳跟回過頭來看時，離開她兩步路外，樓上忽跌下一個人來。如果那個人不招呼她一聲，她和她的小孩豈不都被壓粹了嗎？有一個時期，高樓大廈之下，經過的人確都有戒心。跳黃浦是最不聰明，不僅黃浦江邊防備森嚴，就是有機會跳進，遇救的機會也比較多，而且尸首漂失了只以為失蹤，家屬還有幫助隱匿或縱逃的嫌疑。自殺一定要達到自殺的目的，萬一不遂或遇救，那才受罪，因為你又加了一重罪名，就是“膽敢拿死來威脅政府和人民”！
 自殺者的遺書有一個普遍的特點，為了死后不要再給家屬以任何的麻煩，總是痛罵自己一頓，然后再歌頌一番人民政府的德政。
 面對如此情景，有一次陳毅在廣播里說：“我不懂為什么許多資產階級，愿意跳樓自殺而不肯坦白。”2他當然不知道像殷紀常這種人（前金城銀行滬行經理，實際在金城銀行的的作用是在徐國懋之上，周作民之下。）在金城大樓七樓穿著單的短衫褲，當嚴寒的初春時候，跪了五天五夜，受著職工疲勞的審問，單是生理上已是忍受不了。那樣的人，不一定思想搞得通，但上海解放后，他是第一個把大西路那家他私有的，中國最大有腳踏車零件廠送出去“合營”的，在銀行界，他也是最早去請范長江到行里向職工演講的，這種人他自不想死，但終于受盡折磨還是不免跳樓一死。當時廣州的五反高潮，較上海稍遲一點，四五月間最厲害，自殺的也最多。31952年3月21日，北京大學圖書館職員趙竹君及其丈夫王利民（前北大圖書館館員）在家中自殺身亡。
 觀察自殺現象的意義在于，它有助于深入了解五十年代中國知識分子的生存處境，同時也有利于認識那段歷史。
 五十多年以后，一位當時在上海目擊過“三反”和“五反”的法官回記：反右和“三反”一樣，也有自殺的人，如上海民盟中就有華丁夷同志，被批斗而自殺，此外還有一位市勞動局副局長，也在反右中自殺。估計他們可能過去自詡革命太過，一旦遇上反右，自己被斗，戴上右派帽子，好象從萬丈高崖一下墜入萬丈深淵，心理上實在承受不起，于是自毀生命，走向自殺。也有心靈脆弱，實在承受不起猛烈的沖擊而致自殺的。總之是由于采取逼供信無理批斗所造成的惡果。“三反”時，在延安東路口，親眼看到一人從高高的五樓縱身躍下，立時墜地身亡，死壯之慘，目不忍睹。“三反”后聽陳毅市長作報告，全市共自殺五百余人，反右自殺者有多少，則不得而知了。4
 關于自殺規模的主要材料是避難者的敘述，據周鯨文《風暴十年：中國紅色政權的真面貌》一書估計，在鎮壓反革命時期有五十萬以上的人自殺，三反五反運動又有二十萬人自殺。雖然這些數字可能是夸大的，但是根據官方材料，自殺顯然是一個重要的現象。5
 周鯨文在書中講述了這樣一件事：“此外還有一個動人的例子發生在北京鋼鐵學院。這個案件轟動了北京以及各處的學術界和文化界。可惜我忘卻了主角的姓名。故事是這樣的：有一個學生平常很用功，但是拒絕加入青年團。因此黨和團的積極分子就想以他為斗爭的對象，而且是在大會上開始對他斗爭。這個學生性情耿直，以為埋頭讀書，還鬧成這個樣子，人生有什么意味。而且自己也很自尊，受不了他們的污辱。他想這是沒法活下去了，于是決定自殺。他的自殺方法新奇，所以也就轟動了遠近。
 他決定自殺之后，決以頭顱抨擊這個昏無天日的運動；他選擇了學校汽爐的七八丈高的煙囪。事前他買好了一瓶酒、糖果，放在書包里，另外帶了十幾塊碎石頭。他就拿著這些東西向煙囪上爬，忽然被一個同學看見，要他不要上去。他說：‘你近前來，我就用石頭打你。’這個同學見勢不好，就跑去告訴學校當局。不一會，院長、教授、和大批同學都圍在煙囪底下。院長勸他下來，說：‘一切都好辦。’這個學生坐在煙囪上，把瓶飲酒，吃著糖果，用沉著語氣回答：‘你們不必想污辱我這活人了，我是清白的學生，我沒有罪。我要以純潔的學生身份，拿頭顱鮮血，評判你們這無法無天的運動。……’接著又是飲酒。誰要上來，他就投石打，而且說逼他緊了，他就跳下。
 在全校緊張觀望他的時候，他飲完了酒，躍身一跳，他的腦血染紅了灰色的洋灰地面。接著是同學們一陣哭泣的聲音。”6由此，可以看出當時運動的殘酷程度。這一時期開始出現的大量自殺現象，也曾引起官方的注意，但并未得到制止。因為五十年代是一個恐怖時期，所有基層官員在執行上面政策時，一個基本思路是寧左勿右，這樣就使自殺現象開始蔓延。特別值得注意的是，當時對于自殺現象的大量出現，無論是上層官員還是基層官員都習以為常，從以下的材料中可以看出，雖然自殺現象已經大量發生，上層官員也在提醒基層注意這樣的事，但從五十年代初即開始的大量自殺現象，并沒有真正引起上層的特別關注，并嚴令制止這種現象的發生。在相當數量與自殺有關的報道中，看不到對自殺現象的特別關注，也看不到對死者的同情和關懷。以下是《內部參考》中相關的材料：
 1952年11號79頁，《西北區的單位在三反運動中宣傳政策不夠發生自殺事件》：西北區級機關為迅速展開三反運動，自本月七日起實行首長十日包干制以后，部分機關已發生簡單急躁宣傳政策不夠的現象。西北人民革命大學學生鐵炳坦已畏罪自殺，西北企業公司經理王德彪等五人自殺未死。”
 1952年16號118頁，《上海鐵路管理局三反運動開展后高級技術人員貪污嫌疑分子自殺者已有三起》：該局直屬單位三反運動深入后，至十七日已連續發生四件自殺案件。自殺的除一個是鐵路公安部隊的戰士外，其余三個都是高級技術人員中的大貪污嫌疑犯。如上海鐵路管理局材料處計劃科科長陸逸智（曾留學美國），于一月十六日即表現情緒不安，領導上發現這一情況后即由該局政委譚光啟、副局長吳良珂親自找他談話，鼓勵他坦白，并向他說明不一定要在群眾中坦白，可以找個別負責同志坦白。陸逸智當時很受感動，但回宿舍后又服DDT自殺，經急救后未死。中央鐵道部材料局駐滬辦事處采購組副組長吳培松被該處采購員涂耀南當眾檢舉后，次日即投黃浦江自殺，臨死前留了一個條子說：“我為涂耀南而死”。上海鐵路管理局衛生處藥濟師王英才服嗎啡自殺未死。這些高級技術人員大貪污犯的自殺事件，該局領導上很感棘手。
 1952年19號143頁，《沈陽三反運動中發生工人自殺事件數起》：沈陽在三反運動中發現幾起工人自殺事件，其中沈陽市電車廠就有兩個二十多年工齡的工人，因為自己有貪污行為，基于階級的自覺，認為對不起國家，對不起人民而自殺。市委書記凱豐認為這一問題嚴重，他提出，在工人中不要搞坦白運動和相互檢舉（檢舉工廠領導和奸商在外），對工人應著重進行階級教育，否則就會紊亂了斗爭的陣營，模糊了斗爭目標。
 1952年35號125頁，《上海市在打虎運動中強打硬仗老虎自殺、翻案現象十分嚴重》：華東區級機關亦發現老虎自殺翻案現象，如合作總社至十六日為止，已捉到大老虎十七只，但其中有八個人坦白后又重新翻案，其中有一個人坦白七次，翻案七次，有二人企圖自殺未死。華東財委辦公室主任蔡輝（一只很大的老虎）撤職查辦后，于十一日臥軌自殺，影響到該重大貪污案已無法破獲。
 1952年35號130頁，《私營輪船業民生公司總經理盧作孚畏罪自殺》：我國最大私營輪船業民生公司總經理盧作孚突于二月八日自殺身死。自殺原因尚待了解，外間揣測可能是：
 （一）解放前盧與蔣匪勾結很緊，可能有政治問題，怕“三反”、“五反”運動中追出。
 （二）民生公司盜竊國家財產很嚴重，害怕坦白和被檢舉，據說民生公司內部已有職工檢舉盧貪污事情。
 （三）民生公司內部有派系斗爭，近有輪船兩艘被特務擊沈，盧的周圍也有特務，盧死的原因甚為可疑。
 盧是國內航業巨頭，在四川影響尤大，但死后卻少見議論，主要是因為工商界進行“五反”甚緊，人們不便顧此，有的人也不敢發言或表示態度。記者與工商界人士談話時，他們均故作鎮靜，但言語之間仍透露了他們的心意。上層人物如李仲平（重慶市工商聯副主任委員）認為盧死并不突然，甚至說：“死得其時”，意謂再活下去將來查出政治問題仍不得好死；中、小、工商業者則傳說紛紛，揣測死因，表示惋惜。目前工商界消極情緒很濃，有的說“五反后我把產業賣了，不干了”。
 民生公司內盧所培養提撥的高級職員曾號啕大哭，童少生也哭了，該公司附屬的民生機器廠副廠長說：“盧作孚白手興家（盧青年時候是一貧苦小職員，由于攀附得法，迅速變質為資本家，以后從掠奪性的原始資本積累，成為大資本家），平生也沒有干過什么壞事，落得這般下場，有些可惜”。但在該廠工人中則確認為盧有政治問題，情緒未受影響。
 1952年40號185頁，《三反簡訊》：在三反運動中，南京市自殺的貪污分子已有二十六人（其中有十二人未死），還有八個貪污分子的家屬自殺。貪污分子用“自殺”嚇人的手段抗拒運動以及在斗爭大會自打自傷的現象也有。
 1952年55號95頁，《西北鐵路干線工程局問題嚴重相持二十多天還未打中老虎要害》：徐鵬飛（日本留學生、工程師）在打虎戰斗開始不久投井自殺了。
 1952年60號155頁，《華東部分地區春荒嚴重有些地區已發生餓死、自殺現象》。
 1952年82號133頁，《重慶“五反”轉入處理階段以來自殺案件增多》：重慶市“五反”運動轉入處理中小戶，復查四、五類違法戶以來，自殺案增多。截至九日止，自殺總數達一百二十多起，死者七十多人，未死者四十六人。其中除一部分為情節嚴重的大盜竊犯外，有一部分系中小工商業者，本身違法不大，有的才幾十萬元，有的還是職員。一般多是問題嚴重或與政治問題有聯系的畏罪自殺；個別的是由于檢查人員逼供；造成中小戶自殺者多是由于檢查人員工作方式簡單，政策交代不夠，未安定其情緒；有的摸不清罪情大小；有的被壞分子恐嚇，造成自殺。二、三區均發現有中小戶為“大虎”逼死的嚴重事件，群眾影響極不好，對死者多表同情，壞分子并乘機造謠，情節惡劣的奸商甚至藉此反攻。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有集體自殺的現象出現。牙刷業有幾個奸商被管制后，互相遞條子商量自殺。大美綢布店股東之一的翟大慶四月八日晚與妻子、母親一同自殺而死，原因尚未查明。對此問題有的單位已引起注意。
 1952年287號444頁，《上海二期失業登記中發生自殺事件四起》：有一個人是因為申請登記后害怕追查他們的歷史，不登記又沒有辦法，最后只好自殺。
 1952年231號67頁，《甘肅武都專區在土地改革試辦中干部宣傳不夠連續發生自殺事件》：甘肅省武都專區在試辦土地改革中，先后發生自殺案件三十起，其中有中農十四人，地主九人。發生自殺事件的原因，一方面是有些惡霸和不法地主畏罪自殺。另方面是由于該專區在土地改革工作中宣傳政策不普遍，不深入，一般干部的政策思想很不明確，觀點模糊在工作中存在包辦代替，強迫命令的現象。
 1953年58號370頁，《重慶因婚姻問題自殺者增多》：重慶市“貫徹婚姻法運動月”在上月下旬開始后，因婚姻問題自殺的案件驟然增多；僅據一、二、三、五等四個區不完全的統計，截至三月三日止，已發生自殺案三十六起，因領導機關先有布置。控制較嚴，全市自殺者只死了二人，其余獲救未死。……上述自殺案大半是在二月下旬發生的，三月以來已減少了，如二、五兩區已有五六天未發生此類事件，其原因是各區工作干部已經下去，根據中央補充指示進行了宣傳糾正了急躁現象，同時各區負責同志都下去親自指導，由專人掌握和照管可能自殺者，并分別情況進行了教育和處理，所以群眾情緒已超穩定。
 1953年66號573頁，《西南各地大中學校連續發生學生自殺事件》：西南各地大中學校連續發生學生自殺事件。……學校中的青年團組織對所謂“反動”、“落后”的學生采取孤立和打擊的態度。嚴重的如四川大學團委，僅一九五一年三月鎮壓反革命運動開始，到去年七月為止，被孤立的學生共達四百一十八人，占全校學生總數百分之十四以上。被“孤立”的學生，包括曾經參加過反動黨團者，社會關系復雜者，個人歷史復雜者，生活作風惡劣者，“有沒落階級情緒者”等等。“孤立”的辦法是不讓他們和同學們接近，常常被斗爭和打擊。……該校相繼發生學生自殺事件。去年暑期，歷史系四年級學生周彥能投河自殺（未死）；去年十二月，歷史系二年級學生張可成墜樓自殺（傷）；同月，農學系三年級學生馮壽夫用剪刀割喉自殺（傷）。該校前后得神經病者三人，并有退團退學者。又如重慶高級工業學校團支部，于去年三月，將三十二個所謂有“反動思想”的學生進行集訓，其中三人挨過打，兩人挨過捆。“五一”游行、成渝路通車、以及“七一”、捷克文工團來渝都不準這些人參加。對這些學生的行動限制直到去年十月團市工委的檢查組下去后才停止。
 1953年132號183頁，《山西省人民政府人事廳通報農村轉業干部李文元自殺事件》：山西榆次區企業公司營造廠秘書李文元因工作不適應自殺。
 1953年141號355頁，《河南、湖北、湖南夏荒情況》；祁東、嘉樂、耒陽、臨武等縣已先后發現饑民因病餓自殺和自殺未遂的事件多起。
 1953年168號316頁，《貴州王家司選區審查選民資格時發生死人事件》：貴州都勻縣紙坊鄉王家司區在審查選民資格時發生偏向，致選民王繼華自殺。主要原因是由于以往的歷史問題，不給王繼華選民資格。
 1954年8號124頁，《安徽省糧食統購中發生十五人自殺事件》：在糧食統購中，已發現十五人自殺。其中一個原因是：在與投機糧商斗爭中，沒有注意策略。望江縣灑口區區委書記江良，在公審投機糧商徐樹華的群眾會上，用“打雞罵狗”的辦法，點了私商胡效祝（開屠宰店、南貨店、兼營糧食生意）的名字，胡回家后，很畏懼，與妻一同自殺。
 1954年76號33頁，《遼西第二批基層普選中發生自殺事件十四起》：綏中縣某村工作組因對政策交待的不全面，不清楚，該村一個富農因沒有得到選民證上吊自殺了。
 1954年131號174頁，《河南省在第一季度內因家庭和婚姻問題死了六百人》中說：自殺者五百三十六人。
 1955年163期219頁，《河南省今年有二十五萬初中、高小畢業生不能升學學生的不滿情緒日益表面化》中說：全省已發生自殺事件五起。
 1955年25期43頁，《旅大市在打擊刑事犯罪工作中發生十起自殺事件》：旅大市在打擊刑事犯罪中，由于調查方式不當和政策交代不明確，在不到一個月內，已發生十起自殺事件（其中六人自殺已死，四人自殺未遂）。……有不少報告員和宣傳員對打擊刑事犯罪的政策領會不深，在宣傳中“信口開河”地亂講，有的還歪曲了黨的政策。金縣十區山后村宣傳員在群眾大會上講，“歪戴帽子、斜瞪眼、喝酒的、搞戀愛的都是流氓，都應檢舉。”已引起許多青年男女不安。金縣六區河阿爾賓村農民侯忠良愛喝酒，有時酒醉罵大街，在一月六日晚召開打擊刑事犯罪的宣傳大會上，有人提到：“我們村里有喝酒罵人的，為什么不處理？”當時公安派出所的同志也未進行解釋便散會。因而引起侯忠良不安，他回家后便上吊自殺。大連機車車輛制造工廠六十一歲的老工人邱馨齊，一月七日在工廠聽報告，當聽到“有偷竊行為的人自己說吧”的話后，表現驚慌，過了兩天便投井自殺，并留有遣書一封，上寫：“我拿了工廠一點釘子，東西雖少，很可恥。”
 1955年37期213，《浙江省在糧食統購統銷等工作中副死群眾一百三十三人》：浙江省在糧食統購統銷和發展互助合作組織等工作中，副死人命的情況嚴重。根據最近不完全的統計，全省自去秋糧食統購統銷以來，群眾被迫自殺已遂者達一百三十三人。嘉興專區在土改掃尾、統銷補課、發展互助合作組織以及這次統購統銷等工作中，逼死了一百零九條人命。金華專區在糧食統購統銷中，自殺74人。據省委辦公廳在一月份的統計材料分析，自殺者除地主、富農外，貧農和中農要占到百分之五十以上。嘉興專區三個鄉受逼害的二百二十四人中有地主十三人，富農十八人，雇、貧中農一百九十三人。據金華專區的了解，自殺和受逼害者，還有青年團員、村干部、勞動模范、互助組長、人民代表、轉業軍人和軍屬。
 1955年237期231頁，《北京市自殺事件增加》：據北京市公安局統計：一九五四年發生的自殺事件有一千零八十六起，死亡三百八十六人；一九五五年十個月有一千二百四十六起，死亡五百一十七人。
 根據今年十個月發生的自殺事件分析，有如下情況：
 （一）自殺者的身份和政治面貌：在工廠企業中有一百八十五人，在機關干部中有三百四十人，在家庭婦女中有三百二十六人，在學生中有七十五人，在軍警中有十三人；臨時散工、獨立勞動者十九人；小商販、資本家及老弱病殘和無業者共一百七十九人；在農村的農民中有一百零九人。其中，黨員四十七人，團員五十七人，群眾一千一百四十二人。
 （二）自殺原因：在肅反運動中自殺的四百八十四人，其中大部分是因為不了解政策或反革命分子畏罪自殺。如特務分子陳立剛，一九五零年接受特務機關派遣由越南回國，混入我廈門中山大學學習，一九五一年混進公安干部學校任政治助教，進行反革命活動，在肅反運動中，被揭發以后，畏罪自殺。又如混入黨內并篡奪村的黨支部書記的普及佛教會分子袁永安，一九五零年參加道首集會，并且以黨支部書記的職務掩護道匪活動，吊打群眾，也在這次運動中畏罪自殺身死。另外，也有由于個別地區在肅反運動宣傳中方式簡單、對坦白材料處理不及時而自殺的。如景西礦區潘澗子村大華礦工人郭換景，曾向大臺派出所交代出在日偽時期當過兵，參加過一貫道，賣過槍的事實。派出所收到坦白材料后積壓一人多月沒有處理，郭換景產生了顧慮而自殺身死。
 1956年2103期231頁，《江蘇復員軍人自殺事件逐年增多》：從1950年到1956年共有三百九十五起。
 1956年2105期287頁，《吉林的十所中學這一學期有七名學生因失學失業自殺身死》。
 從1952年到1957年四月前發生有關自殺現象的通報中，可以看出，因正常生活出現障礙，如升學、婚姻、失業、饑餓、工作中壓力等常態社會中出現的自殺現像是比較少的，只有少數幾例。這些自殺現象中，絕大多數都與政治相關，特別是“三反”和“五反”運動中，工商業者和知識分子自殺達到了四九年以后自殺現象的第一個高峰。1956年，沒有發生大的政治運動，從以上官方報道中，只發現兩起，而且均是常態情況下的自殺現象。
 2、“反右”期間的情況
 1957年4月以后發生的“反右派”運動，是對中國知識分子最沉重的一次打擊。在這次運動中，自殺的知識分子達到了四九年以后的又一個高峰。這一時期被逼自殺的知識分子在中國各文化單位、高等院校和中小學校比比皆是，中國許多知名作家和科學家即在這一時期自殺，對于許多知識分子來說，這是一個絕望的時代，除了自殺沒有別的路可走。當時自殺現象相對集中在大城市。
 湯非凡是中國著名生物學家，還是當時的學部委員，他在反右派后不久的1958年的拔白旗運動中自殺了。7
 東北人民大學（現吉林大學）歷史系主任丁則良，在鳴放期間正在蘇聯開會，自然沒有反黨言論。但他人還在外國，學校就造出了一個“余（瑞璜，物理學家）丁、徐（理治，數學家）反黨集團”，把他定成右派。丁返國后回到北京大學擬繼續編寫教材的工作，可是東北人大卻電話召其返校接受批判。他對國內來勢兇猛的運動毫無思想準備，即投身北大校園內的未名湖自殺。
 云南昆明的資本家、政協委員湯汝光，本以為自己聽黨的話，積極批判右派，黨就會信任他。不料消息傳出，他也可能被定為右派，于是痛不欲生，跳河自殺。
 福建師范大學中文系女學生江鳳英，是該校第一份大字報《黨委在干什么？》二十二位署名人中的第一位，因此成為全校在“斗臭斗垮斗倒”的頭號目標。她被連續斗了三天，昏到在臺上，噴幾口冷水弄醒再斗，直到倒下后噴水不靈為止。她被抬回宿舍后，當晚就跳樓自殺。
 云南大學中文系有四名同學，因為向系黨總支的領導提了意見，一并被定為右派分子。因不堪批判斗爭的侮辱，其中一位共產黨員跳河自殺。8
 著名電影演員石揮，反右時剛完成一部根據真事改編的電影《霧海夜航》。由于片中有一干部是個自私自利的家伙，算是“誣蔑黨的干部”，他平時說的笑話（指管理制片的電影局的人為“警察局派來的警察”、“咱們拍鏡頭都要經過警察局批準”也拿來作為罪證。連續被批判、斗爭兩天之后，他登上自上海自寧波的輪船，在真正的霧海夜航中跳進吳淞口外的楊子江，年僅四十二歲。石揮的出走曾引起官方的注意，當時曾發過一則內參：《右派分子石揮不知去向》，其中說：“有人懷疑石揮是否會跳海自殺，但經查對上海碼頭售出的船票和寧波收回的船票數字相等，估計石揮已在寧波登岸，但目前尚未找到他。”9
 胡適留在大陸的孩子胡思杜，也是無數不甘受辱的自殺者中的一員。胡是河北唐山鐵道學院的講師，《人民日報》在發文報道該校機械系主任孫竹生及胡思杜兩人“使用卑鄙手段妄圖奪取學校領導權”時，特別注明是“胡適的兒子”，雖然他早在四九年初，已經公開宣布和“反動”的父親劃清了界線。
 廣東某縣一位年輕的小學校長，在全區右派指針缺一個時，被補入名單湊了數。他被準許留校，撤職當教員，但不能教政治、歷史、語文，只能教不涉意識形態的數學及做雜工。工資沒有，每月僅得十五元生活費。他養不活妻子、小孩，還要忍受批斗及辱罵，終于尋了短見。死后，縣廣播站對全縣宣布：“右派、特務、反革命XXX畏罪自殺，死于汽車輪下”。10
 廣州水利發電設計院女技術員黃倩，是黃金榮的堂侄孫女，哥哥又在臺灣，只因為寫了一份大字報，希望領導“對目前的知識青年的取舍、培養、使用和鑒定，不能再死死抱住其家庭出身，而應著重從他們具體的思想動態和工作表現去觀察、鑒別和評價……”被定為右派。一連幾天幾晚的斗爭，斗爭之余又打掃廁所，這位剛從大學畢業不久的年輕人受不了，上吊自殺了。但第二天，設計院卻掛出了橫幅：“批判黃倩右派謬論大會”。在黨委安排下，大會對死者批判道：“用死來軟化群眾博取同情，用死來威脅黨，用死來否定黨的反右的正確性和必要性，用死來洗脫自己見不得人的丑惡……”。11
 自殺并不見得是因為懦弱。有的人因為見到與自己背景相同的人被劃為右派后受盡凌辱，為免自己受辱而預先尋了死。有人因為親人被斗爭，不愿與之“劃清界線’而寧可玉碎。有一位中學生因為說“蘇聯并不是真正幫助中國，他們把中國的雞蛋、蘋果、好吃的東西都運到蘇聯去了”而被檢舉，當局便責令其父“揭發”。父親不愿傷害兒子，臥軌自殺。12
 也有母親因為孩子成為右派而自殺的。鳴放期間，最高人民法院院長謝覺哉的秘書吉世林奉謝之命，寫信給中國人民大學女學生林希翎，說謝欲在家中見她。后來接見時吉也在場陪同。林被定為“大右派”后，吉也受累落網。老婆離婚帶走孩子，他被遣送老家農村監督勞動。老母親見此，憤而上吊自殺。13
 一九五七年，學者蔣維喬已八十多歲。一天，他的兒子回到家中，告訴他自己成了“右派”，他當即說“我不想活了”。轉身上了練功的小樓。待他兒子醒悟上樓，他已安靜地死去了。”14
 新湖南報(包括湖南農民報)的五十四名右派分子中，最早自殺的是黃德瑜。在一次批斗他的斗爭會之后，他只穿著短褲和拖鞋出走，從此就失蹤了，當時曾有多方尋找都沒有找到。……在農村監督勞動中自殺的，有歐陽楠。……李長恭在坪塘新生水泥廠服刑，文化大革命開始，他被宣布是該廠的“三家村”成員，予以批斗，他很覺厭倦，就跳崖自殺了。……當年反右很起勁的中共湖南省委宣傳部長唐麟，此時卻成為翻案的積極支持者了。……只是他此刻的支持起不了任何作用，翻案并未得手。而且他本人也自顧不暇，不久也就跳樓自殺了。15
 聲討劉賓雁的右派罪行……劉賓雁的好友戚學毅，以跳樓表演了“士為知己者死”。16
 早在十年動亂之前，就已經有不少犧牲者了。例如著名的電影導演史東山。還有曾經担任過周恩來的機要秘書和《人民日報》副總編輯的著名女散文家楊剛，中共中央黨校秘書長，著名文學理論家周文，以及新聞工作者洛蔚，麥招漢等，都是用自己的手結束了自己的生命。17
 朱學逵是北大中文系的優秀的畢業生……他趁人們都去午餐，五樓上僅有看管他的一位女同志在，他借口請假上廁所，立即將新婚愛人送的手表從腕上取下放在窗臺上，自己迅即從五樓跳下去。18
 海燕書店的老板俞鴻模(他出版過許多七月派詩文）是自殺的。19
 對于1957年“反右”時自殺的人，當時都以“畏罪自殺”而論，人們不敢公開表達對死者的同情。在“反右”初期，知識分子對于之前歷次政治運動中自殺的人曾有過一些反映，但這些意見最后都沒有得到重視。1957年，“鳴放”開始時，人民日報記者林鋼寫過一篇《冰心對我黨整黨的一些看法》，冰心在談到肅反時曾說：“這太過了。許多做法是違反憲法的。有些人自殺了。這不是平常的損失，這是我們隊伍，向科學進軍的隊伍中少了幾個人。”20
 民盟中央的陳新桂在《對過去幾陣暴風雨的批評和建議》一文中，也談到了對歷次政治運動中自殺者的評價。他在第五條建議中說：“在運動中自殺的人，當時都被說成是‘畏罪自殺’，這是很不公平的，應深入調查，如是畏罪，應指出罪在那里，如是畏逼、畏斗自殺的人，政府應恢復其名譽，照顧其家屬生活。”21為此，陳新桂后來成了著名的右派。1957年自殺現象的大量出現，可以看做是一種無奈的抗議行為，這也是為什么不斷出現自殺現象，但同樣的事件卻還在屢屢發生，這可能與中國知識分子“士可殺不可辱”的傳統有關，到了1966年的“文革”，這樣的事件更達到了高峰。
 以下是1957年官方內部通報過的二十九起自殺事件，發生的時間前后約兩個月時間。需要說明的是，1957年發生的大量自殺事件是沒有報道的，這些作為內參上報的案例，只是其中極少的一部分。在這二十九起自殺事件的報道中，因正常社會問題引起的只有兩起，其余全部是因為政治運動所致。
 1957年2214期13頁，《清華大學學生“放”的勁頭不足》：認為最近學生中陸續發生的六起自殺事件，作為青年的思想教育工作者的團組織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1957年2215期27頁，《武漢醫學院被迫停課情況》：對在運動中自殺身死的學生劉卓勛應做出結論，如是冤屈而死，應做好善后工作。
 1957年2216期52頁上的一篇報道中說：兩百多個歸國華僑學生，斗爭了80％，已有一個歸國的華僑跳樓自殺。
 1957年2218期13頁，《天津大學掀起了大字報風潮》；有一個叫周樹仁的女學生在肅反中投河自殺了。
 同期另外一篇文章中說：黨員秘書丁猛一口咬定是某某公務員偷竊的，逼得那個公務員自殺，被救后變成了神經病。
 1957年2219期12頁，《天津大學許多學生貼出大字報追查于逢自殺事件》其中提到在肅反時：于逢先生的人格被污辱被損害了，……于先生終于被迫自殺了。
 1957年2220期13頁，《天津高等學校的“鳴”、“放”普遍活躍》，文章中提到河北師范學院也開始出現了活躍的情況：許多大字報提到了“李奎順自殺事件”。
 同期新華社記者李正杰的文章《南開大學“程京事件”基本平息天津大學繼續在肅反問題上糾纏》，文章說到：鑒于天大揭發的肅反中幾個事件的情況，南大黨委顧慮因類似事件也會在南大引起波動（南大有兩個教授、一個教師在肅反中自殺）。
 1957年2223期19頁，《山東師范學院“鳴放”情況》：化學系在肅反時有一教授自殺――崔永福，崔永福不是肅反對象，是被嚇自殺的。
 1957年2224期13頁，《南京高等學校“鳴”“放”情況》，提到江蘇醫學院的情況時說；陳少伯教授為何自殺？
 1957年2149期180頁，《上海電機制造學校因追查反動標語引起一學員跳樓自殺》：1月25日，上海電機制造學校因追查反動標語，旨起師資訓練班學員陳君豪跳樓自殺。（未死）原因是懷疑陳廁所里寫了“打倒共產黨”“消滅共集團”的反動標語。
 1957年2150期208頁，《內蒙古復員軍人中發生多起自殺、被殺和烈屬、軍屬被奸案》。1957年2252期26頁，《重慶市反右派中連續發和自殺逃跑事件》：重慶反右派中，最近連續出現自殺或偽裝自殺及逃跑、躲藏事件》其中提到中共重慶市委宣傳部派在四川人民藝術劇院“鳴”、“放”的黨員干部胡漢懺2日晚八時三刻左右在該院自殺身死，自殺行為發生在他參加市委宣傳部召開的一個布置反右派斗爭會議后的兩個小時內。根據重慶市公安局檢驗證明，胡系用自備小型洋刀在頸項左右動脈戮了五刀后死的。……胡本人有問題未徹底交代可能是自殺的原因，而反右派斗爭的壓力則促成了這次自殺。文章還提到：西南農學院的右派分子李友霖6月底曾囑其妻準備后事，表示要自殺。
 1957年2254期11頁，《武漢高等學校反右派斗爭中發生自殺事件》：武漢高等學校在反右派斗爭的第一個高潮中有一人自殺，一人自殺未遂。……自殺的是中南財經學院經濟系二年級學生彭先贊。彭是共青團員，湖南人，二十三歲。他看到反右派斗爭聲勢較大，就在7月1日投江自殺。這一情況該院已向湖北省委書記匯報了，省委書記許道琦指示該院不能因此影響反右派斗爭的進行。院方已將此事向全院宣布，并進一步揭露彭的右派言論，團委會還宣布了開除彭的團藉。據說學生中反映還好。
 1957年2256期28頁，《上海外國語學院在反右派斗爭中有兩人自殺、兩人逃跑》：上海外國語學院在7月5日至8日四天中，有兩人自殺，兩人逃跑。
 該院一年級七班學生陸立時（女，二十一歲）于8日中午自殺身死。經過情形是這樣的：當天上午班里開會批判其右派言論，因陸態度強硬，激起了同學們的憤怒，曾高呼“只有老實交代才有出路，繼續抗拒只有自絕于人民”等口號，這時陸承認有反黨言論，并表示愿在下午交代。會議結束后，校方為防止發生意外，曾派兩名女同學注意她的行動，吃飯時那兩個女同學沒有留神，陸即奔宿舍，寫了一封簡短的絕命書，隨即用剪刀剪斷喉管自殺，發現后，經校醫急救無效，死亡。另一個自殺的是工友施永豐（未死）。
 1957年2256期31頁，《湖南各地中等學校醞釀鬧事》：最近，有些地方由于政治思想教育工作沒有跟上去，已發生學生自殺或企圖自殺事件。
 1957年2263期29頁，《安徽省右派分子呂蔭南畏罪自殺》：安徽省右派分子、民革安徽省委常委兼組織處處長、省文史館員呂蔭南畏罪自殺。原因是他不承認對他的批判，7月12日夜服安眠藥自殺。
 1957年2274期7頁，《最近陸續發現有右派分子逃避斗爭、自殺和逃跑現象》：截止7月20日，安徽一個專區發生自殺自死一起，死者為淮北公路運輸分局姜福海。他在第一次斗爭會議被提名為右派分子并責令繼續交代以后，當晚即投淮河自殺。文章分析原因說：但從思想領導上檢查，主要是缺乏警惕，沒有注意掌握右派分子的思想動態，有的已表現了緊張情緒亦未引起足夠注意；同時對右派分子只一味強調斗爭，而沒有進行啟發誘導等勸降工作，亦未交待政策。
 1957年2281期11頁，《湖南中小學畢業生發生自殺失蹤事件七起》。
 1957年2281期15頁，《重慶市反右派斗爭中發生自殺事件六起》：重慶反右派斗爭期間先后發生自殺事件六起，死六人，未遂二起，傷二人。
 死者除一人系小孩被父母自殺前殺死外，有黨員四人，共青團員一人。論職別：處長一，科長一，一般工作人員三。自殺未遂之二人，一為一般工作人員，一為學生。
 自殺者一般都有政治歷史問題。如東林煤礦生產科長王彬1939年參加過國民黨，1941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平時他有一系列的反動言論，大“鳴”大“放”期間，他又竭力為肅反對象“鳴冤”；其妻有殺父這仇，因此他們以全家三口自殺表示“不與共產黨同處一世界”。文章不這說：“據了解，自殺事件大部分發生于反右派斗爭初期，可能是因來不及全面交待政策所致。
 1957年2289期15頁，《北京市有些未考上學校的中、小學畢業生思想波動很大》文章說：“目前已發現未考取學校的的學生自殺的有三起。
 1957年2304期55頁，《河南省農村在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發生畏罪自殺案件多起》：河南省農村在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發生地主、富農分子畏罪自殺事件多起。據初步了解已有18人自殺身死。如信陽專區發生自殺事件六起，死五人。其中屬于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畏罪自殺者四人，農民二人。
 1957年2307期18頁，《吳縣在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發生三起自殺事件》：吳縣在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后，群眾的社會主義覺悟普遍提高，發揚了正氣，壓倒了邪氣，但有部分基層干部和群眾卻隨之產生了偏激情緒，以致在運動中出現了亂扣政治帽子、查糧、抄家、打人、綁人等情況，最嚴重的是在8月中旬，六天內竟因此先后發生了三起自殺身死事件。
  本期還有一篇文章，《山東省農村在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連續發生自殺事件》：山東省農村在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個另地區發生重點批判面過寬、亂點名、亂斗爭、翻糧食。乃至打人、捆人、罚跪、游街等現象，有的因此造成了自殺的嚴重事件。截至9月5日的統計，已發生自殺事件57起（內未遂9起）
 1957年2320期9頁，《青海農業區在大辯論中十二天內有十一人自殺身死》：青海省農業區在大辯論中，從本月12日到25日已有十一人自殺身死，其中藏民二人，漢民九人，地主一人，上中農八人，下中農一人，貧農一人。死者大多數是思想落后，沒有破壞活動；少數有破壞活動，也不夠法辦程度。”文章分析原因：“總的來說是對不法地主、富農和反革命分子的打擊斗爭和對富裕中農資本主義思想的說理批判沒有嚴格分清，工作方式簡單粗暴，把土改時斗爭地主的方式用于社會主義大辯論。
 1957年2322期9頁，《武漢高等學校在反右斗爭中一周內發生自殺、逃跑事件十五起》：近一周來武漢各高等學校在反右派斗爭中發生自殺、逃跑事件十五起，其中自殺的有五人（一人得救未死）。文章分析原因說：“經過開學前的批判右傾思想后，開學后的反右派斗爭聲勢很大，右派分子和中右分子到壓力很大，驚慌不安。如華中工學院死了的一學生，原來是劃做中右，他在大鳴大放時只偷偷地寫過一張大字報，反右派斗爭開展后也沒有跟任何人談，開學后思想斗爭很激烈，一時轉不過彎來就自殺了。武漢大學物理系教授畢長林是一般右派分子，上學期未點他的名，暑假中他還和李達校長等一同去廬山休養，回來后也還未動他。上星期有一天晚上物理系一個教師到他家閑談，談到物理系開會時對他意見頗多。畢長林聽了后惶惶不安，晚上八時談的，十時即上吊死了。
 1957年2324期14頁，《遼寧省各民主黨派反右派斗爭的情況》：有些右派以死威脅。如吳潤芝（民進大連市委秘書長）表示“活著沒意思”。姜陟庭（民建遼陽市工商聯主委）已經服毒自殺。
 1957年2332期11頁，《河北省農村在社會主義教育中發生許多自殺事件》：河北省各地農村在整風和社會主義教育中，發生許多自殺事件。據不完全統計，五十三個縣發生105起，死95人。據79起自殺事件統計，有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壞分子五人；頑偽人員一人；富裕中農四人；中、貧農十九人；軍屬二人；村、社干部三人。”文章說：這其中“畏罪自殺的十二起。另外：在社會主義教育中對黨的政策宣傳不夠深透，使一些有問題的人，摸不著底，恐慌自殺的三十八起。還一個原因是：由于斗爭方法簡單生硬，甚至采用打、拉等辦法，使被斗對象感到無路可走，造成自殺的十四起。
 1957年2361期3頁，《黨內右派分子、大眾日報總編輯劉建畏罪自殺》：黨內極右派分子、原中共山東省委時候補委員、大眾日報總編輯劉建已于10月28日夜畏罪自殺身死。劉建死時，年齡僅三十九歲。在劉建死后，山東省委認為：劉是畏罪而死，其中也有自愧的成份。目前，大眾日報根據省委指示已經和正在召開各種會議，并通過大字報，聲討劉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罪行，肅清劉的影響。
 1957年2371期13頁，《山東省秋糧征購、定銷工作中存在的問題》：在定銷方面，由于摸底不清，安排遲緩，個別地區民發生鬧糧、外逃和自殺現象。
 3、“文革”期間的情況
 1966年“文革”期間發生的知識分子自殺現象，達到了四九年以后的最高峰，此前政治運動中發生的大量自殺現象，經過幾年的停止后，開始集中出現。湖南南道縣在1967年8月到10月之間，被迫自殺的人數即達三百二十六人，文革期間，零陵地區自殺人數就有一千三百九十七人，22新鳳霞在《我對文化大革命的感受》一文中說：“不知道哪里又傳來被關著的一個人自殺的消息，對我們又加緊看管了。夜里被叫起來，審問有什么想法。我回答：‘我什么想法也沒有，只盼著運動過去，我還要上臺唱戲。’”23可見當時的恐怖景象。有人曾這樣回憶當時自殺者的情況：24
 田間說：“大約是1967年夏天，他和遠千里被造反派監管在一所房子里。有天早晨，遠千里遲遲不起床，田間有點納悶，掀開他的蚊帳，那眼前的一幕使他差點憋過氣去；原來遠千里用須刀割斷了血管動脈，身上和蚊帳上都濺滿了鮮血......。他趕緊去找領導，遠千里的夫人、作家于雁軍聞訊趕來，面對如此悲慟的場面，她沒有哭……
 又豈止是鄧拓、陳笑語，還有現代新聞出版界的先驅范長江和金仲華兩位前輩，以及多年來雙棲于新聞界和文學界的楊朔和政論家姚溱兩位先生，都曾有過鄧拓、陳笑語類似的思想軌跡，勇敢地結束了他們寶貴的生命。
 后來又傳來詩人聞捷的死訊。他的夫人杜芳梅先走一步，跳了樓。
 那時的自殺，還有個奇而且怪的特點，即，有為數不少的夫妻結伴走上黃泉路。我住的大院里“文革”一開始就死了好幾對。來自延安，拍攝“開國大典”的著名攝影記者陳正青和他的妻子何慧是走得最早的一對。
 我看到一個材料上說，單就北京大學一所高校來說，在“文革”初期和工宣隊進駐期間，稱得上權威的著名教授，如翦伯贊、饒毓泰先生等，自殺的就有二十四名。……北大有人告訴我，在這之前，當北大出現了那張“馬列主義大字報”后，全校被關被斗的所謂“反動學術權威”多達五百多人，有一個時期燕園天天都有跳樓和上吊的，有的教學樓女學生晚上都不敢近前。
 豈止是北大，作家葉永烈在記述賀綠汀老先生的一篇文章中說，就在傅雷夫婦自殺的那些血雨腥風的日子里，單上海音樂學院系主任一級的教授，自殺的就有五位。他們是：指揮系主任楊嘉仁（妻子程卓如副教授同行）；鋼琴系主任李翠貞教授；管弦系系主任陳又新；民族音樂理論系系主任沈知白教授。
 還有著名評劇演員小白玉霜。還有河北梆子青衣泰斗韓俊卿，......她小時候多受苦難且不幸纏足，天津河北梆子劇院的造反派當眾逼她脫下鞋襪，露出“小腳”，又逼她走在煤碴路上......韓俊卿回家就喝了敵敵畏，她唯恐死不快，死不了，又加上一大包火柴頭！
 “文革”將收場時，天津一位中醫老大夫告訴我，天津的自殺有一陣子成了風，……市委副書記王亢之帶頭的。接著他對我談到他親自目睹的一些事。1966年八九月間，在紅色風暴剛刮起來的日子，這位老大夫常常市區海河上的解放橋，經常看見有尸體從河面上漂過，如果站立的時間長一些，還會見到兩具三具。
 作家白辛，在1966年9月的一天，看到別人被批斗，受蹂躪的慘景，雖然當時還沒有沖擊到他身上，但想到自己曾因創作電影《冰山上的來客》已被江青點名之后，便對身旁的朋友說：“我可不能讓他們這么折磨我，我決不受這份罪。”第二天，他帶上一瓶酒，一聽罐頭，一瓶敵敵畏，來到松花江上一個無名小島，壯烈而瀟灑地走了。
 季羨林在回憶“文革”時，對于發生在這個時期的自殺現象曾有特別的感慨，他說：“我首先想到的是‘文化大革命’開始以來北大自殺的教授和干部。第一個就是歷史系教授汪某人。‘文化大革命’開始沒有幾天，革命小將大概找上門去，問了他若干問題，不知道是否動手動腳了。我猜想，這還不大可能。因為‘造反’經驗是逐步總結、完善起來的。折磨人的手段也是逐步‘去粗取精’地‘完善’起來的。我總得印象是，開始是‘革命者’的思想還沒有完全開放，一般是比較溫和的。然而我們這一位汪教授臉皮太薄，太遵守‘士可殺，不可辱’的教條，連溫和的手段也不能忍受，服安眠藥，離開人間了。他一死就被定為‘反革命分子’。打倒‘反革命分子汪某’的大標語，赫然貼在大飯廳的東墻上，引起了極大震驚和震動。汪教授我是非常熟悉的。他在解放前夕冒著生命危險加入了地下黨，為人治學都是好的。然而一下子就成了‘反革命’。我實在不理解。但是我同情他。
 第三個我想到的人是中文系總支書記程賢策。對他我也是非常熟悉的。他是解放前夕地下學生運動的領導人之一，后來担任過北大學生會的主席。年紀雖不大，也算是一個老革命了。然而他也自殺了。他的罪名按邏輯推斷應該是‘走資派’，他夠不上‘反動學術權威’這個杠杠。他挨過批斗，六一八斗‘鬼’時當過‘鬼’，在校園里頸懸木牌勞動也有他的份。大概所有這些‘待遇’他實在無法忍受，一時想不開，聽說是帶著一瓶白酒和一瓶敵敵畏，離家到了西山一個樹林子里。恐怕是先喝了白酒，麻痹了一下自己的神智，然后再把敵敵畏灌下去，結束了自己的一生。我想到他喝了毒藥以后，胃內像火燒一般，一定是滿地亂滾的情況，渾身就汗毛直豎，不寒而栗。
 我還想到了一些別的人，他們有的從很高的樓上跳下來，粉身碎骨而死；有的到鐵道上去臥軌，身首異外而死。這都是聽說的，沒有親眼見到。類似的事情還聽到不少，人數太多，我無法一一想到了。每個人在自殺前，都會有極其劇烈的思想斗爭，這是血淋淋的思想斗爭，我無法想下去了。
 我的思緒在時間上又轉了回去。我想到了很多年前的五十年代，當時兩位教授投未名湖自盡。湖水是并不深的。他們是怎樣淹死的呢？現在想來，莫非是他們志在必死，在水深只達到腰部的水中，把自己的頭硬埋入水里生生地憋死的嗎？差不多同時，一位哲學系姓方的教授用刮胡刀切斷了自己的動脈，血流如注，無論怎能樣搶救也無濟于事，人們只能眼睜睜地看著他慢慢地痛苦地死去。-------我從來沒研究過自殺學，可現在非考慮不行了。我原以為離開自己很遠很遠、與自己毫不相干的事情，現在就出現在自己眼前了。我決無意于創建一門新的‘邊緣科學’，自殺學或比較自殺學。現在是箭在弦上，非創建不行了。凡是一門新興學科，必有自己的理論基礎。我在別的方面理論水平也很低，對于這一門新的比較自殺學，我更沒有高深的理論。但是想法當然是有一點的。我不敢敝帚自珍，現在就公開出來。25
 “文革”中自殺現象的一個特點是極大的普遍性，在一個時期內，它具有彌漫性。以下是一些具體的事例：
 “田保生是我在國民黨外交部同事多年的老友。…….不幸1957年他被錯劃為右派，十年浩劫初期，又遭受嚴重的沖擊，1966年8月28日，他因不堪‘造反派’的百般凌辱，與夫人雙雙含冤而死。”26
 “李克俊，是總編室的一個職工。……..1955年6月下旬出版社遷景山東街之后不到十天，他自殺了，據說是出了什么問題，可能是胡風問題吧。……...劉佛諦，上通縣師范，他是第十班，我是第十二班，…….....因為他于1969年初尋了短見，……..喝敵敵畏，中毒而死……."27
 “說起這事還要提到我的早已去世的老友鄭伯彬。他和徐盈在1957年遭受同樣的命運。徐的回答據說是一言不發，鄭的回答是九年后，1966年，自己結束了生命。”28
 “父親在遭受了一幫軍內選擇派的一頓毒打后，一個人狼狽不堪地回到家里。……..進門后，他一頭沖進廁所里，好半天沒有開門。開門后，我的妹妹聞到了一股敵敵畏的味道。…….他一個人走了。”29
 “1967年夏天，母親寫信告訴我，說梅萍自殺了。”30
 “北師大圍剿‘五一六’之時，王德一受到誣陷，被逼自殺。這是錢瑗一生中所受最大打擊。”31
 傅洛煥是中央民族學院歷史系的教授。他是清史專家，當時還任歷史系副系主任。在遭到大字報和“斗爭會”的攻擊后，1966年6月，他在北京陶然亭跳湖自殺。中央民族學院去收尸的人說，他們看到，傅洛煥的尸體在湖上浮起時，面朝下，是趴著的。后來，在北京流傳著一種說法，說投水自殺的人，尸體浮起時，女的仰著，男的趴著。傅洛煥的例子符合這一說法。這是否真是普遍現象或有什么原因，無從得知。但是在文革期間，是因為在大規模的迫害中，自殺的人很多，看到的案例多了，所以人們才有了這類經驗，總結出這么一個說法。比如，在故宮旁邊的筒子河里，常常有尸體浮出。作家老舍在1966年23日，遭到殘酷的“批斗”。第二天，1966年8月24日，老舍在北京西城區太平湖投湖自殺。據說在老舍死后，太平湖還自殺了很多人。但是無從得知他們的姓名。32
 在北京第八中學，在1966年夏天，歷史老師申先哲被毆打后自殺。兩年以后，在新一輪的迫害名叫“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中，北京師范大學附屬女子中學的歷史老師梁希孔，北京第六中學的歷史老師焦庭訓，都在那一時期自殺。33
 吳晗的女兒吳小彥，在這樣的迫害下，1973年神經錯亂，1975秋天，“反擊右傾翻案風”的時候，吳小彥又被逮捕入獄。1976年9月23日自殺。34
 北京第三中學的語文老師石之宗，1966年夏天在北京龍潭湖投水自殺。35
 吳偉能1953年入北京大學歷史系學習，因病未畢業，當歷史系共青團總支書記，后任北京大學歷史系辦公室主任。文革中他曾經是“左派”，担任了歷史系文革委員會主任。1968年11月4日晚上，吳偉能悄悄離開了“學習班”。他在圓明園東北角投水自殺。他死后的第二天，北大歷史系開了他的批判會，他被扣上“反革命”“叛黨”（指自殺）等六頂帽子。雖然他已經身死，不能前來與會。吳偉能的的尸體被發現時，圓明園的那個池塘里還有三具尸體，其中有一對夫婦是北京地質學院的，有一個是清華大學的老師。36
 “此校開學未久，有一天我被通知明日去校報到，說明要我交待問題。校設香港路，到后在樓梯口碰見才能朋友李春佑（后來自殺），他見四周無人，暗對我說：‘要斗你了，當心。’”37
 王達仁自殺。38
 黃操良自殺。39
 經濟學家沉志遠自殺。40
 李琪，北京市委宣傳部長。1966年7月10日自殺
 吳天石（江蘇省教育廳廳長）。
 俞大因，北京大學英語系教授。1966年8月26日自殺。
 余心清，全國人大副秘書長。1966年9月4日自殺（切斷動脈）。
 沉乃璋，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1966年10月6日自殺（服毒）。“凌晨，哲學系教授沈乃璋在家服毒自殺身亡。生前，沈曾被點名批判、抄家。41
 1966年3月17日，北京大學中文系62級學生沈達力自殺。沈生前被打成“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反動學生。42
 1966年10月18日，數學力學系教授董鐵寶自身殺身亡。43
 1966年12月12日，北京大學：“宣傳隊上報的《演示文稿》說：‘自清理階級隊伍以來，北大自殺了十七人。’”44
 1966年10月17日，北京大學：“原北大常委、教務長，校文革常委、斗批改委員會負責人，中共新北大領導小組負責人崔雄昆于16日晚從清隊集中地28樓出走，今日晨，發現他死在校內紅湖游泳池內。工宣隊的演示文稿說：“經法醫檢查，是投水炸肺自殺身亡。”451966年9月14日北大經濟系學生楊復明，遭批判并被剝奪選舉權后自殺。46
 馬連良，著名京劇演員。1966年12月16日自殺。
 周小舟，湖南省委書記。1966年12月26日服安眠藥自殺。
 陳同慶，北京大學生物系教授。1968年8月28日自殺（服毒）。
 馬寒冰，作家。服毒自殺。
 李劫夫，作曲家。1976年自殺。
 郭世英，1968年4月22日跳樓自殺。同日，張琴秋（紡織部副部長，茅盾弟媳，沈澤民遺孀）跳樓自殺。
 郭民英，1968年自殺。
 顧圣嬰（鋼琴家）生于1937年，“想起顧圣嬰，是一個極偶然的機遇。那天參加局里組織的新春聯歡會，地點在湖南路上海交響樂團的排練廳。嗑著瓜子，喝著清茶，伴著一片歡聲笑語，我猛然想起了31年前，同樣的1月份，同樣的地點，發生了一場當時司空見慣的批斗。
 批斗的對象正是顧圣嬰！這是一段時間以來對她的揭發、批判的一個新高潮。她被勒令跪下‘認罪’，她又被一精壯男子狠狠抽了一個耳光......不堪凌辱的少女顧圣嬰當晚就與母親、弟弟一起開煤氣自殺了。”47
 良卿法師，文革中自殺。48
 薜壽虎（1937-1967）男，華東師大中文系畢業，可能是1959屆，在校時成為學生右派，其父也是右派。，但因其態度較好，且右派言論不重，仍然分在上海，不能教語文，只能教體育。薜長得很英俊，也很有才華，美術很好，學校的宣傳畫、美術字常常由他包辦。他太太是上海護士學校畢業（中專），分到貴州，不習慣當地生活，回到上海一直沒有工作。與薜結婚后，生了兩個兒子，都天真可愛，長得也很漂亮。馬鞍山煤礦到上海招工，薜妻愿意去，薜也愿去，報名是隱瞞了右派身份。薜妻到馬鞍山工作后，在辦薜的調動時，馬鞍山知道薜是右派，連他妻子一并退回，薜只好仍在北郊中學教體育。于是薜家僅靠他56元工資生活，他身體很好，愛人小孩也沒有病，夫妻感情甚篤，其家族也無自殺病例。1967年下半年，薜壽虎被工宣隊大會點名，說他至今還沒有一張大字報，上竄下跳，是扒手式人物。薜自知難逃批斗，上午點名后，中午回家，即在家中廚房（兩家合用，但別一家是單身漢不常用），用毯子堵好門縫，開煤氣自殺，其妻與兩個兒子（4歲、6歲）一起自殺，從現場看他是最后死的。他自殺后單位認定，屬自絕于人民，還在校內開了批判會。據說薜成為右派與其父是右派有關系，因此他要讓兩個兒子一起死，以免以后也成為右派。49
 1966年8月劉克林自殺。“《大公報》中左右兩派記者中，到了五七年、六六年，大多難逃厄運。其中自殺者不乏其人，都以無論左、右派身份歸于‘大同’了。其中范長江、楊剛、孟秋江......最后是劉克林，都是一個下場。”50
 施濟美自殺。“再以后就聽說她在文革中自縊”51
 姜永寧，乒乓球運動員。“隊員們出操去了，姜永寧把造反派勒令他們打掃的廁所擦得干干凈凈，便獨自走到四樓的一個房間里，人們回來發現姜永寧失蹤了，便到各個房間去尋找，他的朋友王錫添看見他站在窗口，以為他要跳樓，便含淚隔著門大喊：‘姜永寧，你不要想不開，不要做胡涂事。’但姜永寧仍紋絲不動。人們打破玻璃跳了進去，姜永寧吊在窗口，已經斷了氣，那繩子真像他說的是勒在耳后，舌頭沒有吐出來，樣子一點也不難看”。52
 “當愛妻陳素（時任省總工會副主席、1938年參加革命）被迫自殺后，當17歲的兒子被以‘現行反革命罪’判刑十年后，他那愿供祭壇的犧牲精神才‘消失’了。”53
 陳傳綱（復旦大學副校長）1966年自殺。方式：服大量安眠藥。54
 “而敬業育人的蔣蔭恩先生則在‘文革’期間上吊慘死”。55
 閻簡弼，學者。“當年從燕京轉來清華，曾與我在一個教室里聽馮友蘭先生的《中國哲學史》，后來院系調整到東北去，聽說在勞動中撂下鐵锨鉆進了一輛正開始中的大卡車的輪底。”56
 “我說我想去拜望一下顧炎武研究者黃少荃，徐慘然地說，不久前他剛剛懸梁自盡，你已見不到這個人了。”57
 “校內運動同大字報、大辯論開始，升溫為武打式的斗爭會，許多人經受不起這種身心交加的摧殘和侮辱，紛紛自殺或逃亡，江隆基校長就在這種形勢下自殺身亡”。58
 顧準的妻子汪璧“在家中吞服了大量消毒用‘來沙爾’藥水，頓時傾倒在地上。由于‘來沙爾’劇毒，她的死狀極慘......晚上高梁回家，敲不開門，從鄰居家爬進自己家里的窗戶，這才發現他們親愛的媽媽已經氣啟絕身亡。書桌上留有她筆跡顫抖的遺書：‘幫助反革命分子銷毀材料罪該萬死。’”59
 “說實話，我當個公安部長也并不安全，也是朝不保夕的。我曾親眼目睹前任部長李震，自殺在一個防空洞里，而兩個副部長同時在我眼前被中央警衛部隊逮捕......”60
 “他們找了半天也沒找到佟靄成，反而‘找’回來兩大掛包的野菜和山韭菜。幾天后，二隊的推土機在那土地上推平場地蓋房子，才發現佟靄成是用自己的褲腰帶，把自己吊在一棵小樹上，結束了他那悲慘的人生旅程。”61
 “一位難友，是獨身回來報效新中國的歸國華僑。在餓得毫無辦法時，他給在英國的老父親寫了信，這位老父親從倫敦給他寄來了幾桶奶粉。隊長和指導員就說他‘喪失了國格’‘破壞了新中國的政治影響’，對他開了‘批判會’。他覺得這是對他的莫大凌辱，而‘士可殺不可辱’，遂在黑夜中投井而亡……62
 “聽她談到一個志在科技且極富才華的友人，因出身而被分到了不相干的大學，一次效游中，水性極好的這年輕人，竟頭也不回地向滇池深處游去。此后親友將他葬在高壓線路下，高壓線路即其時所能找到的‘科技’象征。這故事讓我脊背發涼，悚然于那‘頭也不回’的冷靜決絕。但細細一想，這自殺也不免奢侈。更多的同類甚至不能得到這樣的自殺的理由。”63
 孫笑林，珠江電影制片廠編劇，1964年大學畢業，1967年上吊。64
 黃玉中，珠江電影廠演員，歸國華僑，1968年跳樓。65
 楊端六，武漢大學教授，1966年自殺。
 “田汝康受到嚴重迫害，割靜脈自殺，幸而被及時發現才保住性命。”66
 郭仁杰復旦大學哲學系總支副書記。1967年“上次‘解放’的主持者郭仁杰已被關押審查，正在度過他自殺前的最后幾個月。”67
 “匡醫生，她是上海瑞金醫院的內科主任醫生。......1966年的春天，她也被批斗了。因為忍受不了這樣的侮辱，回家以后，在自己的血管里注射了一針空心針，自殺身亡。去世的時候，還不到五十歲。”68
 “雖然父親在文革初期就因難忍非人之凌辱而自棄于世了。”69
 “1966年10月，楊兆龍之妻沙溯因不堪忍受長期的委屈與壓抑，含冤自殺。”70
 “談到他們的許多‘一二 九’老同學，早年犧牲的黃誠、王文斌、紀毓秀，還有‘文革’中被逼自殺的孫蘭（韋毓梅）——那個被母親稱為‘我們的阿平’的敵占區紅衣女縣長。”71
 “在場的歷史學家劉子健，其兩位兄長已在運動中雙雙夫婦自殺了”。“鐘敬文女弟子朱家玉是蹈了渤海......”72
 吳恕求，男，1925年12月出生。1948年7月畢業于清華大學1955-1957年在蘇聯莫斯科大學。南開大學外語系教授。1966年7月9日服毒自殺。73
 陳天池，男，1918年7月4日出生。1946年畢業于西南聯大。1949年獲美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學博士。南開大學化學系三級教授。1968年12月20日自縊身亡。74
 孫兆祿，男，1919年出生。1946年畢業于成都燕京大學，1951年畢業于南開經濟研究所（研究生）。南開大學經濟系講師。1969年1月24日跳樓自殺。75
 孫鳳池，男，1929年11月29日出生。1956年月日畢業于南開大學數學系。南開大學數學系講師。1971年4月25日自縊身亡。76
 在吳興華工作的北京大學西語系，1968年，吳興華自殺兩年以后，在新的整人高潮“清理階級隊伍”中，這個系又有三位老師在被整后自殺。他們是德語專業的徐月如和程遠，西班牙語專業的蒙復地77
 李大申，男，上海市北郊中學68級高中學生。因向“中央文革”寫信表達對“文革”的異議，以“反革命罪”被判8年徒刑。1975年刑滿出獄。因“反革命分子”和“刑滿釋放分子”背景，被再次誣陷偷竊，于同年跳樓自殺。年僅26歲。78
 “我那天就選了乍浦路橋過河。河面不寬。我騎車，已經在下橋，突然聽到一聲響聲。還沒明白怎么回事，就發現身邊前前后后的人，都往前沖。我馬上下了車。前面是原曙光新聞電影院（后來的外貿會場），在七層樓的底層。只聽見人們在說，跳樓了！有人跳樓了！
 文革中上海跳樓自殺很普遍，這棟乍浦大樓也是自殺者經常去的地方，主要是1966年。1975年底自殺已經很少了。79
 這時候，王祖德他還不知道，因為這樣一句議論毛澤東健康的話，使他們一家已經和將要付出什么樣的代價。王祖德的小妹妹王祖華，當時是上海師范學院中文系二年級的學生，因此被牽連，被說成是“反動學生”，受到“批斗”。她不能忍受人格的污辱，對著疾馳的汽車撞上去，自殺了。
 王祖德的母親張啟行，當時58歲，同濟大學的紅衛兵到她家里打她，逼她。她無法承受這樣的傷害：她的大兒子被“隔離”，她的丈夫被“隔離”，她的二兒子是“反動學生”，她的小女兒已經自殺。張啟行終于在東昌路家中的閣樓上服毒自殺。因為家中無人，被發現的時候，她已經離世幾天了。
 王祖德的父親王熊飛，當時60歲，他在同濟大學兒子的“隔離室”中被關了一段時間，又被帶回他所服務的衛生院繼續被“隔離”。他與外界隔絕，始終沒有他所惦記的家人的消息。有一天，一個偶然的機會，一個并不認識他的人，告訴了他東昌路一家人的悲慘故事，也就是他自己家的故事，他這才知道自己日夜思念的妻子和小女兒已經自殺，大兒子被逮捕，于是，在自己的“隔離室”中，他上吊自殺了。那是1969年。
 在上海，在1968到1969的這一場“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中，根據一份”內部“的統計材料，這樣在飽受侮辱和折磨后自殺的人，有一萬多個。
 胡山源在1974年5月2日寫周瘦鵑時提到：“以后我一直沒有和他通信。我回江陰長住后，聽說他已投井自殺，最近，又聽說他的長子自縊，我只有長嘆，說不出什么。”1974年8月25日寫金仲華時說：“三五年前，忽然聽說他自殺了。為了什么，我一點不知道。”79謝蔚明在回憶“文革”中的文匯報時說：“上海文匯報劃右的二十余人，包括當年跳樓自殺的梅煥藻、江顯良均獲改正”。80
 小說《敵后武工隊》的作者馮志1967年上吊自殺。
 “終于，在一九六六年的一天，不堪受辱的平妮母親，丁曉，在一次公開的批斗會結束后，回到家中，割腕自盡，……平妮母親的自盡，只是‘文革’中千萬個‘自絕于人民’的慘劇之一。”81
 肖光琰，留美博士，“十年浩劫中，他一家三口終于被迫相繼自殺身亡。”1950年11月，肖光琰向他久居的美國告別，回到了中國。……但在他回國不到九個月的時候，思想改造運動開始了。他被列為重點批判對象。當人們以嚴肅的目光追問他回國的動機是什么時，他茫然了。是什么呢？難道他回國前后的所作所為還不能說明他回國是想來做什么嗎？由于事態突然，思緒很亂，他只能呆呆地忍受了思想反動、有賣國思想，帶回資料是為了向上爬，十足腐朽的資產階級思想作風。他傷心極了，只能向親人傾訴：“我愛黨冒險回國，誰知黨不愛我，把我關在門外……對新中國，我有‘失戀’的感覺，感到生活失去了重心和平衡。我感到前途悲觀。”從此他患了嚴重的失眠癥，長期不能工作。82
 1968年2月天津市委副書記王亢之自殺。
 熊十力1968年5月24日自殺。
 高仰云，南開大學黨委書記，1966年跳河自殺。
 哲學家李達，1966年8月24日自殺。
 電影劇作家海默，1967年自殺。
 電影藝術家應云衛，1967年1月26日自殺。
 復旦大學教授周予同，“文革”中自殺。
 華東師大教授姚啟鈞，1966年8月4日自殺。
 電影演員舒繡文，1968年在監獄中自殺。
 著名的民主人士黃紹宏，1966年8月自殺。
 物理學家趙九章，1967年自殺。
 作家孔厥，1966年在北京陶然亭自殺。
 名演員趙慧深，1967年12月自殺。
 徐冰，中共統戰部長，1968年自殺。
 閻紅彥，云南省委第一書記，1969年1月7日服安眠藥自殺。
 南開大學中文系教授顏毓蘅、楊佩銘；湖南師范大學教授李紱、羅綺夫婦；武漢大學教授逢彬，都是在反右和文革前后自殺的。83
 二、分析與評價
 在已收集到的1949-1976年間的自殺者中，以知識分子自殺者最引人注意。由于資料的來源比較分散，我在此基礎上選擇部分知名知識分子的情況作一個簡單的分析，這些名單與上面提供的自殺名單原則上不重復，但在具體分析時，可能結合不在這個名單中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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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名 │生年 │畢業大學│留學│自殺所在單位│自殺年齡│自殺│自殺時間┃
 ┃ │ │ │國家│ │ │方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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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翦伯贊│１８９８│武昌商專│美國│北京大學 │七十 │未詳│１９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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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傅雷 │１９０８│上海持志│法國│上海文聯 │五十八 │自縊│１９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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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舍 │１８９９│北京師范│英國│北京文聯 │六十七 │跳湖│１９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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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儲安平│１９０９│光華大學│英國│九三學社 │五十七 │跳河│１９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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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廣田│１９０６│北京大學│ │云南大學 │六十二 │跳池│１９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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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夢家│１９１１│燕京大學│美國│中科院考古所│五十五 │自縊│１９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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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鄧拓 │１９１２│光華大學│ │北京市委 │五十四 │自縊│１９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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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長江│１９０９│北京大學│ │新華社 │六十一 │跳井│１９７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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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許政揚│１９２６│燕京大學│ │南開大學 │四十一 │跳河│１９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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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錢（竹）１９１６西南聯大│ │北京大學 │五十 │不詳│１９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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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趙宗復│１９１５│燕京大學│ │太原工大 │五十一 │跳樓│１９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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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姚溱 │１９２１│大同大學│ │中宣部 │四十五 │自縊│１９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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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平心│１９０７│上海大學│ │華東師大 │五十九 │不詳│１９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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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剛 │１９０５│燕京大學│美國│人民日報 │五十二 │自縊│１９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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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聞捷 │１９２３│ │ │上海作協 │四十八 │煤氣│１９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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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家英│１９２２│ │ │中央辦公廳 │四十四 │自縊│１９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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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宗燧│１９１５│西南聯大│ │中科院物理所│五十二 │自縊│１９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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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宗穎│１９１７│西南聯大│ │中科院社會所│四十 │自縊│１９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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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笑雨│１９１７│ │ │人民日報 │四十九 │跳河│１９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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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饒毓泰│１８９１│中國公學│美國│南開大學 │七十七 │自縊│１９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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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家榮│１８９８│ │美國│中科院地質所│六十 │不詳│１９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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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盧作孚│１８９３│ │ │四川政協 │六十九 │不詳│１９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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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言慧殊│１９１９│ │ │上海戲校 │四十七 │自縊│１９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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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官云珠１９２０│ │ │上影 │四十八 │跳樓│１９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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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葉以群│１９２０│ │日本│上海文聯 │五十五 │跳樓│１９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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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思群│１９１２│ │日本│重慶大學 │五十四 │割腕│１９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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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朔 │１９１３│ │ │ 新華社 │五十五 │不詳│１９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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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盼遂│１８９６│山西大學│ │北師大 │七十 │不詳│１９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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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羽翔│１９００│北京大學│ │山西大學 │五十七 │自縊│１９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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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重民│１９０３│ │ │北京圖書館 │七十三 │自縊│１９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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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顧而已│１９１５│ │ │上影 │五十五 │自縊│１９７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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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綬松│１９１２│西南聯大│ │武漢大學 │五十七 │自縊│１９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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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璉 │１９１９│西南聯大│ │華東局宣傳部│四十八 │跳樓│１９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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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若名│１９０２│天津女 │法國│云南大學 │五十六 │投河│１９５８┃
 ┃ │ │子師范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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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書春│１９１６│中山大學│美國│北京大學 │四十三 │自縊│１９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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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廣斌│１９２４│西南聯大│ │四川文聯 │四十三│跳樓 │１９６７┃
 ┠───┼────┼────┼──┼──────┼────┼──┼────┨
 ┃周文 │１９０７│ │ │中央黨校 │四十五 │不詳│１９５２┃
 ┠───┼────┼────┼──┼──────┼────┼──┼────┨
 ┃周瘦鵑│１８９４│ │ │蘇州博物館 │六十七 │跳井│１９６８┃
 ┠───┼────┼────┼──┼──────┼────┼──┼────┨
 ┃馮大海│１９２７│北京大學│ │中國作協 │四十 │跳河│１９６７┃
 ┠───┼────┼────┼──┼──────┼────┼──┼────┨
 ┃孟秋江│１９１０│ │ │天津統戰部 │五十七 │不詳│１９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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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米爾 杜爾凱姆(Emile Durkheim)曾對自殺現象做過系統的研究，他從對宗教活動、婚姻家庭以及政治、民族群體的研究中，將自殺的類型分為三種，即利己型(egoistic)，這種類型自殺的根源在于個人沒有同社會融為一體。第二種為利他型自殺(altruistic)，即自殺者出于高尚的信念，如為宗教信仰或義無反顧的政治忠誠而貢獻自己的生命；第三種為動亂型自殺(anomic)，它的產生是由于個人缺乏社會約束的調節，個人需求和欲望的實現受到了社會的制約。杜爾凱姆將自殺的原因歸結為社會因素的思路，給人們很大的啟發，他認為自殺與社會環境有關，正是從自殺的社會環境中，我們才能找到某個人自殺的根源和背景。
 1949-1976年間中國知識分子的自殺狀況，恰好能從它們發生的社會環境中找出根源。需要指出的是，這一時期知識分子自殺現象和杜爾凱姆的研究是不相吻合的，或者說杜爾凱姆作為社會學家，他所描述的是常態社會中自殺現象的一般規律，而我在本文中所考察的是一個非常態社會中知識分子自殺的奇異現象，在這種現象面前，杜爾凱姆有關自殺的理論，常常難以說明整體狀況，而只在具體到某一自殺個體時，才顯示出它的意義。比如在1949-1976年間集中自殺的大批著名知識分子，和他們所處的社會之間的關系，并不是一般的緊張和沖突，而是這個環境從根本上出現了有意識地強加給知識分子的壓力，這種壓力在1952年、1957年1966年達到了高峰，知識分子自殺情況和這兩個年頭發生的政治運動完全成正比例。這就是說，這期間出現的知識分子自殺現象完全帶有突發性和傳染性，個別自殺者的結局能在極短的時間內顯示某種暗示性，使許多面臨同樣壓力的知識分子能在恐懼中感到那種結局也是適宜于自己的。比如1966年9月3日傅雷夫婦自殺后，僅過了三天，上海音樂學院指揮系主任楊嘉仁教授和夫人程卓如副教授于9月6日也自殺死去，又隔了三天，9月9日音樂學院鋼琴系主任李翠貞教授也自殺身亡，李翠貞與傅雷生前是好友。85上海音樂學院的音樂理論家沈知白、管弦系主任陳又新都是前后自殺的。
 從1949-1976年間知識分子自殺的人數上看，在如此短的時間內，有這么多知識分子選擇自殺的道路是令人吃驚的。它至少說明了幾種情況：
 A、這個時代的整個氣氛，對于知識分子已構成極大的威脅，這個時代的政治和文化制度沒有給知識分子留下緩沖的機會。從以上的統計中可以發現，在自殺的知識分子中以早年信奉自由主義理想，并有留學和在外國生活背景的知識分子為多。因為這些知識分子曾經感受過自由社會的生活，突然改變生存環境，特別是兩者之間的巨大差別，是導致他們精神崩潰的重要原因之一。一個值得注意的例子是，當年從香港回到中國的三個著名乒乓球運動員姜永寧、容國團和傅其芳，最后全部選擇了自殺的道路。還有就是那些在1949年之際，本來可以選擇在外生活，由于對新政權抱有幻想，而留下來的知識分子，對于自己的選擇有一種追悔莫及之感，多數也走上了自殺之路。那些五十年代初期，受到不同程度欺騙而從美國和歐洲返回中國的留學生、華僑學生當中，自殺的人數也占相當比例。個人對自己早年選擇的反悔性和受騙后的復雜感情無法找到尋宿。
 B、五十年代初期接二連三的政治運動，已成為一種政治文化，而且因為持續時間特別長，形成整個社會心理的普遍厭世之感，也是這一時期自殺現象大量出現的重要原因。
 C、政治運動超越日常生活的一個重要后果是，這個社會當中充滿階級對立，而極少人情，個人在這樣的環境中生存，身心都極其脆弱。當時正常的社會人際關系已經受到很大破壞，個人與社會的緊張關系沒有任何渠道可以釋放。人際關系的普遍惡化，使正常的家庭、親戚、朋友甚至長幼之間的關系都發生了變化，個人道德和人格無法對抗整個社會的無道德化，人人都有孤立無援之感。
 D、五十年代以降，因為政治生活已取代了日常生活，特別是人為地制造階級對立，使整個社會普遍缺少人道主義精神，由于取消了教會，使一切與教會相關的博愛觀念都淡化了，人在這樣的社會中充滿了對未來的恐懼，人人都自顧不暇。社會普遍失去了人類應有的同情。從已看到的自殺案例，可以發現，在一個人自殺以后，他們所在的單位并沒有放棄了對他們的批判，他們多數是在“畏罪自殺的”名義下，而被罪加一等的。巴金曾說過：“當時大家都像發了瘋一樣，看見一個熟人從高樓跳下，毫無同情，反而開會批判，高呼口號，用惡毒的言詞功擊死者。”86高層對自殺現象缺少起碼的人道關懷，也是加劇自殺現象激增的原因。毛澤東曾對李志綏說過這樣輕松的話：“這次恐怕又要有千把人自殺”。
 在已知的自殺案例中，幾個相對集中的自殺群體是：大學教授（學者）；作家；大學生；名演員。
 西方和亞洲的日本作家自殺的情況比較為人熟知，有研究表明，西方和日本作家有自殺的傳統，而中國作家自殺的傳統是不常見的。陳丹晨在一篇比較中西作家自殺現象的文章中認為：“在古代歷史上，這種社會動亂，政治黑暗，專制迫害等等情況是經常發生的。詩人作家處境十分艱難，一般卻并不選擇自盡方法，而尋找了另一出路。"87
 陳丹晨認為，這與中國文人的生死觀有關。“中國傳統文人中，包括儒、佛、道各家在生死問題上有一點絕對相似的是重生輕死。”88可見中國作家本無自殺的傳統，但為什么到了某一歷史時期卻集中出現一個自殺的高峰呢？這個原因只能從那一時代的政治文化中去尋找。
 這一時期除了政治上的高壓之外，對知識分子而言，生存的空間是極其狹窄的，在這時期，受到政治迫害的知識分子，他們的處境既不同于帝俄時代的流放，也不同于中國古代的謫貶。在那樣的時代里，在皇權之外還有民間社會，被正統貶斥，并不意味著在民間無法生存。而1949-1976年間，民間社會的根本消失，使一個知識分子在受到政治迫害之后，根本沒有任何回旋的余地。
 知識分子是以傳播思想文化為職業的，但1949年后新聞自由和出版自由等權利完全消失了，這些權利的消失，使知識分子只能依賴體制生存，而一旦被體制排斥，他們只能去從事體力勞動，而對知識分子來說，失去了以上兩種自由，他們的生存能力是很低的，多數知識分子受迫害后的絕望也是由此而生的。這種嚴酷的生存環境，是導致這一期間知識分子自殺現象急劇上升的根本原因。
 另外，當時對知識分子的處理方式通常是兩種，一種是將其下放到最為貧困的地區，另一種是將其遣返回鄉。改變生存條件是在肉體和物質上折磨知識分子，因為常年在一種環境下生活的人，突然改變生存環境，并不是精神上能否承受的問題，而是生活習慣就無法忍受，當年大批出生在江南的知識分子被下放到北中國的新疆、青海、山西、北大荒最偏僻的鄉間，使多數知識分子在身體上受到極大摧殘。
 遣返故鄉的打擊則是雙重的，中國知識分子的特點是：成名的知識分子，多從中國鄉間來，中國傳統文化講的是榮歸故里，衣錦還鄉，但當時對知識分子的遣返，不知是有意還是無意卻選擇了趕回老家去的辦法，讓一個好不容易才從鄉間掙扎出去的讀書人，(他們多數出生在富有家庭，回到農村，回到貧下中農面前)戴上右派、歷史反革命、特嫌、階級異己分子等帽子，回到從小生長的環境里，讓故鄉的前輩、親戚、孩提時代的朋友，都知道自己的罪行，這對一向愛面子的中國知識分子精神上的打擊是很嚴酷的。在1949年后的很長時間中，這種對知識分子的打擊方式，已經成為一種文化，滲透到社會生活的各個角落里，無形中對知識分子受到迫害時的最終出路產生了影響。
 從上表所統計的情況可以看出，在已知的自殺時間中，以1952年，1957年和1966年為三次高峰，知識分子自殺高峰的出現，和1952年的幾次政治運動以及1957年的“反右”和1966年的“文革”完全重合，恰好揭示了這些政治運動的實質。
 我曾按如下的思路對自殺者情況進行過調查：
 1.自殺的具體時間、地點。
 2.自殺的方式(跳河、樓、煙囪、海、井、糞坑；自縊；打開煤氣；服過量安眠藥；觸電；切斷動脈；臥軌等等)。
 3.自殺的直接動機。
 4.自殺時所在的具體單位。
 5.自殺時的經濟狀況(主要指收入)。
 6.自殺前的身體狀況(是否患有疾病)。
 7.自殺時的婚姻狀況(主要指是否與配偶不和)。
 8.自殺時與子女的關系。
 9.自殺時的具體年齡。
 10.自殺后單位的結論。
 11.自殺者家族有無自殺病歷。
 12.其它特殊情況。
 分析以后我們會發現如下特征：
 A、自殺方式中，以最簡單，但自殺率較高的方式如跳樓、上吊為基本方式，這也表明國知識分子在選擇自殺時的絕望程度。從一般自殺方式看，知識分子選擇的方式受制于物質條件的制約，如在已知的大量自殺者中，少數人選擇打開煤氣的方式，以上海為多。當年自殺的高級官員，以服安眠藥的方式為多。其它自殺者多選擇自縊和跳樓，這要忍受更大的痛苦，這種自殺方式的單一化，正反映了自殺者唯有一死的心理。季羨林曾說“我用不著把歷史上和當前的自殺案例一一都搜集齊全，然后再從中抽繹出理論來。僅就我上面提到的一些案例，就能抽繹出不少的理論來。使用歷史唯物主義階級分析的方法，我能夠把歷史上出現的自殺方式按社會發展的程序分成不同的類型。懸梁、跳井，大概是最古老的方式，也是生命力最強的方式，從原始社會，經過封建社會和資本主義社會，都能使用。今天也還沒有絕跡。可謂數千年一貫制了。氰化鉀是科學發達國家法西斯頭子的專用品。剖腹或跳入火山口恐怕只限于日本，別國人是學不來的。這方式在封建社會和資本主義社會都同樣可以使用。至于切開動脈僅限于懂點生理學的知識分子，一般老百姓是不懂得的。不過，我想，這也恐怕僅限于由于腦力勞動過度而患神經衰弱的知識分子，終日鋤地的農民是不懂得服安眠藥的。我為什么說它是資本主義方式呢？中藥也有鎮靜濟；但藥力微弱，催眠則可，自殺不行。現在世紀上流行的安眠藥多半出自資本主義國家。所以說它是資本主義方式。服安眠藥自殺最保險，最無痛苦。這可以說是資本主義優越性之一吧。”89
 B、自殺者的年齡中，除老舍六十七歲，饒毓泰七十七歲，盧作孚六十九歲，王重民七十三歲，周瘦鵑六十七歲外，其余三十五人，年齡約在四十五、五十五歲之間，尤以五十歲左右為高峰。這個自殺者的年齡告訴說明，在1949－1976年間自殺的知識分子中，以年富力強，正在事業高峰期的中年人為主，這個年齡通常是一個社會成員生活是否正常的主要判斷指針，所以此年齡段自殺者集中，對社會生活的影響是巨大的，因為這個年齡段的人一般都是上有父母，下有兒女。
 C、從表中可以看出，這些自殺者分布的單位也很集中，以高等院校、作協文聯、藝術團體為主，這個職業特點，符合“思想改造運動”、“反右”和“文革”的直接指向。
 D、在這些自殺者中，有張宗燧、饒毓泰，謝家榮、湯非凡四位學部委員，其中饒、謝還是1948年中央研究院院士，還有熊十力、周予同等國學大師。
 E、自殺者中，還有一個特征是，夫妻雙方自殺現象，計有翦伯贊夫婦、傅雷夫婦、吳晗夫婦、聞捷夫婦、劉盼遂夫婦、劉綬松夫婦、楊嘉仁夫婦、田保生夫婦、李紱夫婦，“文革”開始后，張宗穎也是和妻子呂乃樸一起自殺的。婚姻狀況是觀察自殺現象的一個重要指針，一般都認為，婚姻狀況的惡化是導致自殺現象增多的重要原因。但我們特別注意到，中國知識分子中，夫婦同時自殺的現象恰好表明，這一時期夫婦自殺人數者中，多數是婚姻狀況良好的。
 F、從已知的情況分析，絕大多數自殺者都沒自殺遺傳病史，自殺者的性格、年齡、經濟、婚姻的良好狀態，都不足以緩解自殺者的壓力，從反面證明當時社會的恐怖程度。中國知識分子的自殺問題，與1952年、1957年和1966年間政治運動對個人人格侮辱有關。這一點，有時甚至超過了政治迫害，比如當年武漢大學教授劉綬松夫婦就是在被人當面扇了耳光之后自殺的，其它諸如老舍、傅雷、翦伯贊等都有類似情況，由此可見，由政治迫害而導致的人格侮辱，是許多知識分子自殺的直接原因。
 三、最后的結論
 1949-1976年間，中國出現大批知識分子自殺現像是人類的恥辱，對這一現象的深入研究，有助于人們了解這一時期其它階層的生活狀況，同時也有助于深入分析，毛澤東時代給一個民族帶來的災難。知識分子大量自殺現象，作為個體，可能有其特殊原因，但就整體看，大量知識分子自殺現象的發生，是這一時期政治文化必然帶來的結果。在一個沒有自殺傳統的國家里，突然出現奇異的自殺高峰，從反面證明，這一時期的政治文化確實具有改變傳統的能力，這一事實也提醒我們，在研究1949后以后的中國文化時，對新政權破壞中國傳統文化的能力要給予特別注意；知識分子自殺現象的集中出現，說明民間社會的徹底消失，對一個社會的正常發展影響巨大。
 自殺現象對整個社會所產生的負面影響，不會在很短時間內消失，特別對那些與自殺現象有直接關系的人來說，他們對社會的信任程度會有所保留。因為1949年――1976年間自殺的知識分子多數是這個社會的精英，他們在相關領域中已積累的知識和經驗突然中斷，這在很當大的程度上影響了相關知識領域進展，由于精英自殺造成的空白，自然會由二三流人才來添充，這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中國許多知識領域后來的發展水平。如著名化學家高崇熙自殺以后，無機化學這一門學科學沒有帶頭人了。這樣的情況，在其它學科也不同程度存在。
 注釋：
 1、2、3華明《三反五反的剖析》頁66、68、70（友聯出版社，1952年11月，香港）
 4何濟翔《滬上法治夢》頁3（北京出版社，2001年2月，北京）岳騫在《我親見的土改鎮反殺人》中也說過：所謂反對偷稅漏稅是從光緒年間上海開阜算起，誰也無力還債，于是紛紛跳樓自殺。當時上海馬路上無人敢行走，担心突然自空中飛下一人將自己壓死。當時上海市長陳毅每天晚上聽完匯報悠閑的問：“今天又有多少降落傘部隊？”即是指跳樓商人。（金鐘主編《共產中國五十年》17頁，開放雜志社，1999年10月；香港）
 5《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頁90，（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年8月，北京）
 6周鯨文《風暴十年――中國紅色政權的真面貌》頁224、225、235、258，259（時代批評社出版，中華民國五51年6月，香港）周鯨文在書中曾提到，在“三反”“五反”時期，北京東四一個區，在運動高潮時，就有二十六個老板自殺。天津中國實業銀行副經理就是自己吃安眠藥自殺的。當時自殺者不下二三十萬人，在北京什剎海解凍之后，一個冰孔處就撈起十幾具尸體。天津礦業學院的一位教授在思想改造運動中，受不了人格污辱，在自己的臥室里懸梁自殺了。北京大學1952年“五月上旬，工學院兩名職員自殺身亡。被解除隔離的工程科一名職員和其妻子（總辦事處職員）投什剎海自殺身亡。校醫室一名醫生在家中自殺身亡。（《北京大學紀事》上冊頁450，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4月，北京）巫寧坤《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提到：因為一位資深的教授受不了運動的壓力，在圖書館前的水塘中自沉。（《共產中國五十年》頁72）1949年以后，對各種政治運動中發生的自殺事件，通常是不報道的，這也是延安的傳統。1942年4月以后，延安《解放日報》在整風運動的高潮中，分別報道了中央黨校一男學員自殺和延安大學一女學員自殺的消息，此事受到了毛澤東的嚴厲批評。他說：“有些消息如黨校學生自殺是不應該登的”。（轉引自高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頁376，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0年，香港）
 7李真真《中國科學院學部的籌備與建立》，（《自然辯證法通訊》1992年4期頁46，中國社會科學院主辦，北京）
 8、10、11、12、13、14轉引自丁抒《陽謀——“反右”前后》頁350——353，（九十年代雜志社，1995年4月，香港）
 9《內部參考》頁16，（新華社編，1957年2372期，北京）
 15朱正《新湖南報社的反右斗爭》（《二十一世紀》1997年4月號，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香港）
 16從維熙《走向混沌》頁6，（作家出版社，1989年5月，北京）
 17黃秋耘《風雨年華》頁162，（人民文學出版社，1988年5月，北京）
 18涂光群《中國三代作家紀實》頁399，（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95年6月，北京）
 19黃成勇《訪冀汸》（《博覽群書》1997年2期，光明日報社，北京）
 20《內部參考》頁24，（1957年2212期）
 21《內部參考》頁58，（1957年2225期）
 22《瘋狂歲月——“文革”酷刑實錄》，（轉引自《大時代文摘》1997年7月10日8版，廣州）丁抒認為，“文革”初期自殺者約有二十萬人。他提供了幾個具體的數字：湖南大學在“文革”中的清隊中，自殺的有十八人。中國科學院上海分院有四人自殺，包括從美國回來的女科學家雷宏淑。另有九人自殺獲救未死。國防科委第九研究院自殺的達五十九人。上海南匯縣在清查“五一六分子”和“一打三反”中有四十一人自殺。青海貴德縣“一打三反”中有十四人自殺。陜西安康縣“一打三反”中的二十人自殺。（金鐘主編《共產中國五十年》頁216、222、223、225，開放雜志社，1999年10月，香港）。1968年當時北農大在很短的時間內，前后共有３６個人自殺。（點滴《1968年北京農業大學的自殺風》《華夏文摘》242期，美國）目前關于“文革”中自殺人數的估計，都是不準確的，因為官方不開放相關的擋案。
 23.1998年12月12日8版《文匯讀書周報》（上海文匯報社，上海）
 24趙淮青《“文革”中文化界逝者的風骨》，（2000年第1期《炎黃春秋》12頁，炎黃文化研究會主辦，北京）
 25、89季羨林《牛棚雜憶》頁74、78，（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8年4月，北京）
 26凌其翰《我的外交官生涯》頁202、203，（中國文史出版社，1993年4月，北京）
 27張中行《流年碎影》頁401、523，（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年5月，北京）
 28金克木《徐盈的未刊小說》，（《文匯讀書周報》1997年3月22日3版，文匯報社，上海）
 29艾曉明《血統》頁351，（花城出版社，1994年4月，廣州）
 30程念著、蘇帆譯《上海生死劫》，（中國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10月，北京）
 31章廷樺《同窗錢瑗》，（《文匯讀書周報》1997年9月6日，文匯報社，上海）
 32、33、34、35、36來源于王友琴主編“文革受難者紀念園”網頁。
 37孔令朋《今生今世》頁245，（中國文史出版社，1998年9月，北京）
 38《吳宓日記》第9冊頁464，（三聯書店，1998年，北京）
 39藍翎《龍卷風》頁121、124，（上海遠東出版社，1996年，上海）
 40《徐鑄成回憶錄》頁303，（三聯書店，1999年，）
 41、42、43、44、45、46、《北京大學紀事》下冊頁652、658、675、676）。
 47顧訓中《想起了顧圣嬰》）（1998年3月23日《文匯報 筆會》第8版，上海）
 48《良卿法師自殺之謎》），（1997年4月18日《作家文摘》15版，北京）
 49上海社科院文學研究所袁進先生提供。
 50劉自立《父親——“堂堂之鼓，正正之旗”：一個理想主義者的幻滅》，（《北京文學》1999年6期，北京文學雜志社，北京）
 51黃世瑜《記憶中的施濟美先生》，（1998年4月13日《文匯報 筆會》12版，上海）
 52者永年主編《那個年代中的我們》，（遠方出版社1998年，轉引自1998年11月14日《文匯讀書周報》6版，上海）
 53向繼東《歷史是不能欺騙的——讀楊第甫先生的兩本書》，（1998年12期《博覽群書》，光明日報社，北京）
 54陳四益《傳綱之死》，（1999年2期《隨筆》雜志頁80，花城出版社，廣州）
 55唐振常《舊稿舊事——憶往事之二》）（1999年4月24日《文匯讀書周報》3版，上海）
 56、57、58趙儷生《籬槿堂自敘》頁157、246，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10月，上海）
 59、60高建國《顧準全傳》頁588，724（上海文藝出版社，2000年1月，上海）
 61、62戴煌《九死一生——我的右派“歷程”》頁193，247（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年8月，北京）
 63趙園《另類》，（《天涯》雜志2000年1期頁80，海南作家協會，海口）
 64、65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劉納女士提供。
 66、67葛劍雄《悠悠長水——譚基驤后傳》頁17、19，（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0年2月，上海）
 68彭小蓮《他們的歲月》頁11，（上海文藝出版社，2000年3月，上海）
 69盧叔寧《劫灰殘編》頁6，（中國文聯出版社，2000年2月，北京）
 70《楊兆龍法學文選》頁502，（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0年2月，北京）
 71楊團《我的父親母親與〈思痛錄〉》，（《老照片》第14輯頁44，山東畫報出版社，濟南）
 72散木《丁則良先生》），（《博覽群書》2000年7期頁52，光明日報社，北京）
 73、74、75、76南開大學教授張漢如先生提供。
 77、78、79來源于“文革受難者紀念園”。
 79胡山源《文壇管窺——和我有過來往的文人》頁127，176（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9月，上海）
 80謝蔚明《早期的〈文匯月刊〉和他的作者們》，（《山西文學》2001年2期頁52，山西省作家協會，太原）
 81陳勁松《魏京生傳》頁63，（太平洋國際出版有限公司，1998年5月，香港）
 82華民《中國大逆轉――“反右運動史”》頁31、32，（明鏡出版社，1996年12月，香港）
 83南開大學東方藝術系寧宗一先生、中國作協陳丹晨先生提供。
 84、愛米爾 杜爾凱姆《自殺論》（中譯本）頁128、174、200，（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杭州）
 85、87、88陳丹晨《在歷史的邊緣》頁23、27、29（人民文學出版社，1995年8月，北京）
 86轉自《共產中國五十年》頁216，丁抒文章。
 二零零一年二月二十日于香港
 本文作者二零零一年二月五日至四月五日在香港中文大學大學服務中心做訪問研究期間完成此文。對于該中心熊景明女士和其它工作人員所給予的熱情幫助表示衷心的感謝。
 作者介紹：謝泳，1961年出生，山西太原人。1980年山西晉中師專英語專業畢業。現為山西省作家協會黃河雜志社編輯。主要從事中國現當代知識分子問題研究。著有《西南聯大與中國現代知識分子》《逝去的年代――中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命運》《重說聞一多》等。
 
 

谢泳 2012-04-27 03:2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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