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鳴：游走于戲說歷史與文化批判之間

簡體傳統

張鳴教授在國內學界嶄露頭角，始于《鄉土心路八十年——中國近代化過程中農民意識的變遷》（上海三聯書店1997）和《鄉村社會權力和文化結構的變遷》（廣西人民出版社2001）這兩部學術專著的公開發表。但是他近來在書坊的走紅卻與他的通俗寫作路線有關。大約自2002年開始，他的史學隨筆類文字不斷見諸國內知名的網站和報刊。這些文字不但受到學界同人的關注，而且受到眾多普通讀者的追捧。一些精明的書商聞風而動，先是于2003年推出了《直截了當的獨白》，繼而又于去年10月推出了《歷史的壞脾氣——晚近中國的另類觀察》，著實借他的名頭和文采狠賺了一些銀子。
　　作為國內幾家知名讀書類刊物和文化網站的熱心讀者，我對張鳴先生的大名并不陌生。上述兩部文集中收錄的不少文章，我曾在其他地方先睹為快，但是這絲毫沒有影響到我閱讀《歷史的壞脾氣》一書時的快感。
　　同許多其他讀者一樣，首先吸引我眼球的，當然是書中的故事。雖然有些故事對我來說并不陌生，但是從張鳴先生的嘴里說出來，卻有一番特別的味道。這大概與他讀過不少古代話本小說，聽過不少侯寶林的相聲，看過不少各種電影、戲劇，并經常與一班酒肉朋友“大話……”有關。這些操練使他講起故事來繪聲繪色，語匯豐富且比喻生動貼切，絲毫沒有一般文士的刻板、晦澀和酸氣。如若不信，我們不妨在這里摘引幾段：
　　比如講“馬桶將軍”王懷慶逸事：
　　“馬桶將軍”跟馬桶的確有親和力，無論在什么地方，沒有槍可以，沒有馬桶不行，一具漆紅燙金上面寫著斗大的“王”字的馬桶總是不離左右。辦公桌后面放的不是椅子，而是馬桶，辦公就在馬桶上公干。行軍打仗，得有一個班左右的人馬抬著馬桶隨行。只要看到那只碩大而且鮮艷的馬桶，人們就知道這是誰的隊伍了。攻山頭的時候，他的士兵打著上書“王”字的大旗往上沖，他坐在“王”字的馬桶上督戰，風景好得緊。
　　再比如講隋文帝楊堅的婚外戀悲劇：
　　皇帝怕老婆，以隋唐為最。大概是西晉末年，塞外的少數民族紛紛登上中原的舞臺之后，他們沒有漢人那么多的禮教講究，中原社會連同頗為得意的婦人之道，都被沖得七零八落，婦女們多少有點揚眉吐氣的感覺。我們的正史說，北朝嫁婦，先教使妒，說什么也不許丈夫納妾，丈夫的家，至少要當一半多。接下來，隋朝楊家一統南北，據說是重光了漢家文物，但三從四德的婦道卻依然闕如。隋文帝楊堅，就有一位強悍的皇后獨孤氏，經常把楊堅管得一愣一愣的，苦不堪言。有次好不容易偷偷搞上了兩個小妞，席不暇暖，即被獨孤知道，馬上將兩個“狐貍精”逮去弄死。楊堅知道后，策馬狂奔，說是皇帝不做了，做離家出走之狀，結果被大臣拼命攔住，死拉活勸。眼見出走不成，楊堅長嘆一聲：吾貴為天子，不得自由！
　　再比如講乾隆私生子富康安吃溺的笑話：
　　富康安有一好，走到哪兒都要吃白肉片。這白肉片非得用精選全豬，整個放鍋里慢慢煨熟，方才合適。一次，途經四川的一個驛站，上面早就吩咐廚子安排大鍋煮上全豬。在福康安快要到的時候，廚子突然爬上大鍋，解開褲子就向鍋里撒尿。旁邊的人大驚，廚子說，忘了買硝，只好拿這個頂了。
　　故事的結尾是富有喜劇色彩的，福康安大人吃過下了尿的白肉片之后，居然感覺甚好，說是一路上也沒有吃過這么好吃的白肉片，因此賞了廚子一匹綢緞。
　　再比如說到古代“文治”政治傳統下“武秀才”的尷尬地位：
　　清代有一個流傳甚廣的故事，說是有天一個武秀才扯了一個挑糞的農夫上堂告狀，說是這個農夫在街上撞了他，必須加以懲罚。縣太爺說，既然如此，那就讓秀才打這挑糞的一百個嘴巴吧。于是武秀才一五一十地打了起來，打到七十的時候，縣令突然說：停，我忘了問你這個秀才是文秀才還是武秀才？答曰武秀才。縣令說，文秀才才能打一百，武秀才只能打五十，現在你打多了，讓這農夫還回來。于是，農夫劈里啪啦回了武秀才二十個嘴巴，打得武秀才七葷八素。
　　再比如談到左宗棠晚年的“罵人事業”，他有如下酣暢淋漓的描述：
　　見武官的時候罵，直罵得眾將官耳朵出了繭子，非不得已不去見大帥；見文員的時候罵，直罵得下屬稟報事情都沒有機會；見外客還是罵，寒暄才畢，罵聲旋起，一直罵到日落西山，最后隨從不得已強行將茶杯塞進他的手里，高叫：送客！才算關上了老人家的話龍頭。其間，客人一句話也插不進去，客人來是干什么的，是否有事，他一概不管。不僅如此，吃飯的時候要罵，人一入座就開始罵，直到所有的菜都上完了，他老人家還言如泉涌，結果是每個人都沒吃好。睡覺之前也要罵，罵聲成了他自編的催眠曲，每天都在自己的罵聲中進入夢鄉。
　　除了能夠巧妙地借助民間說唱藝術的表述方式和豐富語匯，張鳴搞笑的另一個常用手法就是在講述歷史故事的時候，會冷不丁地蹦出一些我們這一代人耳熟能詳的流行語匯和革命口號。比如泗水亭長出生的漢高祖劉邦，到了他的嘴里就變成了“當過幾天‘大隊干部’”；清代吳縣一批秀才舉人借順治皇帝駕崩之機，以“哭廟”方式譴責縣官的貪鄙，到了他的嘴里就變成了一場“惡毒攻擊領導”的“小小的‘學生運動’”；雍正年間發生的曾靜謀反案件被他定性為“反革命小集團”，而雍正皇帝處理這個案件的方式則被他冠以“靈魂深處爆發革命”之名；就連當下最時髦的語匯——“憤青”——也被他恰如其分地贈與了《蘇報》案時期的章士釗……
　　書中有那么多有趣的小故事，加上張鳴如此出神入化的敘事技巧，一旦上手，想叫人不讀下去都難。
　　然而，如果僅僅將張鳴看成一個“侃大山”的好手，將他的那些故事當成一般人茶余飯后的談資笑料，顯然是對張鳴的誤讀。雖然他一直提倡史學著述的通俗化，但是他從來沒有將自己定位于一個專門從事通俗故事寫作的作家。他對歷史的“另類觀察”，與那些受到商業化媒體操縱、專為迎合小市民病態欣賞趣味的“戲說歷史”之間，有著本質的區別。他在該書的前言中一再強調，當他面對那些歷史故事和人物的時候，更在意的往往是這些故事背后的東西。如果不能從這些故事中發掘出某些具有普遍意義和思想深度的東西，那他百分之百是不會動筆的。因此，那些看似信手拈來、零散雜亂的故事，其實都有某種內在的關聯。故事只是文章的佐料和引人入勝的策略，而貫穿于這些故事背后的潛在思想主題，則是以一種現代眼光對中國傳統文化和社會意識中的某些劣根性進行批判與反思。那些有趣的故事當然不可放過，但是作者對那些故事的精彩點評和學理性分析才是本書的真正亮點。
　　大體說來，《歷史的壞脾氣》一書中的文字貫穿著以下幾條主線：
　　第一部分的軍閥系列和散見于第二、三、四部分的帝王（后）系列，是為歷代（主要是近代）專制統治者所做的漫畫肖像。在這部分文字中，作者對封建君主和新舊軍閥的愚昧顢頇、剛愎自用、貪財好色、附庸風雅極盡嘲諷與批判之能事。我們只要看一看這些掌握著國家政治命脈的都是一些什么人，他們成天琢磨的都是一些什么事，中國近代“落后挨打”的歷史就不難理解了。不過在那些故事的結尾，作者并沒有忘記告訴我們：近代中國社會的種種病象，其實并不像某些學者認為的那樣，都是所謂“現代性”惹的禍。因為近代中國的政治資源其實并不盡是西方的，還有不少是本土的；而那些本土的政治資源也不盡是來源于典籍和先賢，神話傳說、邪教方術、“猛人”故事和民間說唱藝術所包含的龐雜內容也參與了當時的意識形態共建。不但一般老百姓，就連大權在握的西太后和那些大大小小的軍閥，其思維方式和行為舉止都受到傳統戲劇和通俗小說的顯著影響。這些植根于傳統文化的本土資源中所包含的神秘主義、權威崇拜、空想主義、狹隘的畛域觀念和個人恩仇意識，在張鳴先生看來都是與現代政治文明格格不入的“下三濫”貨色。
　　在《“官屠”刀鈍》和《可人張之洞》等文章中，作者集中討論了與“清官”問題相關的一些話題，比較全面的揭示了封建時代的為官之道和封建官僚雙重人格的形成、表現及其政治影響。他指出：“清官”概念實際上是一種蒙昧政治意識的產物。古代所謂的清官，其實都是酷吏。不過對于老百姓來說，由于酷吏殺的大多為官人，不管是否濫殺，大家還是喜歡，而且在不斷的喜歡中，炮制出更加符合自己需要的清官形象來，借這種虛幻的形象，一舒小民壓抑的心境。在當時的社會歷史條件下，老百姓的上述心態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張鳴先生并沒有忘記提醒我們：在更多的情況下，“清流”姿態只是官僚政客獵取政治名聲的一種手段，“清官”直言進諫的表象背后，其實是意識形態話語偽裝下的官僚集團內部爭斗。關于張之洞的故事是上述觀點的最好說明。晚清權臣張之洞早年以“敢諫”聞名，號稱“牛角”（清流的領袖），按照一般看法當然應該算是一位“清官”。但是只要看看書中給出的事例，我們便不難發現，因他“直言進諫”而倒霉的，不過是一些低級官員和沒有實權的維新派人士。張之洞一方面背負“牛角”盛名，一方面官運亨通，關鍵在于他審時度勢的眼力和謀而后動的精細，在于他不僅了解西太后的脾氣秉性，而且洞悉每件事情的理路和要害，所以“這個青牛的牛角，不但沒有把人牴痛，有時還正好搔到癢處”。這與其說是剛正不阿，不如說是世故圓滑。所以張鳴先生贈給他一頂“可人”（招人喜歡的人）的帽子，真可謂一針見血。而“官屠”岑春煊的故事則表明，封建時代各級官吏的貪污腐敗現象是政治制度的結構性缺陷造成的，要想真正肅清貪污，整頓吏治，如果不從制度的根本著手，無論采用什么手段都將是無效的。在吏治之濫已經到了病入膏肓的地步，貪污腐敗已經成為官場普遍的問題的情況下，兩廣總督岑春煊基于唐·吉珂德式的理想主義激情而發起的那場反貪運動，無疑是一個人對一個體制的戰爭，這場戰爭是注定要失敗的。張鳴先生還指出：岑春煊在反貪問題上之所以那么硬氣，乃是靠著“老佛爺”的寵幸。但當他的行為觸怒了整個官僚階層之后，“老佛爺”也幫不了他的忙（或者根本不愿意幫忙），“畢竟在西太后眼里，政治立場上的問題，要比貪點錢財嚴重得多，貪財的人，忠誠必然是可靠的”。因而在故事的結尾，他“被一紙上諭開缺晉京”，他發動的反貪風暴就此風止云散。
　　上述兩個故事充分說明，在封建專制政治制度之下，各級官吏的貪污腐敗是一個必然現象，唯一的區別是“大貪”或“小貪”。因此期盼通過“清官”帶來政治清明，舒解老百姓的困頓，多半是要落空的。
　　除了無情撕破封建君主、新舊軍閥和官僚政客的種種畫皮，作者還在《關于三個“猛人”的神話》、《做皇帝的故事》、《尊嚴與權力》、《農民式的權力制約方案》等文章中，對一般民眾思想意識中普遍存在著的“權威崇拜”、“皇權意識”和“暴君心理”作出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他指出：“造神”其實是我們這個民族劣根性的一種表現，只要有人“猛”起來，就會有神話搭配給他，猛的時間越長，程度越烈，神話就越多，神得越邪乎。他還指出：“皇權意識”是漢人文化的一個核心要素，這種意識不僅表現為人們在皇帝（或者大人物）面前膝蓋都有點軟，碰到稍微像樣一點的君主就會自動將權力交出，一任人家擺布，而且表現為凡是有點權力就想像皇帝那樣行使，霸氣沖天。這種矛盾復雜的心理組合，使得人們在攤上惡主的時候，固然會對當權者發出種種抱怨，但是在批判當權者荒淫的時候，心理其實酸酸的。一旦自己掌握了權力，那么臉變得比誰都快，享受起來比誰都毫不遜色，恨不得一天享盡天下美味和美色。所以歷代各類草頭皇帝登基之后的第一要務，并不是“打土豪、分田地”，而是大封三宮六院七十二妃，以便盡快享受美女環繞的艷福。這些幽暗的社會意識，實際上包含了對封建主義政治權威的默認、欣賞和縱容。這正是當年君主專制和軍閥政治生成的社會土壤。現在的世界，雖然君主制基本上消亡了，皇帝也早就不存在了，但暴君的心理卻依然在我們的文化基因中一代代遺傳著。由此可見，中國的國民性改造任重而道遠。
　　在《西太后、義和團和外國公使夫人》、《“胭脂虎”和夫人路線》、《太政治的“花業”》等文章中，作者以漫畫的筆調，對自古以來“女子干政”現象作出評述，并探討了“女權問題”和“政治參與”的應然關系。他嚴肅地指出：人們要解決的是制度上對女性的不公正的排斥，而不是提倡或默許女人的非制度的干政。“夫人路線”從來就是制度之外的一條終南捷徑，只要走起來就難免跟行賄受賄、買官鬻爵糾纏不清。他還指出：只要制度有空子可鉆，就會有人去鉆，除了所謂“夫人路線”之外，還有“親友路線”、“孌童路線”等等。這些都是需要徹底摒棄的政治陋習。
　　近代中國的社會轉型是張鳴先生長期關注的一個問題。在本書收錄的《教育改革視野下的鄉村世界》、《私塾消失背后的黑洞》、《農民“失語癥”的病史考察》等文章中，作者深入探討了近代中國社會轉型中存在的種種問題，并特別對鄉村教育的衰敗和農民政治參與的缺位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指出晚清以來的教育現代化改革取得了長足的進步，但是這種進步的代價是鄉土文化的破敗。以城市為中心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投資導向，大大強化了城鄉二元發展過程中的“馬太效應”。傳統教育的逐步式微和現代教育的姍姍來遲，使得廣大鄉村的教育事業出現了一個巨大的斷層，其結果不僅是鄉村教育本身的嚴重滯后，而且造成鄉村社會的意識形態真空和社區組織的渙散。在軍閥混戰的大背景下，鄉村日常生活的失常和禮俗秩序的紊亂，最終導致鄉村暴力化傾向的泛濫。而廣大鄉村的持續動蕩，又不能不反過來影響到中國社會整體的現代化進程。他還指出：近代以來中國農村的失控和農民的失語在很大程度上有著因果關系。在傳統時代，農民一直都是有話語權的，雖然這種話語權并不充分。私塾教育不僅給了農民識字的能力，還教會了農民禮儀和說事的道理。鄉紳在鄉村的自治作用，很大程度上基于農民對他們的擁戴，這種擁戴跟鄉里道義有密切的關系。如果鄉紳在行為上有失檢點，那么他在農民中的威望也就喪失了。然而進入近代以后，政治動蕩、經濟破產和傳統禮俗的紊亂，使得農民的政治表達能力大幅度退化。中共領導的革命取得勝利以后，人們開始學會用新的話語，摻和一點過去鄉村道理的殘余，來表達自己的利益訴求，也曾經有相當的作用。值得憂慮的是改革開放以后，人們在拋棄政治性話語束縛的同時，將一些必要的道德約束也一并丟棄。人們對從前深惡痛絕的腐敗丑行，不僅內心的道德譴責不如從前，而且已經喪失了語言上的批判能力。更可悲的是，很多人事實上選擇了武力解決。這極大地惡化了農村的生存空間。因此，在此社會大轉型之際，我們所要做的，就是幫助農民走出失語狀態，讓他們用自己的話語，組織自己的自治，或者幫助他們以他們熟悉的形式掌握現代話語。
　　在我看來，以上這些內容，以及散見于其他文章中的分析和點評，充分體現出作者強烈的批判意識和樸素的濟世情懷。如果我們對他的創作理念和寫作手法有全面深入的理解和把握，那么完全可以用“滿紙荒唐言，一把辛酸淚”來概括他的作品。
　　《歷史的壞脾氣》一書所收錄的絕大多數文章的通俗性是無庸置疑的。我想指出的是，作者在前言中說自己“沒有任何理論或者思想體系，也從不奢想用自己的所謂思想框架給歷史以某種解釋”，顯然是一種自謙。如果沒有相當的理論素養和完整的思想體系，就不可能厘清中國古代政治中“道”與“術”的復雜關系及其具體表現，也不可能透過歷史的迷霧，洞悉中國古代的考試制度、文治傳統和分權制衡機制其實都是為了保障封建皇權的至高無上地位的，與現代政治文明根本不可同日而語。張鳴從政治的和社會文化的層面闡釋中國傳統政治中的權威結構及其運行方式，揭露封建時代吏治腐敗的制度性根源，充分展示封建官僚的雙重人格和“清官現象”的本質內容。張鳴覺察到人性深處所隱藏的種種幽暗意識，揭示專制政治傳統的復雜社會成因以及農民式權力制約方案的虛幻空想性質。如果沒有相當的理論素養和完整的思想體系，他就不可能寫出像《雍正的天真》、《一個跟烏鴉有關的文字獄》、《發生在僻地山鄉的一件小事》那樣帶有典型的史景遷式著述風格的史學杰作。
　　最后需要指出的，張鳴先生通俗寫作路線的成功，與他在相關領域的學術研究成就有著一種正向對應的關系。我們今天品味《直截了當的獨白》和《歷史的壞脾氣》中的那些文字，之所以感覺味道特別醇厚，乃是因為這是經過張鳴先生精心勾兌的兩瓶陳釀，而這些陳釀的酒曲是作者在過去二十年間陸續推出的那些扎扎實實的學術研究成果。這些研究成果顯示，他不但對歷史上那些斷爛朝報、官修正史、野史趣聞、筆記文集等基本史料爛熟于胸，而且還自覺地嘗試借鑒政治學、社會學和文化人類學等兄弟學科的理論方法對這些史料進行重新解讀。這使他的研究帶有顯著的社會史和文化史研究的特色。這種個性化的學術訓練，使他能夠超越于一般傳統正史或近代革命史的觀察視角和敘述范式，更多地窺見歷史真實的不同面相。盡管從表面看來，他所談的不過是一些人所共知的尋常話題，他所做的不過輯錄一些舊聞新抄，但是他帶給我們的卻是一些全新的認識。他依據野史素材講述的那些歷史故事也許并不都是真實的，但是那些故事所折射出的某些歷史現象和社會心理卻帶有相當的普遍性。當他用文化批判的眼光和十分淺顯的語言對這些歷史現象和社會心理作出符合邏輯的解釋之后，呆板的歷史畫面似乎立刻變得生動起來，歷史的某些瞬間似乎被賦予了永恒的生命，關于歷史的言說也就因此具有了豐富而廣泛的時代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