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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待兒童的態度體現著一個民族的良心，對待知識分子的態度標志著一個民族的文明程度。——題記
 
 人類學家常常將人類社會分為蒙昧、野蠻和文明三個階段，暴力的崛起使野蠻代替蒙昧，啟蒙運動使人類從野蠻走向文明。如果說暴力是人性惡的泛濫，那么啟蒙則是人類理性的濫觴。知識分子作為理性的象征，作為啟蒙運動的領導者，無疑是人類擺脫暴力恐怖，走向自由文明的重要力量。如果說成吉思汗和希特勒是野蠻的象征，那么盧梭和哈維爾就是文明的象征。美國未來學家阿爾文·托夫勒在《權力的轉移》一書中，將人類社會的發展分為3個階段：暴力社會、財富社會和知識社會。早期野蠻時代和極權主義都屬于暴力社會，所有的權力都來自暴力，國家是暴力的化身，政府是施暴的機器；在傳統資本主義社會，金錢代替了暴力，有錢能使鬼推磨，財富是權力主要出處；在后工業時代或者后資本主義時代，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知識將成為最大權力。作為世界第一經濟體和世界第二經濟體，如果說史蒂夫·喬布斯是美國權力的象征，那么劉志軍&張曙光就是中國權力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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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下惟有德者居之”，中國從遠古的酋長時代開始，所謂的氏族部落實行的就是“人治”，到了城邦、國家也仍然是“人治”模式。“人治”并沒有什么不好，這個“人”一般指的是“賢人”。“舉賢”的禪讓制度拉開了中華文明的序幕，按照《尚書》的記載，堯時已經有羲、和這樣專管天象歷法的臣子，并廣泛地“克朋俊德”即考察舉用賢良之才為官員。《禮記·禮運》說：“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夏禹之后開始權力世襲，依然是“人治”，龍種就可能變異，成為跳蚤，所以出現了夏桀和商紂這樣的“惡人”。從此以后，傳統的“人治”就被污染了，“人”可能是“賢人”，也可能是“惡人”。
 在“人治”傳統下，中國歷史開始了2000多年的輪回。遇見“賢人”則為盛世，遇見“惡人”則為亂世。如果不幸遭遇“惡人”，中國的傳統是“人人得而誅之”。孔子說“伐無道曰仁”；孟子說“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其君也。”“殺惡人即是行善”，“邦無道，天下共伐”，這是中國人對惡的抑制。
 中國每一個王朝最大的夙愿其實都是為了避免出現“惡人”的出現，“選賢任能”是這個中國傳統“人治”體制的核心。英國有句諺語，“良心是柔和的枕頭”；中國也有類似的“不做虧心事，不怕鬼敲門”。正如哈維爾所說，政治的最高境界是良心。政治從根本上來說，它應當是正義和良知的產物。在政治的發展中，知識分子自然而然成為人類良知的代言人。因此，知識分子往往扮演著體制牧師的角色，甚至他們構成體制的主要構成。荀子說：“儒者在本朝則美政，在下位則美俗。”中國儒教塑造了中國傳統的知識分子，如顧炎武所說“君子之為學也，以明道也，以救世也”。中國民間傳統認為知識神圣，讀書人需要得到敬重，這種感情甚至投注到了知識的載體上，形成“敬惜字紙”的習俗。在科舉制度建立以后，弘揚良知和正義的知識分子精神一直是體制力量的重要構成。沒有文化素養和學理思想的人不能成為帝國的官吏，最多只能成為下賤的“衙役”。
 “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史，從某種角度來說，就是一部皇權越來越強而相權越來越弱的歷史。依附于相權的知識分子，人格不可避免地越來越萎縮。秦漢時代，相權很大，皇帝對丞相相當尊敬。蕭和病了，漢惠帝親自去探望，這在明清已經成為一個遙遠的夢話。劉備三顧茅廬，其實在當時算不了什么，只不過后來的知識分子沒有這么好的運氣，所以會非常羨慕。一直到唐代，丞相還可以和皇帝“坐而論道”。而進入宋朝，知識分子在皇帝面前便沒有了“坐”的權利，只能站著。明清時期，丞相沒有了，皇帝高高在上，知識分子連仰望皇帝的權利都沒有，成了真正的奴才。當然，在這期間，也不乏脊梁挺得很直的知識分子。
 毫無疑問，作為“最后的中國”，宋帝國時代的知識分子享有著中國歷史上最優裕和寬松的環境。出身寒微的知識分子打破了數百年來豪門士族對文化的壟斷，如范仲淹呂蒙正都出身寒門。“天子重英豪，文章教爾曹”，宋朝歷代皇帝都很重視科舉制度。為了保證讓家境欠佳的士子赴京應試，趙匡胤在開寶二年就實行了一項旅費補給制度，“往來給券”，由各地驛館免費接待。北宋是中國古代歷史上惟一一個沒有因為政治的原因（政見的分歧）而屠殺知識分子的朝廷。大約也由于這一點，它才得以達到自己在中國封建文化史上的“巔峰地位”，使中國一度成為世界文明的中心。
 “孔子作《春秋》，亂臣賊子懼”。從某種意義上，中國傳統文化即是“史官文化”，“留取丹心照汗青”帶給中國傳統知識分子不可戰勝的力量。正因為如此，正義與道德成為傳統中國智慧永不磨滅的一部分。這種榮光最后終止于“崖山”。“崖山之后無中國”，蒙古韃靼和后來的女真韃靼以野蠻暴力對中國傳統文明實現了“肉體消滅”，屠殺與恐怖使中國重新回到一個蠻荒時代的暴力社會，文明已經不復存在，知識分子淪為體制下戰戰兢兢茍活的犬儒。中國從1000年前的世界文明中心淪落到1000年后的世界流氓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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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國思想家雷蒙·阿隆曾說：“有史以來的任何地方，凡是掌握和豐富文化的人就是知識分子，不管文化指的是科學、文學或是藝術。……他有權和有能力發表意見，是根據他在一定學科方面擁有的知識，更重要的是鑒于他在精神上的權威，這是他從事的職業以及人們想象他具有的道德或文化賦予的。”西方現代民主制度也是一種精英制度，制度的建立者往往是一群知識分子，甚至一些國家本身就是知識分子建立的，比如美國的“建國三杰”，民主捷克的哈維爾。就近代中國而言，從戊戌變法、立憲運動到辛亥革命和五四運動無不是知識分子的運動。甚至說，從陳獨秀、李大釗、瞿秋白直到胡耀邦，最終統治中國的社團也是出自一群知識分子之手，并帶有革命理想主義這種強烈的知識分子印記。
 哈維爾在《知識分子的責任》中講到：“在我看來，知識分子是這樣一個人，他或她一生概括地說都致力于思索這個世界的事務和事物更廣泛的背景。當然，知識分子并非做這種事的人，但他們是以專業態度來做的。他們的主要職責是研究、閱讀、教授、寫作、出版、向公眾發表演說。通常——盡管并非永遠——這導致他們對世界和世界前途抱有更廣闊的責任感。”美國精神其實就是自由主義，這與知識分子精神是一脈相承的。美國傳統文化充滿對權力體制的極度不信任和濫用權力的恐懼。當年，美國人的祖輩因為無法忍受歐洲大陸的專制迫害而背井離鄉來到新大陸，雖然美國是開國總統喬治·華盛頓用槍桿子打出來的，但美國的體制卻是第三任總統托馬斯·杰佛遜和第四任總統詹姆斯·麥迪遜用思想創造出了的。哈耶克曾經說過，一種壞的制度會使好人做壞事，而一種好的制度會使壞人也做好事。托馬斯·杰佛遜當年主持起草了影響深遠的《獨立宣言》，詹姆斯·麥迪遜則被譽為"美國憲法之父"。
 “君子謀道不謀食”，從知識分子這一特點上來說，中國傳統帝國時代與西方現代民主制度有相似的一面，就是構成國家體制的官吏群體基本為知識分子組成，即使個人品性不一。從很大程度上，中國儒生構成中國知識分子的主流。儒學本來是宗法社會的產物，是維護父權制的思想武器，當它延伸到政治領域的時候，只是在原有的框架上，家上升為國，父上升為君。君父一體，構成了社會權力的軸心。服從這一權力體系是至高無上的原則。在沒有選舉的古代，中國創造了文明的考試制度，這是世界各國中所用以拔取真才的最古最好的制度。科舉考試作為選拔官吏的主要方式，顯得比世襲或地方推舉要公平，也為寒門氏族開了晉升之階，成為統治集團內部協調的一種機制。但是明清兩代的八股取士卻把知識官僚訓練成沒有獨立思想，只知惟命是從、同上級以至皇上保持完全一致的奴才。
 孫中山在游歷世界各國后，反復進行了比較，又根據民國初創，各路軍閥擁兵自重、強權決定官員選任的現狀，頗為務實的承認考試制度的合理性，“自世卿貴族門閥舉薦制度推翻，唐宋厲行考試，明清峻法執行，無論試詩賦、策論、八股文，人才輩出；雖所試科目不合時用，制度則昭若日月。”從某種程度上，民國考試院的建立完全是科舉制的復活。事實上，西方大思想家羅素也對中國考試制度贊賞有加：“中國的知識分子與別的國家迥然不同，占有其特殊的地位。中國的世襲貴族已消滅了兩千多年了，執掌政權的都是考試中的獲勝者。這樣，受教育的人就掌握了別的國家貴族所掌握的勢力。”
 在中國專制傳統中，知識分子與權力的斗爭構成一條歷史的主線，從焚書坑儒到“文字獄”，流氓軍人的專制權力屢屢對知識分子趕盡殺絕。從嵇康到李贄，良心犯思想犯層出不窮。據《國語?楚語》記載，早在距今4500年前的顓頊帝時代，權力就開始嚴禁民間巫術，巫師全部被權力掌控和壟斷。與西方自由傳統相比，中國知識分子階層在傳統歷史上就顯得少有骨氣。在傳統文化中，人們感受到的更多的是中國知識分子的聰明與才智，而不是他們的精神氣質和人格力量。或者說，中國一直沒有形成真正意義上有獨立意識的知識分子階層。這種趨勢在現代以后更加不可救藥。中國的知識分子面臨著“不服從者不得食”的境遇。特別是在過去數十年的計劃經濟下，一切都被專制權力卑鄙的壟斷，只能依靠權力的恩賜和配給，知識分子完全失去了獨立生存的物質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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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京吾先生在《良知安在?——當知識分子遇到政治》一文中寫道：“思想進步是人類進步的標志，人類的每一次前行，都會留下知識分子的足跡：哲學，度量著人類思維的深度；政治學，衡量著人類的組織能力；信仰，使心靈不受國家的制約、良知不受政治的控制；科學，則是人類精神對物質世界的深度回應。我們很難想象，一個沒有或者缺乏知識分子的世界會成為一個怎樣的世界。”100年前，天朝崩潰。在禮崩樂壞中，中國知識分子扮演起救世主的角色，一場中國思想啟蒙運動的“五四運動”使中國重新樹立起一個社會共識與政治良知。即使在軍人當政的數十年里，知識分子一直扮演著國家道義和體制力量的角色。
 在《中國現代思想史論》中，李澤厚認為，在新文化運動中，中國“純粹的近代知識分子”誕生了，“他們是一批職業的教授、學者、學生”，包括陳獨秀、胡適、魯迅、李大釗、錢玄同、吳虞、劉半農、易白沙、傅斯年、周作人以及羅家倫等人，“他們或終其生或一開頭并非重要政治人物”，但他們卻影響甚至改變了中國歷史。“真理”成為一個時代的女神，一個精英人群將他們的人生目標不再鎖定在讀書做官、依附政治權力上面，而將學問、文化、求真知本身視為理想和追求。
 1922年，蔡元培、李大釗、陶行知、梁漱溟等16名知識分子在《努力周報》上共同發表了著名的《我們的政治主張》。這份宣言主張“政治的清明全靠好人出來奮斗”，并提出憲政的政府、公開的政府、有計劃的政府等政治要求，同時對當時北洋政府與南方護法運動之間的南北和談、裁軍等具體問題提出一些方案，這也被人們概括為“好政府主義”。“好政府主義”是民國初年一批知識分子在關心政治、躍躍欲試的背景下產生的，這可能是中國知識分子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既不是以參與者的身份，也不是以反對者的身份對政府提出政治要求。
 “鐵肩担道義，辣手著文章”，知識分子從來不是簡單的讀書人，即使科學家也不一定是知識分子。美國社會學家劉易斯·科塞說過，大學教授不一定是知識分子，知識分子必須是“為了思想而不是靠了思想而生活的人。”知識分子首先是一種自由獨立的精神，即孔子的“朝聞道，夕死可矣”；孟子的“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魯迅的“有為民請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知識分子是一批擁有智慧和良知的賢人，他們是“人瑞”，是上天賜給人類的最珍貴禮物，他們是人類的希望，是人類不至于滅亡并保持發展，維持尊嚴的堅強保證。魯迅將其稱為“中國的脊梁”。在民國時期的中國，在國民參政會上詈罵蔣介石獨裁的張奚若何等剛烈，罵倒孔祥熙和宋子文兩任行政院長的傅斯年何等勇敢，章太炎、黃侃師弟又何等狂傲。
 1946年（民國三十五年），“在野”的中共代表團于全國政治協商會議上鄭重提出的《和平建國綱領草案》中明確寫道：“政府應保障國內人民享受一切民主國家在平時應享受之思想、信仰、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通訊、居住、遷移、營業、罷工、游行、示威及免于貧苦、免于恐怖等自由。……廢除黨化教育，保障教學自由。大學采取教授治校制度，不受校外不合理之干涉。”作為新中國的合法性基礎，由一群知識分子起草確立的《共同綱領》象征著一種正義公平的政治理想。當權力成為一種唯一的目的時，無論建國時代的拉拢引誘，還是政權穩固后的暴力清洗，一切都只是一種手段而已，而與道德無關。對古老的中國傳統宮廷政治來說，本來就不存在道德這種概念。歷史正如《儒林外史》開篇時王冕說的一句話：“貫索犯文昌，一代文人有厄。”民國三十八年，在大批知識分子的擁護下，一個強大的流民武裝成功地成為新統治者，中國從此進入體制時代。
 1951年，一場“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席卷全國。這場暴力化的精神閹割曾出現了不同的民間版本，比如“割尾巴”、“脫褲子”、“洗澡”……等等。趙越勝在《燃燈者》一書中曾經這樣形容當時中國知識分子的遭遇，“前是先辱后殺，后是辱而不殺。再后，直教讀書人自取其辱，乃至不覺其辱，甚而以辱為榮，反辱同儕，競相作辱人者的同道。”事實上，人作為地球上唯一一種智慧動物，精神閹割比肉體閹割更加殘忍和致命。強權之下，所有讀書人不得不自己當眾打自己的耳光，自己當眾吃下自己拉的屎、喝下自己撒的尿。
 社會學家潘光旦是民國時期有名的獨腿硬漢，歷任清華和西南聯大教務長，從來不向權貴低頭。可是這個“民國范兒”到1949年后就徹底否定自己，那種自我糟踐與當年的傲骨英風完全使其判若兩人。潘光旦一連寫了12份檢討，還在報紙上發表了上萬字的長篇自我批判文章——《為什么仇美仇不起來》，把自己的父母、師長、同學、教育和科研逐一否定。與郭沫若等人的徹底墮落相比，潘光旦還算是怯懦而善良的君子。身為社會學家，潘光旦在這種屈辱的環境中，竟然不可思議地總結出了 “3S”求生理論：“Surrender(投降)、Submit(屈從)、Survive(生存)”；當他最后發現“3S”也沒法茍活時，他又補上最后一個“S” ——“Succumb(毀滅)”。事實上，對體制下的知識分子來說，有時連死都成為一種奢侈。從老舍、傅雷，到潘光旦，這些中國的文化精英死得沒有一絲人的尊嚴。
 在一個強大的體制下，即使潘光旦這樣錚錚鐵骨的知識分子，也被“改造”成一個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奴才和僵尸。這無疑是國家的勝利，但卻是人類的悲哀。五四運動的學生領袖傅斯年桀驁不馴杯葛權貴，堅決不肯加入國民黨，蔣仍把傅斯年當作“座上賓”。相反，自稱“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陳寅恪，當年拒絕隨傅斯年入臺，20年后竟被紅衛兵活活嚇死。梁漱溟曾作打油詩一首：
 十儒九丐古時有，而今又名臭老九。
 古之老九猶叫人，今之老九不如狗。
 專政全憑知識無，反動皆因知識有。
 倘若馬列生今世，也需揪出滿街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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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甘于改造資本家，為什么對知識分子和民主人士不敢改造呢？我們要把他們的政治資本剝奪干凈。”一場“引蛇出洞”的“陽謀”就這樣無恥地開始了，“他們有屁就讓他們放，讓他暴露，后發制人。”1958年3月22日，毛萬歲在成都會議的講話提綱中寫道：“對于資產階級教授們的學問，應以狗屁視之，等于烏有，鄙視，藐視，蔑視，等于對英美西方世界的力量和學問，應當鄙視藐視蔑視一樣。”
 300年前，流民武裝首領張獻忠在四川建立“大西帝國”。帝國草創，張獻忠深知讀書人之可怕，遂生一計，以求賢若渴廣招天下英才為名，在大悲寺設“特科”考試。張獻忠規定“未取童生不許躲閃，已中者不得寧家，未中者不得在鄉居住”，“秀才在鄉造言生事，并家眷盡驅入城中，十人一結，一家有事，連坐九家”。還規定誰家若有父兄膽敢阻撓子弟赴試，必將受到嚴懲。普天下應試士子信以為真，趨之若鶩，齊聚大悲寺。張獻忠秘密設以伏兵，一舉血洗大悲寺，盡滅天下舉子。此次大捷成為中國權力史上的“千古佳話”，有幸的是，這個“佳話”在300年后能夠以“陽謀”的經典再次重現。
 1957年，章伯鈞、羅隆基、儲安平等未能看清楚毛萬歲“引蛇出洞”的“偉大戰略部署”，跳出來向黨提意見，最后落了個灰頭土臉，自己搭上不算，還連累全國至少55萬右派與他們一起遭殃。此后，這些所謂的民主黨派們果真老老實實地當起了“花瓶”和“鼓掌器”，即使被外界和民眾多有譏刺也無怨無悔。倒是毛萬歲高踞金鑾殿，面對一片高高撅起的屁股頗感無趣，為了展示萬歲的胸襟，號召大家學海瑞，“拼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這回被“陽謀”的是彭大元帥，一個萬言書使其馬上成為資產階級野心家、反黨集團頭子，接下來有1000萬人被打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在一場人為饑荒下，這些賤民“非正常死亡”者不計其數。聰明的吳晗秉承圣意，大講“海瑞精神”，結果開啟了文化大革命的祭壇。僅僅10余年間，思想與文化、智慧與人性在暴力中國遭遇滅頂之災。
 馬寅初提倡控制人口，梁思成呼吁保護古城，黃萬里反對三門峽上馬。結果，馬寅初被罷官，梁思成挨批判，黃萬里戴了帽。社團斗士李銳更被長期關在秦城監獄。有時候，短壽竟然是一種幸運。1957年正是“反右派”斗爭白熱化的高潮期，羅稷南問毛：“要是魯迅今天還活著，他會怎么樣？”毛回答說：“魯迅嘛──要么關在牢里繼續寫他的，要么一句話也不說。”
 “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鄧拓摘抄的這句古老對聯成為“公開向黨向社會主義進攻”的“罪證”。對知識分子實行種族滅絕之后，轟轟烈烈的“大躍進”就可以安全地登場了。無論指鹿為馬，還是焚琴烹鶴，在一個永遠正確的體制下，都是一件很高明很偉大的壯舉。1958的9月5日，毛萬歲在第十五次最高國務會議上得意地說：“幾億勞動群眾，工人農民，他們現在感覺得心里通暢，搞大躍進。這就是整風反右的結果。”偌大中國如同一個精神病院，“全民煉鋼”、“全民打麻雀”、“高產衛星”、“吃飯不要錢”，一出接著一出，最后舉國餓殍遍野。不幾年，消滅一切文化和知識的“文化大革命”“將革命進行到底”，知識越多越反動，越愚蠢的人越聰明，中國人賽著個兒比誰更愚蠢更低智，學校關門了，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
 古語云，與虎謀皮。虎有皮，人欲取之為革，必先殺死虎，是為“革命”。在這場“革命”中，毛萬歲的“好學生”柯慶施對知識分子總結了兩點：“中國知識分子有兩個字可以概括：一是懶，平時不檢查，還常常翹尾巴；二是賤，三天不打屁股，就自以為了不起了。”毛萬歲則總結了四點：“那些大學教授和大學生們只會啃書本（這是一項比較最容易的工作），他們一不會打仗，二不會革命，三不會做工，四不會耕田，他們的知識貧乏得很，講起這些來，一竅不通”（《北京藝術院校試行半工（農）一文的批語》）。
 在漢字中，“牢”就是“牛棚”的意思；在接下來的日子，知識分子幾乎全部遭到囚禁。囚禁的地方不叫“牢”，叫做“牛棚”。在傳統時代，歷代統治者是非常尊重知識分子的，“士可殺不可辱”，但到了牛棚時代，知識分子面對的不是“殺”而是“辱”。摩羅曾在他的《恥辱者手記》中寫道：
 他們一群一群地被趕進了名叫干校的地方——那實際上就是政治集中營，接受人民的改造。在漫長而又殘酷的迫害中，只有極少數人為了捍衛尊嚴而以身相抗，其他人則一律為了求得生存而放棄了知識分子立場，也就是說，他們不但沒有行使知識分子創造職能的條件，而且內心已沒有一絲知識分子意識。他們已經像他們以前所要改造的愚民一樣沒有自我、沒有個性。這是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的全軍覆沒，這個覆沒產生了近代以來最為黑暗的歷史廢墟。
 從60年前開始，“現代中國知識分子走到了邊緣化的盡頭。”體制試圖消滅的不是知識分子，而是知識分子精神。不是要殺掉知識分子，而是要打斷所有中國人的脊梁，“夾起尾巴”做狗。韋君宜說：“我在年輕時入黨時對著黨旗宣誓，要為共產主義事業犧牲個人的一切。沒有想到的是，有時候甚至要犧牲自己的良心。”一旦失去良知，這個知識分子作為個體也就已經不存在了，只剩下一個行尸走肉而已。
 1968年12月20日，70歲的歷史學家翦伯贊自殺，當局從他的口袋中找到一個紙條遺書：“毛主席萬歲萬萬歲！”即使死，他依然要向權力效忠。同樣一個翦伯贊，他在40年代強烈批判蔣介石政權說：“暴力對于學術是沒有用的，真正的學術決不會服從刀劍的指揮，更不會變成政治的婢女。”章詒和這樣評價道：“翦伯贊的死，是對以暴力做后盾的中國的一系列政治運動的無聲抗議，更是對眼下這個以暴力為前導的‘文革’的激烈反抗。”蘇聯帝國覆滅之后，隨著大量塵封的檔案公開，這個紅色政權的暴力恐怖程度令人毛骨悚然，正如法捷耶夫自殺前寫給赫魯曉夫的信中所說：“優秀的文學干部在當權者罪惡的縱容下或被從肉體上消滅，或被折磨致死，其人數之多甚至歷代沙皇暴君做夢也難想到。”在一個依靠權力和暴力支撐罪惡體制下，作為知識分子不僅是困難的，更是危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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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0年，巴黎人在凱旋門送走了拿破侖，一個站在云端的“偉人”；45年后，他們又在凱旋門送走了雨果的，一個為法國所有弱者吶喊的作家。幾千年歐洲文明的積累，才最后在法國完成這樣一個轉變。從這一天起，法國人終于明白，不是因為有了拿破侖，而是因為有了雨果，巴黎才得救了，法國才得救了。拿破侖說過，世上只有兩種力量，一種是暴力，一種是精神。如果說拿破侖是前者，那么雨果就是后者。
 回顧中國現代史，不得不承認一種可怕的事實，作為一個“直接憑借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限制的政權”（列寧），毛萬歲借助現代國家機器，將權力滲透到社會的每一個角落，控制著每個人的身體和精神，這是傳統君主做夢都想不到的。如果說從前一個遭到迫害的人還有來自民間的慰藉的話，那么現在他卻成了“全民公敵”。當一個國家徹底消滅了高貴和骨氣、批判和智慧之后，一個完美的和諧社會就完成了，放眼望去，都是無邊無際奴顏婢膝的奴才和蠢材。正如古希臘智者托拉休馬可斯所說，“所謂正義，除了強者的利益，別無其他。”人作為一種智力型動物，知識分子象征著人類的希望，一個沒有知識分子的國家和民族必將淪為人類的次品和恥辱。
 王小波說，“我認為低智、偏執、思想貧乏是最大的邪惡。”從一定意義上，暴力恰恰與邪惡并肩而行。艾未未先生常常勸人要做“講道理的人”，很快他就遇到了“道理”的反義詞——暴力。如果說暴力是軍人的產物，那么法律就是知識分子的產物。與暴力相比，法律無疑是人類的文明的象征，因為即使獸類，也懂得暴力的意義，但只有人類才會制定法律。從普遍意義上來說，法律是一個社會文明程度的第一尺度。《紐約時報》著名評論家托馬斯·弗里德曼認為，美國成功的秘密不在于華爾街，也不在于硅谷，不在于空軍，也不在于海軍，不在于言論自由，也不在于自由市場——秘密在于“我們所繼承的良好的法律與制度體系”。
 民國時期，《觀察》雜志扮演起中國知識分子陪審團的道義角色，可以說，這是公共知識分子在中國的第一次濫觴。他們奮筆直書，對當時國民黨政府在社會政治文化經濟等方面的問題展開毫不留情的杯葛與批判。朱自清、向達等13位教授聯名以“保障人權”為題發表宣言，抗議國民黨政府“肆行搜捕”，并要求“將無辜被捕之人民從速釋放。如果其確有犯罪嫌疑者，也應從速移送法院，保證不再有此侵犯人權之舉”；次年，國民黨當局宣布民主同盟為“非法團體”，明令對該盟及其成員的一切活動“嚴加取締”。對此，周炳琳、李廣田、俞平伯等48位教授公開發表《我們對于政府壓迫民盟的看法》，從法律的角度批評政府宣布民盟為非法團體的不合法性，指出“蓋容忍反對的意見，尊重異己的政黨，實為民主政黨的基本要素”。針對當時公教人員待遇每況愈下的情況，王道明、王鐵崖、孟昭英等十位教授聯名發表《我們對于改善公教人員待遇的意見》，坦陳自己的合理意見，以此要求政府改變錯誤的做法。值得注意的是，過去大學教授的這些集體抗爭，并不是簡單的情緒化宣泄，建言立論均以法理精神為前提，折射出他們建立在深厚專業能力上的對社會弊端的診斷能力與主持公平、公正的理性批判能力，這是教授自信的基礎。其次，這些批評立論體現了教授憂國憂民的人格品質，映襯出他們不愧是公共知識分子社會良知的帶頭人。
 即使進入新中國之后，一批經歷過現代憲政法治精神鍛煉的新型官員同樣不乏可圈可點之處。當時的中國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審判庭庭長賈潛就反復強調：“政治是政治，法律是法律，我們是司法不是司政策。黨對法院工作的領導是通過制定法律來實現的。法律是人民的意志，也是黨的意志，審判員服從了法律，就等于服從了黨的領導。因此，審判員只需服從法律，再不必有什么黨的領導了。黨具體過問人民法院審判工作就是違法。”毫無疑問，在一個反正常的體制下，賈潛希望將中國建成為一個法治國家的夢想很快就成為一場噩夢，這些充滿誠意的忠告立即被認為是嚴重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言論，從而遭到猛烈的批判，他本人更是遭遇到無盡的殘酷迫害。
 作為一種反襯，當時的文化部長于會泳曾直言不諱地說：“文化部就是要成為意識形態的公安部！”思想警察的面目昭然若揭，這一切似乎都印證了奧威爾《1984》的不幸預言。這部寫于1949年的小說中，“老大哥”無處不在，“老大哥”無時無刻不在看著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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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哲學家杜威說：“知識分子有兩個特征，一是獨立思想，不肯把別人的耳朵當耳朵，不肯把別人的眼睛當眼睛，不肯把別人的腦力當腦力；二是個人對自己思想信仰的結果負完全的責任，不怕權威，不怕監禁殺頭，只認得真理，不認得個人利害。”明帝國遺民顧炎武曾經說過：亡國必先亡士。古代的“士”相當于現代的“知識分子”。知識分子不僅代表國家的智力水平，也代表國家的精神高度。“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從反右到文革，從體制內到體制外，從官方到民間，中國幾乎將所有的知識分子都肉體消滅殆盡，也將知識分子精神徹底摧毀。中國陷入萬劫不復的可怕境地，直到毛萬歲的生理死亡。
 從1976年的清明節開始，中國知識分子的小草開始鉆出寒冬的土地，接下來“春風吹又生”。近乎崩潰的體制以“落實知識分子政策”來獲取民眾的諒解和合法性，這一做法無疑是有效的，從文藝界到思想領域，劫后余生的知識分子精神開始復蘇，進而將中國帶入一個萬象更新的1980年代，“文化熱”的背后是一場充滿希望的中國現代思想啟蒙運動。“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的口號“響徹神州大地”，剛從“牛棚”里爬出來的學者、專家、教授們又一個個衣冠楚楚、風度矜持，儼然都是社會中堅、國家良器，再加上幾篇文章一鼓吹，社會風氣為之大變，圖書館座無虛席，書店里人滿為患。
 對中國來說，僅有知識分子是不夠，還要有廣泛的知識分子精神，讓中國恢復正義和良知。這一切社會變遷得益于構成新體制力量的知識分子。朱镕基、王蒙、費孝通和錢偉長等都是那一時期咸魚翻身被重新啟用的知識分子。在70年代末期，北京出現了著名的民主墻，人們甚至可以張貼批評政府及其政策的大字報。在80年代，抗議行為的最公開的表現就是知識分子對政治體制的集中批評和學生的一系列游行示威行動。
 1986年11月，許良英、劉賓雁和王若望聯名發起召開“反右運動歷史學術討論會”。費孝通接邀請之后，嚴令“民盟”成員“汲取1957年的教訓”，禁止參與此類活動，并立即向社團揭發……事實上，從1957年鎮壓清洗知識分子的“反右”運動之后，中國知識分子就集體失去了自五四以來建立起來的正義話語權。在后毛時代，新生代的知識分子作為良知和正義的代表，無疑與既得利益發生了沖突。知識分子遭遇到了來自體制毫不留情的殘酷暴力。秀才遇到兵，淑女遭遇莽夫，暴力是中國知識分子自古以來一直面對的困境。暴力的作用在于“雖然不能解決問題，但能取消問題”。此次災難之后，體制再次對知識分子進行了大規模地清洗，知識分子全部被驅逐到媒體和學校，然后以酷吏組成的權力來進行嚴厲的控制。
 經過凈化的體制完全“去知識分子化”，一個反良知反正義的純凈利益集團打造成功，他們壟斷了一切暴力和權力，甚至話語權。“囚禁”或者“圈養”知識分子的媒體與學校遭到酷吏的嚴厲監視審查和打壓。人類歷史上幾乎從來沒有這樣一個體制，知識分子淪為被劫掠到山寨的“賬房先生”。正如雷蒙·阿隆所說，“知識分子越來越成為一個技術人員”，其“研究或思維不再是無償的活動，而是謀生的手段。”作為公共知識分子的典范，薩伊德在《知識分子論》中強烈批評了所謂的專業知識分子。他認為知識分子本質上是業余的：真正的知識分子不是為某種利益而存在，而永遠是為了某種興趣而存在。他把業余性看作是知識分子的根本屬性。業余知識分子首先意味著他們的動力來自興趣、普遍的關懷，而不是利益和專業化。而專業的知識分子總是遵從體制，缺乏批判精神，著書只為稻粱謀。
 作為中國近代知識分子的典范，魯迅被權力逐出中國孩子的教科書，錢鐘書與季羨林的走紅標志中國一個犬儒時代的來臨。一個研究梵文的普通學者因其效忠權力，因此獲得了權力給予的萬般榮譽。溫家寶表揚到：“您在最困難的時候，包括在‘牛棚’挨整的時候，也沒有丟掉自己的信仰。”這個“國學大師”的名言是：“要說真話，不講假話。假話全不講，真話不全講。”他在《牛棚雜憶》中甚至這樣寫道：“‘文化大革命’是一個千載難逢的‘盛事’。如果我自己不跳出來，就決不能親自嘗一嘗這一場‘革命’的滋味，決不可能了解這一場災難究竟是什么樣子。那將是絕對無法挽回的極大的憾事。”
 “我們把這個階級（知識分子）買過來，剝奪他們的政治資本，使他們無話可講。剝的辦法，一個是出錢買，一個是安排，給他們事做。”在物質利誘和暴力威脅下，知識分子精神在中國不斷的泄散和萎縮，雖然還有苦苦堅持者，他們不是被趕到外國，就是呆著監獄。剩余的基本都被“軟禁”在體制的角落，被徹底邊緣化，淪為倡優般考據茍蠅的犬儒。國學熱的興起與學術界萬馬齊喑正是知識分子被打壓消解的結果。余杰曾在一篇文章中認為，“90年代大部分的中國知識分子選擇了‘專家’這種職業化的身份，不再對社會發言，不再關注‘沉默的大多數’的生存狀況，并且把這種選擇當作進步。……責任感的喪失意味著尊嚴的喪失，責任感的喪失意味著靈魂的缺席。沒有責任感也就沒有人格力量，沒有責任感也就沒有思想的穿透力。‘知識分子’變成了一個被抽空的器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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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四運動的先驅胡適先生在臺灣時，每天都要收到無數來自另一個體制的辱罵攻擊的信件，他試圖一一回復，別人勸他說：一個處女怎么能跟一群流氓惡棍搏斗呢？2012年1月11日，頗有胡適之風的知識分子余杰攜全家從北京國際機場出境，據稱幾年內可能不會再回中國，這實則是一種政治逃亡。作為獨立作家，余杰秉承自由主義精神，以批判暴力杯葛權力為己任，著作頗豐，包括《火與冰》《鐵屋里的吶喊》《香草山》和《中國影帝》等。毫無疑問，余杰比“特立獨行”的王小波走得更遠，他遭遇到的已不是“被設置”的困惑，而是“被捶”的災難。據說他在此前的軟禁期間“差點被秘密警察活活打死”，這種悲慘遭遇艾未未早已領教過。暴力的用處在于通過傷害一個人的身體，以此報復其思想，而思想恰是人類區別于動物的獨特標志。
 從一定程度上來說，所有權力都離不開其最原始的出處——暴力，失去暴力的支持，權力就不復存在，但暴力永遠無法替代權力。在《極權主義的起源》一書中，阿倫特指出：“暴力總是能夠摧毀權力；一只槍管所發出的命令是最有效的命令，帶來的是最及時的和最完全的服從。永遠不會從槍管中生長出來的是權力。”權力的暴力化不僅取消了權力的合法性，也取消政治本身，所謂政客不過都是些惡棍和流氓，他們依靠謊言和恐怖維持非法的權力。政治暴力使社會走向暴力化，知識分子淪為茍且的犬儒，道德淪喪使整個社會走向潰敗和解體。
 有人將2011年稱為“文革元年”，沐猴而冠的“三媽的”不僅象征著知識分子精神的沒落，更預示著野蠻與暴力的“王者歸來”。以孔慶東周其鳳為標桿，作為中國知識分子聚集地的北大已經淪為社團的“黨校”，作為中國知識分子靈魂的北大精神已經不復存在。中國重新回到軍人體制下的酷吏時代，從一個城管、警察、街道辦主任、局長、市長到封疆大吏，無一不是軍人出身或者流氓酷吏出身。暴力鎮壓以“剛性維穩”的國家制度甚囂塵上，實名制將全體國民置于一個強大的監獄管理體制下，“老大哥在看著你”。干部學校成為一個效忠和洗腦的車間。體制拒絕一切關于良知和正義的想象，暴力和金錢成為體制唯一可以理解的語言。民眾只有在暴力和金錢層面才有意義，民眾的存在不過是權力的對象。
 余英時先生說：“一百年來，中國知識分子一方面自動撤退到中國文化的邊緣，另一方面又始終徘徊在西方文化的邊緣，好像大海上迷失了的一葉孤舟，兩邊都靠不上岸。”作為知識分子，無論體制內還是體制外，痛苦是難免的，因為他們都將遭到體制的嚴厲打壓和摧殘，體制不需要良知與正義。體制也不是沒有思想，體制的思想依然停留在100年前的法西斯時代。當時的世界是一個叢林社會，社會達爾文主義四處彌漫，弱肉強食，強權就是公理，落后就要挨打，槍桿子里出政權……當人們嘲笑北朝鮮還停留在冷戰時代時，其實當下中國比它兄弟更古老。人以類聚物以群分，這個體制需要的不是智慧和良知，而是一群娼妓、鷹犬和打手。
 在電影《肖申克的救贖》中，安迪說：“體制是這樣一種東西，一開始你抗拒它，然后習慣它，最后離不開它。”體制的存在本身就是反思想的，它拒絕一切關于人類傳統和良知的想象，權力規則或者說暴力規則（血酬定律）是它運行的唯一動力。對這個時代的中國來說，談民主談人權談啟蒙都是荒誕不經的，因為連人類基本的常識和良知都已經不存在了。一個失去知識分子的國家不過只是一具沒有靈魂的僵尸而已，如同一個植物人，你甚至無法斷定它是否還是一個人，更不用說它是否還有生命。
 文藝復興時代的法國人文主義者拉波哀西在《自愿奴役論》中曾說：“人們最初是受迫才供人驅使的。但是他們的下一代就再也看不見自由，他們已經無所遺憾地供人驅使了。他們自愿地完成著前輩只是由于強迫才去做的工作。所以，生于羈紲長為奴隸的人，都把他們出生的環境當作自然狀態。他不清楚遺留給他的權利，不知道自己或者他前輩剝奪了什么東西。”“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已經成為一個遙遠的傳說。在一個犬儒時代，被稱為經濟學家的張維迎曾經創造了一個奇怪的經濟學理論，叫“鉆狗洞”。“鉆狗洞理論”是說：“中國的好多體制就像一堵墻，上面挖了許多狗洞，然后讓我們鉆狗洞。我曾經說過光華不鉆‘狗洞’，我們要從墻上跳過去。但是有的時候你跳不過去，可能會摔死。所以我現在想，必要的時候我們還是得有一些人來鉆狗洞”。不知這個“鉆狗洞理論”是否有望獲得諾貝爾獎。另一個被稱為經濟學家的林毅夫曾經預言中國將在2010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結果他對了一半，一個中國罪犯獲得了和平獎。
 1957年，老舍在《創作與自由》一文中鼓吹作家的寫作自由；轉眼反右開始，老舍立即識時務地對胡風展開毫不留情的批判。結果老舍仍然在劫難逃。聽到老舍自殺的噩耗，胡風憤慨道：“像老舍這樣的人他們都容不下！”許紀霖先生認為，近代中國知識分子多有“外圓內方”的特點：“現實是如此的恐怖，統治者是如此的殘忍，人們在屠刀底下不可能沒有顧慮，……于是近代許多正直而又明智的知識分子在復雜多變的環境下逐漸形成了外圓內方的政治性格。外圓內方者的內心是分裂的，他們最大的困惑和苦痛就是如何將雙重的性格自覺地在現實中加以彌合。為了維護個體的生存和人格獨立，東方國家的知識分子做出了西方人所無法理喻的精神犧牲，和無從體味的靈魂煎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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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的真正的本質和意義就在于從心里厭惡一切骯臟的、卑鄙的、虛偽的、粗俗的東西，一切貶低人和迫使人痛苦的東西。”這句話出自高爾基。在俄語中，“高爾基”的意思是最大的痛苦。這個“無產階級藝術最杰出的代表”有一部少為人知的文集，叫做《不合時宜的思想》。在一種野蠻體制下，思想必然“不合時宜”，知識分子必然“不識時務”。作為蒙古帝國和沙皇極權的繼承者，暴力化的蘇維埃帝國從1922年起，就開始有計劃有系統地驅逐知識分子，100余名俄羅斯精英分別乘坐兩艘德國船“哈肯船長號”和“普魯士號”離開祖國，投向西方——只有清除他們，才能“凈化俄羅斯”。這就是著名的“哲學船事件”。事實上，列寧時代的“哲學船”比起斯大林時代的“古拉格群島”來簡直是小巫見大巫，在一個集權的暴力國家里面，作為社會良心而存在的知識分子，始終是有一種犬儒化趨勢。對于偉大的索爾仁尼琴來說，即使他曾經因為對自己的未來憧憬而使他對政府的暴行保持了沉默的態度，但一部厚重的《古拉格群島》足以證明他的勇敢。索爾仁尼琴把整個蘇聯比作海洋，在這個海洋上處處皆是監獄和集中營的島嶼，他把這些島嶼稱為古拉格群島。
 獨立作家黎學文在他的微博中寫道：“去年幾次聚會，朋友們都說余杰張大軍在準備移民，我還疑惑：會讓他們走嗎？這次他們都走了。良心知識分子紛紛用腳選擇離開，類似逃亡，當一個政權用暴力來對付手無寸鐵的文弱書生的時候，精英只有被迫離開，盡管他的末日還在持續，喪鐘其實已經敲響。哪里有自由，哪里就是祖國！”黎學文的另一則微博則說：“清華大學的‘轉型陷阱’研討會上，感受最深的是知識界的絕望情緒；孫立平教授說：我內心的絕望比我的文字還要絕望。鄭也夫教授說：誰都不是傻逼，上層更不是傻逼，大家一起玩完吧，這是國民性決定的。汪玉凱教授說：既得利益集團已經形成了一個體制了。”著名的中國當代史學家高華先生去世之所以在網絡上成為一個頗為悲情的公共事件，是因為他焚膏繼晷嘔心瀝血的研究和作品竟然成為體制下的“禁書”。這個體制內一生堅守研究中共黨史的知識分子，直到臨死前才勉強出版了一本書。
 猶太人的塔木德經上說：一個出身卑賤的學者比一個不學無術的祭司更加偉大。千人諾諾，不如一士諤諤。事實上，中國從來不乏傲骨錚錚的知識分子。在郭沫若錢學森們曲迎圣意春風得意時，出身名門的黃萬里與梁思成馬寅初等一代正直學者寧愿承受打擊迫害也不愿放棄良知。從早先的反對三門峽大壩到后來的反對三峽大壩，直到去世，黃萬里所有的誠懇建議幾乎從未受到官方的重視，更不用說被聽取和采納，而他的許多作品也一直都無法在與時俱進的中國被準許發表或出版。2001年8月20日，黃萬里的學生們將他的文章匯編整理自費印刷了500本沒有書號的《黃萬里文集》，作為他90華誕的紀念。7天之后，被中國民間譽為“當代大禹”的黃萬里逝世。
 “寧鳴而死，不默而生”，文字本是人類文明的產物，也常常會淪為一場暴力災難，中國歷史因此充斥著數不清的“文字獄”。梁文道近日的一篇專欄文章稱：有一次他搭機從香港去南京演講，入境時被神色緊張的邊檢人員叫到一邊開箱檢查。梁文道開玩笑說：“怎么啦?看到一包包粉末?”這位敬業的中國執法者說：“不，一樣嚴重。你帶了很多書。”梁文道由此感嘆：“書的危險程度原來和毒品差不多！”正如摧殘、囚禁和消滅一個知識分子身體（“坑儒”）是為了扼殺思想，同樣禁書焚書同樣也是為了消滅思想，特別是異端。在思想和良心都成為一種犯罪行為時，真正的知識分子便淪為思想犯和良心犯，從而遭到暴力迫害和打壓。因此在東歐和前蘇聯流傳著這樣一句名言：沒有坐過監獄的作家不是真正的作家。知識分子是真理的孩子，而不是權力的寵臣，在很多時候，真理常常成為權力和暴力的公敵，知識分子淪為權力與暴力的祭品。梭羅在《論公民的不服從》中激憤地寫道：“在一個監禁正義之士的政府統治之下，正義之士的真正棲身之地也就是監獄。”
 辛亥百年如同一場輪回，2011年已成往事，2012年拉開帷幕，中國又回到了一個龍年。當啟蒙成為一種禁忌，從體制內的高華黃萬里到體制外的王小波余杰，知識分子在中國不僅愈來愈邊緣化，其生存空間日益逼仄，甚至連存在本身都越來越成為問題。失控的權力暴力在消滅知識分子的同時，也消滅了常識與良知，所以“文明”與“和諧”完全依賴謊言的裱糊。暴力法則與血酬定律使中國繼續在蒙古韃靼開創的野蠻與蒙昧中滑行。
 中國傳統社會，士為“四民”（士農工商）之首，他們在政治、文化與道德上都占據著社會中心的位置。“士”作為中國古代知識分子，孟子對其的定義是“無恒產而有恒心”，有別于普通人的“有恒產者有恒心”。英國著名社會學家鮑曼曾說：“在這樣的一種消費文化的背景下，作為立法者的知識分子沒有立錐之地。”具有強大精神力量的知識分子是一個社會的良醫；失去知識分子的精神，就如同一個人喪失了免疫功能，電腦卸載了防火墻；人性就失去美德至善和公正，只有自私自利和偽善；惡必然戰勝善，邪惡戰勝正義，每個人都陷入對每個人的戰爭。所謂流氓，就是喪失精神家園和道德感的人，從某種意義上，流氓是知識分子的反義詞。
 從某種意義上，知識分子的本質是文化的，而非政治的，是人性與自由主義，而不是某種簡單的政治立場。雖然當下中國的深層次問題有很多，但可以促進中國進步最直接、最有力的推手只有一個，那就是新聞和言論自由。作為知識分子精神的重要意義，只有實現言論自由，人類社會才可以重新確立良知、找回良心。一個拒絕良心的社會必然害怕言論自由，從而導致謊言與暴力盛行。當一個社會消滅了知識分子以后，流氓就是這個社會的主流力量，他們挾裹著一個社會，綁架了整個國家，向著沒有未來和希望的罪惡深處奔去。對一個流氓來說，不要說正義和良知，連道理都是不存在的，跟不用說法律和程序。生活在這樣一個時代是所有中國知識分子的不幸，因為他不僅是失敗的、孤獨的，而且他成為一個笑柄，連同良知、正義、未來、責任、智慧、尊嚴一起，都淪為一個荒誕的話題。

杜君立 2012-04-27 03:2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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