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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質平（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系教授）：很高興有這個機會到騰訊燕山大講堂和大家談胡適。胡適是20世紀中國最有影響力的一位學者，他的思想到今天對我們還相當有指導意義。談到胡適的影響，大概可以從幾方面來說。

一是學術上的影響。在中國現代化的過程里，胡適是一個中心人物，從提倡白話文到批判舊禮教，從整理國故到全盤西化，他不但是一個提倡者，也是一個總結者。就學術研究而言，胡適的影響涉及中國的哲學、史學、文學等各個層面，甚至對于近代中國的語法研究，胡適也是少數的先驅之一。在中國學術的現代化進程中，胡適的另一個貢獻是他改變了晚清張之洞“以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格局，終于把“體用”的概念打破，不再從“體用”的角度來提倡西學引進。

二是社會改革方面的影響。從喪禮改革到婦女解放，從個人主義到好人政府，這些口號和運動都和胡適分不開，他幾乎成了20世紀初期中國新思潮的總匯。也正因如此，新文化運動所引起的種種結果或多或少都歸結到胡適身上。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胡適成為一個不是功首就是罪魁的兩級人物。從他的思想被接受的程度來講，他同時受到激進和保守兩種勢力的批評——激進勢力嫌他太溫和，保守勢力嫌他太激進。

1941年12月15日的美國《生活》雜志上有一篇對胡適的專門報道《胡適大使》（胡適時任中華民國駐美國大使），作者是當時有名的記者Ernest Hauser，他是這么來介紹胡適的：“孫中山于1911年推翻滿清成立中華民國，但孫中山只給出了一個空的政治框架，這個框架一直等到胡適出來以后才在文字上、語言上和文化上有了一個新的意義。”我覺得這個提法非常好，所謂的“在語言上”當然指胡適提倡白話文，也就是中國人從1917年起在書寫方式上和口語大大拉近了，采用了和口語相近的書面文體，現在叫白話文。“在文化上”指胡適引進了許多西方思想，比如民主、科學、自由、平等的概念，我們現在看這些概念，與其說它們是西方的，不如說它們是普世的。所以胡適一生所提倡的價值標準在現在看來不是具有中國特色，而是要我們少一點中國特色，多一點普世價值。

一位對中國這么有影響的學者，其1949年以后的遭遇值得現在的我們回顧。自50年代初期開始，我們的政府有計劃地把胡適作為一個反面教材，拿魯迅作為我們學習的樣板，拿胡適作為我們批判的樣板，把胡適說成是“美帝國主義的走狗”，是“蔣介石的御用文人”。1954年中央很清楚地說胡適思想是馬克思思想和列寧思想最徹底最狡猾的敵人，企圖從根本上拆毀馬克思和列寧思想。從1949年一直到1989年，這樣的標簽跟著胡適至少有40年。與此相反的是魯迅，黨和國家最高領導人在《新民主主義論》里對魯迅提出“三家五最”的評價：“三家”即文學家、革命家、思想家；“五最”即最正確、最勇敢、最堅決、最忠實、最熱忱的空前民族英雄。這是對魯迅的官方定語，一直沿用到現在。毛澤東對他另外的評價包括“中國文化革命的偉人”、“文化新軍最偉大和最英勇的旗手”、“無產階級和人民大眾的牛馬”等，是當年我們學習的對象。魯迅曾經說有所謂的“罵殺”和“捧殺”，即一個人可以被罵死也可以被捧死。魯迅大概屬于被捧殺的那一位，捧到后來魯迅幾乎成為一個在人神之間的怪物。而被罵殺的呢？浴火重生。現在我們重申胡適的思想就是最好的證明。

在近代中國思想史上，我們可以看到傀儡和偶像之間非常有趣的例子。乍一聽一個是偶像，一個是傀儡，偶像是人人尊敬的對象，傀儡受人玩弄，差距好像非常大。可仔細想想，偶像和傀儡之間的距離也許并不那么大。魯迅逝世于1936年，兩年以后他的全集就出來了，之后1957、1958、1981、直到2003年魯迅官修全集還在不斷被修訂。我想魯迅集子是中國所有集子里編得最好的，引得好、目錄好、注釋也好，對各個小事情都有非常詳細的注解，更不要說魯迅博物館、魯迅研究室、魯迅紀念館，在北京、上海、紹興都可以看到。但回看胡適，胡適逝世于1962年，去年是胡適逝世50周年。50年過去了，2003年雖然有安徽教育出版社的《胡適全集》，但不全。只要對胡適稍有一些研究，就知道這套《胡適全集》在政論方面有六、七十篇中文文章沒有收錄，也有幾十篇英文文章沒有收錄。沒有收錄并不是因為這些文字收不到，而是到現在政府仍覺得胡適思想有一定的晦暗，胡適對社會主義和共產黨的批評都沒有收錄在《胡適全集》里。

我在普林斯頓大學教中國近現代思想史，因工作關系有機會在美國、港臺、大陸和同學們談胡適研究。每次跟美國學生講到胡適思想時，說胡適的核心思想是自由、民主和科學，美國學生很詫異：這不是一些常識嗎？講自由、民主、科學等常識性的問題居然可以開啟一個新時代、引起一個新震動？如果和臺灣學生講胡適思想，他們也覺得胡適不過是一個五四前后的白話文作家，如果跟他們提當年胡適對國民黨的尖銳批評，從現代臺灣青年的尺度來看遠遠不夠級別，他們覺得太過溫和了。所以胡適思想無論在海外還是在港臺都顯然是過時的，唯有到中國大陸我們仍覺得它有很多新意，甚至還有許多聞所未聞的東西。胡適思想能夠始終不過時，一方面當然說明胡適思想有其現實意義，另外一方面，與其說是胡適思想有其時代性，不如說是這個時代、這個社會沒有進步。借用梁啟超在寫《康有為傳》時的一個很好的提法，即時事與人物的提法：什么樣的可以叫做人物？梁啟超對“人物”下的定義是這樣的：一個人的生平和言論能夠影響到全社會，一舉一動、一筆一舌都引起全國人的注目，這個人出現之前和這個人出現之后社會的面貌為之一變，這樣的人我們可以稱之為“人物”。如果拿此標準來看胡適，胡適毫無疑問是一個人物。接下來，梁啟超把人物分成兩種，一類是“應時之人物”，用現在的話來講是由時代創造出來的英雄；另外一類人物是“先時之人物”，是創造時代的或者超越時代的英雄。“應時之人物”的特征是什么？“應時而生者，其所志就，其所事成，而其及身亦復尊榮安富，名譽洋溢。”即應時人物所做的事都能做成，他的一輩子過得非常好，用的是“尊榮安富，名譽洋溢”這八個字。胡適1917年回到中國后，1917年到1927年，甚至到1937年，用剛才梁啟超描述“應時人物”的幾句話來形容彼時的胡適非常貼切。胡適提倡白話文，1917年發表了《文學改良芻議》，五年內教育部就下令小學教科書改用白話，這個速度他自己都沒有想到。其它方面，比如婦女解放、社會改革、對舊習氣的批判改進和對新思潮的引進，其成功和快速的程度都超過胡適的想象。我們可以說胡適在這二十年里是一個“應時人物”。

什么是“先時之人物”？梁啟超說：“其所志無一不拂戾，其所事無一不挫折，而其及身亦復窮愁潦倒，奇險殊辱，舉國欲殺，千夫唾罵。”1949年以后，尤其是50年代批判胡適運動后，用這幾個字來描述胡適的遭遇也是再貼切不過了。從1952、1953年一直到1957、1958年，稍稍知名的知識分子沒有一個人不批評胡適，從政治到學術，從文學到歷史到教育，甚至他做大使時盡一個公民所該盡的責任，出使美國，爭取到美國對于抗戰的同情，這件事也受到極嚴厲的批評。我注意到1958年由三聯書店出的《胡適思想批判》八大冊，其中只有一件事是當時批胡的知識分子所沒有批的，即胡適的婚姻，在當時那個情況下胡適真的是“舉國欲殺，千夫唾罵”。現在的五四紀念碑上有蔡元培、陳獨秀、李大釗、魯迅的像，唯獨沒有的，是當時新文化運動的真正領導者——胡適。許多人建議要為胡適在北大校園立一個銅像，但這個建議始終沒有得到允許。黨和國家到現在為止，沒有公開對胡適有過平反。一個死在50年前的人，是否平反對胡適而言其實已經沒有意義——平反既不能為他增加些什么，不能平反也不能為他減少些什么。但對于這樣一個為中國的自由民主做出過巨大貢獻的人，平反的意義不在于被平反的人，而是當年說他有罪的當局能夠平反這樣一個人，能夠增加當局的合法性，但這件事始終沒有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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騰訊思享會 2015-08-23 08:43: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