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旭瀾太平雜說誰利用誰

簡體傳統

　在很長時間里，有許多論著，將太平軍天王洪秀全與東王楊秀清的內訌，叫做楊韋內訌或楊韋事件。又硬套什么“階級分析”的辦法，將這場最高權力爭奪說成是階級斗爭。韋昌輝是混進農民革命隊伍的地主階級分子，由于個人野心膨脹而進行這場政變，要奪取農民革命的最高領導權。八十年代以來，這種階級斗爭說似乎日漸閃爍其詞不那么理直氣壯、不客置疑了。但仍多將這場內訌的主要責任，歸罪于韋昌輝。說是韋昌輝為了奪取楊秀清所掌握的實權，利用洪秀全與楊秀清之間的矛盾，殺了楊秀清及其部下兩萬余人，給太平軍造成極其嚴重的損害。這種說法，仍然是為尊者諱，為“農民革命領袖”洪秀全開脫對內訌應負的主要責任。
　　關鍵之點在于：到底是誰利用誰？是洪秀全利用韋昌輝，還是韋昌輝利用洪秀全、楊秀清的矛盾？
　　為了說清這個問題，不妨對韋昌輝從參與造反到內訌再到最后被殺的一些有關情況，大略地做些介紹和剖析。況且，從太平軍的興亡來看，這個人也是值得說說的。
　　韋昌輝在太平軍準備造反時，貢獻極大。他家在廣西桂平金田村，田產頗多而且開典當，相當富裕。楊秀清、洪秀全、馮云山策劃造反時先后在他家住過，并且成了集齊會眾編立營伍（“團營”）指揮部。正式宣布造反也在韋家飼堂。事前，他已決心將全部家產供造反之用，并且以制造農具為名，開爐打鐵，準備了大量武器。如果沒有他的全力參與，造反必然會推遲，起事地點也不會是金田村。他不僅為造反提供了各方面物質條件，而且作為富戶而“不惜家產”，也給后來者樹立了榜樣。從清朝官府直至皇帝，都曾誤將他作為“賊首”、“逆首”，就可以明白他在準備造反時所起的作用。
　　韋昌輝如此置身家性命于不顧，一個主要動因是想報仇雪恥。因為他家雖富，但究竟只是新發的財主，又由于是外來戶，在當地沒有根底和勢力，不免時常受氣乃至被欺凌。他想通過科舉求得功名，提高社會地位和勢力，但兩次應縣試都落第。于是捐了個監生，如同后來的出錢買文憑，作為入仕的一種出身。但他卻掛匾自稱“登仕郎”，被一個秀才告發，官府以“僭妄”的罪名抓了韋家的人，罚銀子三百兩了結。銀子事小，面子事大。從此抬不起頭，如何咽下這口氣？于是，在馮云山勸說下，參加拜上帝會。馮云山爭取他入伙有很深的用意，而他自己則是想以此來和欺凌過他的鄉人抗衡。一入了拜上帝會，就身不由己了。經過洪秀全等人不斷以迷信蠱惑、引誘、恐嚇，終于橫下一條心，參與策劃造反。希望在造反成功之時，不但報仇雪恥，而且揚眉吐氣，享不盡富貴榮華。
　　造反果然獲得較大成功。太平軍占領南京時，由于西王蕭朝貴、南王馮云山已死，韋昌輝自然遞升為第三號人物。本應功高權重，八面威風，生殺予奪，隨心所欲。不料，事實卻給他開了個嚴酷的玩笑。洪秀全再也不像醞釀造反時那樣可親近了，而是比歷代一般皇帝更高高在上，連見個面都不客易。實權在手的楊秀清，則給他越來越大的威壓。為了求得庇護，他要在洪秀全面前甜言蜜語曲意逢迎。為了免于受到更大的打擊和迫害，他又得處處誠惶誠恐地拍楊秀清馬屁。尤其是對楊秀清，“輿至則扶以迎，論事不三、四語，必跪謝曰：‘非四兄教導，小弟肚腸嫩，幾不知此。”’哪里是兄弟相稱的第二三號人物，簡直像奴才之對待主子。由于他在洪、楊矛盾時“掏漿糊”，企圖兩面討好，楊便越是要打擊他。他哥哥與楊秀清小老婆之兄爭房子，楊便借這種小事作文章，要嚴懲他哥哥，而又交他處置。這種打擊，既挖空心思又欺人太甚。他如果將哥哥殺了，已很不合情理，但還可以說是屈從于楊的權勢，不得不如此。不料，他竟將哥哥五馬分尸，還說不如此“不足以警眾”。還有更不可思議的事：他的部屬張子朋因任意毆打水兵，激起水營鬧事。楊秀清追究責任，賬算到他頭上，將他打數百杖，以至打完站不起來。如果楊看在同事分上，完全用不著將賬算到他頭上。退一步說，要算到他頭上，也可以用較不傷面子的處理，不必采取這種極其侮辱、極其刺激的方武。但楊秀清偏偏要這么辦。他的裨將替他抱不平，說以后還有什么臉面！他竟回答說這種處理并無不公，甚至殺了這個裨將“以謝秀清”。凡此種種，比起當年因掛匾被罚銀子三百兩，所激發的復仇心理，不知要強烈多少倍！
　　曾在楊秀清身邊的天宮又副承相曾釗揚，向人說：“北王陰惡而殘刻，今扶之而不怒，其心叵測。”楊秀清的堂弟楊輔清也認為，韋昌輝對楊秀清“怨諼日漾，難將作矣。”為曾國藩收集敵情的張德堅也看出：“昌輝位下楊賊一等，其奸詐相似，陽下之而陰欲奪其權，故楊賊加意防范……楊賦與昌輝互相猜忌，似不久必有并吞之事。”曾釗揚、楊輔清的看法，必然直接或間接反映給楊秀清。張德堅說的“故楊賊加意防范”，也有充分事實根據。本來，韋昌輝和石達開都是輔佐楊秀清主持軍政事務的。稍后，石達開經常被派到外地指揮作戰，韋在楊手下負責傳令轉稟，楊恐他從中做手腳，就以“他勞心甚”這種很可笑的理由，將石召回南京以分其權。內訌之前，楊又將他派到江西去督師，以削弱他在南京的作用，使他無法在權力中樞有所作為。
　　楊秀清逼洪秀全親自到東王府封自己為萬歲，是公開篡位的彩排，兩人矛盾已經接近頂點而且無法緩解。洪秀全必然將韋昌輝作為反篡位的頭號人選。因為他是洪、楊之外地位最高的元勛，卻受楊凌轢最慘，對楊仇恨最深。另一方面，他在洪面前總是表現出十分忠誠體貼。小到洪自說袍服多得穿不完時，他還要求洪時時多做袍服；大到楊借天父名義要杖責洪時，他跪下求情，表示愿代為受杖。如此等等，故洪認為他“愛兄心誠”。就韋自身的品性來看，他有極強的報復心理，當初為了報復被欺負羞辱，不惜“毀家紓難”，現在向楊復仇的火焰，更是到了有合適機會必定猛烈噴發的地步。而且，他心狠手辣，讓他去殺楊及其親信黨羽，決不會溫良恭儉讓的。萬一出現意外情況，比如殺楊不成或殺楊后事態惡化，也盡可讓他承担責任甚至將他拋出。別的人，誰也沒有他這么合適。在南京的天宮正丞相陳承镕，他手下無兵，而且地位、資望都控制不了局面。奉詔先到南京來保衛天王府的燕王秦日綱吧，有勇無謀，在南京沒有多少親信，又不能服眾，担當不了這重任。所以，這兩人都不能主持執行而只能協助。翼王石達開是最有資望與能力的，但他一向有自己的看法與主張，不會做洪的馴服工具，不會同意將楊親信黨羽斬盡殺絕。更何況，由石來執行殺楊任務之后，對石就難以控制，成為新的心腹之患。所以，非但決不能用，最好有可能時也一并殺掉或剝奪其權力，消除潛在對手。于是，洪秀全及其身邊親信，不用多做分析考慮，便必然選擇韋昌輝。
　　韋昌輝奉洪秀全密詔。從南昌趕回南京，帶領親信三千余人，殺了楊秀清，血洗東王府。隨后又在與洪合演的雙簧中，將南京城里的楊秀清親信六千余人屠殺于天王府前。兩個月里總共殺了文武官兵兩萬余人。石達開從武昌趕回，指責大屠殺，想穩定軍心民心。韋在洪密令或示意之下，竟要殺石，使石不得不連夜吊城出走。韋一面派秦日綱、陳承镕率軍追捕石，一面馬上殺了石全家。秦、陳與楊秀清有大仇，奉詔助韋殺楊，正合私愿，求之不得。但他們二人，與石素無仇恨，且明知石既有兵權又很得軍心民心，如無洪密詔，是不敢也不會率軍追捕石的。不然，無論追捕結果如何，一旦洪主動或被迫追究此事，罪不容誅。后來，石率領大軍要回南京靖難，洪在下詔誅韋之后不久，順便將秦、陳也殺了。此舉既為了安撫，使石休兵，同時也是為了滅口。
　　有一種記載，說是韋認為石藏匿于天王府，向洪索之不得，而率兵圍攻天王府，引起沖突，韋兵敗而后被捕獲伏誅。后來一些論著，想必為了開脫洪。將內訌尤其是大屠殺罪貴全加于韋，說明“階級敢人”趁機破壞“革命”，也采用此種資料。其實這項資料從情理上說，完全不可信。洪對石疑忌，想將石一并除掉，前面已說過。就不重復。這里想著重指出兩點，如果韋懷疑石藏匿于天王府，怎會派秦、陳率兵追捕？怎會為防止石利用大報恩寺塔攻城而毀了它？
　　1856年的洪、楊內訌，直接爆發的近因是楊秀清逼封萬歲，要做并列天王，要篡位，引起洪秀全不顧一切地進行反擊。選擇誰來殺楊，設計在天王府前殺盡楊的親信，讓自己的親信秦日綱、陳承镕去追捕石達開，當石率大軍靖難時，又將韋、秦、陳殺了，都是洪秀全一手導演的。如果要說利用，那是洪、韋互相利用，根本上還是洪利用韋。韋利用洪提供的機會殺了楊報了仇，洪則利用韋來保住寶座。洪與韋之間，洪處于主導地位。韋報復的機會是洪為自身利益才提供的，到韋不利于他的寶座穩定時，便將韋殺了，而且將一切責任、罪過都推到韋身上，讓韋死后還長期替他背著惡名。
　　洪、楊內訌，的確給太平軍直接造成了非常嚴重的損失。兩萬余名在南京的骨干，在內訌中被殺，造成了許多權力機構的真空或半真空。同時，洪、揚等人造反時的種種政治、宗教宣傳，諸如“天下男女，盡是兄弟姐妹”；“天下一家，共享太平”；洪秀全是上帝的第二子，真天命的萬國獨一真主；楊秀清是上帝第四子，不時上帝附身，代天父說話；韋昌輝是上帝第六子，“恭膺帝命，同扶真主”……這些為了造反和掌權需要而編織起來的神話，在最高寶座的爭奪中，在駭人聽聞的大屠殺中，或者自行破滅，或者打上巨大的問號。于是，產生信仰危機，人心渙散。官兵各打各的算盤。沒有被洪秀全假他人之手殺掉的石達開，回南京挽救了危局，但不久就被洪氏兄弟逼走。雖然陳玉成、李秀成繼起苦苦支撐了幾年，太平軍終于徹底失敗。這結局來得這么快，直接肇始于洪、楊內訌。
　　韋昌輝參加拜上帝會，是彼此想利用對方。然而，小算盤畢竟算不過大算盤。拜上帝會就因為韋昌輝家財富厚而又一心復仇雪恥，是很理想的發展對象，才找上門來做他工作的。所以，主動的一方是拜上帝會。更根本之點還在于，是他參加拜上帝會，而不是拜上帝會請他出山做首領，這便決定了互相利用的主從關系。于是，他必然要參加造反。于是，他就將身家性命包括富厚的家財無保留地被洪秀全所用。他個人的一切包括復仇雪恥的愿望。就融化在造反的狂飚里了。所以，歸根結底，還是洪秀全利用了他。太平軍攻占南京以后，他在楊秀清手下備受十百倍于造反前的凌轢，忍受極大的屈辱以求生存和報仇，是他品性在不同情勢下的發展。太平軍和曾國藩兩方面都有人說他奸詐、陰險、居心叵測，恰恰說明他的心計不深。不然，就不會被兩方面的人都看出來。以他的智能，在楊的赤裸裸的猜忌、威壓下，他也只能做到別人看得出的“奸詐”。他奉洪之命殺楊及楊的親信，如果從維護洪氏寶座來看，是誅滅謀反權奸及其亂黨，不但名正言順、無可非議，而且厥功至偉。如果從太平軍的角度去權衡功過，殺盡楊的親信黨羽，大傷元氣。全局動蕩。是一個大罪過，但這也是奉旨行事，主要罪責在洪秀全。后來，洪懾于石達開的靖難大軍，又將他殺了，將首級送到安徽寧國使石休兵。就這樣，他最后成為洪的犧牲品、替罪羊。1859年，洪為了進一步掩蓋內訌真相，推卸責任，籠絡人心，將楊秀清被殺之日定為“東王升天節”，正式為之恢復名譽。至此，完全可以說，洪看準他向楊復仇的心理，最大限度地利用了他，直到他的生命和身后聲名。洪既借他消滅了巳顯露的篡位者，也消滅了他心目中潛在的篡位者，還用他的首級、尸體、“北奸”的罪名，作為掩蓋自己丑惡靈魂和血腥雙手的幕布，以維護“獨一真主”的神像。幾十年來的許多歷史論著，想方設法回護洪秀全，將韋昌輝說成內訌的主角，或違背洪旨意、陰謀破壞的階級敵人，從而是危害太平軍“革命事業”的頭號大罪人，讓他“永世不得翻身”。從前面所說看來，這是張冠李戴，根本錯位的論斷。
　　洪、楊領導的太平軍，占領并“定都”南京后，隨著北伐、西征的相繼失敗，只能是對中國東南部分地區的軍事割據。洪、楊在割據地區尤其是南京所實施的極端政策，既是歷史的倒退，更是對文明進步的背逆。作為兩個最高領導人，他們主要關心點。一個是“安尊天福”，一個是奪取寶座。這樣的軍事割據，如果不在根本上改弦更張，存在愈久，對中國便愈不利。但是，只要洪、楊任何一人在位，便不會有根本上的改弦更張。他們倆人之間的爭奪寶座，完全出于個人統治與占有欲望，談不上革命與******、進步與落后的斗爭。韋昌輝卷入這種斗爭，是楊秀清和洪秀全的驅動。他殺死了太平軍大批人員及婦孺。是一種反人道主義行為，然而主謀是洪秀全。客觀效果上，促使太平軍提早消亡，對中國重新統一倒是有利的——這也主要應當歸“功”于洪秀全。韋昌輝不過是被利用者。
　　韋昌輝為向鄉人報仇而參加拜上帝會和造反，為向楊秀清報仇而血洗東王府和將楊部下集體屠殺，實質上都是被洪秀全所利用。洪利用他的復仇愿望。實現了“金田起義”和消滅篡位者的目的。當洪為了維護自己的寶座和神像時，又將他殺了，并且痛加譴責，讓他身敗名裂。當初的你兄我弟，“共條肚腸”，“愛兄心誠”，最后就落得如此結局。作為一個被利用者。他是可悲的。
　　韋昌輝確實是非常殘思，沒有人道，令人憎恨。但最后有個情節，頗可尋味。洪秀全將韋五馬分尸之后，首級送去給石達開看不說，還將他的尸體寸磔，割成二寸左右的許多小塊，掛在各處欄柵，標上“北奸肉，只準看不許取”的字樣。雖然，這比將一些“違反天條”的部下“點天燈”——活活燒死，不見得更殘酷。只是，由此可以看出洪秀全在諉罪于人，轉移軍民大眾注意力方面，還是費了些苦心。這苦心并沒有白費。在當時，可以蒙蔽一些頭腦單純的軍民；在后來，又可供存心美化“農民革命領袖”的人曲為之辯。不過，由此可以看出洪秀全人品的若干層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