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魯迅、郭沫若……沒有與吃飯無關的寫作

簡體傳統

《環球人物》有諾獎得主莫言專訪，云：“他的初衷很簡單，聽說寫書有稿費，就能吃飽肚子。于是他開始在破舊的煤油燈下看書寫字。”

此言非虛。有關莫言童年饑餓經歷，可讀《吃相兇惡》和《吃的屈辱》。兩文均系自述，一言他在上世紀60年代初大饑荒中的生活情景，一言自幼不能飽腹給心理投下的永久陰影。

饑餓記憶與莫言創作的關系，很堪研究者注意。以此為入口，不單可了解他的生命體驗，即對其作品里的內容、人格乃至語言特色，都不失為解讀的鑰匙。在他對記者的表白中，有幾個字不容錯過，亦即“寫書有稿費”。這狀若無奇的一語，卻道出了現代以來中國文學一大要點。它約略可以表作：現代中國，文學成為謀生手段，作家則職業化；作品能夠換取收入，收入環節也左右著文學所有方面。

以前不是這樣。詩文不曾給陶淵明換來半文錢，他辭官后養活自己，得靠親自種地。李白斗酒詩百篇，柳永“有水井處，皆能歌柳詞”……這背后，都沒有稿費的存在。曹雪芹寫《紅樓夢》，蒲松齡寫《聊齋》，以今視之，仿佛是為文學史“義務勞動”。古人著文，非但無人付錢，相反所出每一本書全得自掏腰包。錢謙益雖為一時泰斗，其《初學集》卻由弟子瞿式耜偕眾同門集資為老師刻成，對此錢謙益已是心滿意足，并不抱怨出書居然沒有收入。

“潤筆”固然早就有，但若以為那便是古代的稿費，頗屬誤會。“潤筆”本義并非文章交易，而是對名頭的購買，換回墓志銘、序、傳之類，借作者聲譽光自家門楣，其獲酬理由，與如今廣告費、代言費無貳。所以從來就有的“潤筆”，并未在古代造就過職業作家。

文學可以買賣，抑或社會商品中出現“文學”這一新品種，普遍來說是現代才有的事。當然，中晚明開始可以找到一些文學商品化的苗頭，但只限稗乘野史等類，主流的詩文不在此列。到了現代，文學則每寸空間都完全被商品交換所把持。實際上，與收入無關的文學根本絕跡。任何作家，無論偉岸與微渺，提筆而操此業，意識輒同，心里都有“收入”二字。而在國家、社會或時代，文學收入制度亦為調控文學之有力手段。雖然形式不非得是稿費、版稅，也可以是別的。比如，建國后體制下“專業作家”崗位以及由此取得的工資和住房、醫療等福利，就是變換了形式或廣義的收入。

故收入一端，于現當代文學的影響深入腠理。許多事情，小如個人取舍，大至文藝政策和管理，以及創作豐歉、思想立場、文壇風尚、主題手法、寫作姿態等等，皆可就中尋其蹤跡。

然而此內容與環節，文學史著至今不論不載。中國的文學史研究，似乎很難脫品評優劣的趣味，總是把“載入史冊”作為獎賞，頒予若干作家作品。因此難怪百年來的新文學，諸多問題和境況，都搔不到癢處，或沒有觸碰。

究竟如何，或許該看實例。我們且從老舍說起。四十歲時，老舍寫了這么幾句話介紹自己：

幼讀三百千，不求甚解。繼學師范，遂奠教書匠之基。及壯，糊口四方，教書為業，甚難發財；每購獎券，以得末彩為榮，示甘于寒賤也。二十七歲，發憤著書，科學哲學無所懂，故寫小說，博大家一笑，沒什么了不起。

老舍1899年生，其四十歲，適當1939年。假如他再過十年寫這種自我介紹，想來就會另一副樣子，因為彼時作家已經習慣高遠地談文學，而1939年還不必，能夠講得樸素、發為生計之談，至與發財、獎券等“俗物”并提，說其之作小說，初衷止于“博大家一笑”（他當時自認所寫皆屬“幽默文學”），“沒什么了不起”。

上世紀80年代中期，小說家阿城在創作談中將寫作比為“手藝活兒”，人有愕然者，以為褻瀆了文學。那時人們已不知道，返回1939年，后來被授“人民藝術家”稱號的老舍，其眼中文學庶幾近之。

阿城所謂“手藝”，老舍所謂“糊口”，都是從作家的生存角度來講。這在文學未曾“組織”起來以前，抑或置身“組織”之外的作家那里，會非常現實。

職業化背景下，文學不復能如古代那樣，只作為自我抒寫而與社會無關。“現代”的文學，當其動筆之初，就是為別人寫、寫給別人的，不論作者如何自視不合流俗，他拿起筆來，也總是想到發表、出版，亦即投放和推廣于社會，而非寫成后靜置匣中。這就是為何現代作家非得是職業的，不能一邊做官或種地，一邊當作家。他需要進入職業的狀態，以寫作為生，才能把事情做得像個樣子。

老舍早就有意當職業作家，1929年回國已揣此想，下定決心卻用掉好幾年。“我在老早就想放棄教書匠的生活”，“我總是以教書為正職，寫作為副業……我不甚滿意這個辦法”，“在我從國外回到北平的時候，我已經有了去做職業寫家的心意”，“我不喜歡教書，一來是我沒有淵博的學識，時時感到不安；二來是即使我能勝任，教書也不能給我像寫作那樣的愉快。”1934年，辭齊魯大學教席，然而退縮回去；1936年，再辭山東大學教席，算是最后邁出這一步。

遲疑的原因，便是假如以寫作為業，生計方面不知把握如何。辭齊大教職后，老舍專門去趟上海，探一探路。“我不是去逛，而是想看看，能不能不再教書而專以寫作掙飯吃。我早就想不再教書。在上海住了十幾天，我心中涼下去，雖然天氣是那么熱。為什么心涼？兜底兒一句話：專仗著寫東西吃不上飯。”于是回到山東，老老實實接受山大聘書。“為了一家子的生活，我不敢獨斷獨行地丟掉了月間可靠的收入”，然而，“我的心里一時一刻也沒忘掉嘗一嘗職業寫家的滋味”。又過兩年，他覺得時機成熟，對靠寫作吃上飯已有自信，又從山大辭職。“這回，我既不想到上海去看看風向，也沒同任何人商議，便決定在青島住下去，專憑寫作的收入過日子。”

老舍自然是現代文學代表性作家之一。我們看得很清楚，他通往作家途中，決定性因素不是對于文學的理想，而是最實際的收入問題。他心中盤旋著這字眼，掂量沉吟，無非緣此。他的例子另一典型處，是當教授有不錯的收入，為了做“職業寫家”卻兩次辭職。我們或許會想，明明不必如此，一邊教書一邊寫作，有何不可？實則那種狀態，不在其間體會不到。老舍固然不喜歡教書，然而更主要的是，在現代從事文學創作，非得處于職業的意識和姿態，假如游移依違，不全身心沉浸、不真正承受其所有壓力，對于創作終歸是客串的心態。近年有與老舍相反的，從職業作家改行當大學教授，釋放了職業作家的壓力，也釋放了職業作家的進取心。

老舍的堅決轉型，把自己壓迫出來一部《駱駝祥子》。這部現代小說經典作，倘從老舍個人體驗來說，關乎生計，關乎他會不會“完全放棄了寫作”，關乎在日后留下來的是大學教授舒慶春、舒舍予，還是“專憑寫作的收入過日子”的職業作家老舍。

講完老舍，再講魯迅。這是另一個故事，與老舍截然不同。

魯迅1927年10月移居上海，1936年10月在此逝世。這最后的上海時期，魯迅脫離公職，既不做官也不任教，沒有工資收入，完全以職業作家或自由寫作者身份度過。

此前，從1912年到1927年4月，魯迅一直在政府和大學任職，而俸酬極高。任國民政府教育部社會教育司第二科科長，起初月薪二百二十元，后至三百元。在北京大學、女師大等處任教兼職，亦為一筆收入。另外，還有稿費。其弟周建人憶此，稱：“這比當年一般職員的收入，已高出十多倍。”當時，對魯迅恭執弟子禮的許欽文在某雜志謀得一職，“十八塊錢一個月，在我，比六塊、八塊一月的稿費多了近一倍多，而且是固定的，不至于再有搜索枯腸寫不出而恐慌的時候。”可為魯迅收入水準的參考。同文說到，魯迅與周作人分家后購阜成門內西三條屋基（即今魯迅故居），花費四百元；此大約僅相當其月入。亦可借鑒老舍的情況。1918年師范畢業后，老舍也在教育界供職：“每月我可以拿到一百多塊錢。十六七年前的一百塊是可以當現在二百塊用的；那時候還能花十五個小銅子就吃頓飽飯。”十五枚銅子即可吃頓飽飯，當時一元約合一千枚銅子，一百多元即不下十余萬枚銅子。所以，老舍已覺自己是“闊佬”，而魯迅差不多能頂他三個。1926年，魯迅去廈門大學任文科教授，月薪高達四百元。翌年一月至廣州，受聘于中山大學，薪水遠遜廈大，然每月亦入二百八十元。

公職收入外，還有寫作收入。魯迅是現代文學開山祖，成名早，影響大，而又筆耕不輟，報刊稿費與出書版稅皆甚可觀。茲借他與北新書局李小峰版稅糾紛之一隅，稍稍窺之。1924年北新書局設立后，魯迅著作多交其出版，但書局對于支付版稅做法曖昧，不是不給，亦非全給，魯迅信中對人說：“我就從來沒有收清過版稅。”1928年，矛盾激化；1929年，魯迅準備打官司起訴要回版稅。經調解，8月25日在律師處雙方“商議版稅事，大體俱定”；28日，“小峰來，并送來紙版，由達夫、矛塵作證，計算收回費用五百四十八元五角。同赴南云樓晚餐……”事遂得解。日記所載金額，為李小峰當天攜來之數，而經核算北新書局應補魯迅版稅為：“北新欠魯迅的版稅，售出與未售出的總算起來，共欠二萬，分十一個月攤還。”此為拖欠未付的部分，過去半給半不給，魯迅曾得到過一部分。換言之，僅北新書局版稅這一項，五年間魯迅收入至少二萬余元。

剛才老舍邁向“職業寫家”的猶疑、退縮與艱難，我們猶然在目，轉眼面對魯迅1912年以來的持續高收入，不禁油然想起沒有絲毫奴顏與媚骨的著名評價。魯迅毫無奴顏和媚骨，旁人對現實卻多少有些眉目低回，內中誠有個性之根由、品質之不同，或思想境界的高低、立場的明暗等等原因。然而，精神自由與獨立程度如何，真的不是憑空而至。設若如老舍那樣，“在上海住了十幾天，我心中涼下去，雖然天氣是那么熱。為什么心涼？兜底兒一句話：專仗著寫東西吃不上飯”，大抵很難有足夠底氣，來傲視所有的奴顏與媚骨。

一般來論，市場對作家作品價值的確認，與其名望為正比。文名益盛，收益愈好。然確有例外，且難知究竟，讓人摸不著頭腦。郭沫若就是這樣。

“五四”后小說、散文的成就，由周氏兄弟代表，說到新詩，就必推郭氏不可。1919年，他已詩名大振，然而竟未使生活景狀有何起色。此時郭尚在日本，并結婚育子，每月以七十二元官費維持。1920年，田漢從東京跑到福岡看他，正逢其次子出生。“我因為他的遠道來訪，很高興，一面做著雜務，一面和他談笑。我偶爾說了一句‘談笑有鴻儒’，他接著回答我的便是‘往來有產婆’。他說這話時，或者是出于無心，但在我聽話的人卻感受了不少的侮蔑……他沒有想到假如我有錢，誰會去干那樣的事？”

那時出了名的新文人，以我們讀到的，都有不錯的就職。偏偏郭沫若苦盼而不至，也真是怪事一樁。當時哪怕剛從中專畢業、做著小學教師的老舍，每月也掙大洋一百五十四塊之多，以致只好揮霍到煙、酒、賭上頭去。而郭沫若呢？1921年4月至7月，他為泰東書局辛苦編稿、譯稿，奔波雜志籌備事，三個月總共只拿到一百四十三塊錢，抵不上老舍一個月薪水。他很憤惱地寫道：

住在日本的時候，就像要發狂的一樣想跑回中國、就使有人聘去做中學校的國文教員也自誓可以心滿意足的我，跑回上海來前后住了三四個月，就好像猴子落在了沙漠里的一樣，又在煩躁著想離開中國了。我深切地感覺著我自己沒有創作的天才，住在國內也不能創作。——已經三四個月了，所謂純文藝的雜志仍然沒有一點眉目。像我這樣沒有本領的人，要想在上海靠著文筆吃飯養家，似乎是太僭分了。

缺錢，讓他品嘗著“賤”的滋味。

他對這社會，已愛不起來；對人生，則鼓滿了敵意。1920年仍能醉心莊、陶、王傳統的郭沫若，到1925年則宣布：“我從前的態度是昂頭天外的，對于眼前的一切都只有一種拒絕。我以后要改變了。”怎么“變”，“變”成什么？解釋在此：“從前的一些泛神論的思想，所謂個性的發展，所謂自由，所謂表現，無形無影之間已經遭了清算。從前在意識邊沿上的馬克思、列寧不知道幾時把斯賓諾莎、歌德擠掉了，占據了意識的中心。”

莊、陶、王被馬、列“擠掉”，不能說郭氏之愛莊子有偽，他于千流百派，獨醉心這一派，應非偶然，而有性情上的根由；問題是他已處在“現代”，莊、陶、王話語毫無支撐，現代文人做不了莊陶，不在于性情，而在“靠打草鞋吃飯”已變成了“靠文學吃飯”。文學職業化或以文學為職業，是莊陶從來不知的事情。“長吟掩柴門，聊為壟畝民”，根本已成過去。

文與食掛鉤，文學變成謀生手段，是一切變化的根本。歷史格局已經如此，就算有人仍抱“為文學而文學”之想，現實也毫無余地。所以“現代”以來，的確沒有與吃飯無關的寫作，從吃飯角度看百年以來文學發展，很多問題能夠刪繁就簡。

而今，文學收入在中國，又演為一種或系世間獨異的狀態。目前的中國文壇，同時存在吃公家飯和自家飯兩種作家。亦即，一面是文學已向市場打開，一面是體制內生存仍得維持。后者較三十年前國家的大包大攬，縮水不小，然瘦死的駱駝比馬大，依舊極富吸引力，多數想以文學為業者，求之而不能得，真正自甘其外的少之又少。

上世紀80年代，圍繞“堅持”與“自由化”曾有反復而激烈的拉鋸，最終結果卻是互相妥協。“堅持”論尺度有所修正，對“新潮”人物不再拒門外。而后者何嘗不如是？“八五新潮”一代，本悉數身在體制外，逮于今日，未入“彀中”者百不及一。考其原因，實不在理念、取向等，唯生存（廣義的收入）可解，比如莫言所坦承“吃飽肚子”的問題，生計之有所靠、生老病死之有所托，沒有人會敬謝不敏。

近年文學分野那樣大，“嚴肅”與“庸俗”各自判然，人每從道德、精神上有無理想求之，實則卻是生存、收入情態使然。吃公家飯的無后顧之憂，同時市場的利益也沾得上，態度當然從容。吃自家飯、完全委身市場者，朝不慮夕，孤魂野鬼，饑不擇食，豈能不搜奇媚俗以求一逞？這種“一文兩制”收入格局，十分有趣。它其實是百年來文學體制遞替的產物，也是一種暫時的調和，不久或將有變，我們從出版的企業化以及事業單位改革動向中，略見端倪。那時，文學免不了又有一番新的面貌。

文學史微觀察
李潔非/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4-08

本書是作者最新的寫作結集。他有感于現當代文學史的書寫過分關注對作家作品給予何種評價上，而興趣不在深細地考察文學史的各種情狀。無論是早年以革命與否判斷作家好壞，還是新時期以來從藝術成就方面鑒定作家優劣，都使得文學史成為一部“表彰冊”，對于王國維所謂“一代之文學”實現得極少。因此，作者有意轉換思路，擷取文學史上的幾個重要關鍵詞來展開史學描述，“一欲進入二十世紀以來文學特有問題，二欲微觀和實證地進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