邂逅 繪圖/蘭躍峰Lanski“復旦投毒案”是否會讓你想起另一場審判，“這些追問似乎還沒有確切的答案，但一條生命，卻在倉皇之間被剝奪了。”今日推薦蔡崇達的《審判》，南方周末2011年度傳媒致敬之“年度特稿寫作”。審判by蔡崇達（本文原刊于《智族GQ》2011年9月號。）你以為你知道這個故事，其實你知道的只是結局——2011年6月7日，萬眾期待中，藥家鑫被執行死刑。然而，這個激起公憤，被公眾輿論呼吁處決的人，究竟是怎樣的人？那天晚上到底發生了什么？他究竟是驚慌之間的犯罪，還是冷血殘殺？是否真有一股隱秘的力量試圖保住他？這真是場庶民對權貴的司法決斗？這些追問似乎還沒有確切的答案，但一條生命，卻在倉皇之間被剝奪了。置藥家鑫于死地的，僅僅是他的罪，還是隱含了我們對陰謀的想像？審判他的，確實是法律，還是被道德情緒綁架的人群；最后，正義真的獲勝了嗎？張平選是死者張妙的父親，其辯護律師徐濤說，這其實是個非常簡單的案件，他不理解為什么會被賦予那么多的命題。因為全民參與，這已經注定成為載入史冊的判決，然而這判決本身，又是否經得起歷史的審視？關于暴力，孟德斯鳩有個很哲學的判斷：哪個人以為自己能當別人最后的審判官，他的所作所為就是暴力。在藥家鑫案當中，我們有多少人無意中充當了這樣的審判官，實施了這樣的暴力。GQ記者在藥家鑫被處決當天抵達西安，隨后半個多月的時間里，我們拜訪了遇害者張妙的父親、弟弟、妹妹、丈夫、公婆等家屬，面訪了受害者的代理人張顯、雙方的辯護律師，說服藥父在案后首次接受了采訪，并參加了張妙最后的葬禮。現在我們試圖講述的不僅是案件，更嘗試還原參與這個案件的每一個個人，他們的性格，生活境況，在事件中的角色和位勢，關鍵言行的來龍和去脈。我們盡力清除覆蓋在這案件之上的種種謠言和想像，盡可能一點一點、一寸一寸地接近真相。兩個多月的采訪和寫作之后，我們發現，就整個審理過程而言，這確實不是一起簡單的案件，參與者不只是與事件直接相關的10多個人，案件現場也不僅僅是西安翰林路郭南村口，這是一個巨大的現場，從現實到網絡，從案件直接關聯者到影響每一步判決的蕓蕓眾生，沒有局外人。問題是，我們有沒有誠意和勇氣，接受這起案件的審判。結局掛完電話，張平選突然發覺，自己對藥家鑫還是很陌生：這娃到底是個性格怎么樣的人？他當時為什么要那么做？張平選才意識到，自己從來沒能當面和他說上話，甚至連長相都記得沒那么明晰——幾次庭審，他從來只能遠遠地看著。但就是這樣的一個人，因為殺害了自己的女兒，因為自己的起訴，“在今天早上被執行死刑了”，電話里代理律師王勇說。王勇律師的聲音很激動，張平選還是如往常說話那般的平淡：哦，謝謝。這一年來，因為這樣平淡的語調，張平選被一些人怪罪過——“您能在這個時候盡量再表現得開心一點兒”，或者“您能盡量難過一點兒嗎？”雖然無數人試圖引導，讓他在合適的時候做出最合適的表情，但他永遠是那樣的神情：一種帶著壓抑和執拗的平靜。他不了解周圍人的要求，讓一個人死“應該開心成那樣”？面對親人的死亡最負責任的就是無限制地難過？他似乎一直不相信這種格外的情緒。就像農地里的作物一樣，認為生老病死就和四季一樣平常，平淡地立在生活里。接電話時，他正在吃午飯，一碗捏面片，拌了點辣椒油。他沒舍得也沒習慣加一塊臘汁肉。他掛完電話，繼續如以前那樣一口一口吃完。和貧困相處多年，沒激起他另外的情緒，反而讓他更加認定了許多本分：一碗面要怎么吃，一個事要怎么講道理，他有他的頑固。這天是6月7日，藥家鑫被二審判決死刑的第17天。他記得法院宣布二審判決那天，一走出法院門口，他的女婿、妻子和小女兒都激動到痛哭，一堆閃光燈圍著他們閃。但他沒哭出來。他聽不懂身邊那些慶賀的人說的“匡扶正義”等這類大話，他只是想了幾個事情：這下對張妙有個交代了，對女婿有個交代了。但他還想了另外的事情：張妙的兒子毛蛋以后怎么辦？藥家鑫的父母怎么辦？我還三個娃，他們家就一個。這幾個月來，他聽了很多藥家鑫的故事，還有些故事，“據說是他講的”，被外面的人說了一圈才到他耳朵里。農村生活，使得他對每句話都聽得很重，他因此好幾次困惑，不得不問身邊的人：有人和我說他家是軍代表，勢力很大，也有人和我說他父親其實只是一般退休員工，家境實在一般，哪個才會是真的？那娃前幾天聽人說特別蠻橫，后來又聽說其實還是個好學生，還挺孝順。總會有人提醒說“張老不要被他們家釋放的煙霧彈蒙騙，要不張妙的公平討不回來”。他就馬上噤聲了。這是他最懼怕的一點。但他抑制不住自己對這么一個年輕罪犯的困惑和好奇，他畢竟是個活著的人，要宰一頭畜生都要有原因，都要對那畜生憐憫，更何況要處死一個人。這個處死請求確實是他發出的，但他發覺自己控制不住接下來發生的事情。事件正在被各種傳言、各種他想都不敢想的“陰謀論”主導。他就像秋耕之后，放火燒草的農民，看著想像和流言的火勢失控地吞噬一切而毫無辦法。判決結束，記者開始散了，賀喜的人少了，時間開始多出來了，自己住的這個房子顯得更空了。妻子在家里總是坐立難安，張妙的死讓她耳朵一下子失聰了，仿佛是內心自發地用這種方式來抵擋這個消息。但那消息又真實地在她內心里鼓搗，讓她整天急躁地在家里走來走去，或者窩在一個地方嗚嗚咽咽地哭。那空出來的房間也是確實的，張妙在去世前一直住的那個房間，像只巨大的眼睛盯著他。這兩重壓力更讓張平選很不舒服。今天他特意讓小女兒帶著妻子到外面走走，而兒子當的晚班在睡覺，家里只剩下他一個人。他拉了個小板凳，先是坐在自家廳里，但張妙的房間就在那兒盯著，他又挪到門外。外面不斷有得到消息的人向他致意，他終究還是搬回自己的院里，一個人抽著煙，不斷回想，回想著亂哄哄的半年多到底發生了什么？他在想，藥家鑫到底是怎么樣一個人？又一個電話來了，是小女兒張朗。這個喜訊理所當然地被律師王勇興奮地到處傳遞。張朗說話很沖，脾氣也是：“你知道了？”“知道了。”“怎么樣？”“沒怎么樣。”對話到此結束了。過一會，張朗帶著妻子回來了，妻子一路上是邊哭邊笑。他沒和她說話，抽著自己的煙。晚飯很簡單，他堅持一口口吃完，早早躺到床上去了。一躺上床，他發覺有什么東西梗在胸口，整整一宿都沒睡著，但他還是堅持躺在這兒，等到通常起床的時間才起身。起身后，又到大廳里發了一下呆，終于忍不住了，打了電話給徐濤——自己的律師，“我不知道自己為什么很難過啊。”“大爺您是好人，這畢竟是一條人命。”徐濤這么安慰他。考慮了半天，張平選還是終于忍不住撥打了藥家鑫代理律師路剛的電話：“他們家父母沒事吧？你要多去安慰他們。你說這娃為什么要干這種事？他到底是怎么樣的人？他的罪是不是有其他辦法？”發了一連串的問話，張平選很倉促地掛了電話。張平選不想問下去了，因為，他發現自己內心的疑問越來越多。張妙“其實，我只想給張妙一個交代”，出事后張平選就經常這么自言自語。交代，這是一開始張平選確定的底線，也是他全部的目標。他希望自己能找到一個邏輯，以清理內心的淤積，或者，他也希望能從對方身上找到可同情、可理解的部分，讓對方幫助自己去寬恕。內心的創傷分析起來并不是太復雜：不解、憤怒、失去的悲傷。張平選的邏輯很簡單，就像對待一棵生病的大樹，他希望能用理解或者寬恕去除掉帶給他那些傷痛的根系。這樣才能讓他，讓他的家庭得以重新扎根在生活中。而且，一個更重要的原因，張平選掩飾不住自己對張妙的愧疚。出事之后，老伴就一整天都窩在張妙生前的房間里，不斷翻箱倒柜，尋尋覓覓地摸索了好多天，最終摸出一包用塑料袋包好的銅板。多是一毛一毛的，大概有一百多枚。從此老伴就抱著那銅板不放了——張平選這才明白過來，老伴是在尋點女兒的痕跡作為紀念。然而她尋覓了這么多天，卻只有找到這包銅板。自己這偌大的家之所以找不到張妙一張照片，確實是張平選的緣故。張平選一直覺得，女兒嫁出去了，就是別人家的人。他嚴格地控制著張妙在這個家里參與的程度。換洗的衣服就那幾身，除了基本用品，個人的東西都不要帶到這里來。妹妹張朗記得那樣的情形：每次張妙總是以家里的西紅柿熟了、辣椒熟了等各個理由，往娘家里趕，早早地來，安安靜靜地待著，似乎想偽裝家里的某種植物。然而一到夕陽沉了，張平選就一直盯著張妙看，直到張妙無法不離身，一步步往婆家挪，邊挪邊回頭，走得異常緩慢。相對于妹妹張朗，張妙是個太認命的人。小時候張朗總拉著弟弟，在父母不在家的時候欺負張妙。被打傷了的張妙從不反擊，而總是選擇窩在一個角落躲著，暗自收拾自己的傷痕。等到父母回家，循著她身上的一些痕跡問話，她總是推脫說，是自己做農活笨拙自己傷了。張妙太像父親了，眼睛里認定的世界從來只有村子。姐弟仨出去玩，走到村口，她就不愿意再走了。從小到大，她只說過唯一一次愿望：我想當村里的小學老師。當時妹妹張朗不屑地說，你就這點出息。張妙讀初三的時候，張平選做工傷了腿，家里揭不開鍋，妹妹弟弟的學費也發愁了，張妙掙扎了好幾天，和父親說，我到城里打工吧。父親同意了。要出門那天，全家人把張妙第一次送到村口，妹妹張朗邊罵邊哭：不是膽小鬼嗎？還逞什么英雄去打工。第一份工作是肉鋪，一個月二百多；第二份工作是飯店的服務員，一個月三百；然后是紡織女工。張平選的腿好了，弟弟妹妹的學費頂過去了，張妙馬上回到村里來。書讀不了了，年齡也到了，該結婚了。這和作物的生根發芽一樣正常。有個媒婆介紹了隔壁宮子村的王輝。張妙點點頭，于是就嫁了。生了孩子，張妙卻突然常常回娘家。張平選幾次趕她，她忍了許多天沒來，又找各種理由來了。來的時候，手臂上、臉上常常青一塊、紫一塊。終于到了2010年9月，張妙和父親說：“我生完孩子一些日子了，該工作了，表哥在大學門口賣麻辣燙，他答應我去幫忙，一個月七百。這里離大學近，你就讓我住下吧。”看父親猶豫，她又接著說：“我是為了工作，不是其他原因。”這無疑是個異常忙碌的活：每天八九點起床，買菜、切好，用竹簽一根根穿好，穿到下午五六點，和表哥約著，挑著攤子到大學門口，一直賣到凌晨12點……但張妙卻如同迎來新生一樣。每天這樣忙著，隔幾天抽個時間回去看自己的兒子，然后又匆匆趕回來。她開始存錢，表哥給的工資，大都拿去貼補家用，她只能收集各種原因來的零錢，一點點地攢。但張朗記得她臉上總是笑盈盈的。張朗帶著心疼笑話她，這一毛一毛攢到什么時候？張妙靦腆地笑了笑，一副很滿足了的樣子。進入10月，有學生吃到食物中毒去告狀，所有麻辣燙要休整，學校限定所有攤販經營到10月20日。張妙在等著表哥的安排，才能知道是否跟著表哥轉做其他，或者自己去找另外的工作。她担心的是：如果重新找工作，她在這個家繼續待著的理由似乎也消失了，這份工作沒了，難道要去城里找？張妙確實曾小心翼翼地詢問過到城里打工的可能。這對張妙真是一個不容易的決定，現在村里的人到城里打工已經算是一次賭博——“車費、一開始的住、吃的費用都很貴，工作又不好找，很多人虧了幾百塊回到了家。”幾百塊，在這個村子里還是分量很重的份額。而且，張妙確實不是那么愿意出外的人。在張朗看來，姐姐張妙就是因為和父親太像，當時有點走投無路了。現實是，城市來了。張平選一家，和他們所在的這片土地迅速地被城市吞噬。隨著大學城的擴張，這個村子，突然被稱為“新南城”。推土機、塔吊、從地里長出來的水泥高樓、“生活新天地”這類房地產開發廣告，一點點從城里蔓延過來。這顯然是尷尬的一片土地，作為城市的備用土地，它離城市不夠遠，遠不到以“農家樂”的形式，在保全農村的同時也隨便獲取城市的經濟乳汁；它離城市還不夠近，貨運等城市近郊的配套還沒能放置到這里來。村里幾個相對有錢的人已經著急地把自己的房子改造成貨運倉庫，把自己連同房子等著城市的收編，卻還遲遲沒等到，等得滿心的躁動和焦慮。因為張平選的頑固，外面沸騰的世界一直被假裝與這家人無關。雖然自家土地在被政府收走開發做大學城的用地，只剩下五六畝，這樣的土地，全家的口糧都不夠，但他依然堅持只在北雷村附近打散工。“我只要離這村子幾里地就不習慣”——后來在不得已進城去法院旁聽庭審時，張平選和周圍的人說。而事實上張妙看到車多就會頭暈。張平選其實也察覺到女兒的難處，但他終究沒能給出辦法。地里的事情他懂，城市的事情他實在沒法給什么意見。他知道，女兒就是因為太像自己而落入這樣的難處。他比之前更抗拒城市，城市的好處還沒能抵達，但城市的問題已經逼近。每天晚上從北邊傳來的那轟隆轟隆的挖掘機聲音，而村里那些常有孩子嬉鬧的小路，時常會有在主干道迷路而進入村里亂竄的運輸車。“一不小心就會出事的。”張平選曾經看過一輛運貨車差點撞到嬉鬧的孩子。在他認為，城市的人都急躁得不行，而農村人都是慢慢來，兩個節奏不對，太容易出問題了。他沒想到，自己的預言竟然成真。而印證這個預言的，就是自己的女兒。10月20日，張妙還是一早起來準備，拉著攤子來到大學門口。表哥答應明天給她最后的決定。她惴惴不安地做了最后一天的生意，收著担子往娘家走。從大學走回家，需要拐三個路口，走大概三十分鐘的路程。現在已經無法知道，張妙一路上想了些什么。然后第二個拐彎處，一輛紅色雪佛蘭車迎面沖了過來——那輛車那輛紅色雪佛蘭一度就停在這個小區里，對比周圍灰沉沉的一片，特別扎眼。藥家鑫家所在的二十街坊是華山廠眾多街坊的一個，華山廠原名國營803廠，和昆侖、黃河、西光等幾家老軍工國企，構成了西安的東城區。這是一個平靜的老街區，錯落著從70年代到90年代建成的工廠宿舍，每棟樓上還斑駁地寫著共和國幾十年工人階級作為老大哥、鐵飯碗的輝煌歷史。院子里走動的人不多，大多是老人和孩子。稍微有錢的家庭已經搬走了，而許多躁動的年輕人耐不住這里的寡淡的氣氛，早早就搬到更熱鬧的西安其他片區去了。在90年代以前，這片東城區屬于西安城里最顯眼的地方：一旦進入軍工廠，就意味著有了穩定的鐵飯碗、優厚的福利以及工廠子弟從幼兒園到中學的免費教育。而兩個廠子的子弟也都結成自己的小圈子，不與當地的孩子往來。這些兵工廠子弟從出生就一直生活在工廠大院，相對于西安來說，倒好像是個外鄉人。90年代國家開始削減軍費支出，效益一路下滑。只好開始嘗試甩掉一批人員和負債。藥慶衛就是2003年被要求轉業的那一批中的一個。那一年，他一次性拿到了30萬作為補貼，然后就要單獨面對社會。藥慶衛算幸運，雖然此前的工作讓他學會了過硬的技術和古板的性格，但也因此容易被人信任，被一些成功下海的前同事介紹著做兼職。其實，大部分人一落地后就水土不服。2010年6月就出過一個事，藥慶衛的前同事潘鴻強在車間里用車刀自盡，原因是買房之后無力還債。這個事情讓這頑固堅持著尊嚴的老廠區，躁動了一陣，然而，大家又陸續回到自己的軌道。這樣的氣氛也凝結在藥家鑫所處的這個家里。從外表上看，這是個干凈到有點嚴厲的家，已經有十幾年歷史的老房子、鋪設已久的地磚、經歷過時間的白墻和老舊的沙發，卻因為妻子段瑞華每天幾遍的反復清洗，而依然非常整潔。這讓這間房子雖然還是掩飾不住的老舊，但卻格外精神。就像一個把每個衣角都文平的老軍人，頑固地筆挺著。段瑞華至今不怎么和自己的丈夫藥慶衛說話。從出事到現在，她從沒提及怪罪藥慶衛的任何一句話，甚至結婚以來，段瑞華都不曾責怪過藥慶衛什么，但她還是忍不住幾次和到訪的人談起，藥慶衛沒讓他兒子來得及吃最后一次她做的飯。她說的是2010年10月23日的事情。那個下午，本來一個人安靜在自己房間的藥家鑫突然走進自己的房間，哭著說，“媽媽，能不能再抱我一下。”又說：“能回到過去多好。”段瑞華聽不明白，著急地問發生了什么。他猶豫了一會兒說：“我可能撞死一個人。”段瑞華急忙打電話給藥慶衛——自從2003年轉業后，他當時正在為一些公司做圖紙校對，打零散的工。當時她哭著對丈夫說，娃撞死人了。一個小時左右，藥慶衛打車回到了家，站在門口，鞋也沒換，叫他們趕快走，一起去自首。藥家鑫哭著說，我想再吃一頓媽媽做的飯。那時候將近中午11點了，而段瑞華有種不好的預感，心里萌發出一定要為惡日子準備一頓好一點兒的午飯。藥慶衛怒罵了一聲：別吃了，來不及了，快走。從此藥家鑫便沒再回來過了。段瑞華說，我有時候就非常厭惡藥慶衛的這種刻板。結婚這么多年，藥慶衛總力圖維持外表強悍，話總是不多，也沒有什么表情，前幾年患上心臟病，沒說幾乎話就喘，他以此為由更加寡言。對于困難的，或者難過的事情，他的表情反而是臉一緊，似乎在把這些情緒壓抑住，然后假裝不動聲色或者不在意。段瑞華其實已經理解這種生硬的性格。藥慶衛出生于山西一個偏遠的農村，整個村子很少有人考學，大部分人認命地和土地打交道，從小自我期許很高的藥慶衛一直非常頑固地堅持，這讓他在恢復高考后第二年考上了軍事院校，成了整個家族目前唯一一個在城里的人。他脫離土地靠的是那種不在意他人評論和眼光的頑固，而這種頑固，顯然也讓他此后的事業發展沒那么順利。畢業后藥慶衛分配在華山兵工廠里面從事生產線的質檢工作，因為偏執而格外認真，也因為不會變通，他一直沒有得到多么大的發展機會。在段瑞華看來，兒子似乎繼承了藥慶衛的某些性格。在面對一些無法掌控的事情時，反而下意識要維持強悍，越是手足無措，越是假裝故作鎮定。20日那個“車禍”的真實詳情，直到23日藥家鑫才說出口，這中間，藥家鑫在家里硬生生地憋了三天，絲毫沒有看到任何異樣。這種性格，讓他們父子倆很容易被誤解。鄰居說，有時候小孩看到藥慶衛的臉就哭。這種震懾人的壓力連小孩子都感覺得到。身處于灰色片區的這個家，段瑞華很容易感覺到藥慶衛和藥家鑫身上的壓力。他們一家人必須為掙脫這個地方找到個辦法。藥家鑫6歲的時候，幼兒園的老師夸獎說，“這孩子很有音樂天分，我唱了一遍歌，他就馬上記住了。”第二天，藥慶衛就決定讓他兒子學鋼琴。這其實是個賭注，學琴的花費巨大，除了鋼琴本身的費用，還有那每周都有的鋼琴課。段瑞華早早退休后，他們的家庭收入一開始就在三四萬，后來維持每年五萬左右。而練琴往往要占用這個家庭一半的花費。作為一個農村出身的人，藥慶衛不認為吃苦是什么了不得的事情。所以為了教育孩子吃苦而采用體罚這一事，他也覺得是應該的。藥家鑫的鄰居回憶，藥慶衛家里總是和睦而且安靜，幾乎每次大聲嚷叫都和藥家鑫耍脾氣不練琴有關。藥家鑫在后來接受電視采訪的時候說，“為了練琴，媽媽會打我，或者拿皮帶抽我，媽媽為了不讓我以學習壓力大、作業多為借口（不練琴），要求我回到家先彈琴，彈完琴才能寫作業，我害怕作業寫不完，小學課間除了上廁所都不會離開座位，就一直在趕著寫家庭作業……”、“爸爸轉業以后就沒有再找工作，他學我的數理化（為了輔導我），有一段時間，爸爸看我的成績不好，沒有努力學，就把我關在地下室里面，除了吃飯能上樓以外，其他時間都得在地下室里待著……我覺得看不到希望，天天壓力特別大，經常想自殺……”這種嚴厲后來在藥家鑫身上轉化為對自己的苛刻了。練琴練到最后，藥慶衛非但不用催，還反而勸告兒子不要太辛苦了。因為長期坐著練琴一度胖到一百四十多斤，藥家鑫一個決心，半年就減了二十多斤。在一次次確認無法那么自如面對外面世界的眾多變動后，藥慶衛和身處的這個小區一樣，越發愿意停留在傳統的生活里。他講話的詞匯都是六七十年代的用語，他的價值體系還是停留在部隊時期那種充滿大詞匯的狀態中。見到記者時，他很正式地說，“歡迎你的到來”，語言中常使用責任、國家、尊嚴等這類詞。藥慶衛和這個家可以就只生活在這個小區里，然而藥家鑫不得不面對世界。從小因父親的嚴厲而格外乖巧的藥家鑫，因為讀大學而離開了軍工廠區，就越發躁動了。就像是重新發現生活一般，藥家鑫變得對許多事情都異常有興趣，他開始會買一些流行的東西，也會注意自己的打扮，他著急擁抱一種以前未知的生活。他從大二起就帶了很多的家教，賺錢貼補家用，也給自己一定的消費空間。到了大三，他提出要買車。讓藥慶衛猶豫的是錢，家里的收入確實一般。此前藥家鑫鼓搗著要買的手機，在出事后，還繼續由段瑞華使用，至今依然還沒交完按揭。藥慶衛表示過反對，但他心里知道，或許應該鼓勵兒子去面對那個自己不理解的世界。他因而退讓了，一開始表態想控制在五六萬，然而，一種對著臉面和品質感的追求，藥慶衛和藥家鑫，預算一點點調高，最終買了十幾萬的紅色雪佛蘭，家里給了四萬塊，剩下的辦了按揭，讓兒子做家教慢慢還。看著兒子每天開車奔走在去接各個家教的路上，藥慶衛甚至覺得家里總算要迎來真正的新變化了，他總算還是能把兒子送上一條在現實中似乎對的路。雖然自己還無力帶領這個家搬出這個老廠區，但這輛醒目的新車在這陳舊的小區中，成了他們家的一個象征。直到2010年10月20日那個晚上，兒子就是開著這輛車，在那個拐角處迎面撞上張妙。……
邂逅 繪圖/蘭躍峰Lanski
“復旦投毒案”是否會讓你想起另一場審判，“這些追問似乎還沒有確切的答案，但一條生命，卻在倉皇之間被剝奪了。”今日推薦蔡崇達的《審判》，南方周末2011年度傳媒致敬之“年度特稿寫作”。
審判
by
蔡崇達
結局
張妙
直到2010年10月20日那個晚上，兒子就是開著這輛車，在那個拐角處迎面撞上張妙。
……
ONE·文藝生活 2015-08-23 08:4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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