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鳴：近代史學界塌了一個角

簡體傳統

早晨起來，吃罷飯正在看書，接到一個陌生電話，說是高華的學生，我的頭頓時嗡的一聲。接下來，他告訴我，高華已于昨晚22點15分走了。
高華的走，我有預感，所有他的朋友，都有預感。早在幾個星期前，他的病情就開始惡化。上星期六，我去看他的時候，感覺他的生命在一點點地流逝。強忍心里的難受，跟他聊了好些學術和時局的事兒。他的思路還是那樣清晰，對發生過的所有事情，都一清二楚，甚至比我這個健康人還清楚。
高華走了，真的走了。長歌當哭，應該是在痛定之后，此時腦子一片混沌，說點什么呢？高華是我的朋友，也是我的老師，真正意義上的良師益友。我出道晚，認識高華是在2003年，我們系組織的一次國際學術討論會上，高華是我的論文評議人。記得當時我寫的是一篇討論土改的論文。此前，我已經讀過高華的《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的來龍去脈》，對于當時的我，他就是一座山。我們認識了，一見如故。會后，系里的幾個人意猶未盡，拉他去吃飯，再聊。高華不能喝酒，但我們以茶代酒，很盡興。
比較長時間在一起，是此后不久到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服務中心訪學，高華是那里的常客，兩個月下來，幾乎天天在一起。他煙癮很大，不肯在辦公室過癮，怕熏了別人，只能隔一小時下樓抽一支，每次都拉我陪他，我們繞樓一周，邊走邊聊。在史學界，我是野狐禪學者，如果說在我這一生中，有點撥過我的治學的人，高華絕對算一個。只是非常慚愧，盡管有這樣的良師益友指教，我卻時常撒野如故。好在，后來我寫的東西，高華十分喜歡。他的夫人告訴我，在他生病的4年里，他們都是我博客甚至微博的讀者，看我的博客，是他每天的功課（其實是消遣）。我出版的每本書，都會寄給他。我知道，我寫得太多、太糙，總是暗下決心，下一次，一定寫一本像樣的讓他看。可是，書還沒寫出來，他人已經走了。
2005年，我和他曾經一起受聘于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上了半年的課。因此，我有機緣聽過他的課。高華講課非常有風格，內容就不用說了，容量之大，思想之刺激，每每令人應接不暇。更妙的是，他還非常幽默風趣，聲音極具磁性。這樣的聲音，只有優秀的話劇演員才有。
認識高華，也逐漸認識了好些他的學生，每個聽過他課的學生，都跟我有同感，也都超級熱愛他們的老師。高華和他學生關系之好，每每讓我們這些做老師的嫉妒。當然，這樣的關系，是他用心血澆灌出來的。他重病期間，還在病床上修改學生的博士論文，一本厚厚的“磚頭”，四十多萬字。
高華是一個在我看來過分嚴謹的人，做學問，甚至平時說話，都是有一分證據說一分話，絕不多說半句。做的是不時髦的學問，令主流生厭，自然在學校和單位里，就沒有什么好果子吃。他的著作，是國內罕見的具有國際聲望的著述，幾乎無人可以匹敵，但在他的學校，教授評級，他卻僅僅是最低一級的四級。沒有課題、沒有外快，住的房子很小，連過道里都塞滿了書和資料。不消說，他是個窮學者，窮到這么小的房子，都要借錢才能買得起。但是，他肚子里的學問，卻富有海內。我知道，他有太多的東西要寫，有太多的東西可寫，可是，正當壯年的他，就這樣走了。
高華其實是一個非常謹慎小心的人。這樣一個富有才華的人，如果用他的才華來求富貴，甚至我們開玩笑說去做古代史，也一樣會有很大的成就，那種可以為當道認可、褒揚的成就。即使做不了什么長，混個什么江的學者，料無問題。但是，他卻選擇了一條十分艱難的路。資料難找，成果國內發不了，還時常伴隨各種有形無形的風險，想換個學校，都做不到。他的病，說到底，也跟他的這種選擇有關。畢竟，高華也是血肉之軀，不可能對外界的壓力無動于衷。
我知道，如果不是良知，不是那種按捺不住的良知沖動，他是不會作這樣的選擇的。既然已經選擇了，就無怨無悔，直到最后一刻。
我們這一代學者，只要還待在教授、研究員的位置上，基本上就不缺什么了，有的人甚至有了榮華富貴。我時常問自己，如果我處于高華的位置，貧寒到這個地步，連書都沒有地方放，我還能不能堅持我的理想，做高華這樣出力不討好的學問？慚愧的是，雖然我是高華的好朋友，卻一直沒有確定的答案。最大的可能是，我會先去掙錢，掙夠了錢，再回過頭來做學問。只是，我也不能確定，到時候我還能不能坐得下冷板凳。
寫到這里，高華聊天時的聲音，一直在我腦際回響，“醉里吳音相媚好”就是這個感覺，親切，低迴，沁人心脾。這是我這一生最喜歡的聲音。高華的為人，他的治學，他的教書育人，都是這個感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