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名人論史——近當代作家的史學觀點  >>>

簡體     傳統

那天在字里行間書店，讀者們聽穿紅色襪子搭配同色系襯衫的小說家蔣一談和鳳凰讀書主編嚴彬談短篇小說閱讀與寫作。與蔣先生有過交道的人都知道，他是一位一絲不茍的“時尚先生”，注重儀表，說話字正腔圓，照顧所有人的感受。他說，“等了幾年，終于等到一個小說的故事”。真是一文作罷頭飛雪。

《透明》、《夏天》和《溫暖的南極》是蔣先生2014年出版的三本短篇集，這些小說安靜、成熟，在季節更替里講述不那么成功的一群人心底的忐忑、悲傷和希望。用蔣先生自己的話來說，“我的大部分作品最適合三十五歲的人來看。”不錯，看似簡單的文字里鋪陳了歲月的艱深，只有認命才能保有尊嚴的生命領悟對于年輕人來說可能還太苦澀，但這并不妨礙我們在蔣一談建造的文學房間里走走看看。讀畢《公羊》的故事，我曾淚流滿面，就是那一刻，透過門窗，我重新遇見了自己。

我想做“建筑家”，構建房屋，

讓讀者透過文學房間的門看見自己

嚴彬：今天我們做的是一場與文學、小說有關的讀書會，主題叫“從夏天到冬天：走進蔣一談的小說世界”。《夏天》是蔣一談先生以夏天為主題的作品集，《溫暖的南極》則與冬天有關。另外一本叫《透明》，也是短篇小說集。這三本書都由中信出版社出版。

下面我簡單介紹一下蔣一談先生，他于1987到1991年就讀于北師大中文系。畢業后沒有“務正業”從事小說寫作，而是去經商，成為了一位出版家。蔣一談先生不愁吃穿，能夠感受到冬天寒冷中的溫暖，夏天炎熱中的涼意。我覺得他也是一個很執著的作者，能夠很平靜地寫小說。您是什么時候開始寫短篇小說的？

蔣一談：2009年。

嚴彬：從2009年開始，以幾乎每年一部短篇小說集的進度，出了不少本集子。比如《魯迅的胡子》、《赫本啊赫本》等等。其中有四五本是短篇小說集，都是很好的作品，我本人也很喜歡。今天我們主要就這三本書聊一聊蔣先生的文學創作。為了不讓蔣先生唱獨角戲，我會準備一點問題，大家也可以隨時提問。另外今天還設置了一個比較有趣的環節，如果現場讀者有作品或者構思，可以提出來我們討論一下，比如怎么樣寫一部短篇小說？怎么進行創作？我們先請蔣先生講一講。

蔣一談：來之前，嚴彬告訴我，讓我談一下對小說的理解。這個話題其實非常大，大在哪兒？這么多年來，作家、詩人千千萬萬，每一位作家、每一位詩人，其實都是在用自己的作品、自己的文字，表達對文學、對生活的理解，為文學貢獻丁點力量。我無法用一句話概述文學的意義或者文學的理念，但是我也問過自己：如何理解小說的形態？什么是我喜歡的小說形態？這個話題我也想了很久，我想把我的想法說出來，與大家交流。

我認為，小說有兩種基本形態：第一種，寫小說的人像貨車司機，他的作品就是一輛貨車，他（她）開著貨車往前走，從讀者身上軋過去，而讀者沒有反抗能力。這樣的作品可能會讓讀者感到震撼、痛哭流涕、勾起埋藏的記憶。另外一類小說形態，寫作者本人像是一位建筑家，他（她）通過文字，搭建一個房屋，讀者走進去。這個房屋有窗戶、有門，讀者透過文學房間的門，又看到外面的自己。自己看見自己。這種狀態不見得是正常，但平和的情緒要多一些。我本人的寫作遵循后一種形態，我希望成為一名建筑家，而且可以搭建各種各樣的房子。

嚴彬：我今天提早了一個多鐘頭過來，又讀了兩篇蔣一談先生的作品。我不太愿意一下子把他的作品讀完，他的作品需要慢慢讀。比如說《馬克-呂布或吳冠中先生》，講的是主人公和一個姑娘的一段邂逅。女孩喜歡攝影，非常熱愛馬克呂布。她問他：“你熟悉馬克-呂布嗎？”男主人公可能不大熟悉，說：“我更喜歡吳冠中先生。”這樣兩個人的趣味產生了一點點沖突，接下來這個男人心里有一種情愫，他覺得自己幾個月沒有戀愛了，可能這是一個開始。后來，我們讀到原來主人公其實也不是特別了解吳冠中先生。但是姑娘對兩個人都很熟悉。最后女孩跟他說，這一段緣分大概是不能進行下去的，因為他們的趣味是沖突的。這樣一個簡簡單單的小說，體現出作者的浪漫所在。

蔣一談：吳冠中先生的傳記里寫到他和馬克-呂布的公案，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我其實想通過這篇作品，探討人際關系的問題。比如我和趙志明是很好的朋友，他和嚴彬是好朋友，但如果恰巧嚴彬又是我的敵人，這一刻我們的關系已經發生變化了。

嚴彬：你在逼他做選擇，是嗎？

蔣一談：人之間關系的脆弱就體現在這一點。在現實生活中，人與人之間，包括情侶之間都要保守秘密，秘密構建了我們的生活。也就是說，我們的快樂，一定要通過隱藏什么來獲得。

嚴彬：著名評論家李敬澤先生這樣評價你的寫作。他說：“在這個世界上，失敗者注定會被遺忘，但是在蔣一談那里，失敗者是有故事可講的。悲傷、恐懼、奇跡、欲望和希望，這些人從他們的失敗中，都領會了生之意義。這些東西在蔣一談的小說中，都有很好的體現。”比如《透明》中的“我”，《在酒樓上》的阿亮等等，這些人的性格里面，或多或少都有失敗、失意和柔弱的部分。在生活中，人們也或多或少扮演著失敗者的角色。對此您怎么看？

蔣一談：其實這個話題幾千年前，莊子就已經講過。在十天里面，我們每個人能大笑幾次？可能只有一次，甚至是沒有。更多的是時間是平淡的。我在路上的時候，也在想這個問題。在北京城這樣的氛圍里面，人的幸福、快樂已經被打了大折扣。這就是時空，我們逃離不了時間和空間。生活在北京，就必須要承受。我們日常生活是一個問題接著一個問題，解決完這個問題的空當，喝杯酒慶祝一下，然后調整好心態面對下一個問題。我認為這是生活的常態。所以我在2010年秋天寫《赫本啊赫本》時給自己寫下這樣的話：“人生充滿苦痛，我們有幸來過。”要以一種幸運的心態迎接生活。我今年45歲，也經歷了一些事情。但是我心里很清楚，明天、后天、下一步，還有更多的障礙和問題在前面，但是我已經做好了準備，沒關系，這是真實的。

嚴彬：我在商場里面逛了一下，旁邊那么多人經過，他們衣著都很光鮮、得體。商場里面衣服的標價是買兩千減一千。在北京這樣一個地方，在這樣一個商場里面，怎么突然間來了這么多有錢的人，他們可以用一千塊錢買一件或者兩件衣服，而我卻背著一百多塊錢的包穿梭在其中。當時我就在想，是不是應該把這個場景作為一個小說的開頭。我也有一個（小說）構思，如果我帶上我的愛人到商場里面，我在別人眼中會是一個什么樣的人？是一個衣著光鮮的人，還是一個闖入者呢？

蔣一談：你剛才談到的狀態，我在二三十歲的時候也有過。不過我想從另一個方面談一下我的感受。我和身邊的一些朋友都認為，我們所說的高速發展僅僅是在物質層面，文明程度上、精神層面上的發展是很緩慢的。我在紐約看到的奔馳、寶馬、保時捷、路虎這些世界頂級品牌的車比北京少多了。可是紐約的文化繁榮程度，要比北京高很多倍。關于這個話題，我與在紐約的朋友一起聊天的時候談過，他說“美國人已經過了攀比期，他們都在過自己的真實生活。”這就是城市與城市的文明差距。像你剛才講的那種感受，我想三十歲左右的年輕人，還有一些剛參加工作的年輕人，都有體會。這種心態說明中國的當代生存文化，缺一個緩解期，對尊嚴的緩解、對尊嚴的理解。我們的尊嚴以物質來衡量，而沒有精神方面的考量。就像《星際穿越》中一個經典的詞，叫做“枯萎病”，精神的枯萎。這是當代中國年輕人所要面對的，但是罪過不在年輕人。

嚴彬：是的，罪過不在年輕人。我讀您的小說，能感到很多身份的沖突。比如《中國鯉》中講到從中國到美國，因為身份、文化的不同，人與人之間就產生差異的故事。您能談一談，為什么如此的迷戀于在小說里表達這種在身份層面上的沖突嗎？

蔣一談：可能跟這些年我個人的生活經歷有關系。我每年都有三四個月的時間生活在國外，于是免不了要考慮這個問題。這些年我有兩點感受特別強烈。首先，在國外生活了比較長的一段時間之后，發現自己更愛國了，比在國內的時候還要愛國；第二，我們中國人在這種與人交往的自信心方面，與拉美人相比，甚至是與非洲人相比，有巨大的差距。中國有56個民族，俄羅斯有193個民族，而美國有近1000個民族，所以這樣的空間有一種巨大的包容性，給人以充分的自由與選擇。這種情況下人們的文化自信、心理自信會自然而然很高。這一點咱們要反思，為什么拉美族群、非洲族群和歐洲的族群到了美國，照樣生活得很好，精神狀態也很好？而我每次去唐人街，都深刻地感受到人群之間，包括整個社區之間的異常混亂。我個人認為，在美華人缺乏對生活的專業精神以及對自我的挑剔，我們對自身文化上落后的一面認知不夠、反省不夠。

文學作品里的主人公遇見作家，全靠命運

嚴彬：您在《透明》的扉頁寫到：“只有認命才能保有尊嚴。”我覺得這種提法還是有悲觀消極的成份，您怎么理解認命以及尊嚴在您的文學中，以及在您本人生活狀態中的體現呢？

蔣一談：文字是個人對生活的體悟。《透明》出來之后，網絡上起了一種聲音，為什么如此悲觀？我想八零后、九零后對這句話的理解，和我這個年齡段的人會不太一樣，生活的滋味是累加的，沒有足夠的經歷沒有辦法感受到。所以我借這個場合，和一些朋友說一下，假如你今年才二十出頭，我的一些作品不買也沒關系，或者可以買了等到十年之后再看。我覺得我的大部分作品最適合三十五歲的人來看。我姐1964年出生，這本書出版之后，我送給她。她到北京來跟我說：“弟弟，‘只有認命才能保有尊嚴’這句話是寫給我的。”這是我親姐姐跟我說的，親姐弟之間是不會有謊言的。

嚴彬：這個跟您本人有關系嗎？認命是您本人心態的體現嗎？

蔣一談：我2009年開始寫短篇小說，或者說是正式決定去寫作的。在我看來，人生就是從搖籃到墳墓的旅行，這是一種基本的常態。我們該如何從悲苦中獲取一些安慰？快樂和愛情這些東西都是很短暫的，只要能夠找到值得為它付出和奉獻的理由就可以了。

嚴彬：我們先把人生這個問題放一放，今天的主題是文學創作。前一陣子，我在您的朋友圈里看到一條狀態：“窗外冷秋黑夜，等了一年半，終于等來了《阿Q正傳》的最終故事構想和阿Q這個人的命運，感謝老天爺。”我當時聽了，有一種“一文讀罷頭飛雪”的感覺。您等了一年半，終于等到了這樣一個構思。我想請您來談談，這個構思和小說的創作是怎么進行的？這或許會對在座的讀者，或者對我自己的創作，都會有一些啟發。

蔣一談：我大約是在2012年春節過后，有了這個想法，想重寫魯迅的《吶喊》、《彷徨》等一些重要篇目，把那種氛圍、時空感放在當代。我當時把這個想法第一個告訴了當代很有才華的一位批評家楊慶祥。他說你好好寫，寫完之后，我們來做一個當代與民國文學的對話。從那之后，我開始積累。第一篇寫的是《故鄉》，第二篇《在酒樓上》，第三篇是《傷逝》，第四篇《離婚》已經構思完畢。下面是《一件小事》，還有《祝福》、《狂人日記》。至于《阿Q正傳》，因為這是中國太重要的一篇作品，所以必須要慎重。我個人對小說特別在意兩點：一是故事的創意本身，二是故事里的人物。我始終相信，這一點到死都不會更改，那就是對于一位小說寫作者而言，哪些故事、哪些人物能遇見他（她），都是命運。不是說寫了一些文字、寫了一些短篇、中篇、長篇，發表出來，你就是一個優秀的作家。你的作品必須創造最獨特的故事、最獨特的人物。而能不能遇到這些故事的人物，那就看命運的安排了。像《紅高粱》男女主人公遇到莫言，《妻妾成群》的主人公遇到蘇童，《活著》里面的人遇到余華都是命運。遇到你了，你抓住了，寫成了，同類型的題材就不要寫了，寫了也沒用了，命運是這樣的。所以在私下場合，我也和一些很年輕的朋友、寫作者交流，我跟他們講，寫作這條路特別陡，在當代賺錢很難，而且寫作是孤獨的事業，對身體傷害也特別大。個人對故事人物沒有想清楚，或者把握得不好，情緒就會失控，對家庭生活也帶來負面的影響。所以文學的副作用是很大的，想好了之后再去決定——是真正想成為一名作家，還是把文學當成自己的一門業余愛好。

嚴彬：您剛剛講到，《紅高粱》遇到莫言是命。但我覺得這種遇見往往不是很簡單的，不然為什么是莫言遇到了《紅高粱》，而不是我？我想聽聽您具體談一談。

蔣一談：我遇到了《魯迅的胡子》，就是這樣。

嚴彬：您能說一說這個經過嗎？

蔣一談：沒有。這個是無解的。像談戀愛一樣。一個男孩和一個女孩從戀愛走向婚姻，有可能在這之前遇到了其他的人，三個，甚至五個，但有些好的情感跟婚姻，自始至終都是那一個。我再打一個小比方，蛋殼里的小雞成熟之后，要用小嘴啄雞蛋皮鉆出來。在敲擊蛋殼的那一刻，小雞的母親也在外面用嘴巴敲蛋殼。兩個敲擊碰撞到一起，這叫禪機。很多時候重要作品的產生，就在這一刻，就是懸崖邊的狀態，感覺到了，就有了。

嚴彬：我還聽你談過，你的創作是很有規律性的。先前還看過你接下來十年的創作計劃，多么驚人。里面不僅有你的寫作主題和書名，甚至封面都已經定下來了。我覺得這對于一個創作者來說是件很抓狂的事情。十年的創作計劃是怎么制定的？你不會担心這十年之間有變化嗎？為什么要做這樣的規劃呢？

蔣一談：也不能叫規劃，而是有計劃進行。這需要不停地思考，每天除了睡覺、正常的工作之外，你就在一個文學的狀態里面。一旦在里面，思緒肯定就全是人物和故事，這是自動排列的。接下來的出版計劃，明年的《蔣一談超短篇作品集》已經定下來了，2016年要出《中國人在美國的生存情感》。2017年我要出一本旅行主題的短篇小說集，人生就是旅行，我要寫在旅途中發生的故事。2018年可能要出版《吶喊》、《彷徨》。2019年，我要寫一批關于中國影視的短篇小說集。另外還有一本關于巫師的短篇小說集，也在儲備當中。也就是說，此時都已經在儲備，只是可能五年之后才會出來。

嚴彬：從作者方面來說，這個是說得通的。但是我們也知道，現在的信息資訊過于快速膨脹，包括閱讀以及文學，文學所能夠面對的世界素材都在不斷變化。比如今年流行暖男，五年之后，不流行這個，而你還在按你的創作規劃工作，你考慮過作品跟讀者之間的關系嗎？

蔣一談：很坦率地講，我認為寫作者考慮讀者，首先在于考慮他本人。他自己是不是一個好讀者？比如字里行間書店有這么多書，你能發現哪一本是最適合你讀的書嗎？人的時間是有限的，而且我的時間都是碎片化的。既然是碎片化的時間，我們能不能讓我們的時間碎片變得更安靜一點？另外，我也想談一點，我大概在一個月前看到陳丹青先生的一篇訪談錄，他說：“此時此刻以及未來世界的長篇小說，正在以衰敗的方式發展著、存在著。”原因就在于美劇的魅力太大了，美劇是跨年度的，長的可能跨越十年。對于長篇小說，想要把里面十幾個人物都刻畫得非常鮮明，這難達到。但是美劇可以把五到十個人物的人性的復雜全部展現出來，伴隨一個人的成長。也就是說，過去長篇小說曾經解決的問題，現在美劇都可以更好地解決。陳丹青講，因為碎片化，我們需要更集中。所謂的集中是指，碎片式記憶就像隨時隨地的植入，累積式的植入貫穿成一條線，從而組成記憶線。因此，在這個碎片化的時代，在美劇流行的時代，陳丹青先生說，短篇小說、詩歌和隨筆，恰恰能幫助人在瞬間記住自己。這是他的個人見解，也引起了我的一些思考。

文學有兩樣事物要面對：一是回望，回憶過去；二是展望，展望未來。寫小說的時候，我個人當然也在成長，但是這些大的模塊化的內容，是我一直都會感興趣的。可喜的萬世萬物都可以寫，我看完了《銀河護衛隊》，非常喜歡。看完《超體》，感覺還可以。《星際穿越》我也很喜歡，也想寫科幻短篇小說集，但是這只是內心的計劃，真正要將計劃拿出來承諾我不敢，因為在這方面的儲備還是非常少。但如果有一天，這個儲備好了，我會寫科幻短篇小說集來挑戰自己。

嚴彬：現代小說，其實是從西方起源的，包括中國從八十年代以來的作家，莫言、余華等等，他們都是學習、模仿著西方小說的寫法。比如很受歡迎的馬爾克斯，還有加繆、卡夫卡等等。你怎么樣理解現代小說寫作這個東西？

蔣一談：我認為現代文化是一個進行時，它的發生也才有一百多年的歷史。一切都是進行的，沒有一個定論。剛才談到美劇，我覺得，電視劇從誕生到現在，時間很短，但是電視劇的發展已經非常非常成熟。電視劇是誰寫的呢？編劇，但是我堅信這些編劇們都有當小說家的夢想。可能每個人都有小說家的才華，但是一個編劇團隊需要三個五個小說高手合在一起干成一個大美劇。現在個體的小說家，不要太自信，因為人本身是局限的。

嚴彬：我們現在應該怎么樣進行小說創作呢？

蔣一談：你的眼界決定了你的作品的容量和生命力，要多學習、多游歷。

蔣一談像是“暖男”，

作品溫暖而略帶感傷，有一種中產階級情調

嚴彬：我覺得你特別符合剛才提到的“暖男”一詞，你的小說給人溫暖，也略帶一些感傷，我覺得這是一種中產階級的情調。小說中有很多知識分子的角色，通常流露出溫暖、簡潔、安靜的東西。你對那些宏大的事物、宏大的主題很少涉及，比較關心小人物。你怎么從整體上定位或者看待自己的小說創作風格呢？有人說你是一個極簡主義的小說家，有點類似于卡佛。

蔣一談：我想有一位作家被當代文學批評曲解了，這個作家就是契訶夫。如果我們把契訶夫的六七百篇小說都看完，就能發現，他的百分之八十的作品，寫的都是知識分子。可是我們的文學評論把他形容成專寫農民的作家。為什么他要寫知識分子、西方文人？他很明確地講，知識分子是一個國家文明的創造者和傳遞者。我覺得當代的文學創作里，把知識分子當成主人公的作品太少。另外，網絡上常說“暖男”，我對這個詞語不了解，但我知道，契訶夫是不暖的，契訶夫只是很冷靜地呈現，我也要學他。我從2009年開始讀門羅，覺得門羅把契訶夫缺失的一塊給彌補了。契訶夫缺什么？首先，他缺多重細節的交替。其次，契訶夫缺的是情趣，而門羅在這方面彌補了。此生這兩個人的營養對我而言，已經足夠了。另外，還有一位作家，我現在也在看，也在不斷地學，他叫托賓，我想你們也讀過他的《空蕩蕩的家》，他有幾個作品寫得確實很棒。我前兩天在微信上說，相對契訶夫而言，卡佛就是一條冷河，契訶夫則是大海。契訶夫太偉大了，他的作品非常復雜，絕對不是單一的，這個風格我從大學時代就不斷學習。我個人也覺得，我應該寫出不同風格的、多種多樣的人物，但同時又有核心的東西。我本人是知識分子，因此知識分子一定是我最關注的一群人。

嚴彬：剛剛我們也提到了，你有意重寫魯迅。為什么會樂意去挑戰經典呢？這能夠體現你在創作上的野心嗎？你是覺得現在主題不夠寫了，還是有其他的打算？

蔣一談：從1918年發展到現在，我們的現代漢語還遠遠沒有成熟，看沈從文、看魯迅，我越來越感覺到一點，對于魯迅，我們從思想上解讀得太多，而從文體解讀得太少。魯迅在1917年用文言文寫過一個短篇小說《還鄉》，第二年就完全用白話來寫了。他一定是被某種思潮指引，而他也意識到這種思潮是必然的。當我們從文體上研究魯迅的時候，就會發現他的優點與缺失。而且我認為他筆下的人物，與我們當代的人物，氣息上一直在傳承，傳在當代會怎么樣？我要去想。這并不是野心，我覺得寫作本身不是要超過別人，當代的古典樂、交響樂怎么做？古不可攀，字里行間書店里面有書法，當代人在寫書法，還能超越古人嗎？文學作品也是一樣，西方文論里面有一句很經典的話，在莎士比亞面前，所有的作家都是矮子。經典都在那兒了，我們現在最緊要的是，能不能在有限的時間里，把自己想表達的東西表達出來，同時創造出跟當代作家不一樣的文本。

嚴彬：提到當代作家，我感覺大多數人對現在的當代作家，包括當代的小說的理解和接受的程度還不夠。你怎么去看待當代小說的創作情況？

蔣一談：首先，我想說，我們距離得太近，就無法看清對方。或者說，今天的我看昨天的我，也看不太清，因為距離太近。拿余華的《活著》和庫切的《邁克爾K的生活和時代》來看，《活著》寫于九十年代初，《邁克爾K的生活和時代》寫于1981年，但是獲諾貝爾之后才引到了中國。邁克爾K是一個有殘障的人，福貴也是一個為生活努力掙扎的人，可以說都是在寫單一人物，把兩個作品放在一起再看，就能發現問題所在。我們當代文學，缺一個特別重要的比較文學環節。此時此刻，中國的幾位當代著名作家在寫什么？美國、英國、法國，甚至非洲、日本，這些文學大國的作家在寫什么？莫迪亞今年諾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對此我毫不吃驚，我認為這位作家身上最大的美德是他對世界、對人性的好奇心。他沒有一點城府之心，城府和陳腐他都沒有。他在59歲還可以寫出《青春咖啡館》這種看似很輕松，其實反映他對生活的好奇以及細微的現代感的作品。我們的作家到了55歲以后，還會有天然的現代感嗎？

嚴彬：最近《收獲》雜志做了自八十年代以來第二次青年小說家的專號，主要以八零后作家的作品為主。其中也有一些我的朋友，我問其中一個人現在這個青年作者群有什么特征，他說唯一的特征是這批人里沒有郭敬明和韓寒了，但是也講不出來有別的明顯的特點。《收獲》在1987年做了第一個青年作家專號，后來有人說，那其實就是先鋒小說家的群體亮相。現在青年作家的寫作，為什么讓人覺得沒有太多的特征了呢？

蔣一談：我和你的那些朋友在看法上可能有一點區別和不同。他們才二十多歲，甚至還不到30歲。我覺得我在那個年齡段寫不出那樣的東西，原因在哪兒？互聯網時代文學的快速傳遞，無形中會給他們帶來動力。現實生活工作、人際的復雜，又在消耗他們的精力。于是在他們向上沖的節骨眼上遇到了自我障礙。《收獲》現在出了八零作家的專號，我不知道他們以前出沒出過。

嚴彬：他們連續出了兩期。

蔣一談：是哪年做的？

嚴彬：最近這幾個月，他們第四期和第五期。

蔣一談：如果他們能提早十年做，可能更有勇氣。現在八零后的概念已經沒有新鮮感了。我看過像馬小淘、文珍這一批年輕作家的作品，從語言、從文本上看，他們的基本功、想象力是沒有問題的。但是這些更年輕的作家，能否通過自己的努力，遇到他們命中的人物，這需要等待。

鳳凰讀書 2015-08-23 08:45: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