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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雨樓頭尺八簫，何時歸看浙江潮？芒鞋破缽無人識，踏過櫻花第幾橋？”

我之喜歡蘇曼殊，先是因為這位“行云流水一孤僧”那些清新的詩句，以后看到他感懷身世的小說，在新舊文學的交匯點上，他那哀怨動人的傷感文字，他悲劇的故事，處處都吸引并影響過我的少年時光。他的詩和小說不是田園牧歌式的優美如畫，也不是革命的高歌猛進、慷慨激昂，他的調子常常是憂郁的，仿佛有著無盡的惆悵，我把它們看成農業文明走向衰落時的挽歌，在以后郁達夫的作品中我們依稀能找到一點蘇曼殊的影子。

1898年，有一半日本血統的少年蘇曼殊東渡日本求學，先后進人橫濱大同學校、東京早稻田大學高等預科等學校，參加過“青年會”、“拒俄義勇隊”、“軍國民教育會”，踏上反清之路，為此不惜與資助他的表兄鬧翻。1903年9月，他回到上海，寫信給表兄，表示“今日黃浦投江死”，實際上就是與表兄決裂。當時正是“蘇報案”發不久，他在蘇州吳中公學教書，給章士釗等人辦的《國民日日報》寫稿，翻譯雨果的《慘世界》，成為最早將雨果作品翻譯成中文的中國人。在他身上，既有“芒鞋破缽何處去”的自我流放一面，又有反抗社會黑暗、向強權說不的一面，“易水蕭蕭人去也，一天明月白如霜”的詩句可證。他不斷地流浪、自傷，始終沒有找到自己理想的出路，其中有他自身性格的原因，比如敏感、脆弱、自卑等，也有他身世的原因，比如童年的遭遇，后娘的苛待，畸形的家庭環境對他的傷害太深，使他擺脫不了那種陰影。與他同時代的好友陳獨秀、馮自由、柳亞子等不同，當他死時，陳獨秀創辦的《新青年》已大放異彩。

1903年冬天，《國民日日報》停刊，他帶著好友到香港找《中國日報》的陳少白，受到冷遇，生計無著，憤而削發為僧，從此以和尚自稱。他的血其實未冷，1904年春，他還曾決心用手槍暗殺康有為，表達對保皇派的強烈不滿。因陳少白等人力勸，才沒有實施。也是這年秋天，他在長沙參加華興會，起義流產，他在上海還參加過華興會的秘密會議。說到底，他還是那個時代一腔熱血的少年志士。他身上的病態顯示了一個轉型尚未完成的非常態社會的特征，時代之病通過一個詩人、僧侶的人生得到淋漓盡致的展現。在“五四”前夜的中國，他四處飄零的短暫人生，不幸的身世，讓人羨慕的才華，處處都能打動人心。他寫的是舊體詩、文言文，但他的詩文清新可讀，有了“一脈清新的近代味”，字縫當中已是晨光熹微，長出了近代意識的幾瓣嫩芽，預示著新文學黎明期的到來。

1918年5月2日，35歲的蘇曼殊在上海離世，他對杭州懷有深厚情感，一度在西湖雷峰塔下的白云庵晝伏夜出，寫過許多有關西湖的美麗詩篇，《住西湖白云禪院》是其中之一：

“白云深處擁雷峰，幾樹寒梅帶雪紅。齋罷垂垂渾入定，庵前潭影落疏鐘。”

始建于宋代的白云庵，清末民初時的主持叫意周和尚，這是個革命志士，小小的白云庵因此成為秋瑾、陶成章等革命黨人出沒的地方。意周和尚說，蘇曼殊白天老是睡覺，到了午夜披了短褂，赤足，木屣，在蘇堤、白堤到處跑，盡享湖山夜色，不到天亮不肯回去。他以酒當茶，詩畫自娛，風流灑脫，常常手頭窘迫，向庵里借錢，然后匯到上海的一個妓院。過不了幾天，就會有人從上海帶來許多外國的糖果、香煙，他則躲在樓上吃糖、抽煙，飯也不吃了。誰能想到，就是這樣一位浪漫、頹廢，在詩、書、畫、酒中將青春消磨殆盡的詩僧也有金剛怒目的時候。

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在上海火車站被黑槍擊中，倒在血泊之中，三天后離世，普天共憤，舉國同悲，眼淚、憤怒鋪天蓋地，從上海到北京，整個中國都為他的死感到痛苦，孫中山他們選擇了武力抗議，就連留戀于水光山色的蘇曼殊都坐不住了，他在西子湖頭憤然寫下《釋曼殊代十方法侶宣言》（也稱"討袁宣言"）：　

“……衲等雖托身世外，然宗國興亡，豈無責耶？今直告爾：甘為元兇，不恤兵連禍結，涂炭生靈，即衲等雖以言善習靜為懷，亦將起而褫爾之魄！爾諦聽之。”@( 

傅國涌 2010-07-15 08:32: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