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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彥修：一生不整人的那個人去了

作者 | 徐慶全

3月2日上午，經過搶救，曾彥修再一次脫離危險。我們剛要出發去看老人家，被告知，他剛經過搶救，不準任何人探視。我們只好作罷。但在回家的路上，杜導正一直有種不祥的預感——如果今天不見見老人家，恐怕就沒有機會再見面了。于是，他命令司機掉轉車頭，硬闖醫院，費盡周折終于面見了曾老。

曾彥修戴著氧氣面罩，面色尚好，眼睛還是明亮的，依舊清晰。92歲的杜導正緊緊握著他的手，不忍松開，兩人的眼睛都有點濕潤了。

3月3日早上6點，我接到了曾彥修的秘書馬立國的短信：“曾彥修同志于2015年3月3日4點43分在北京協和醫院去世。”

96歲的曾彥修魂歸道山，雖然意料之中，但仍然覺得很悲傷。

他的《平生六記》完成后，時年109歲的周有光為他題寫了四個字：良知未泯。在多災多難、政治運動不斷的20世紀，他“一生未整人”的人格風范，實屬罕見。

微覺此生未整人

曾彥修學生時代向往革命，奔赴延安接受洗禮，并加入中國共產黨，先后在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和中共中央宣傳部工作。1949年后，他隨軍南下，任中共中央華南分局宣傳部副部長、南方日報第一任社長。1954年3月調北京，任人民出版社副社長兼副總編輯。1957年他被劃為“右派”。1959年摘帽。1960年到1978年，在上海辭海編輯所做編務工作。1978年夏調京。后任人民出版社社長、總編輯等。1983年申請退休。

2011年，在與曾老的一次閑談中得知，年過90歲的他要開始寫回憶錄。2014年6月，這部名為《平生六記》的回憶錄出版。

何為“平生六記”?拿到贈書后才知道，老人不是完整地回顧一生所走過的道路，而是記敘了親歷的六次政治運動：鎮壓反革命運動、土地改革運動、三反運動、肅反運動、反右派斗爭和四清運動，是為“六記”。

讀完全書，我非常感慨。在我所讀到的知識分子、老干部的回憶錄中，一講到歷次政治運動，基本上都是講自己被整被迫害的歷史。少數有反思精神的人，還會寫出自己整別人的行為。總之，不會超出整人、被整的敘事形式。曾彥修這本書，卻擺脫了這種敘事形式。從書中可以看出，他在可控的范圍內，盡力做到不整人，甚至在狂飆式的運動中，致力于為他人辯冤白謗。

在《平生六記》開篇中，他寫道：“在我一生經過的一些大事中，我的原則是：一切按具體情況處理。明知其錯的我絕不干。為此要付出多大代價，我無條件地承担就是。世界上很多事情，常常都會有例外的，唯獨有一件事情，我以為絕不能有例外，那就是：良心。”

而在《九十自勵》詩中，他曾寫道：“碌碌庸庸度此生，八千里路月和云。夜半捫心曾問否?微覺此生未整人。”陸定一很欣賞他的人格，曾借于謙之詩贈他：千錘萬鑿出深山，烈火焚燒若等閑。粉身碎骨渾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間。

從鎮反到四清

1951年，他担任廣州《南方日報》社長。這時正是轟轟烈烈的鎮反運動時期。作為報社負責人，他必須按照上級黨委的指示，為鎮反大造輿論。但在一次鎮反行動中，他發現處決的人犯有140多名，他有些含糊了。在這些人當中，有一個是解放前的廣東省教育廳長，廣州解放后從香港公開回來的。這樣的人也要處決，究竟是怎么回事?帶著這樣的疑問，他仔細查看了這140多人的罪名，基本上都只有籠統一句話：“一貫反動，罪大惡極，不殺不足以平民憤。”他為此深夜向葉劍英匯報。最后，葉劍英拍板，第二天停止執行，重新整理罪狀。

三反運動，即所謂“反對貪污、反對浪費、反對官僚主義”的運動。當時把運動對象稱為“老虎”，所以又叫做打老虎運動。中共中央黨史出版社出版的《中國共產黨歷史》在高度評價這個運動的意義的同時，也承認“許多地方和部門曾發生過火斗爭的偏差”。

曾彥修所在的《南方日報》，曾經在頭版頭條報道了兩只落馬的大“老虎”——《南方日報》副社長楊奇和華南革命大學副校長羅明。曾彥修說：“我一看這些‘老虎’，嚇了一跳。他們怎么可能會在進城之后，就立刻變成貪污分子呢?這些人，有些不是比我參加革命早么?他們中有哪一個不是經歷過多年苦斗，不惜犧牲生命來干革命的呢?有些人還經歷過幾年艱苦危險的游擊戰爭鍛煉的，怎么一進城幾天就變成貪污分子呢?……我從根本上不相信會有此等事情。”

結果，什么問題也沒有查出來。羅明、楊奇獲得了半正式的平反。

此后，曾彥修調到北京，出任人民出版社副社長。1954年，毛澤東發動對俞平伯的《紅樓夢研究》的批判，進而開始對胡適思想進行全國性的大規模批判運動。運動結束后，由曾彥修負責，編輯出版了八本《胡適思想批判》。但是，作為責任編輯，他居然一篇文章都沒有看完。

記得有一次與他閑談時，我談到了這八本書。他說：“我為什么身為編輯卻一篇文章也未翻讀過?原因也很簡單，這些文字讓人讀不下去，多為強詞奪理的批判語言。還有，批判胡適的‘大膽假設，小心求證’，我實實在在不知這句話錯在哪里?”

在《平生六記》中他寫道：“胡適的威望大體上是越批越高，因為過去不知道胡適為何人的人，現在也知道了。”他沒有跟風，用沉默保持了自己的人格尊嚴。

1955年，由反胡風發展而成的肅反運動開始。各單位都按照中共中央的統一布置，成立了“五人小組”，領導運動。作為人民出版社副社長兼副總編輯的曾彥修担任了五人小組的組長。

當其他單位紛紛匯報肅反運動成果的時候，曾彥修所領導的肅反“五人小組”做到了“不但沒有增加一個有問題的人，反而是給一批人解除了疑問”。

讓曾彥修自豪的是，人民出版社內部肅反(即未公開動員，未號召檢舉自首等)中，在強烈的壓力下，他們仍然十分肯定地為出版界的杰出人物——戴文葆做出了完全沒有政治歷史問題的肯定結論。

戴文葆是上面戴帽下來的“特嫌”。在幾個月以前，中宣部部長陸定一就已經兩次向王子野和曾彥修打了招呼。運動中，戴文葆當然成了重點審查對象。曾彥修找戴本人深談了三次，心中有了底，知道這個所謂“特嫌”問題并不能成立。他一再派人出去調查，終于找到了足以否定戴文葆“特嫌”的過硬鐵證。

1964～1965年，曾彥修在上海一個大中型印刷廠參加了“四清”運動。他經辦了十個案子。涉及到的三十來個人，他參與了每一個人的全部審查過程，起草了所有的結論。

當時的政治氣候，已經是“山雨欲來風滿樓”。但曾彥修不但沒在本來毫無問題的人身上“清”出問題來，而且對于以往被誣陷為有問題的人，他努力為他們脫罪、洗冤。

最后查清了，被認為或被懷疑有大小政治問題的三十來個人，一個人也沒有稱得上問題的問題。比如，查明一個被懷疑當過漢奸警察局長的人僅僅是同名同姓之人;查明一個被認為漢奸的人其實是受組織指派的兩面村長;查明一個戴著雙重反動帽子的“反革命資本家”原來是一個舍命掩護過地下黨員的人。

自劃右派

我初識曾彥修時，杜導正就跟我說，1957年反右時，作為反右領導小組組長的曾彥修，為了保全人民出版社，把自己劃為了右派來湊“百分比”。

這確實不同尋常。從歷史上說，他是延安時代的老革命，根紅；從職務說，他是“反右五人領導小組”的組長。那時節，自保是正常的，但他卻自己去湊那個“百分比”，這是我無論如何難以想象的，令我肅然起敬。此后，在與曾彥修閑聊時，我常常有意識地把話題引到反右上來，但他總是不接茬。

《平生六記》“前記”里，曾彥修寫道：“我從未對任何人說過1957年我劃右派一字。”現在之所以寫出來，是因為2012年10月出版的戴文葆紀念冊《光輝曲折的編輯生涯》里，有文章提到了此事。

1957年，人民出版社的反右搞得冷冷清清，沒有揪出一個具體的右派，被認為是虛張聲勢。上面催要右派名單，催得很緊。

曾彥修擬了一個三四人的右派名單，他自己名列其中。五人小組開會討論了幾次，王子野、陳原、周保昌、譚吐都不贊同把他劃成右派，事情一直定不下來。

他說，事情擺在這里。“久無動靜是上面在觀察我，越拖事情越大，你們也會被拖進去。這里，除陳原同志外都是老‘運動員’，親身經歷很多。全國轟轟烈烈，我們這里冷冷清清，又是重點單位，這預示著什么？暴風雨前的暫時沉寂啊！一旦一個‘反黨集團’下來，整個單位就成粉末了。”譚吐說：“那就照彥修說的辦理吧，不然，未來確是可能更嚴重。”五人小組通過了名單。

就這樣，曾彥修成了一名右派分子。

1957年7月13日，《人民日報》頭版報道的正題是《曾彥修蛻化變質了》，引題是《黨內也有右派分子》。

曾彥修自己分析說，精心選擇他做“黑狀元”是有道理的。論革命資歷，他不新不老；論職位、級別，他不高不低；論名氣，他不名不默；論名聲，他不好不壞。“從這里出了一個右派，可見右派到處都是。”

▲曾彥修

報道抓住他的一句言論大做文章。在世界知識出版社的一次座談會上，曾彥修引用了杜甫的詩“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濁”來表明，共產黨處于執政地位時容易受到腐蝕。據說，康生對這兩句詩特別反感，用紅鉛筆在《簡報》上劃上了杠杠，批示：“單憑引用這兩句詩，曾彥修就該劃成右派。”

對于自劃右派，曾彥修在晚年反思時認為是自己的幸事：“像1957年那樣九十級地震式的反右派運動，沒有被打成‘右派’的人固然是大幸，像我這樣被提前一點反了右從而免掉了我去發號施令去打他人為‘右派’，其實也是大幸。在我尤其是大幸。再不去打他人了，這不是大幸是什么呢？”他說：“我可以一百次罵我自己是烏龜王八蛋，但我決不會說一次別人是小狗、小貓。”

這條界限，他一生從未逾越。

主持譯介國外叢書

1979年，右派問題改正后，曾彥修調回人民出版社，任總編輯。

此時，關于“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大討論開啟了思想解放的閘門。作為老出版人，曾彥修認為，出版界要順應思想解放的潮流，要放眼看世界，多出一點啟發民智的開明書籍。

曾彥修是接受馬克思主義信仰一路走來的。因此，一開始工作，他就致力于多出版一些介紹外國政治、經濟、文化狀況和學說特別是有關社會主義的種種理論和做法的翻譯書籍。說到底，他是想重新做一點關于馬克思主義的啟蒙工作，打破30年來鐵桶式的閉關鎖國狀態，把中斷了30年的外國情況介紹到中國來。

1980年3月25日，曾彥修致信于當時的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于光遠、中共中央編譯局局長王惠德、國家出版局局長陳翰伯，建議共同發起，在全國譯印此類書籍。

3月31日，陳翰伯即復信表示贊同：“惠德、光遠同志早有此意，可惜多年來未曾開展此項工作。建議把此件送陳原同志一閱。我希望在七月開會。”

此后，曾彥修開始牽頭進行籌備工作，成立由中聯部七局、中聯部蘇東研究所、外交部東歐司、中央編譯局、北京圖書館、中國圖書進出口公司、商務印書館、人民出版社等單位組成的工作小組，人民出版社也新成立了一個國際政治編輯室來專門負責此事。

7月，初選的譯書目錄和簡介的油印本印好后，人民出版社國際政治編輯室即以本室名義，報送主管意識形態的中央書記處書記胡喬木和總書記胡耀邦，征求意見。三天后，胡耀邦即直接復信給該編輯室：“我贊成翻譯一些現代社會主義各流派的一些著作，以及資產階級關于社會學的一些名著。現在我們這方面的知識貧乏的驚人。我不知道全國是否有十來個人認真讀了十來本這樣的著作。沒有這一條，談什么探索新理論?”

根據總書記的批示，曾彥修將很大精力投入到這套叢書來。從1980年到1983年，三年間，出版了大批關于國外政治、經濟、思想的譯介書籍，總稱為“現代外國政治學術著作選譯”，有“新黃皮書”之稱，在社會上引起很大反響。

人們在追溯80年代的思想潮流的時候，往往會想到“走向未來”等叢書，其實這套書才是源頭。面對各種壓力，一向平和的曾彥修，表現出了少有的剛毅。

老中宣部部長陸定一熟知曾彥修，他曾書贈于謙的《石灰吟》給曾留念：

千錘萬鑿出深山，烈火焚燒若等閑。

粉身碎骨渾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間。

本文選自《中國新聞周刊》2015年第9期，轉載請注明來源。

騰訊思享會 2015-08-23 08:47: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