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當代歷史與思想  >>>

簡體     傳統

　　“中國足球的春天來了。”這是3月16日《中國足球改革發展總體方案》正式對外公布時，前央視足球解說名嘴黃健翔在微博里發出的感嘆。

　　中國足球是中國體育界最早推進職業化改革的項目。1994年，職業化改革初啟，甲A聯賽火爆異常，中國足球一度出現短暫繁榮。然而，由于足球基礎薄弱，社會條件不成熟，改革不夠徹底，各種配套制度也沒有跟上，整個足球發展走入歧途。雖然2002年世界杯國足出線給中國足球帶來了短暫的榮光，但在之后的國際足球賽事中，中國足球再次被打回原型，假賭黑等丑聞頻現，社會上對于足球責難不斷，把足球“逼”到了必須真正徹底改革的境地。

　　稍有資歷的球迷都知道，這并非中國足球史上的第一次巨變。在20世紀90年代初，中國足球經歷了國奧隊“黑色九分鐘”告別巴塞羅那奧運會，國家隊兵敗伊爾比德無緣美國世界杯，尤其搞行政足球難以為繼，不少球隊連參加聯賽的經費都沒有了。與以往不同，中國足球失敗不再滿足于尋找技戰術的不足，而開始從體制上尋找出路。

　　在這樣的大背景下，1992年6月，中國足協在北京西郊紅山口召開工作會議，決定把足球作為體育改革的突破口，確立了中國足球要走職業化道路的改革方向。這就是中國足球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紅山口會議”，會議的主要內容就是：把足球作為體育改革的突破口。會議決定，把1994年甲A聯賽作為聯賽改革試點，把中國足球推向市場經濟軌道，這確定了中國足球的職業改革方向。

　　從那之后，中國足球職業化的發展進程，基本經歷了從籌備(1992 年—1993 年)，甲 A 聯賽(1994年—2003年)、中超初期(2004年—2009年9月)、聯賽反賭與重建(2009 年9月至今)四個階段，應該說基本完成了由計劃經濟體制下的管理運行模式，向市場經濟管理運行模式的嬗變，逐步在與世界職業足球發展方式接軌，比如各俱樂部的管理日趨國際化，經營模式與世界知名足球俱樂部逐步接軌;職業球員轉會制度得到改善;職業聯賽的賽制日趨成熟;與職業足球相關的產業發展迅速等。

　　然而發展并沒有帶來成績。2013年中國男足在主場以1比5慘敗給世界排名第142位的泰國隊的青年軍，創下中國足球歷史上本土最大失利，成為舉國球迷（以及偽球迷、非球迷）的群嘲對象。與此同時，職業足壇頻繁曝出的假球、黑哨、賭球、受賄丑聞，這些事件也嚴重影響了我國職業足球的形象。

　　現在往回看，改革的道路也許從一開始就沒有走穩。以中國足協自紅山口會議所擬定的幾份“十年規劃”為例，每一份規劃都會提出明確的成績指標：諸如世界杯、奧運會出線；女足奪奧運金牌、世界杯冠軍等。在這些所出臺的雄偉規劃之中，大多都是“口號為先”，至于具體的措施以及保證目標實施的具體辦法，幾乎沒有，協會管理、行業監管、聯賽管理、國家隊建設、青少年培養、法制建設等等方面的配套措施都沒有跟上。

　　為何曾經浩浩蕩蕩的改革，二十年來并未讓中國足球有所起色？

　　首先，權力高度干預足球市場。中國足球表面上看很熱鬧，但骨子里是行政權力在支配市場和市場的資源配置。權力干預市場最主要的表現就是中國足協“至高無上”地位。本來，在一個真正的市場化環境里，足協的身份只能是俱樂部的“行會”角色，也即是個民間性質的機構，但一直以來，它還是國家體育總局足管中心，履行著行政管理的職能。這種一身兼二任，既做“裁判”又做“運動員”，既做“老板”又做“婆婆”的身份和職能的混合，使得足協對足球有著生殺予取的大權。

　　足協這樣的超級權力機構，讓人們看到，在這個市場中，政府的意志無處不在，資本與權力的勾結無處不在，市場變成了權力和金錢的角斗場，于是也就有了聯賽的混亂，有了假球黑哨的橫行，有了各種亂象的頻出。這樣的市場、這樣的球員、這樣的俱樂部、這樣的足球，你還能指望它什么？

　　其次，俱樂部體制不過是大資本的附庸。國外的俱樂部雖然一般也是由大企業、大財團出資組建，但俱樂部本身是獨立的法人，有著獨立的產權，是個獨立的經濟實體。中國則相反，各足球俱樂部，無論早期由國有大資本組建，還是晚期由民營資本接手，它們不過是這些財大氣粗的資本的“玩偶”。資本之所以愿意涉足足球市場，成立各種俱樂部，并不是真的有志于振興足球，而是打著這個招牌以達到其他目的，或者干脆就為了顯示和炫耀自己的資本實力，表明自己也玩得起足球。目的和動機不純，也就不可能使俱樂部有獨立的產權和經濟地位，而完全聽命于資本。

　　再次，足球市場缺乏法治。市場化的充分發育和推進，須要以法治化為前提和保障，沒有法治作保障，任何市場化都將蛻變為暴利化和權力化。在中國足球職業化和市場化的過程中，由于沒有相應的法律約束，從而使得市場化背后的權力推手缺乏必要的法治監督，行政化操作和腐敗空間過大，反過來又助推足球市場化改革的方向產生變異。

　　此外，青訓也是中國足球改革長期以來的“內傷”，中國青訓體系落后、后備力量不足。提到中國足球，總有很多人說起“踢球的中國孩子太少”。事實上，中國足協自從5年前提出“校園足球”的發展規劃之后，全國常年參與足球運動的青少年人口基數是有明顯提升的。但參與足球現在看來只是解決量而非質，真正制約中國青訓的短板在于培訓機制、教練水平和競賽體系。

　　自中國足球職業化以來，此前業余和專業的培訓體系逐漸讓渡于俱樂部的青訓梯隊。普遍的情況是，一些俱樂部乃至是中超球隊的青訓工作根本跟不上，而一些青訓出色的俱樂部將不少青少年可塑球員,以各種方式輸送到歐洲先進足球國家。到巴西和葡萄牙進行訓練，很明顯可以大幅提升球員們的整體實力水準，但這也恰恰反映出國內青訓條件和國際一流水準還有很大差距。魯能況且這樣，更遑論一些連外籍教練都不舍得聘請的俱樂部梯隊，經費不足、球員比賽少、執教梯隊的教練水平良莠不齊，均限制了青訓的發展。

　　新的足球改革方案是否會落到實處呢？改革的方向肯定是對的，力度很大，涉及范圍更全面，但在具體推進過程中會遇到不少問題，不能盲目樂觀，很難說是否會像當年的紅山口會議方案一樣，成為一紙空文。就拿青訓來說，從“足球要從娃娃抓起”到“大力發展校園足球”，中國足球青少年培養始終走在路上，但卻難以步入正軌。如今國家大力支持足球事業發展，青少年的培養也被列入重點規劃。不僅大環境得到提升，發展前景也越來越好。不過，《濟南日報》記者近日從濟南多所擁有足球隊的學校了解到，教育部只是傳達了高層領導的思想，但是具體實施的規劃并未下達，雷聲大，雨點小是目前校園足球的現狀。

　　還有管辦分離的問題，《足球報》資深記者趙震就認為，雖然口號喊了很多年，但真操作起來困難多多。“首先人事的問題就很敏感，現在的足協領導都是體育總局的廳局級干部，足協工作人員都是體育總局下屬中心的公務員，都有正式的公務員編制。管辦一分離，他們過來不過來?如果過來，行政級別就沒有了，如果不過來，過去幾十年足球都是他們在搞，應該說他們是最有經驗，也最知道中國足球問題所在的人，完全換一批圈外人搞，能不能搞好?搞不好怎么辦，成績還要不要，這些都是很現實的問題。”

　　從西方的足球現狀可以看出，足球其實就是一種產業，俱樂部老板是經營者，球員是產業工人，是把足球當作自己職業的人群，這和其他行業的企業并無二致。中國足球和西方走的路子根本就不是一回事，這是和國家體制密不可分的。中國是集權、人治、管制一切，是自上而下的投入力量去建立足球隊，而政府資金以及資金的經營者是不講究經濟效益和回報的，這種投入和國有企業的失敗一樣，是歷史的必然、邏輯的必然，所以中國足球真正的問題不是政府做得不夠，而是政府做得過多，做了許多根本不應該由它做的事。

　　足球的改革其實也是市場經濟改革的一部分，中國所存在的市場經濟改革受累于政治體制改革的情況同樣發生在足球領域。眾所周知，一個自由市場經濟社會，一個高度商業化、職業化的社會，最基本的原則應是參與各方法律地位的平等。然而，中國社會缺少的恰恰是這一關鍵因素。中國特殊的體制決定了足球職責和功能的初始定位錯誤，將一項自主發展、自我輸血循環、為社會創造價值、為國家貢獻產值、為民眾提供就業機會、為觀眾帶來精神需求的產業狹隘地定位為為國爭光、為地方爭光，不求經濟回報的政治工具，從而將足球運動導入傳統集權計劃體制下的一項政府工程，企圖用政府資金，依靠舉國體制來支撐如此龐大、復雜的運動，其失敗的結果早已不難想象。

　　有人會質疑說，為什么有的舉國體制或計劃體制的國家，比如朝鮮、伊拉克也有較高的足球水平?不可否認，這些國家也實行著類似中國的體制，足球水平也不見得很差。但是，首先，他們的足球水平至少不能說很高，并且多年來也一直沒有什么突破且漸走下坡路。其次，集權計劃體制的國家不少，卻沒有一個國家可以躋身于一流足球國家行列，足球發達國家全部是市場經濟發達、職業化水平高的國家，這是普遍現象，只有普遍才能成為規律。再次，舉國體制投入足球，并不是不會產生效果，而是投入產出嚴重不成比例，事倍功半，政府行政推行的事情效率低下，滋生腐敗。

　　這種耗費巨大社會成本，占用有限的政府財政資金的做法，應該不是現代國家和社會的發展方向，也不是現代國家政府應負之責，是被歷史淘汰的行為。設想，國家拿出建設基礎設施的資金量來搞足球，在全國各地興建大量足球學校，給足球從業人員大量獎勵和資金，雖然因為低效和腐敗會抵消很大一部分投入，但足球水平應該還是會比現在有所提高。然而，全體國民會期待這一結果嗎?作為納稅人，會希望自己的稅款這樣花嗎?

　　中國足球的唯一出路就是職業化，如同中國經濟唯一出路是市場化、中國政治唯一出路是民主化一樣。職業化的道路注定漫長而艱辛，但愿我們的足球改革不止是投其所好或者一時的頭腦發熱。作為球迷，最不愿意看到的結果就是，足球的春天沒來到，只是喊口號的由體育總局變成了教育部而已。

共識網 2015-08-23 08:47: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