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恒均:無錫“天下第一村”的致富秘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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嫉惡如仇 從善如流
楊恒均微信號:yanghengjun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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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改革開放三十年,中國在政治、經濟與社會發展上都取得了巨大的成績,但取得成績的原因是什么?是因為我們堅守了不融于世界的那套僵化的意識形態呢,還是因為我們從善如流地加入到世界大家庭之中?那么,這三十年改革開放中出現的一些嚴重問題呢,是改革開放實行市場經濟導致的惡果?抑或是改革不徹底,一些人總是抱殘守缺所致?如何認識中國三十年取得的成績與存在的問題,將決定中國向何處去。半桶水放在那里,一些人看到的是那一半的水,另外一些人看到的則是另外一半的空。這次考察順訪華西村時,我有機會再次思考這個問題。



吳仁寶同志的兩本書


文/楊恒均


這次“走遍中國”江浙之旅的一個小插曲是順訪了有“天下第一村”之稱的華西村。華西村位于江蘇省江陰市華士鎮,1996年被農業部評定為全國大型一檔鄉鎮企業,全村共有1500人,面積0.96平方公里。華西村被各級政府樹為全國農村走共同富裕道路的典型。


當天的觀感是:村民的小別墅很漂亮,五星級酒店超豪華,天安門城樓、長城、美國國會山等微型景觀也別具一格。華西村里,唯一看不到的是華西村人——我們差不多走遍了華西村,卻沒有碰到一個華西村人,村里到處是外地來的民工,他們告知,華西村人都在辦公室里,不常出來。但有一個華西村人卻無處不在:隨處可見的宣傳牌、標語牌上,都是老支書吳仁寶的畫像、與中央領導的合影以及他的語錄、事跡介紹,書店里出售按照毛澤東選集與語錄格式出版的《吳仁寶文集》等。村子里不時有旅游大巴開來,村子里各景點的門票加起來要高于迪斯尼樂園的門票。


華西村——中國的縮影?


雖然這次順訪是走馬觀花,由于之前就對華西村有所了解,這次親臨其境加深了認識,也證實了我之前的一些看法。現在讓我們先看一下有關華西村的幾個“事實”:


第一,華西村的富裕不容否認。2004年,華西村人均年工資收入為12.26萬元,是全國農民人均收入的41.76倍、城鎮居民的13.01倍。我去的時候看到一個介紹,好象說華西村最后一個窮人也變成了“百萬富翁”。當然,有人質疑華西村的富不是真富,華西村村民每月只能拿到工資的百分之三十,其余的用于集體投資。如果村民要選擇抽出自己的資金,或者離開華西村,就可能不再富裕了。華西村集資后不停地投資(設有大大小小幾十個實業企業,涉足多個領域,一度想開航空公司),正好順應了中國經濟高速發展30年的大潮,使得華西村的集體財富暴增。從這一點來說,華西村很像是中國的縮影,一個集中了村民財富的很強大的村子。


第二,華西村的富裕肯定與吳仁寶分不開,沒有當了半個多世紀黨委書記的吳仁寶,華西村的模式可能很難形成。在華西村去年提供的一份“華西特刊”上,華西村88位先進人物頭像排成“金字塔”狀,吳仁寶一家22人處在“金字塔”的頂端。他們一家三代人幾乎都担任了重要的領導崗位。吳仁寶交班給自己的兒子,但他強調說,兒子能夠接班,完全是民主選舉的結果,兒子有本事。從這一點說,華西村又是中國的縮影,有一個強勢的領導,“民主”和集中奇怪的統一在一起,自成特色。


第三,華西村致富的途徑是揉合集體主義與現代的公司管理于一爐,實行家族式的強有力的領導,村民以犧牲部分的自由與自主換來“共同富裕”。在經濟上,吳仁寶追隨的是鄧小平路線,把村子變成一個集體出資、家族主管的大公司,融入中國的市場經濟之中;但在政治上,他崇拜的是毛澤東,推崇毛澤東的集體化與獨斷管理。在這一點上,華西村同樣具有當今中國的某些特色:經濟上搞資本主義,政治上始終不離毛澤東思想。


華西村對于中國,正如中國之于世界。過去30年,“中國模式”提供給世人的“致富經驗”讓世界驚嘆和羨慕,但迄今為止,全世界無一個國家想學、愿意學或者能夠學到“中國模式”。華西村成為“天下第一村”,同樣吸引了全中國村落的眼球,可它的致富經驗同樣無法復制。雖然我們去的時候都看到有各地來的政府取經團,吳仁寶也曾經被調到江陰縣當縣長(大概是為了推廣他的經驗),但迄今為止,別說江陰,就是全國范圍,也沒有再出現另一個華西村。


原因很簡單:“中國模式”如果推廣到全世界,這個世界可能會承受不了,世界大多數人民也不會答應;華西村的模式如果推廣到全中國,中國等于倒退了30年。沒有全球的自由市場與那些政治上實行民主制度的國家,“中國模式”不可能靠前蘇聯、北朝鮮與古巴這些實行計劃經濟的國家而生存下來;同樣,如果中國沒有鄧小平的改革開放與市場經濟,華西村不可能把自己變成一個鄉鎮企業而大賺其錢。道理就這么簡單。


華西村真的富裕嗎?


這個問題乍聽上去,有些多余。至少作為一個村子,華西村確實是很富有的,擁有一個超五星級酒店,以及各種實業企業、工廠,還有觀光用的直升飛機。村民每年有分紅,老人達到了老有所養。看上去很強大,至于內部實力如何,能持續多久,那不是本文要探討的。


那么,華西村的村民也是富有的嗎?答案好象也是不言而喻的,可是,如果我們細心觀察一下,就會發現華西村村民的富裕顯然被夸大了。如果你對中國過去30年各地的經濟發展有一些了解的話,你就會發現,華西村成為富裕典型的原因并不是因為它的富裕,更不是因為村民的富裕,而是另有其因。


大家注意到華西村村民總數只有1500名嗎?這是不應該被忽略的問題的關鍵。按照華西村拿集體的土地與村民的集資開辦一個華西大公司(鄉鎮企業)來說,在改革大潮中,這個村子早早把國家、集體和個人的財富集中起來,辦了一個合營公司。當然,這個公司盈利了,并讓1500人富裕起來(至少在賬面上如此)。可是,我們是不是可以問一句:改革開放以來,全中國有多少國資企業、公私合營企業以及私營企業讓無數的中國人富裕起來了?

就拿私營企業來說吧,全國不乏在沒有任何“非法集資”以及集體土地的支持下,而讓1500人富裕起來的企業。華西村就是一個公司,一個鄉鎮企業,運作也是按照集資與參股公司來運作,如果從公司運作角度看,他的經驗在全國幾十萬個大中型私營企業中,根本不值一提。我這次“走遍中國”所到江浙的一些私營企業,人家不占集體土地,也沒有任何類似的“集資”與違犯自由市場的對村民的限制,就搞出了一個能夠解決幾千、幾萬人就業,以及讓不少于1500名的員工變得富裕的私營企業。


從這個意義上說,改革開放以后,全國何止一個華西村這樣的鄉鎮企業?從中國經濟的規模來推算,全國大概至少有十幾萬(甚至幾十萬)企業與公司,在改革開放的過程中,其致富程度(讓自己以及員工等相關人員)不亞于華西村。即便不同遍布全國的私營企業相比,拿華西村同江浙或者廣東省的一些村子相比,例如東莞的一些村子,還有廣州獵德附近的村子,華西村村民的富裕不值一提。南方一些村子的千萬富翁可能就超過1500人。


私營企業是中國過去30年經濟發展的最大動力之一,屬于下一段改革開放要大力鼓勵、扶持的;而華西村的模式,則是混雜了私人、集體與國家三者,從某種意義上說,他更接近當今的那些怪胎“國企”。可問題是,這么容易的對比為什么一直沒有人發現?為什么那些創造了財富的私營企業以及沿海的富裕村子都被忽視,而恰恰是華西村這個根本無法復制也不應該提倡的怪胎,卻成為各級領導的最愛?竟然被樹立為致富榜樣?秘訣是什么,原因何在?


為什么是華西村?


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華西村雇傭外地勞工以及做生意的時候叫企業與公司,而對各級領導來說,卻叫“村”——天下第一村;華西公司的老板不叫董事長、總經理,而叫“黨委書記”;這個公司明明靠改革開放與市場經濟發財,可它偏偏打著毛澤東的集體主義與“為人民服務”的招牌;這個公司靠以上種種迎合了一些人口味而獲得各級政府的青睞與支持,且善于利用這些資源進行炒作,又以這個“典型”來發財致富……


首先,1949年后的所謂集體主義與毛模式給國家帶來了巨大的災難,受害最深的恰恰是廣大的農民。小平上臺后,從“包產到戶”、解散“人民公社”,逐漸走入今天的市場經濟。華西村的致富主要得力于小平的改革政策,它目前旗下擁有的所有公司運作要放在毛時代,不但會被割資本主義尾巴,甚至會被活活整死。華西村明明實行完全違背毛澤東時代的經濟政策,卻又處處把毛澤東抬出來,吳仁寶試圖建立一個毛澤東式的權威(他把自己的兩本書也弄成了“毛選”與“毛語錄”的樣子)。華西村這種做法滿足了一幫懷念毛時代、懷念集體主義的人的政治幻想——當然,中國如果不走回頭路,“天下第一村”也肯定是“天下最后一村”。


其次,1949年后,中國遭受最大破壞的就是村莊,最后幾乎到了奄奄一息的邊緣,而且那些崇尚共產主義與共同富裕的當權者實在想不出什么更好的辦法,于是在政治與經濟上干脆都“還權于民”,結果出現了這樣的奇跡:全中國“素質”最差的村民成為迄今為止中國各群體中唯一有投票權的,“包產到戶”這種幾千年前就開始的小農經濟被復活,延續至今!但始終有人不甘心集體主義的失敗,又對當今中國村莊的沒落無計可施,于是出于好心或者歹意,總希望有人探索出“共同富裕”的鄉村之路。更有人幻想,那些發財致富的人、能夠給社會創造財富、解決就業的不是市場經濟里的董事長、實業家與商人,而是“黨支部書記”與“村長”。于是,當明明是利用集體財富(土地)進行公司運作而發財的華西村,把“董事長”換成“村支部書記”時,把明明一個簡單的做生意賺錢弄成了“為人民服務”、帶領大家共同富裕的時候,一些傻瓜以為地球上出現了一條新的路子,一條徹底擊敗資本主義與市場經濟,可以回到毛時代而依然不受貧困之苦的“中國特色”的道路。當初他們也這樣寄希望在南街村上。


第三,樹典型的典型例子,中國式的炒作。在中國,樹立典型的目的好象不是讓大家效仿,而是讓大家感到慚愧與不解。例如,全國各地公務人員中不乏真心誠意“為人民服務”的,可我們樹立的典型幾乎清一色是得病死掉或者活活累死的。中國每次報考公務員的人擠破了廣場,官場中想當領導的人動不動不惜花費上百萬買官,你有必要樹立那些得了癌癥還死不退位的公務員與領導為典型嗎?看看吧,他們樹立了一個又一個集體致富的“第一村”,結果呢?大邱莊的神話破滅了,南街村的集體經濟模式也已成笑話,目前就剩這一個“天下第一村”還在支撐。中國60多年來,凡是靠主流樹立起來的英雄人物與模范典型,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他們在價值觀與理念上往往是逆歷史潮流的,沒有一個經得起時間的考驗!


最后,吳仁寶的個人作用不可抹殺。他的政治不倒翁形象對華西村具有關鍵的作用,華西村“天下第一村”的典型之所以能維持相對較長時間,完全與吳仁寶的政治嗅覺有關。我想,來到華西村的游人,恐怕沒有人會花錢買下《吳仁寶文集》和他的語錄,以及到圖書館中找出過去的報紙研究一下這個人吧?我是一個例外:花了一整天閱讀他的書,還查了江蘇過去的報紙報道。我的收獲是,吳仁寶在字里行間向大家透露出的致富秘訣既不是集體主義,也不是市場經濟,更不是共產主義,而是他特有的隨波逐流的“政治智慧”:六十年代當上黨支部書記的吳仁寶聲稱自己靠緊跟毛主席而“為人民服務”,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改為跟隨鄧小平致富,而九十年代華西村當然靠的是“三個代表”,過去十年,與時俱進的吳仁寶卻又開始信奉科學……


當然,他到底懂不懂什么是“三個代表”與“科學發展觀”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能讓上面知道,華西村的富不是靠國家的土地、外來勤勞的民工、市場經濟與各級政府的支持,而是靠“代表”與“科學”,這就足夠了,這也是他真正致富的秘訣。——在這個村子里行走一圈,你會發現比行走任何一個地級市還能看到更多的政治宣傳牌。未來十年如何保持華西村“天下第一村”的頭銜并吸引各地黨政干部來取經,要等十八大塵埃落定后,八十歲高齡的吳先生才會根據時勢而決定下一步的“致富秘訣”。


“天下第一村”與“中國模式”


一個村支書能有這樣的政治水平,成為政治上的不倒翁,也難怪各級黨政領導趨之若鶩,據說,現在非中央一級的領導,要想在華西村見到吳仁寶,比我們普通人在華西村找到一個華西人還不容易。行文至此,我要特別強調:本文并非否定華西村的成績,更對吳仁寶老書記沒有任何偏見,只是本人非常不認同有人把華西村作為一個全國致富樣板,把它作為一個“模式”來推崇與推廣。我認為從這個意義上講,華西村帶給我們的啟發要遠遠超過對它本身的探討。給我們提供了一個觀察“中國模式”的視角。


作為華西村,作為吳仁寶,他的致富辦法,如果是村民集體的意愿,并不應該受到嚴厲批評,中國當前實行的是多種經濟成分并存,私人企業、集體合資與與國營都存在。對他們借助“天下第一村”來作商業炒作,也是無可厚非的。從華西村目前大力發展旅游業來看,它靠融資與貸款的實業顯然鋪展過寬,有些力不從心。在目前制造業與金融業都走下坡路的時候,聰明的華西村利用自己的“名聲”而發展旅游業,是一個好辦法,這一點是大邱莊與南街村都沒有想到的。


華西村建好不久的五星級酒店金碧輝煌,全世界任何一個投資人可能都不會在這樣一個地方建五星級酒店,因為絕對會虧錢。而華西村敢建,就是沖著“天下第一村”的牌子,沒有這個牌子,沒有全國各地趕來取經的黨政干部,沒有各地過來探究的游客,以及組織的各種會議,單單這個酒店的運營成本可能就會拖垮華西村。再例如,這個五星級酒店里鑄造了一尊金牛,據說造價三億,于是引來了一些議論,其實,這只不過是華西村的致富之道。黃金放在那里不但保值,而且現在去參觀這尊金牛的游客都需要買昂貴的門票(我就因為票價太貴而沒有看金牛)。我稍微算了一下,觀看這尊金牛的門票錢,過幾年就可以收回這頭金牛的成本——而鑄造金牛的黃金還在增值。其實,走了一圈華西村,我發現,只有1500人的華西村,如果不再盲目投資,僅僅靠旅游門票就可以發財致富了。


然而,華西村在政治上的炒作卻明顯具有誤導作用,令人倒胃。一個明明靠市場經濟發展起來的鄉鎮企業,卻偏偏要高舉毛澤東思想與計劃經濟的原教旨主義。這和當今社會上有大批靠市場經濟與改革開放政策致富的老板,卻宣稱崇拜毛澤東一樣令人惡心,他們只不過傾慕毛澤東到死都把絕對權力緊緊抓在手里的那種“偉大”,其實,那些商人與企業家如果在毛澤東時代,早被清洗,甚至株連到九族了。


我對各地政府與領導對“天下第一村”的炒作更為反感,他們不顧中國的發展大方向,對蓬勃發展的私人企業多有刁難,卻出于政績甚至其他不可告人的目的,唯獨對華西村這個市場經濟與計劃體制的混合怪胎情有獨鐘,以致各級政府官員都絡繹不絕地去考察“華西村”經驗。至今還在全國范圍內炒作“天下第一村”。


“天下第一村”的秘訣是政治上弄一個“假大空”,高舉一些上面愿意看到的政治旗號,把一個集體合股的鄉鎮企業硬是炒作成“黨支部書記”帶領大家共同富裕、共產主義新農村,但在賺錢與對社會的貢獻上,他們卻是毫不留情、不折不扣地實行資本主義與市場經濟,除富裕了吳仁寶家族與區區1500人之外,沒見到華西村對國家、社會與外地來的打工者有超過普通私營企業更多的貢獻。


但“天下第一村”的牌子還是要高高舉起的,為了華西村,更為了那些試圖用這個不可復制的怪胎來注釋改革開放的遺老們。可以預測,如果“天下第一村”的牌子倒了,如果來自各地取經的黨員干部不來了,如果來自上面的各種榮譽與支持斷絕了,這“天下第一村”可能比他的兄弟大邱莊與南街村還要倒得快。這對于1500位華西村的村民當然有些殘忍,但對于十幾億中國人,以及中國下一步的改革開放,可能并不是一件壞事。


楊恒均 “走遍中國”江浙私營企業考察之旅

2012.8.12 無錫 初稿,8.26日 廣州 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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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恒均 2015-08-23 08:4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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