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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歷史教學專業委員會2011年年會上的講話

（2011年10月15日上午；地點：大連紅旗中學）

很高興來到大連與大家交流。我講五個問題。

第一．好奇、懷疑、批判，是治學和創造的起點

最近蘋果創始人喬布斯逝世，各地有很多介紹，有沒有人注意到喬布斯的思維？這對我們有很大的啟示。喬布斯說過一句話，我印象很深。他說，我愿意將我全部的科技換取跟蘇格拉底一個下午的交談。為什么這位一代天才會有這樣一個結論，原因在哪里？我想其中包含了非常豐富的歷史內容，哲學內容。

蘇格拉底有兩個很重要的特點，一個，他的社會責任感。他說他是一個牛虻，國家好像一匹碩大的駿馬，它前進得太慢，我就要叮它，催它前進。這是一個知識分子經典性的定義；就是知識分子要有責任感，對社會國家要監督，推動它前進。第二個，蘇格拉底與孔子的教育方法有根本區別。孔子是灌輸一些基本觀點，基本信條，什么問題結論就是這樣，他告訴你了，雖然講舉一反三，整部《論語》就是格言和信條。但蘇格拉底，你看他的談話記錄，柏拉圖他們記錄下來的，都是教人懷疑，教人辯論，不斷提出問題，讓你思考。我想這就是中西文化的根本不同，也就是蘇格拉底偉大的精神所在。喬布斯還談到，他在研究工作的時候，對一千個事情說不，然后從這一千個說不當中，找到最好的一個答案和方案。這是什么精神呢？懷疑，批判，不要一下就有個結論。這是一種思維方法。蘇格拉底的精神孕育了整個西方文化，使西方文化的成就遠遠超過了東方文化。西方文化的源頭也在東方，吸收了東方文化的精華。但是后來，它與貿易、工商帝國、市場經濟結合，發展出現代的西方文化。人類的現代文化，不僅是西方的，實質是東西方文化的精華，源頭在批判與懷疑。

所以學習方法、思維方法非常重要。當我上課的時候，對我的學生一定講個故事。我五零年代在復旦念研究生，那時大家頭腦很熱，1956年提出了向科學進軍。我們那時念書，早上等在圖書館門口進去，關門才離開。有一次我的導師從北京開知識分子會議回來，向我們研究生講了一個事：于光遠先生當時是中宣部的一個處長，做科學哲學的，那時叫自然辯證法。他說大家有沒有想過，為什么疑問號是個勾子？他說對一切事情沒有疑問的話，在知識的大海洋中就勾不到東西，只有疑問才能得到知識。這對我一生都有深刻的影響。所以我一再和學生說，治學的起點在哪里？就是好奇和疑問。如果離開這條，就沒有治學，也沒有歷史教學。

回過頭來說，歷史教學應該怎樣？你們是全國三十萬歷史教師中的精英，假如所有人文學科的教師都能給學生一個這樣的啟示：要把批判、懷疑、好奇的精神，作為自己一生思想活動的起點。不一定做學者，做其它事也一樣。喬布斯沒有成為一個學者，但他在商業領域有這么大的創造，就是由于懷疑和批判。我想歷史教學也應該這樣，教會學生們方法，讓他們以后去不斷拓展自己的知識。

這樣去看我們的青少年教育就有個大問題：太小看青少年兒童了。從幼兒園、小學開始，就低估了他們的接受能力。那些兒童文學，很多都是很膚淺的。我印象很深的，我們小時候讀意大利阿米契斯的《愛的教育》，覺得那個故事有什么好？太簡單了。其實很多童話都是幼兒園時候聽的，一進入小學，開始有了閱讀能力后，那些孩子都不滿意這些讀物。他們想讀的都是大人讀什么、父母讀什么，偷偷拿來看。我過去很不喜歡讀《紅樓夢》，感覺很婆媽，很繁瑣，看幾次都丟下來，看不完，一直到大學畢業以后，毛主席號召要批判《紅樓夢》才把它看完。但是十多年前，有一次我的學生請我吃飯，帶著自己的孩子，其中有個小學五年級的小孩，說自己看《紅樓夢》，看了五遍。一個小學五年級的女孩看了五遍《紅樓夢》，這是不是個例外？不是。我一個小孫子念小學的時候，有個暑假我花了一千多元給他買了幾十本書，除其中的《牛津兒童百科全書》外，其他的一個暑假都看完了。林達寫的：《總統是靠不住的》等三部介紹美國法治精神的書，也看得津津有味。就是說，不要低估他們的閱讀能力。

我知道的境外好的中小學，都在建設“書香校園”。中央教育研究所深圳實驗學校多年來也提倡“書香校園”，一個星期要求看一本書。在這個情況下為什么還要照本宣科、依照教材去教他們？有些歷史教材花不了多少時間就能看完，白紙黑字都寫著，用得著教嗎？我想不用。要教的話，最好挑一批你認為好的資料，包括幾種觀點不同的，拿給學生看，看完后討論。然后視他們思想的深度、有沒有獨立見解，給予適當評分。除漢語、外語等基本技能訓練外，人文學科最好的教學方法是討論，有些自然科學也適用這個方法。發達國家的學校從小學開始就注意培養小孩發現問題，收集材料，分析問題的能力和與他人討論的習慣，為什么我們不能徹底告別填鴨式教學呢？

所有在大學工作過的，或者在大學做過領導工作的都知道，要讓年青教師成長起來，方式之一是組織討論班。讓他們讀書，報告讀書心得，然后自由討論，甚至激烈爭論，這是最好的成長方法。我們的教師完全有條件做到這條，為什么不這樣做？對國家長遠負責，對年輕人的長遠負責，就要教會他們合適的方法。

這面臨一個障礙，高考怎么辦？非常簡單，只要是動腦筋的人，文科高考那一套，用個把星期背一下結論，就行了。我相信不是太笨的學生，只要基礎知識、基本技能學得扎實，文字表達、理解能力好，邏輯思維清晰，記憶力正常，記住那個結論還不簡單？知道有這樣的觀點，另外還有別的觀點，就教他們考試的時候按照教科書觀點去答，就行了。而且了解多種觀點，會記得更牢，有更大的發揮空間。

第二，今年是辛亥年，還應該講一講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我今年已發表了十多篇東西。十幾萬字當中，有三篇最值得讀讀：一篇是《袁世凱與國民黨：兩極合力摧毀了民初憲政》，兩萬四千多字；第二篇是《炎黃春秋》今年第七期的《大清帝國的兩道催命符》，講革命為什么會爆發，一萬多字；還有一篇六七千字，《辛亥革命的四大疑問》。這幾篇，要討論辛亥革命都值得一看，里面提出很多新問題，論證也是充分的。

辛亥革命爆發的原因在哪？我說大清帝國有兩道催命符，一道是它關鍵時刻拒絕政治體制改革；另一道是它對民營企業出現的問題不依法處理，隨意侵犯民間資本。它侵犯了民間資本，結果引發保路運動。辛亥革命的開端其實應該是1911年9月7日，四川總督開槍打死了32人，引起四川人民反抗，武裝斗爭爆發，比武昌起義早一個多月，武昌當地的革命組織趁這個時機組織起義。

再者，為什么革命以后會出現這樣一個局面？我在問答中談到四個問題。第一，辛亥革命的最大收獲是什么，勝利果實是什么？兩個勝利果實，一個是三權分立的政治體制建立起來了，另一個是言論自由實現了。言論自由到什么程度呢？那時同盟會里有個很極端的人，戴季陶，他是《民權報》的負責人，寫文章說：“熊希齡賣國，殺！唐紹儀愚民，殺！袁世凱專橫，殺！章炳麟阿權，殺！”總統、總理、社會名流都要殺，袁世凱也沒有下令跨省追捕。這證明言論很自由。言論自由后來為什么被摧毀？亂。亂的原因首先是由于國民黨的奪權思想；其次才是其他軍閥的混戰。而且國民黨不走靠選票上臺的正道，而是三次挑起戰爭，直到政權奪到自己手上、建立起黨國體制為止；他們沒有想到要把制度建設擺在第一位。

這里就遇到一個問題：什么是制度？制度是規則，人的行為規則，而且是強制執行的規則。規則有些是成文的，有些是不成文的。假如你把制度建設放在第一位，就會想，辛亥革命那些來之不易的成果要鞏固下來。

辛亥革命什么時候失敗？我過去也說，二次革命后袁世凱建立了專制統治，辛亥革命就失敗了。后來想，不對，袁世凱稱帝沒有多久就死了，整個北洋時期，辛亥革命的兩個成果基本在延續，那怎么能夠講它失敗呢？真正失敗，是在1926年4月20號段祺瑞宣布下臺，他的執政府跨臺了。在此以后，中國長時間沒有了三權分立的政治體制，取而代之的，短期間有張作霖自稱大元帥的軍政府，很快被國民黨的黨國體制、威權統治取代了。整個國民政府時期（1925-1948）都是獨裁專制體制，黨國體制；后來在臺灣才慢慢恢復了三權分立的現代政治架構。辛亥革命失敗以1926年段祺瑞挽救共和的最后努力失敗為標志。

同不同意這個觀點？同不同意都請看看我的三篇東西，不同意就寫文章批判。辯論當中我們的認識就會提高。我們如果不是這樣學歷史的話，怎么能教出合格的受過歷史教育的學生呢？不可能。

第三，正確地理解民國歷史，關鍵在哪里？

關于晚清歷史，二十年前我出版了《晚清大變局》，很多人都看過，里面對晚清歷史有全新的解釋。建議大家看看，看了以后同不同意都無所謂，能引發大家思考就很好了。

書上講過的這里不講了，現在我要講民國這段歷史。除了辛亥革命以外，究竟怎么理解民國歷史？關鍵在正確評價北洋時期。過去我們一講北洋，就認為都是軍閥。按照蘇格拉底的觀點，這就是應該討論的問題，從軍閥的定義開始就要反復辯論。

北洋時期，因為辛亥革命兩大成果的作用，有很多輝煌的東西。

首先思想文化是了不起的，應該講二十世紀中國思想自由和言論自由最好的時期就是北洋時期。1912年到1926、27年，學術自由和言論自由都是最好的。你可以反駁說，這期間有些軍閥屠殺記者、封報紙。這些都有，政府動手的有，民間暴民專制的錯誤舉措也有。民國元年國民黨開先例，砸了進步黨在北京的《國民公報》。相對說來，暴民專制更厲害：著名記者黃遠生是國民黨暗殺的；1925年火燒《晨報》，是國民黨主導的，將當時全國最有威望影響最大的報紙燒掉。其它如軍閥張作霖殺邵飄萍等等，都有。但從整體來講那時是最自由的。學術自由帶來新文化運動。這是非常光輝的一個運動，中國幾乎所有的人文學科、社會科學，都是在北洋時期奠基的。

經濟上也是很了不起的一個時期。過去我們說，民國建立后經濟上有個高速發展的時期，是由于一戰爆發、西方列強無暇東顧，所以發展起來了。這有道理，但更重要的一條沒有講，就是市場經濟的建立。義和團事件以后，中國開始確立市場經濟制度；民國成立后繼承了清末新政的成就而且有所發展。袁世凱，很能干的一個政治家，請出張謇等一些很有經驗的企業家來管經濟，結果很快實現了財政平衡，同時對經濟發展有所促進。很明顯的記錄，是民國最初幾年一直到1920年，工業發展的速度達到年均13.8%。一直到抗戰前，經濟發展記錄都是很不錯的。清末新政以后到抗戰前，是中國經濟發展的一個黃金時代。國民黨為了黨派宣傳，說抗戰前是黃金十年，年均經濟發展將近10%。其實義和團以來都是這樣，這是市場經濟的功勞。北洋這方面的記錄也不差。

過去還說北洋政府是賣國政府。錯了，而且大錯特錯。這是不合格的結論，要是考試，如果我改卷，這個答案會不及格；但你們改學生試卷，可能是80分以上。沒辦法，現實就是這么荒謬。實際情況怎樣？收回國家的主權、利權，是從北洋政府開始的。不講個別例子，一戰后德國失敗了，它原有的所有特權不能不放棄，新中德條約是平等的。這是被迫的，還有沙俄推翻了，蘇俄說要放棄特權，那是半真半假。有些它放棄了，比如庚子賠款就放棄了，其他國家也放棄了啊。但有些人說它把所有不平等條約都放棄了就是假的，把蒙古作為殖民地搶過去了，在東北的特權也不肯放棄。蘇俄繼承了沙俄的大民族主義和侵略，整個蘇聯的歷史就是一部罪惡史，這是很清楚的，沒有什么可爭論的。假如這還要爭論就太低級了。看看蘇聯共產黨最后一任中央宣傳部部長雅科夫列夫的《一杯苦酒》，能知道很多東西，這是蘇聯共產黨自己的反思。

除此以外，舉個主要事實，假如不理解這一條，講民國歷史就會差之毫厘失之千里：1919年五四愛國運動很偉大，提出的問題是收回山東利權。結果是誰收回的？不是共產黨，也不是國民黨，而是北洋政府。1921年11月12日開始到1922年2月6日結束的華盛頓九國會議，通過英美的調解和壓力，中國和日本解決了山東問題，基本上五四時候提出的那些問題解決了，主權收回來了。那么大的事都解決了，你說北洋賣國政府，是不是冤枉了人家？我想這很不公正。

另外，治外法權也著手收回，有些已經收回了。如1927年1月1日，上海公共租界會審公廨收回來了，是北洋政府收回的，是孫傳芳支持淞滬商埠總辦丁文江一手收回的。這些例子很多。段祺瑞他們根據華盛頓會議的有關決議，還專門召開了調查中國司法狀況的會議。為什么開這個會？很簡單，為什么中國喪失那么多司法主權，各種各樣原因都有，很多解釋，但關鍵一條，過去中國人不敢正視：中國的司法太野蠻了。有人會跳起來，說污蔑中國司法，但沒辦法，要講老實話。不相信就去試一下中國的傳統刑法，看是否能接受。中國傳統的體制，行政權與司法權是統一的。西方中世紀慢慢發展出獨立的司法系統。中國沒有，承認嗎？洋人到中國來不愿意接受野蠻的這一套。怎么辦？學吧。慈禧比我們一些人還要開放一點，她原來很蠢，經過義和團以后就知道錯了。她批準將原來的中華法系廢除，分兩步走，第一步先將那些最野蠻的肉刑廢除；第二步修改刑律、民律、訴訟法，在日本人幫助下制訂了一套全新的法律體系。這是中國的大革命，這個革命在整個民國時期都沒有被否定。但中共中央1949年2月發出指示，要廢除和“蔑視和批判《六法全書》及國民黨其他一切反動的法律、法令”，“蔑視和批判歐美日本資本主義國家一切反人民法律、法令”[1]。這一否定，加上毛澤東說我們不迷信憲法，我們是無法無天。中國人為此受盡苦頭，都是無法無天的結果。反右，毛澤東說了幾條標準，違反了就是右派。他講幾句話就是法律，跟皇帝的圣旨有什么差別？結果10%以上的知識分子變成右派，當時毛說有五百萬知識分子，其中五六十萬變成了右派，慘嗎？這就是沒有法律、不實行法治的結果。文革就更不用說了。

北洋時期一直在堅持原來三權分立，獨立司法的架構。在主權回收問題上，段祺瑞一方面開了司法調查會，另外還開了一個關稅會議。關稅會議旨在收回關稅自主權，這個談判在1925年11月19號達成協議，規定從1929年1月開始要將中國關稅自主權交回中國，還有些具體細節沒有談完，結果國民黨搗亂、軍閥矛盾，兩個因素匯合，段祺瑞倒臺，這事就黃了。國民黨上臺揀了個大便宜，于1929年1月如期收回關稅自主權。把這樣的政府罵為賣國政府，是不是有點離譜？

講到這里還是在講現象，更深刻的是國際關系的變化。一戰后，國際關系發生了大變化，從原來的列強在中國瓜分勢力范圍這樣一個狀況，轉變為華盛頓會議體系。這個體系特點跟以前不同，以前是瓜分勢力范圍，然后美國插手，說要門戶開放，某個國家的勢力也要向其他國家開放。華盛頓會議以后不同了，除了日本還想將中國變為殖民地，其它列強對中國的態度變了，認為應該在維護中國獨立主權的基礎上，促進中國改革。國際上列強有這樣的轉變，再加上北洋政府的努力，雙方配合，所以北洋時候成為中國收回主權時代的開端。它沒有完成這個任務，但卻是良好的開端。反對的人可以去看材料。這里我要特別推薦一部書，臺灣學者唐啟華教授的《被“廢除不平等條約”遮蔽的北洋修約史（1912-1928）》，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年北京版。講北洋外交和中國如何收回主權，是很優秀的學術著作。

有些問題，你們作為歷史教師還不知道的話，我就給不及格了。比如袁世凱是不是賣國賊？人家老早解決了，你去看九一八事變后王蕓生編的《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作為歷史教師那是非看不可的書，二十一條怎么提出，怎么談判，怎么斗爭，怎么評價，資料齊全，清清楚楚。可能比較模糊的是段祺瑞時代，也就是袁世凱逝世后的那些做法。比如善后借款，看看王蕓生那本書就知道，善后借款條件在當時來講對中國是有利的。關于山東問題換文，里面說山東問題換文本來從短期看對中國是很有利的，但沒有想到一戰馬上就結束了，不應該有這樣的外交交涉。所以這是外交上的一個失誤，就是說基本沒有問題，但有些失誤。這樣一講，北洋是不是賣國就清楚了。

北洋時期的主要問題在于亂，軍閥混戰。問題是，亂的根源在哪？過去我們簡單化，說帝國主義在后面搞鬼，是不是呢？這個結論不一定靠得住，很多找不到證據。反而有些就有確鑿證據，蘇聯在中國興風作浪，它把國民黨作為一個工具，錢，顧問，武器都是它給的，想把中國變為它的一個外圍，這個有根有據。

亂的原因，從根本上看是革命的后果。革命，不能隨便玩，要估計到后果可能很嚴重。原有的制度和規則，要是用暴力去摧毀，必然會經過一次大亂時期。1789年的法國大革命，大亂十年，到1799年拿破侖當上第一執政，他老實不客氣地說，法國大革命結束了。但還是戰爭不斷。不過他制定一部《拿破侖法典》，法國大革命的成果鞏固了。英國革命什么時候勝利？1688年的光榮革命，到1689年制訂《權利法案》一系列的法律文件，英國革命鞏固下來了。三十八年的混亂，四百萬英國人死去二十萬。我們講的包圍國會等，那時都有，克倫威爾就是這樣干的。你說北洋時期包圍國會、賄選等，凡是實行三權分立的，都有這樣一個腐敗過程。這個過程用武力是解決不了的。只能用民主制度自身的自我凈化機制，不斷改進。你看臺灣選舉就是這樣，最初國民黨控制下賄選、操縱選舉都有，經過幾個回合的凈化，現在在臺灣，賄選抓到一件，馬上就完蛋。有時要毀滅對方，制造一個類似收買選票之類的事件，一下子就會敗選的。都要經過這一段的。人是很野蠻的，是吃人生番演變過來的。我們過去歌頌民族英雄，反過來想，人就是野蠻，那么多的人力物力都花在殺人掠奪上。沒辦法，人類就是要經過這么一段。

三權分立制度要成長起來，也要經過這一段。這個亂，是革命的必然后果。原有的權威失掉了，規則不再有權威保證施行，一旦推翻就亂，亂了以后要建立一個新的體系，很困難。第二個原因，軍閥本身是為了私利而爭奪。第三個原因，有人打著革命的旗號來搗亂。跳出政治語言，以一個歷史學家的客觀態度來看，這些說法對不對？例如國民黨在廣州的護法，我們都歌頌。但這些革命政權干了些什么？1924年4月，孫中山下令，將大理院院長趙士北撤職。大理院就是最高法院，院長不是選舉產生的，孫中山想撤就撤。為什么撤呢？因為趙士北堅持司法要獨立，跟孫中山主張的黨化司法不一致。孫中山那時開始在廣州建立政權，就是黨國體制。亂就亂在這里。

剛才講了三個問題，還有兩個問題要講，一是怎么看孫中山，另一是怎么看蔣介石。對兩個人物理解了，很多歷史事件就清楚了。

關于孫中山有很多說法。我對孫中山有篇很長的文章，叫《孫文在辛亥革命后第一個十年的迷誤》，六萬多字，大家不妨找來看看。我自己寫下來都掉眼淚，寫到中間根本不愿寫下去。為什么我們過去眼中的一個革命英雄的所作所為是這樣？后來一些年輕人說袁老師寫完吧，我才寫下來，是1998年寫的。這篇文章現在看起來還是經得起推敲，基本方面應該說是站得住的。

我們說孫中山，不是說他個人的問題，而是說中國的歷史造就了這么一個人物。那個階段，革命派的水平就是這樣，所謂先進人物的水平就這樣，這里能提供很多啟示。

馬英九在紀念辛亥革命百年的講話說到一條，說孫中山領導了武昌起義，這是政治家語言，不是學者的回答，大家一聽都知道是錯的。孫中山跟武昌起義沒有多大關系。在號召起來革命方面，他有他的作用。但是，我們過去宣揚的很多是不符合歷史事實的。比如，說他1894年沒有見著李鴻章，立即對改良失望，一眼看透李鴻章和清政府沒有希望了，決定革命。這個說法很勉強。他給李鴻章的那封信——《上李傅相書》，放到當時的歷史環境下，是很膚淺的，遠遠沒有達到當時應有的高度。與同時代的鄭觀應《盛世危言》相比，差得很遠。李鴻章沒有虧待他，當時他正在處理朝鮮戰爭的問題，孫中山說想到國外考察農業，李的幕僚馬上給了護照，滿足了他的要求。現在如果有個年輕人上書要求出國考察，國家領導人會不會理你呢？

這還是小事。最關鍵的是在辛亥革命后，他沒有起到應有的作用，反而成為中國政治局面混亂的一個根源。

他發動三次戰爭，第一次是宋教仁案以后的二次革命。這里有個問題，宋教仁誰殺的？這個問題今天不講，看看我的《袁世凱與國民黨：兩極聯手摧毀民初憲政》那篇文章講過了。最重要的，宋教仁案不能用戰爭、武力的手段解決，要通過司法系統解決。整個北洋時期的司法系統，應該講一脈相承是比較獨立的。甚至在三一八事件后，北京地方的檢察署不是為段祺瑞政府辯護，而是要起訴他，說當時執政府的衛隊錯了，已經觸犯了刑法，應該追究段祺瑞的責任。這個司法系統就很不簡單。宋教仁案后，上海地方檢察院也要傳趙秉君到案說明情況。但孫中山看不到只有沿著法治的道路才能把中國真正變成現代國家，不能輕易訴諸武力。一個政治家沒有能力看清雙方力量對比，發動戰爭，一個多月全軍覆滅。一個政治家應該有聽取意見的胸懷，國民黨內幾乎一片反對聲音，他不聽，一意孤行。這是很大的錯誤。

第二次，袁世凱死后發動所謂護法戰爭，以廣州為根據地打了五年。這也是錯誤的戰爭，而且本身是不合法的。他賴以成立護法政府的所謂“非常國會”，最盛時也只有兩百多議員，根本就不夠法定人數。成立一個不合法的政府來反抗中央，這也是錯的。

第三次發動了北伐戰爭。這次他上了俄國人的當，建立了一個黨國體制，造成中國民主政治的大倒退。

三次戰爭就是這樣。現在的問題，對這三次戰爭的評價有不同意見，多數史家仍在盲目歌頌，這就要辯論了。回去好好研究一下雙方的材料，可能對你們的歷史觀會是個震動。

更深入地追究，為什么恰恰是孫中山存在這些問題？應該講，這跟他的思想和知識水平有關系。廣東人有一句話說“竹升仔”，竹筒有節兩邊都不通。就是對西方文化不懂，對東方文化也不懂。嚴格說起來，孫中山就有這個問題。這不是故作驚人之語，有事實為根據。現代西方的精華，在于法治，民主政治，分權制約的民主政治，保障公民的自由……這些都是基本的東西。關于保障公民自由，他有言論說，中國人自由太多了，不應該講個人的自由，要講國家的自由和黨的自由。對不對？凡是講國家自由的，應該讀點馬列。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講到，講國家自由就等于說讓政府、領導可以為所欲為。因為我是政府領導人，我就是國家代表，我的話就代表國家意志。這是不通的。

另外他對政治制度的建構，沒有分權的概念。成立臨時政府，當時有個爭論，究竟實行總統制還是內閣制？內閣制就要受制于國會，由國會監督政府。孫中山當時說，我們革命了，自己人當總統，為什么還要受國會的批評制約。他根本沒有分權的觀念，甚至到后來朕即國家的觀念還在他的身上有所體現。他說我是共和的締造者，民國的創造者，你講民主共和離開了我就是錯的。我就是共和，我就是民國！是嗎？你是臨時大總統，做了三個月下臺了，怎么還代表民國呢？在民族問題上他是主張同化的，有白紙黑字寫在那里。他對東西方文化的認識就是這樣。當時臨時參議院通過決議將首都定在北京，孫中山、黃興對此很不滿意。他們正想將袁世凱拉到南京，好控制他，怎么能定都北京呢？他們發話：趕快改過來。臨時參議院要求他們發咨文再議，這是有明文規定的法定程序，合理合法。但他們要上紫金山拜朱元璋，黃興說我不和你啰嗦，不改過來我就派兵把你們捆起來。這些人的水平就是這樣。

臨時政府一成立，孫中山向日本人借錢，說你不借給我，軍隊就要散了，我就要和袁世凱和談。談判中他開出一個條件，可以將東北蒙古交給日本管理。你說他是賣國賊？我不同意。他搞革命，為了救國，明知道要掉腦袋的也干，說他有意賣國恐怕不符合事實。核心是他沒有現代國家、現代民族的概念，他認為滿族是外國人，滿洲、蒙古不是中國，把那塊地方交給別人管理無所謂，反正不是我們的。這當然不對，真是人家的土地，你更沒有資格隨便轉讓。從這些事例看，他的思想水平有多高呢？

所以我說，要正確評價孫中山，就要站在國家社會的進步的立場，不要拜倒在某個人腳下，也不要黨派史觀。國家的進步，社會的進步，所有言行是不是對此有利。另外不要有英雄史觀，客觀地看，拿出材料討論，就知道他是怎樣了。

后期他的那些作為更加是受到蘇聯的蠱惑，有時他的水平之低是驚人的。比如1925年，他北上與段祺瑞商議如何解決國家當前問題。在廣州的告別會講話時說，今天來聽講的有武學堂的學生也有文學堂的學生，將中山大學和黃埔軍校的學生都看成黨和政治斗爭的工具。他沒有想過教育是有獨立性的，大學不是工具。

再簡單講一下蔣介石。

怎么看蔣介石？過去貶得他一無是處，現在倒過來有人說他如何了不起。兩個極端都沒有跳出黨派史觀的影響和意識形態的干擾。客觀地看，蔣介石的主要貢獻有兩條：第一堅持了抗日戰爭，他是抗日戰爭的一個重要領袖，這條不能否認。第二他促進了臺灣的轉型。我們過去說蔣經國是臺灣轉型的一個關鍵和主要人物，這是對的。但是蔣介石也有他的貢獻，一個他堅持地方自治，縣一級堅持民主選舉，縣長由百姓一人一票選舉；后來到一人一票選直轄市市長，這條很重要。最初選舉國民黨有黑金等胡來，有些選出了不是國民黨的領導人，他接受了。這就很不錯。那些不是國民黨的領導人被選出來，就有機會鍛煉。光讀書，沒有歷練，不可能成為可以安邦治國的政治家。其中有些人慢慢成為反對力量。一個政府沒有反對力量監督是很危險的。人也一樣，沒有人經常提醒、批評就不會進步。一定要有反對和監督的力量。他讓那股力量成長起來了，制度上為反對力量的成長奠定了基礎。第二，他沒有侵犯私有財產，保護了私有制。

其實整體評價蔣介石，從個人來講，他可以說滿身是缺點。私人生活，他有幾個老婆、嫖妓等都是事實，但無關宏旨。在這個問題上，數一數民國以來的政治人物，從孫中山開始，很多都不清白。民間也是這樣，香港的霍英東，澳門賭王何鴻星，臺灣的王永慶，他們有幾個性伴侶？另一方面，他搞暗殺、表里不一，都有；是流氓性很強的一個人。殺陶成章，大家都知道。后來抗戰勝利后，他把龍云搞下臺，手法是很毒辣的。先派兵到云南，控制了所有軍事要地，然后下令免去龍云的省主席職務，調到重慶做軍事參議院長，給你一碗飯吃。他把黨內元老一個個打下去；不同派系的領袖，一個一個地收拾；他是很懂得耍流氓手段的。國民黨內元老很多廣東人，但后來做漢奸的不少，其中一個原因就和蔣介石排擠他們有很大關系。他上臺后打了多次內戰，跟共產黨打得死去活來，還可以說是因為政治分歧，但和閻錫山中原大戰，和李宗仁、白崇禧打等等，都是出于私利、小集團利益。也不要盲目歌頌黃埔軍校；黃埔的思想教育是很落后的。大家不知有沒有看過《1925年前的蔣介石先生》，那本書的資料非常豐富。

作為一個政治家，蔣介石各種各樣的作為很多，有些很糟糕。但他除了堅持抗日戰爭，還有一個很重要的貢獻，維護了私有制。

中國歷史走了那么大的彎路，現在回到改革開放，實際上就是恢復私有制，恢復市場經濟。這樣經濟就發展起來了。國家要安定下來，一個要在法治基礎上保持穩定，再加上市場經濟。市場經濟與私有制是一個銅板的兩面，沒有一個就沒有另一個。一定要有財產所有權——資金、貨物的所有權，才能進行交易，不然的話，市場經濟無從談起。蔣介石始終維護這一條。當然也有壟斷企業。

過去我們講的四大家族，其實是政治語言，政治宣傳的需要。陳立夫下臺后在美國養雞，怎么會是壟斷家族呢？宋子文的全部檔案公開了，我去看過，最后審計，他的財產不過八百多萬美元。這里包括了他離開大陸后各種經營收入，他是很有經營頭腦的，算比較有錢的。孔祥熙是貪污的。蔣介石本身沒有太多私產。他也不需要，國庫和他的家庫差不多，他愛怎么用就怎么用，但到現在也沒有找到他貪污的證據。

中國的革命黨，很勇敢，號稱為了工農的利益，徹底沒收私有財產。財產是公民自由的基礎。過去講沒有錢就沒有發言權，其實沒有錢就沒有自由；沒有私有財產，沒有經營自由，整個國家就發展不起來。經過那么多年，死了那么多人，經過那么長的專制統治，國共兩邊都殺了很多人，說到底這就是維護私有制付出的代價。以后子子孫孫一定要記住，不要侵犯私有制，不要侵犯自由。

蔣介石私德不好，政治方面也不行，但他恰恰是對外抵抗侵略，對內維護私有制的代表人物。抵抗侵略，作為軍事統帥他有很多錯誤，包括淞滬戰爭，南京保衛戰，戰術上有很多可歌可泣的地方，戰略上是錯的。精華都犧牲掉了，不應該這樣打，要及時撤退，保護自己的兵力，蔣介石沒有統帥的水平，這是一個。另外軍事上他有很大的問題，跟他專制性格有關系，一直越級指揮，造成很多的錯誤。由于他領導下的政治、軍事的腐敗，造成1944年的大潰敗，這是很丟人的。1943年以后同盟國節節勝利，在這樣的狀況下，日本軍發動湘桂戰役，一下子南邊半壁江山丟掉了，四十幾個機場全部被掃掉，多年來沒有丟失的湘南、粵北和廣西大片土地丟掉了，一直攻到貴州的獨山。敗得很慘，很可恥，那么腐敗，不堪一擊。但無論怎樣，他到底是堅持了抗日戰爭。他這個人體現了當時中國社會政治的狀況，中國就是這樣。

總之，不要把這些人當成個別人，而是當時整個中國的政治經濟思想文化發展的標志，從中吸取教訓，不是追究某一個人。

我想簡單講到這里，留一個小時與大家互動。

【提問部分】

提問一：我提一個問題，談到辛亥革命，我們不能越過清末新政。最近我指導老師上課，對教材中的幾句話產生質疑，說清末新政1904-1905年的第一個階段，主要是經濟社會習俗文化，包括剛才袁先生講的一些律例。課本有一個評價，說這些有一定作用，有利于經濟發展，但是沒有觸動根本的政治制度。我感到非常奇怪，我們1978年以來的改革實際上也沒有觸動政治。另外講到預備立憲，說皇族內閣是騙局，革命必然爆發。我們反顧歷史的時候應該多一點思考。這里是不是有個政治制度問題。剛才我非常贊賞袁先生說到那拉氏在中國近代史實際上是個非常開放的人物，我想1898年如果沒有那拉氏支持，《定國是詔》是不可能發布的。那拉氏鎮壓了戊戌變法，我們的教材說這場改革觸動了那拉氏的利益。我想是改革觸動那拉氏的利益，還是改革可能使中國出現大亂？我甚至認為那拉氏推動了這場憲政運動，只是孫中山沒有給那拉氏機會。想請教袁先生關于那拉氏。

答：慈禧的歷史評價要分三段。

第一段是從她1861年上臺到甲午戰爭以前，這一段她有功有過。

最初她的文化水平很低，連寫漢字都有很多錯別字，有原稿為證；而且她很狹隘，打擊恭親王，這些是很錯誤的。但另一方面她是支持洋務運動的。洋務運動——當時的改革假如沒有慈禧的支持是根本辦不了的。包括辦廠，修鐵路，所有提到的洋務運動的舉措都是有慈禧在后面支持。那個時候有少數先進分子認為要觸及根本，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包括經濟上推行市場經濟制度，政治上開國會。這些當時提出來了，慈禧沒有采納。甲午戰爭前她就是這樣一個人。

第二段是戊戌變法期間。變法不能狹隘地看作103天的維新，而是甲午后就在推行了，很多事情都在著手，具體就不說了。到了真正那103天進行維新時，康有為的作為是很有問題的。他在那群領袖里面是年紀最大的，但他沒有政治經驗。他只在家鄉的自治機構做過一個委員之類，所以很多想法很幼稚。最不應該的是把慈禧看作維新的對立面。其實根據現有的記錄，光緒經常到頤和園向慈禧匯報，和她討論，得到她的支持。所以整個維新都是在慈禧的支持下進行。但是，當時康有為提出的一些主張是荒唐的，比如要改元、易服。年號在一個專制王朝是一個根本，能隨便改嗎？易服，剪辮，這些都是無關宏旨的東西，但在當時體制下是動不得的。而他熱衷抓這類東西。最荒唐的是將禮部的六個堂官打下去，震動全國。保守官僚一個措施不對就全部換掉，能這樣干嗎？更荒唐的是他想依靠袁世凱和民間的武裝包圍頤和園捉拿慈禧。現在的研究證明確有其事。這是激起慈禧發動政變的主要原因。所以誰毀掉了戊戌維新？主要責任在康有為。

戊戌政變之后維新到義和團事件這一段，當然有些維新措施在繼續推行，但根本上保守勢力占上風，所以才有義和團事件。義和團事件是徹頭徹尾反動的，現在還有人說它是革命，有進步意義，那完全是意識形態起作用。凡是工農干的都要歌頌，所以太平天國要歌頌，義和團也歌頌，非常荒唐。

第三段，義和團事件后，慈禧在那么多教訓下，轉過來支持實行新政。這是了不起的。新政不是04年才開始的，是01年義和團事件后就開始了，說現在要開始變法，實行新政，讓大家提議應該怎么變。那十年是二十世紀中國最輝煌的年代之一。

有個叫任達的美國歷史學家寫了一本書叫《新政革命》，講日本怎么幫助中國改革。他的結論是新政是一次革命，清末新政對中國的影響比辛亥革命要大。從制度建設上確實是這樣，舉幾個例子就知道了：一個是教育革命，廢除科舉。第二個是司法制度改革。原來司法與行政是統一的，慈禧將它改掉了，推行新的司法制度，連法律都改掉了，采用大陸法系，影響非常深遠，第三個，政治體制改革實際上已經開始了，1906年后預備立憲做了大量事情。宣布從1908開始，用九年時間，到1916年實行憲政。假如社會情緒穩定，真的九年實行憲政，真要謝天謝地。要是現在宣布九年預備立憲，到時實行憲政，全國肯定跟當時一樣到處敲鑼打鼓慶祝。

她有實際的行動。研究地方史的都知道，直隸、浙江、江蘇等地，當時都按三權分立體制建立基層政權，議會系統逐步建立起來。這不是革命？是革命。不要輕視，要將眼睛盯著制度建設。特別是要認識現代社會各個國家是大同小異的，以民族特點來抵御，不接受現代制度和文化是很荒唐的。現在有些人如新左派、國學派就是這樣鼓吹。所以對新政不要簡單否定。

提問二：從中國近代史的走向來說，是從專制走向民主，正是由于這兩種體制的對立性，造成多年的暴力革命。但實際上這兩種體制中間有個折衷方案，君主立憲制。我想問，我們中國歷史有沒有這種可能，君主立憲是不是一種好的政治取向？另外，對袁世凱你比較肯定，假如說君主立憲是一種比較好選擇，可不可以說近代史上把握這個機遇最好的時機是袁世凱時期？我們學了歷史得出的看法，袁世凱是清代史是既享受來自清代專制的恩惠，又享受到辛亥革命開創的民主體制的實惠的人，但這個歷史轉折機遇期當中，他又沒有把握好，所以他實際沒有享受到兩個體制的最大實惠，又沒有把握到機遇的政治人物，而不是一個受歷史稱頌的政治家？

答：中國為什么不能通過和平轉型實現君主立憲？皇帝是少數民族，又不肯在關鍵時刻當機立斷切實進行政治體制改革。根據胡漢民自傳的說法，當時大家接受的就是反滿，其它的東西一般人是記不住的，就是反滿。你看辛亥革命勝利后的文告和宣言，講民主共和的不多，基本都是講大漢江山光復了。這是很重要的一點。

說到底，社會發展來看，在原有基礎上逐步進行改革是最好的，代價最小。假如原有的基本架構推翻重新建立，代價非常大，必然經過一個大混亂的時期。這方面要有一個很清醒的認識。清末連孫中山都把滿清看成外國人，一再講這是外國人統治，梁啟超反駁，說滿洲是明代的建州，滿人是明代臣民，為什么你要說他是外國？這是內亂，不是外敵入侵。梁啟超的觀點比較符合實際。

袁世凱有很多建樹，民國后和清末新政他都有建樹。二十一條他是抵制的，談判中實際達成協議只有十來條，第五項他根本不加討論，里面就去掉七條，被迫簽字后他馬上召開地方和中央官員會議，怎么對付這個局面，結果這十來條（顧維鈞說是九條）也沒有一條真正實現。戰后日本首相吉田茂寫《百年激蕩史》也說，二十一條徒然增加了中國人對日本的仇恨，增加了日本的罵名，沒有實際的效果。袁世凱不是賣國賊，歷史已經做出了這樣的結論。

內政方面，起初他想維護民國體制，但他碰到一個對手，國民黨。國民黨千方百計牽制他，牽制無所謂，但有些做法錯了。比如，《臨時約法》的制訂是很荒唐的。民國初年十來年的政局所以發生那么多混亂，根源在《臨時約法》，府院關系不清，府院之爭源于臨時約法。另外行政權和立法權之間的關系不清楚，違反憲政體制，立法權獨大，行政不滿意立法的話不能解散立法重新投票，讓公民作出抉擇。沒有這一條，不能通過選舉讓人民審判究竟誰對誰非，造成的惡果一方面雙方對立無法解決，另一方面是議員腐敗，非常腐敗，最高的表現是曹輥賄選。政治體制中憲法文件搞錯了，后患無窮。《臨時約法》就是這樣的典型案例。所以歌頌《臨時約法》，歌頌護法戰爭，是大錯特錯了。

提問三：我的問題是兩個：一，革命黨在革命的時候起的作用比較大，但怎么會成為一種對革命的崇拜，因為無論是革命黨還是后來的國民黨共產黨，都有一個放不下革命的問題，為什么要把革命當成解決中國社會問題的唯一手段，而忽視了社會的建設？再延伸一點，臨時約法就算他寫得好，在當時民國那種社會狀況下實施得了嗎？二，金觀濤的書《觀念史研究》，方法很獨特，把每個年代出現的詞匯統計起來，看社會的進步。想聽聽袁老對這本書的評價。

答：革命為什么變成革命教，革命崇拜？我想主要是把國家和社會困境的原因和解決辦法簡單化。

一個文明古國，又是在儒家文化長期熏陶下，以華夏之邦、天朝上國自命的大國，怎么一下子變為外受欺凌，內部民不聊生的弱國呢？出路又在哪里？

鴉片戰爭以來，中國的社會精英反復尋找答案。

最簡單的辦法是把一切問題歸咎于洋鬼子侵略。從20世紀20年代開始，國共兩黨都高喊“打倒列強”、“打倒帝國主義”的口號。把列強一鍋燴，政治上是非常幼稚的。你有這樣的能力嗎？如果有足夠實力為后盾，不必揮動拳頭或刀槍，通常在談判桌上就能收回利權。如果實力不夠，更要利用矛盾，伸張正義，維護主權。可是，這個口號有很強的煽動性和凝聚力。九一八事變以后，提出反對日本帝國主義，那就很正確和有力，贏得國內外贊同了。

反帝的任務什么時候完成的？1943年，中國與各國新的條約建立后，不平等的條約都取消了；1945年將日本打敗后，反帝的任務是不是完成了？1946年的中美通商航海條約是好的還是壞的？是不平等條約嗎？你想想，要是今天有那個條約的話，中國領導人會高興得跳起來了，貿易、通商領域我們想要的，里面都有了。

還要冷靜想一想，中國貧窮主要原因是帝國主義掠奪還是自己不爭氣？帝國主義掠奪當然有。輸入鴉片罪大惡極！但是，認真研究中國近代史就會知道，中國經濟沒有發展起來，關鍵在自己內部沒有改革好，國民沒有充分的經濟自由，相應地沒有良好的政治制度足以保障公民的權利。

此外，我們把反封建歸結為一個土地問題，對嗎？

楊奎松教授有個很重要的學術成果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他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史研究》（1）第二章總結了學術界多年研究的成果和他的新探索，以豐富的數據，提出一些很值得重視的論點。例如：

1.“以往關于占農村人口10%的地主富農占有大約70%~80%的土地的說法，是不準確的。”要把地主和富農分開來，地主中又要區分大地主和中小地主。中國土地占有情況是以小地主為主。“小地主不過是些‘有土地有家資的小農’而已。他們和多數農民并無多少差別……他們中許多人和極少數軍閥官僚大地主，未必有著一致的階級利益。”

2.“近現代以來并不存在土地日趨嚴重趨勢”。“中國近現代農村依舊是小農經濟占統治地位”，而土地買賣，諸子均分等“周期性地分解著大地主，并持續不斷地在小農中間制造著小地主”。總的趨勢是農村土地更加分散而非更加集中。[2]

中國社會要轉型，大土地占有，應該解決。但焦點不在這里。中外社會轉型，關鍵都是人的解放。多年來我反復講，近代中國的基本問題在哪里？在嚴復的兩句話：“身貴自由，國貴自主。”中國盛衰的命脈在于“自由不自由。”[3]

有人問，為什么改革開放以后，中國沒有民主政治也能發展那么快？我說很簡單，一是穩定下來，不折騰了，二是恢復了部分自由。百姓種田可以不聽縣委書記指揮，農民可以自己當家作主，有了這樣的經濟自由就有飯吃了。在城市里恢復經濟自由，可以創辦企業，中國經濟就發展起來了。中國現在經濟自由還沒有完全恢復，還有國進民退的問題。這些問題要很清醒來看。

把革命口號與民粹情緒結合起來，和民族情緒結合起來，有很大迷惑性。特別是年輕人，聽到控訴帝國主義，控訴地主、資本家，很容易熱血沸騰，甚至不惜犧牲自己的生命。

一個國家要成熟起來，現代化要真正實現，公民就要理性化，避免思維方法極端。真正用自己的頭腦去想問題，敢于懷疑和辯論，根據自己的認識判斷，不要走極端。在座各位的教師責任很大，要教會孩子們和社會公民都要持這樣的態度。不要極端，要中庸，中庸不是平庸，而是實事求是，符合實際地思考問題。

金觀濤的《觀念史研究》是一部好書。學術研究，有新的觀念，新的方法，新的史料，都會出新成果。《觀念史研究》就是一部中國近代思想史的新成果。

提問四：對三權分立你的評價很高，想請你談一談我們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能否變為真正的三權分立制度？

答：我想中國轉型的最好方式，就在現有的架構上改革，慢慢一個現代政治制度就出來了。人民代表大會過去講它是共產黨的橡皮圖章，一點不冤枉。但是現在正在變。以廣東來說，現在的人大代表會議批評政府毫不客氣，政協會議也一樣。同時，現在政府官員開始學會聽取公民意見，接受監督，這樣一種基本素養很多人開始具備了。

所以，在原有的不滿意的事物里面，要看到它轉化的可能，里面合理的因素會慢慢發展起來。共產黨一再講人民要當家作主，人民代表大會是最高權力機關，根本不用變，落實就行了。不斷實踐，慢慢落實。現在比較安定，大部分人從改革開放中得到了實惠，要打破這個局面，不利，沒有必要。亂起來飯都沒得吃，怎么辦？所以，就是要在原有的制度上改革，人民代表大會會變為真正的民主制度，會名符其實。但是時間可能長一點。

另外，司法腐敗大家意見很大。但是現在的民間監督力量成長起來了，一出現司法不公等各種問題，馬上全國議論紛紛，所以它也要改革。大家應該關注這次刑事訴訟法修改究竟怎樣。假如改得比較理想，司法會前進一大步。就是通過一項一項的改革來解決中國的問題，這是中國最理想的道路，也是最可能實現的道路。不要把當前的局勢看得一片漆黑，要比較冷靜看到它的黑暗面與光明面，那樣就會比較樂觀。

提問五：您強調私有制是公民自由的基礎。那怎樣理解馬克思主義的公有？及改革前中國經濟的探索？

答：馬克思主義的產生在十九世紀是件大事，是對資本主義黑暗面的抗議，是正義的呼聲，在當時有偉大的意義。所以應該肯定它誕生時的價值。但另一方面，由于條件限制，有些觀點走向極端。條件變了，不要以教條主義的態度對待馬克思主義。要學習鄧小平，時代變了，有些東西不適用了，就不必糾纏。世界上從來沒有全知全能的圣人，沒有誰的話可以一成不變，管幾千幾萬年的。

提問六：剛才你講到私有制的問題。我對你所講的歷史上的私有制的觀點是接受的，但我有個不太恰當的顧慮，最近三十年尤其二十年現實造成很多國有資產被私人占有，現在鼓吹私有制，作為歷史真理會不會給現實造成一種讓那些私有化合法化？讓百姓受苦？

答：第一，對網上傳的資料要冷靜分析。說百分之幾的人而且大部分是高干子弟占了90%存款，占了多少社會財富，造成社會嚴重不公，這個材料就應該分析，恐怕站不住。民粹主義是很麻煩的，還有民族主義。民族主義用中國傳統文化說事，說中國怎么了不起，為什么一定要學西方，我們另搞一套不是很好？他不知道現代文明全世界基本是一樣的。經過千百年來人類積累下來的好東西我們都要，其中也包括中國人的智慧，西方的公務員制度就吸收了中國科舉制的智慧。

民粹主義，拼命講多數人怎樣。你為多數人說話，請拿出經得起考驗的數據來。當然有些太子黨和大大小小官二代利用特權發了財。但是，一方面有官二代太子黨發了財，另一方面，有沒有平民百姓發財？黃光裕是什么人？賴昌星本來是個流氓爛仔，他也發起來了。

對私有財產要有這樣的概念：一，不要夸大它的負面現象。二，現在的私有企業是不是百分百真正私有？它經營過程中，增值稅17%給了國家，利潤的25%也交給國家，如此等等，私企對社會和國家都有很大貢獻。所有這些企業，即使是官二代的，只要繼續經營，對社會就有貢獻，是行善不是作惡。資金取得當中有不合法的可以揭露，要是沒有超過追溯年代可以依法處理；要是已經過了就繼續經營，但從現在要守法，一違法就要追究。

另外，所有這些財產，是交給政府管還是企業家管比較好？企業家管肯定增值更快，發展更快，對社會更有利。官僚管一定是腐敗的，會有很多問題，對國家不利。一定要堅定不移地走民營化道路。

還有一個觀點：不要怕人家發財。無論誰發了財，能怎樣使用？只要它留在中國，仍是社會所有的資金。所以政治家要創造一個環境，讓所有的資金留在中國，讓國外資金也要流入中國，中國就發展起來了。不要怕。政治家要高瞻遠矚，要有這個魄力。有些人從民粹出發，主張征收遺產稅越高越好。在我看來，中國不應收遺產稅。為什么？香港不收遺產稅，聽說已經有十幾個國家不收遺產稅，中國大陸要是收，資金就會跑掉。香港原來收遺產稅，結果一些人很狡猾，在一個小島上注冊一個基金，財產都去了那邊；后來香港聰明了，廢除這個稅種，資金就留下來了。

過去理論上有個錯誤，老是強調勞動者和資本家的對立。當然他們有對立的一面，但有沒有共同的一面？事物有多方面，怎么光看到對立的一面、就不看到共同利益的一面？假如沒有老板的話你有飯吃嗎？很簡單。現在科技發展，出現了人力資本的新概念，我掌握了很多知識，水平高，有創新產品。我光憑技術就能拿成數不等的股份。行即使不這樣，本身技能比較高，又是稀缺人才，也能拿到高薪。所以我們要著眼發展教育，讓孩子們掌握越來越多的知識，更重要的，讓他們學會創造，學會批判和懷疑，在中國涌現一大批創新人才，那些才是中國的發展之福。

最后，即使有些老板很苛刻，超出他們一家和后代生活需要的資金實際是社會資金。有些有遠見的老板就成立各種基金會，這個趨勢越來越明顯。現在一些官員有點蠢，老給基金會設置很多障礙。廣東開始帶頭讓民間基金注冊，要是我們的政治家、官員都這樣，眼光長遠一點，把有錢人留在中國，成立大大小小基金會，對社會的發展非常有利。所以不要散布私有財產恐懼癥，不要盲目散布導致社會對立的意見，那些很可能是陷阱。

[1] 西南政法學院函授部編：《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法制建設資料選編》第一冊第70頁，1982年2月重慶版。

[2] 楊奎松：《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史研究》（1）第105—167頁，江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南昌版。

[3] 王栻主編：《嚴復集》第一冊第17、2頁，中華書局1986年北京版。

（刊登于《中學歷史教學》2012年第1-2期，本文是全文）

袁偉時 2012-02-15 21:36: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