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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風青楊

來源|天涯博客

最近，鄭州市上街區的鄭女士遇到了煩心事兒：學校將其女兒勸退。她說，勸退的原因是，女兒在日記中寫了辱罵老師的話，后來被同班同學告發。但班主任說，辱罵老師的話是寫在紙條上而非日記中，且事發后家長并沒道歉。雙方爭執不下，學生轉校借讀，教體局介入調查。（4月22日河南商報）

又一個中小學生“告密者”，為何我們的校園生活中總不缺少這樣的角色？類似的新聞似乎多如牛毛，如去年《武漢晚報》就報道，湖北大學數計學院07級數學2班推行了一項“小天使計劃”，讓每個學生都有一個“秘密同學”在暗中盯梢監督，定期寫出監督報告。《楚天都市報》也曾報出，“武漢某初中二年級主任劉老師，在管理班級時，鼓勵同學間相互監督、舉報，被舉報的同學要扣分，舉報者加分”。其中有一個學生天天遭同學舉報，最多時一天竟被舉報六次。

本來大家都是同學，可一旦接受了老師的“重托”當上“間諜”，就儼然成了“地下黨員”：誰上課說小話了？誰在課余說老師的壞話了？誰在自習課上偷偷下“五子棋”了？等等，都得暗中細細觀察，然后向老師匯報。最初担任“間諜”的大都是班委干部，后來同學們漸漸知道了他們的“特殊任務”，都對他們敬而遠之。于是，班主任便在普通同學中發展“間諜”。這樣一來，同學之間都互相猜忌，互相防范。本來很好的朋友，往往因為一方告發了另一方，而中斷了友誼。

在我們的小學里，誰表現最積極，誰就可以當班長，中學里，誰學習最努力，最配合老師工作，誰就可以早早入團早早當班干部，大學里誰最會和老師來事，套交情，誰就最有機會入黨、參加學生會工作，然后得到比較好的畢業推薦。從小學就開始班級中設班長和值日生，學校中設大隊長和學生會主席，讓小孩子們從小就開始對權力敬畏和傾慕。確立老師的絕對權威，老師會讓最喜歡的學生做班干部，并且明顯給寵兒們不同的關注和優待，從而刺激他們去表現、傾軋和爭寵獻媚，為了獲得自己所不知道的消息，用列黑名單、教唆孩子寫小紙條的方式告密，一切的一切，是為著管理的方便。

然而在美國、澳大利亞、加拿大、新加坡等大多數國家都不存在利用學生管理學生的方式。在學校里設立“情報專員”，盯梢同學的做法更像是天方夜譚。在美國社會環境下，基本不提倡以“打小報告”的方式來“舉報”他人。

一位美國小學教師說她小時印像最深的這樣一堂課：她剛上學的有一天，老師上課期間有事要出去一下，臨走前叫小朋友們不要動。結果老師一走，就有小朋友鬧將起來。老師回來后，Linda便把這情況報告給老師。結果當天下午，老師給Linda留下來作為懲罚。大家的第一反應是不解：“為什么？”在大家看來，這算不算賞罚不清？憑什么懲罚一個不鬧的好學生，讓搗鬼的學生逍遙法外？Linda回答說：“因為我出賣了團隊。”

原來如此！老師讓同學們不要鬧，是她定下的規則，由她來執行判斷和賞罚。小朋友打小報告，則違反了另外一個游戲規則：小朋友必須團結如一，不互相出賣。小朋友不聽話，自有老師來收拾，自有家長來教訓，至少在理論上，這應該是這個世界運作的方式。

“告密”之所以在道德上難以被人接受，是因為它使人與人之間失去信任；告密者之所以遭人唾棄和孤立，是因為他們使周圍的人感到了不安全。如果班級里總有人“打小報告”，班級氣氛一定是緊張不安的，同學關系、師生關系也一定疏遠的、戒備的。而對人的不信任一旦植根在孩子的心靈深處，一生中他都很難坦誠地、輕松地面對他人。一個被告密行為侵害過的群體，要重建成員間的信任是相當困難的。

不僅如此，甚至有時候還會產生悲劇。如《南國都市報》報道，2011年4月3日上午，云南祿勸某中學就讀的小強做壞事受到老師的處罚，因班長小何向老師打“小報告”引發。于是，小強糾集同學將班長小何約到學校附近的一條巷道，將班長打成重傷。隨便上網一搜，就會有大量關于“學生因告密被打傷甚至打死”的新聞顯示出來。這說明，用“告密者游戲”進行班級管理，最終的結果只能是人人自危，對學生的身心造成嚴重的戕害。

這一切正如《人民日報》的那篇著名的文章中所說：“不告密、不揭發，與其說是一種可貴品質，不如說是一條道德底線。告密成風的社會，是人人自危的社會，告密使人與人之間失去基本信任，甚至相互侵害，沖擊人們的價值判斷，毀掉社會的道德基礎。”

天涯觀察 2015-08-23 08:49: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