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情總被無情惱——評蕭功秦審視重慶模式

簡體傳統

蕭功秦是我尊敬的學者，雖然他的觀點我經常不大贊同，但是卻很少生出要與之爭論的意思。但是，讀了刊載于共識網上的蕭功秦先生在“用非意識形態方法看待重慶模式”研討會上的發言（蕭功秦：超越左右兩翼，重新審視重慶模式），卻如鯁在喉，不得不說點什么。
我注意到，蕭功秦先生在發言中，對重慶模式，或者說重慶的做法，基本上持正面肯定態度的。而這種肯定，則是基于重慶的民生工程和打黑。即使蕭功秦先生稍有非議的唱紅，在蕭功秦看來，實際上也沒有什么，因為在現實中的紅，已經淡化，變成粉色了。只是由于文革左派的過度解讀，加上輿論的壓力，在壓力下重慶方面尋求來自左派學者的聲援，才變成今天這個樣子的。換言之，重慶模式今天的面目，不過是一場誤讀，不僅自由派誤讀了，左派也一廂情愿地誤讀了。
蕭功秦先生比我年長，對于1949年以來中共的這種運動政治理應比我更清楚。當年建政之初，鎮反運動，在某種意義上，也可以說是一場更大規模的打黑。盡管在今天看來，運動目的是為了肅清國民黨留在大陸的軍政人員，但卻是打著打黑名義進行的。在運動過程中，也的確打掉了很多流氓地痞和惡霸，肅清了會道門的骨干。順便也借抗美援朝戰爭的東風，整肅了基督教，切斷了中國教會跟西方的聯系，把基督教納入了“三自”或者愛國運動的軌道。這場運動中發生大量逮捕和殺戮，甚至按指標殺人，在當時，都沒有引起社會各界，尤其是知識界的抗議。自然，由于這樣的運動，對于整頓政權轉換時期混亂的社會秩序具有好處，所以，民眾對此無疑是支持的，即使整肅基督教，對于更多的非教民而言，也是一種好事。事實上，對于多數民眾而言，從那以后多次非法制軌道的運動式社會整治，各種嚴打，民眾都支持，除非誰家里有冤枉被殺的人，哪家人家才會不滿，但一般也不會構成對整個運動的否定。有誰會看清楚，這樣的運動整人，最終會越整越多，波及千家萬戶呢？
至于民生工程，當年的土地改革，也可以說成一場最大規模的民生工程。雖然運動以暴力為特色，但畢竟平分了土地，讓眾多無地少地的農民嘗到了均貧富的甜頭。對于這樣的民生工程，沒有被沖擊的多數農民，肯定也是持支持態度的。這些農民當時也想不到，隨后到來的合作化運動，馬上就把他們得到的一切都剝奪了，甚至還要付出利息。
無疑，當年這樣打黑和劫富濟貧的民生工程，都是在非法制軌道，對于人權完全無視狀態下的產物。鎮反運動，從一開始就旗幟鮮明地反對“寬大無邊”，結果就是濫殺成風，死刑決定權一度下放到縣以下。黃克誠當時主政的湖南，最后收手的時候，底下居然殺上了癮，收都收不了。作為后發國家，土改當然可以，但暴力土改，不僅無視地主的財產權，甚至無視他們的生命權，在運動被殺者比比皆是。這樣以暴力劫富濟貧的民生工程，固然也可以得到民眾的擁護，但卻為中國后來的發展，留下了巨大的隱患。
再回頭看重慶。我想，蕭功秦先生應該不會不知道，種種關于重慶打黑過程中的那些蔑視法律的現象，那些有組織的刑訊逼供的指控，這些來自律師界和法學界的指控，如果都是空穴來風的話，怎么解釋李莊案，怎么解釋重慶方面用如此牽強的證據，把一個正在為打黑案從事刑辨的律師判了刑，又幾乎是羅織罪名追究余罪，最后在實在無奈和國內外強大的壓力下才撤回起訴。這些事情，都是經過公開報道的，我想，如此關注重慶的蕭功秦先生，不會不知道。
我也承認，重慶打黑，的確打擊了當地的黑惡勢力，使得社會秩序有了很大的好轉。如果沒有這樣的效果，打黑作為爭取民心的另外一種工程，就完全沒有意義了。但是，在21世紀的今天，在強調多年依法治國的今天，打黑只能在法制軌道內進行，而不是在運動中掃過。建國以來，運動辦案辦得冤案錯案實在太多了，其中比較大，就有涉及薄氏家族的“六十一人叛徒集團案”。重慶打黑打出來的許多黑社會頭子，同時也是大企業家，他們到底涉黑涉到何等程度，是不是都是黑社會頭子，很多大案要案是不是他們做的？據律師界的朋友們講，都是大有疑問的。在案件偵辦過程中，有沒有刑訊逼供？刑訊到了何種程度？整個過程的司法程序有沒有問題，顯然迄今為止，還沒有一個清晰的答案。這些大企業家被當成黑社會頭子打掉，家產被沒收，用來資助那些小企業，小作坊。這樣的殺富濟貧，民眾當然歡迎。
歷史告訴我們，不是惠民的事情一定都絕對是好事。如果這樣的事情，背后是對法制和人權的踐踏，而且是有組織的踐踏，即使不伴隨著政治運動，都令人不寒而栗。更何況，跟打黑相對應的唱紅，點明了所謂的重慶模式，就是一場意識形態超濃的政治運動。有高壓，有動員，有組織強制，具有建國以來歷次政治運動所有的特征。這種時候，居然有人出面組織什么“用非意識形態方法看待重慶模式”的研討會，本身就滑稽透頂。
再說，重慶模式走到今天，也絕非像蕭功秦先生說的那樣，是遭受了自由派知識分子和輿論的誤會，轉而趨向跟文革左派抱團取暖。重慶方面的最高領導人，多次公開宣稱要走毛澤東的路，搞毛澤東那一套。他也確實這么搞了，這就是運動式的治理。沒有民主，沒有法制，鐵腕統治。重慶方面跟左派學者甚至張宏良這樣不是學者的極左人物的結合，并沒什么人逼他們。是他們自己選擇性地尋求這些人支持，為了贏得這個支持，還付出了很多，給錢給房子。烏有之鄉存在這么多年了，其極左甚至反現存體制的傾向，盡人皆知，作為省級的公安局，不可能不知道，但是他們依舊公開對之表示歡迎。重慶成為左派的基地，左派的紅色首都，是重慶方面自己主動的選擇，沒有什么逼他們這么做。換言之，他們完全可以不這樣做，或者選擇一些平衡的做法，比如至少形式上做一點“既反左又反右”的姿態。可是，重慶方面連這樣的姿態都沒有。
基于蕭功秦先生一貫的新權威主義立場，對鐵腕人物有偏愛我可以理解。對于你把重慶模式納入你新權威主義的解釋路徑，也可以理解。但是，你的新權威主義最終是要通往民主憲政的，你憑什么認為重慶現在的道路也是通向哪里？你從哪個證據看出的這種跡象？重慶領導人向你做了保證了嗎？不管重慶現在的做法，領導者最初的動機是什么，但所表現出來的東西，告訴人們這就是一條通往文革的路。非法制軌道，罔顧人權的鐵腕治理，就是這樣一條路。從時間上看，土改和鎮反離文革還遠，但文革的基本因素都具備了。一個運動接一個運動，一步步走過來，一直走到文革，是必然的。正像毛澤東自己的那樣，一輩子就干了兩件大事，一件是把蔣介石趕到了海島上，一件就是文革。在和平時期，再把人趕到海島上不大現實了，剩下的就是文革。真要到了那個時候，漫說蕭功秦先生這樣的教授，就是薄氏家族自己，也一樣會被吞噬。
在高華先生去世前三天，我跟他聊的一個主題就是，在1949年之后，為何知識分子會如此輕易地認同了中共的做法，在大規模的人權被侵犯的情況下，連一點點抗議都沒有。原本作為社會預警的人，卻先后變成歌頌者。不幸的是，現今這樣的事情再次重復發生，連蕭功秦這樣的知識分子，也輕易地被所謂的民生工程和民眾反應所迷惑，開始為重慶模式唱贊歌。一廂情愿地把重慶的鐵腕，視為民主轉型前權威主義的象征。即使后發國家的轉型真的非經過蕭功秦先生所鐘愛的新權威階段，重慶的現實，也是風馬牛不相及。那里有民生，有民粹，有鐵腕，
也有國家資本主義控制下的市場經濟，跟1949年之后的一段時間幾乎一模一樣，只要沒有法制和人權的保障，那里的現實，其實更像是一條通往奴役之路。真正錯會意的，不是別人，正是蕭功秦先生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