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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楊恒均

小說是來自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文學表現，一部好的小說不僅僅是像鏡子一樣反映出當時的政治和社會現實，而是通過集中、經過提煉，加上合情合理的想象力，最后使用虛構的形式凸現了比雜亂無序的事實更“真實”、更符合某種“道理”的“現實”。

我想，很多讀者可能都是從巴爾扎克了解到當時的法國社會，《戰爭與和平》給我們這些普通讀者留下的印象比任何一本歷史書籍都要深，《古拉格群島》和《動物農莊》讓試圖美化那個年代的老左都忙不迭地閉上了嘴巴，《1984》至今讓我們感到如此熟悉而膽戰心驚。還有《紅樓夢》，雖然我始終認為是一本帶點色情的流行小說，但鑒于這本書養活了一大批文人學者，我也就不多評論了。再說，這本書中畢竟對當時的上流社會有了一定的刻畫和分析，對才子佳人的互動——主要是打情罵俏和偷情，以及遺精和意淫都有大篇幅的描寫。在五千年中華文明中只有《金瓶梅》可以和它相提并論，難怪人家大學者劉X復說，客居美國的他只要在床頭擺放一本《紅樓夢》，就好像把整個故鄉也帶在身邊了。

好的小說是一針見血的現實加上豐富的想象力的產物，這種小說或給人某種“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的感覺，或是“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的驚訝，這類小說中國不多，現在更是沒有。當然中國也有另類的，也不錯。舉個例子，從大學畢業我就進入官場，而且轉戰好幾個地方和不同的部門，按說，我對官場的作風和做派很熟悉吧，可是就是深深感覺到了那個味道，卻說不清、道不明。后來偶爾讀到王躍文的《國畫》，立即有“驀然回首”的感覺。一部小說《國畫》竟然讓我陡然看清了自己已經處身其中達十幾年的官場。好的小說就應該有這種效果。當然，由于我們自身知識和經歷的局限，更多小說扮演的角色是在我們大腦中“開啟一扇窗戶”或者“開天窗”的感覺，讓我們讀到這些書后，仿佛開啟了一扇通向世界的窗戶，眼界開闊了，又或者思想上得到了某種啟發，也豁然開朗了。要提幾個以前讓我有這種感覺的中國作家，還是提幾個姓王的：王蒙、王小波和王朔，——牛逼吧，和我吃菜一樣，喜歡大肥肉，也喜歡酸菜。

中國是不出產小說的，上面說了幾千年的歷史也就那么幾部被推崇的。例如《紅樓夢》和《三國演義》至今還在熱炒。人家美國搞好萊塢大片，咱中國也搞。人家的大片懸念重重、蕩氣回腸，我們的大片呢？三國演義，赤壁之戰——我的老天，連我們樓下修鞋的民工都對這些個故事倒背如流，你竟然還要神秘兮兮地拍大片，而且搞得全中國人民都在萬眾期待？期待啥？期待諸葛亮長得什么樣，期待小喬由誰扮演——這就是典型的中國大片，塞滿一大堆所謂大牌演員推出毫無劇情、毫無懸念，甚至已經毫無意義的“大片”。其實不如讓這些大牌演員脫光衣服，一起演三級片，保準票房世界第一，全民沸騰，而且留名青史。

再看看最近又要重拍的《紅樓夢》，都動員起來了，要上演一部幾乎識字的人都看過的一曲電視劇，這次能夠拍成什么樣子的？能不能讓演員更牛逼些就成為這部電視劇最大懸念和賣點，聽說，演員還沒有選定，就傳出了候選演員紛紛和評選委員會上床的新聞，紛紛揚揚。還不知道到時能不能拍出點新意，能不能把賈寶玉遺精的細節拍出來？干脆不要讓林黛玉那么快嗚呼哀哉，不如搞一場賈寶玉和林黛玉躲在大觀園野合的激情戲，最后賈寶玉也就不會看破紅塵而出家修煉了（修煉這玩意也不符合現在的中央政策），最好修改一下，來點驚喜，劇終時讓賈寶玉為朝廷效力，共建和諧社會算了。建議有品位的網友惡搞一下《紅樓夢》。

從中國文藝界和傳媒激情投入《紅樓夢》來看，中國未來的電視劇市場仍然是西方的，《迷失》、《24小時》、《越獄》、《城市與性》等等類似的電視劇仍然將主宰中國的年輕人和未來中國。我們的想象力和創造力已經永遠走不出《三國演義》和《紅樓夢》了。

中國不出產小說的原因有很多。這里我就描寫社會現實一類的小說提供管見。今年的各類紀念活動特別多，大的就有反右五十周年，還有文革，還有六月的紀念活動等等。不知道大家注意到一個現象沒有，那就是關于這幾次中國歷史上最值得紀念的事件，紀念的文字大多是像匕首一樣的雜文和短文，也有一些長篇紀實、回憶錄等。但卻鮮有小說等文學類作品。這是怎么回事呢？看看文革吧，那么一件人類歷史上的大災難，我們民族留下了幾部直接反映文革的小說，更不用說流傳后世了？傷痕文學觸及的頂多不過是一些不痛不癢的皮外傷，很多以寫自己家庭為主的記實寫得不錯，但最后也始終沒有跳出自己的家庭，賺一些稿費和外國人的眼淚還可以，要想留給后世中國人看，就失去了顏色。

為什么沒有文學類作品，特別是沒有重量級的小說呢？在苦思冥想后，我得出了一個結論，那就是和想象力有關。先不說普通人，就拿幾位大作家來說。大家不妨回憶一下，建國后的三十年，有多少作家被折磨得死去活來？如果你一下子想不起來，我就提一個醒：那個創造出膾炙人口的小說作品的老舍，如何孤單、凄慘地慢慢地走進了未名湖，結束了自己一生……還有寫出了那么多反映1949年前社會現實的茅盾、巴金……

可是，為什么那些人一個也沒有寫出堪稱佳作、可以流傳后世的反映1949年后殘酷現實的小說作品呢？老舍是死了，可還有很多人沒有死成呀。他們又為什么不寫呢？如果說當時被迫害不能寫，后來改革開放了，為什么也寫不出？就拿巴金來說，他本來就是寫小說的，可是為什么他后來不再寫小說，而只寫了一個回憶錄性質的玩意？

當然可以說是環境造成的，因為寫出來也不能發表，不能發表就無法賺取稿費和名聲，這有一定道理；還有人說一旦被蛇咬，十年怕井繩，他們心有余悸，也不敢寫了，我都很認可這些說法。可我說的這些寫小說的也不是泛泛之輩，不至于那么鼠目寸光吧。他們應該知道什么叫名著，什么叫名留青史吧。再說，他們也不是沒有吃的喝的，還不至于寫一部小說一定要發表才能保持溫飽或者小康。我不認為這些政治和現實的問題是他們創作不出好作品的主要原因，我一直在思考這個問題，最近得到了這樣的答案。我認為，是他們的想象力枯竭了。

我說這話不是在諷刺他們，更不是小看他們，我還不會那么狂妄。從他們的經歷和學識上說，他們的想象力絕對比我輩要強。但他們的想象力還是枯竭了——他們的想象力相對于現實而枯竭了！現實已經超越了他們的想象力……

先放下老舍、巴金不說，先拿我開刀吧。因為我也發現自己的想象力枯竭了，相對于我面對的“豐富多彩”的現實社會，失去了想象力的我就像一條在干涸的池塘里掙扎的小魚兒……

在我推出《致命武器》時，很多讀者被吸引和感動了，特別是第一部《殘肢斷臂》和《盲流之歌》，我收到了超過五十封來信，看著這些信，讓我都不好意思起來。因為他們大多認為我想象力好，把中國現實凸現了出來，可是我怎么告訴他們呢，告訴他們我《致命武器》中引用的故事（特別是農民工的苦難故事）其實都是從中國各大官方報紙上抄下來的，除了那個間諜故事是我想象力弄出來的之外，其他都是如假包換的現實社會中真實發生的？

后來我試著寫幾部反映大陸貪官污吏的中篇小說，而且也弄出來了（如《恐怖檔案》、《幽靈謀殺案》和《中國特色的犯罪》等），我自以為已經很充分地發揮了想象力，這次已經夠他們——貪官污吏受了。可是結果呢，——有一天我在澳門和兩位大陸來的美女見面，忍不住給她們看了小說，她們看后就丟在了一旁，讓我失望。后來在聊天中，她們告訴了我一些事情，她們告訴我的是廣東一些地方如佛山，珠海，三水，韶關等局、處級官員到澳門玩，每次都帶不同的情婦，每次都幾十萬、幾百萬送情人禮物的故事。故事如此精彩，深深吸引了我，和我的故事不同的是，她們不是憑借想象力的文學虛構，她們告訴我的都是指名道姓的事實。最后看到我目瞪口呆不知所措的樣子，其中一個美女誤會了，以為我產生了懷疑，就伸出手脖子，告訴我，她那塊鉆石勞力士值二十萬港幣，是前幾天她過來之前，目前正在位的廣東省組織部某副部長送的！

從那以后，我不但沒有繼續寫我的貪污腐敗小說，而且我連寫好的那幾篇都不敢再看。我那靠發揮了無窮想象力而編寫的小說，和這兩位高級二奶順口說出的真實事件相比，比小學生作文還要幼稚。

這就是我說的作家的想象力在現實面前枯竭了的事例。還有一個就是我一直想寫一部反映農民工艱難處境的小說，把最近在廣東地區（東莞、汕頭、增城）了解的農民工（包括大量十八歲以下的農民工）狀況用小說的形式反映出來（之所以用小說形式而不是報告形式，是為了吸引更多人關注，特別是一些年輕人關注）。我的小說只用編寫情節，其他的都有事實作為根據，用不上多少想象力。小說基本構造好了。

但我已經決定不寫了，因為寫出來最多不過是廢紙，是很幼稚的，至少會被批評為極端缺乏想象力。一個寫小說的，如果被批評為缺乏想象力，還他媽的不如去賣紅薯。

為哈半途而廢，而自認為缺乏想象力呢？看看報紙不就知道了，那個山西的黑窯童工事件：一些八歲到十三歲的孩子（如果想象為你自己的孩子可能會引發你心臟病的話，不如設想為一個鄰居的孩子，好嗎？），在皮鞭的驅使下做奴工，每天工作十幾個小時以上，吃不飽穿不暖，隨時會被打死，然后埋掉，這些孩子是否有人類孩子的感情？是否會想念外面的世界和他們的父母？我們不得而知，也不敢隨便使用想象力。但我們肯定這些孩子是不知道什么叫和諧社會的，也不會看陜西電視臺每天晚上的新聞聯播……

我X它奶奶的！我寫了這么久的小說，怎么就沒有這樣的想象力？怎么就無法幻想出如此泣鬼神、驚天地的慘無人道的故事情節？

因為這不是想象力可以想象出來的，這是現實，這是真實發生的事件，而且不是孤立地發生的，是由來已久的。并且，還有更多類似的事件在不受我們想象力控制的范圍外存在和蔓延、發展。

我靜坐在南半球的暗夜里，聽著外面的風聲和雨聲，心里充滿了悲涼的感覺，我努力回顧自己所有讀過描寫人類苦難的世界和中國名著，從《悲慘世界》到《霧都孤兒》，從《包身工》到《為奴隸的母親》……我得告訴你，他們這些比我牛逼得多，比我更有想象力，也見識得更多的文豪，也沒有能夠想象出這種事件，而且這種慘無人道的事件就發生在充滿了各種先進性的和諧的二十一世紀的中國……

你說，中國還能有好的小說嗎？過去十幾二十年，很多作家試圖描寫我們的社會，他們悲天憐人，充滿同情心和大愛，可是有哪一個作者能夠在自己的小說中幻想出孫志剛、黑窯童工和煤礦工人等這種讓人震撼的故事嗎？——可憐的中國作家，我們的想象力哪里跟得上時代的腳步？

讓我們再回到大作家巴金和老舍吧。就拿巴金來說，他的小說是這樣被介紹的：在暴風雨到來前的中國，在大革命時代，年輕人要沖破封建家庭，沖擊封建的社會制度，走向光明的未來……不用多介紹，只要告訴你，有很多很多的革命青年就是讀了巴金的著作而走上革命之路的，牛逼吧？

牛逼是牛逼，但巴金1949年后來受到的“封建”的折磨，包括一言堂和集權迫害，大家不妨對照一下他的小說，看看哪一個更嚴重。我想，不用說，巴金后來的遭遇已經超過了他自己小說中鞭打的那個制度、那個社會施加于個人身上的——他的想象力已經用完了，現實已經戰勝并超過了他的想象力……

這解釋了我一直以來都迷惑不解的一個現象，為什么改革開放后，那么多死里逃生的大作家好歹寫不出有關人類歷史上最大的災難——文化大革命——的文學作品，因為那件災難超過他們的理解和想象力，他們至今還糊里糊涂，他們玩完了。

我八十歲的父親前段時間嘆了口氣說，現在不用寫什么小說，如果真有作家要想留名千古的話，只要用心把中國發生的一些奇聞軼事真實地記錄下來，整理成書，保證永遠流傳。父親說，現實中發生的事已經超過了歷史上任何一部小說所描寫的，沒有必要再提煉，沒有必要再綜合，沒有必要再加上想象力來吸引讀者了——

父親活了八十歲，他的話讓人泄氣但卻很有道理。不錯，我們生活在最糟糕的時代，也是最好的時代。說是最糟糕的時代，大家看看新聞、看看周圍，北京的解放軍楊利偉都上到太空了，我們的十歲多的孩子還在皮鞭下干苦力。說我們是最好的年代，——這個年代，你要留名，不用寫小說，只要把發生的人類歷史上早就應該絕跡卻每天在中國大陸上演的丑惡事件真實地記錄下來，我可以担保一千年以后的人類還在研究你寫的東西，他們還會在某個電視臺的大講堂上問：二十一世紀初的中國到底是個什么雞巴東西，怎么他們都上到宇宙上了，可他們的孩子還在皮鞭下當奴隸，他們不是有代表很先進的文化和生產力的政府嗎，怎么還……

幾天前在讀者文摘上看到最早啟發我寫國際關系小說的湯姆·格蘭西的一段話，在被問到小說和現實有什么分別時，他說分別在于小說必須合情合理……

太妙了，我算是為自己想象力枯竭找到了借口：不是我沒有想象力，而是因為我還沒有瘋，我還沒有失去理智，我還不會編造一些不合情理的情節來吸引讀者。

試想一下，我怎么會在我的小說里想象出一個祖國的花朵在陜西黑窯里過著暗無天日的奴隸生活，我瘋了嗎？我如何向我的讀者解釋這種事情存在的合理性，說我不是在胡編亂造？而且，就算我寫了，我也無法在大陸出版這樣的小說（《致命武器》始終無法出版），甚至還會因為這樣的小說而受到起訴，一些地方官員會跳出來指控我對社會不滿，對現實制度充滿仇恨，甚至把我打成黑社會，也說不準的。

我想，湯姆·格蘭西說得對，任何一個寫小說的，都必須合乎情理地編造任何一個故事和情節，而且他必須對自己的故事和情節能夠說出一番道理來，讓人覺得這樣的事情就是有可能發生的。

可是，在現實里呢？你能告訴我發生在山西黑窯里的童工是合情合理的嗎？有人能夠給我們一個合情合理的解釋嗎？最重要的是，我們還能夠繼續追尋下去嗎？找出發生這一切的根源嗎？

各位，我們生活在一個不需要虛幻的小說的國度，生活在一個想象力完全枯竭了的時代，作為作家，如果你還擁有一個會邏輯思考和推理的大腦，如果你還知道什么樣的故事情節是符合人類常理的話，我得告訴你，你是注定什么雞巴合情合理的小說都寫不出來的！

（楊恒均于2007-6-17）

楊恒均 2015-08-23 08:49:45